初唐史家對於文學之批評，已見上篇，今當更述唐代史家之論史者。案史學與文學，其中界限，本難盡釐，《文心雕龍》有《史傳》篇，備論紀傳編年之體，此則納史學于文學之中者也。然史家重在叙述縝密，詳略有節，與純文學之體裁不盡同，故蕭綱稱裴子野爲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其言與劉勰異矣。今擇劉知幾之論與文學關係較切者，著於此。
劉知幾字子玄，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武后在位時，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以功封居巢縣子。知幾領國史垂三十年，自負史才，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鄭惟忠嘗問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勿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史通·載文》篇首言文之與史，其流一致，在乎不虚美，不隱惡，是以“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故曰“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其次則曰：
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録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虚》《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没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1]
文體與史體，本不相同，故知幾于《叙事》篇之末論之曰：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2]
史家立言，其要在於能簡，能簡之法，在於扼要。《雜識》篇稱：“直筆者不掩惡、不虚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録，瑣細無遺者也。”言即指此。《叙事》篇之論，尤爲盡致，其言曰：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以降，流宕愈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内，恒虚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3]
篇中又論“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文也”。史家之作貴在簡要，此義既立，以視唐初所修諸史，其爲冗濫，固已太甚。《晉書》之蕪，在諸史中爲最，宜乎知幾譏其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遝，不知所裁矣。
《叙事》篇論顯晦之義，於晦之爲體，得其深致，其言曰：
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説，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非其説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六家》篇歷論諸史之作，不恒厥體，别而言之，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其言上下古今，剖析明審，而終之曰：“朴散淳銷，時移勢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春秋》一書，孔子所述，自古以來，莫敢置議。然劉知幾立論，悍然不顧，故《惑經》篇有十二未諭之論。又《晉書》之成，太宗自著四論，題稱“御撰”，然知幾評論，不爲少却，故曰：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説》《幽明録》《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説於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采撰》）
《史記》《漢書》爲史家不刊之作，後世所共祖，知幾於兹二家，非難較多而持論則甚核。 [4] 攻擊《班書·五行志》，條其紕謬，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兹不贅述。《編次》《因習》二篇，責難尤切，雖班固復生，度亦無以自解也。 [5]
表志所重，尤在斷限，《班書》於此，殊多未思，故知幾譏其“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録，乃盡犧年。”又《題目》篇謂“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號，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此亦不易置答者。《書志》篇又稱“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榷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
後人撰述之作，知幾于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頗多許與，稱爲叙述當時，務在審實。然持論之士，往往謂二人之書，述當時方言世語，文多滓穢，頗傷淺俗。知幾於《言語》篇駁之曰：“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舉《左傳》“役夫”，《史記》“豎儒”，《魏略》“老奴”，《晉書》“寧馨”四語而曰：“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6] 知幾此種主張，散見書中，附識於次：
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脱帽而謝”。及彦鸞撰以《新史》，重規删其舊録，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脱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叙事》）
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策，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雜説中》）
* * *
[1] 1933年講義引文尚有以下一節：“且漢代詞賦，雖云虚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以下，則譌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設，二曰厚顔，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2] 1933年講義下云：“練飾雕彩，誠爲不可，至若過事鄙樸，其蔽亦同。二者之病，知幾皆能灼見，《正史》一篇歷評諸家得失，最後論唐長夀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唐書》曰：‘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録，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言有感而發也。”
[3] 1933年講義下云：“劉氏此篇，論紀事之體，其别有四：一、《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允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説，所謂直紀其才行者。二、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氏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迹者。三、《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曰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迹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四、《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吴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别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4] 1932年講義下云：“《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知幾首難之曰：‘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歷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帝王傳授，昭然有别，不亦善乎！’又稱項籍僭盜而死，號止霸王，不得遽稱本紀，陳勝六月而亡，子孫不嗣，不得稱爲世家。又謂項紀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龜策本非人名，不得遽冠傳首。凡此諸論，庶幾司馬之諍臣矣。”
[5] 1932年講義下云：“其言曰：‘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壐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没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編次》）‘《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始有此失。……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苖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因習》）’”
[6] 1933年講義無後引二節引文，下云：“此論與《雜説》中論北齊諸史者大旨相同。知幾之言，不嫌俗語，揆其宗旨，略同王充，豈史家尚直，故與闇合乎！觀《史通》之論，於史家述作，明闡科條，批判諸史，出顯入深，不愧批評中之傑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