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宋、齊以後，至於梁代，中國南部，始自干戈擾攘之中，復享升平，同時國家威力，一再北向發展，雖未克奠定中原，固與魏太武帝臨江之時迥異矣。太清二年，侯景請降，武帝曰：“我國家承平若是，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悔無所及。”自天監開國以來承平狀況，概可想見。
承平之代，每爲文學滋長之時，證之東西各國文學史，莫不如是。重以梁武篤意典籍，即位之初，即搜求群書。觀梁阮孝緒《古今書最》：東晉南渡，得書僅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迄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録》，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萬三千一百八卷；而孝緒總集衆家更爲《新録》，凡内外篇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此時文物之盛，遠軼前代，承學之士，所能共喻也。 [1]
蕭氏兄弟對於文學之評論，可分二派。蕭統之論，較爲典正，持文質彬彬之説。蕭綱、蕭繹，則衍謝朓、沈約之餘波，創爲放蕩紛披之論，與乃兄迥别矣。
一、昭明太子蕭統，引劉孝威、庾肩吾等，討論墳籍，成《文選》三十卷。就總集中，論其簡擇之勤，成就之大，影響之巨，莫與京矣。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
“麗亦傷浮”之論，爲昭明對於乃弟及時人之鍼砭，乃至衡論古人，亦復爾爾，故序《陶淵明集》則曰：“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摇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其《文選序》一篇，首述文隨世變之論，極爲條暢：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無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文選序》中簡别經史諸子之文，不使與其餘之一般文學相混。清阮元亟稱其言，以爲得論文宗旨。然昭明之序，亦稱碑碣志狀，此亦史家之流也，與阮氏所謂“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别”者，語不盡合。録昭明之説於次：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争奥，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别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2]
東坡《志林》論《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朱彝尊《書玉臺新詠後》，更指摘“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迨章學誠作《文史通義》，乃譏其改子爲集，目次蕪亂，又云：“《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諸家之言，皆有爲而發，然昭明論文，文質相濟之説，究不可没。又其所作《陶淵明集序》一篇，稱述作者宗旨，深得其個性所在。序云：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若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二、簡文帝蕭綱之論，具見於其《誡當陽公大心書》、《答張纘謝示集書》、《與湘東王書》三篇。昭明太子薨于大通三年，簡文是年立爲太子，年二十七歲，次年子大心封爲當陽公。《誡大心書》題稱當陽；《答張纘書》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與湘東王書》見《梁書·庾肩吾傳》，稱簡文爲太子時作。三篇之作，皆在昭明下世後矣。 [3]
昭明《陶淵明集序》云：“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禄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論甚切至，與後世文以載道之論，遥相映合，此則《答湘東王求文集書》中所謂“君子之致”者也。簡文則不然，《誡當陽公大心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此種見地，真近代論文所稱浪漫之極致也。至其《答張纘謝示集書》更言：
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朝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令嘉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科刑不赦之語，較之楊修所謂“修家子雲老不曉事”，雖所見略同而語氣迥異，自非信之極篤，不能爲此語也。《與湘東王書》一篇，爲簡文批評論之骨幹，對於當時文學，力加非難。書云：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事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此節指當時文體之摹擬經史者而言。又其攻擊時人者則云：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書中又謂謝康樂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4] 至其對於齊梁作者，簡文所重，亦見於書：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
三、元帝蕭繹之論，見於《金樓子序》及《立言》篇。觀簡文《與湘東王書》云：“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二人聲氣相應可見。《梁書·何遜傳》稱元帝論詩曰：“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與簡文書中所稱者，大致亦合。
《金樓子·立言》篇，首稱古今學者派别之異：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謡，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宫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摇盪。
元帝立論，文筆對舉，其論文義界，直抉文藝之奥府，聲律之秘鑰，然動稱流連哀思，範圍至隘，魏徵《梁論》謂哀思之音遂移風俗，蓋慨乎言之矣。
《立言》篇對於晉宋以來文士，略加評論如次：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遍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彦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輯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此節立論，較之簡文之説，尤爲親切。
《金樓子序》云：“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立德者非可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户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蓋金樓子爲文也，氣不遂文，文嘗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間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玄感，儻或見知。”此論足以見其對於文章之重視。史稱江陵之敗，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折柱斷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蓋建武以來二百四十年間，詞人才士殷勤締造之南朝文化，亦隨之以俱盡，此誠中國文學史上之損失，未可以數量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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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下云：“在此時期中批評之精神極爲發展，不獨文學批評而已也。《全梁文》武帝有《答陶弘景書》一首，論書法大旨，又有《觀鍾王書法十二意》，論鍾、王筆法。沈約有《棋品序》云：‘今撰録名士，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度其篇目，當與鍾嶸《詩品》仿佛。陶弘景有與梁武帝啓數則，皆評定書法真迹者。袁昂有《古今書評》。庾肩吾有《書品》，分古今書家爲九品，立上之上、上之中等名，則視鍾嶸之評爲更詳密。庾元威亦有論書一則。要之梁代之批評精神，可謂極盛者矣，批評文學於此期中獨盛，豈偶然哉！”
[2] 1932年講義此段文字節引於劉勰一章，其前云：“近人立論，對于劉勰頗多貶辭，或謂祖述漢人，獨持廣義，使文學進行，爲之中阻，或謂其書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平心論之，其言過矣。第一《文心雕龍》雖爲不朽之名作，然廣義文學説之在當世，其影響所及，幾於絶無，獨顔之推遠宗其説，有《顔氏家訓》之作，然其事已在數十年後。昭明太子主張文質相濟之説，似與劉勰相近。”引“姬公”“記事”二節後云：“此皆大反劉氏之説，故謂其力足以中阻文學之進行者，非也。六代之時，三謝、范、沈、蕭梁父子，皆主持風會之人，而文體之轉變，趨勢既成，雖有批評家如劉勰、鍾嶸、裴子野者，皆無能爲役于其間也。”
[3] 1933年講義下云：“簡文之論，未必有意與昭明立異，而自有不得不異者在。”
[4] 自“又其攻擊時人者”至此，1933年講義云：“又其攻擊時人之摹擬近人者，則云：‘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届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此則一稱天才之不可輕學，一稱文質之截然兩途，條例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