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之士，不爲時代所左右，不顧事勢之利鈍，與潮流相違，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鍾嶸一人而已。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永明末司徒參軍，入梁官晉安王記室。《南史·鍾嶸傳》稱：“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弘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宿憾之説，今無可考，休文辭密意淺，豈有虚誣，不得以此反責鍾嶸也。 [1]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籬，未加深論。仲偉《詩品》總論詩義，始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摇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此則學有專攻，立論自異。
仲偉論詩，以五言爲斷限，故曰“嶸今所録，止乎五言”。其論五言詩之成立，則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至其論及四言詩五言詩之别，則云：
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按魏、晉而後，五言轉繁，至於齊、梁，遂稱極盛，然詩體雖定，而評論之士，或眷戀故昔，不忍違棄，歷隋及唐，至開元間，李白尚有“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説。無他，一部《詩經》横亘胸中而已。《文心雕龍·明詩》篇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雖二者並重，而正體流調之别，不無軒輊於其間。仲偉直斥爲文繁意少，其見解自迥别。
仲偉立言，與沈約等大相違迕者，在聲律論之方面，略曰：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鋭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宫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宫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按聲律論興以後，王融、范曄、謝莊、沈約爲一派；陸厥非難沈約，自成一派；然厥之詩論，首先承認聲律之説，但謂發自魏文、劉楨，迤及陸機，而斥沈約所稱“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者爲近誣，其論與聲律論之大本，不相抵觸。獨仲偉特起異軍，與約爲敵，然影響甚微，未能建樹。曹丕之言“氣有清濁”，此言與聲律之關係何若，陸厥、鍾嶸，各執一辭。至陸機之言“音聲迭代，五色相宣”，此則所謂宫商之辨矣，沈約指爲未睹此秘，言實近誣，鍾嶸稱曰未之前聞，固亦疏矣。又嶸謂不被管弦，無取聲律，乃又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倘排斥聲律，則所謂“通流”“調利”者，于義云何？大抵風會既成，譬如彈丸走阪，駿馬注坡，聞者傾心，觀者束手，雖有明智，無如之何矣。
自有比興之説，而吾國之詩義乃愈複雜，往往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仲偉則云：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六代之詩，乍見似重情感，然而爲文造情，誠如劉勰之譏，所謂“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者也，鍾嶸深明由情生文之義，故曰：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秋日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仲偉之説既專重情感，勢不得不與用典用事者立異，此爲鍾嶸與時代潮流力争之第二點，樹義精確，不可破也。史稱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武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當時之所貴重蓋在此。嶸直詰之曰：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顔延，謝莊，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古今勝語”，“皆由直尋”二句，判定文字秘密，至於“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之論，菲薄時人，固已甚矣。仲偉論詩又云：“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明，無涉于文流矣。”觀仲偉之論，于齊梁以來作家，其意可見。彦和監于南齊文士，日趨新訛，故有《文心雕龍》之作，而品題所及，則稱之曰“宋初訛而新”。仲偉亦監于齊梁之作，或則補衲蠹文，或則靡冶傷雅，故有《詩品》之作，而言外之旨，一若不滿於鮑照、謝朓。二人用心，若合符契也。
《詩品》所列，共百二十二人，分爲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所謂預此宗流，便稱才子者也。序稱“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博弈之説，出自沈約，約有《棋品序》，見《全梁文》。然仲偉此語，殊爲未當。博弈之技，可較而知，至於詩才高下，豈能遽爲定論乎？
嶸稱詩家淵流，動稱某出於某，今總其大略，列表如下：
2．《小雅》—阮籍
仲偉立論，特以曹植、陸機、謝靈運、顔延之一系爲正統，故立爲三宗，而以時代之先後論之云：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詩品》論陳思云：“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論陸機云：“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論謝靈運云：“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綜仲偉之言觀之，似其宗旨所在，特重高華。至若顔延之“體裁綺密，情喻淵深……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檀謝七君之“祖襲顔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要之皆得詩人雅正之遺意，雖才謝前賢，品居中下，而仲偉猶推以爲正統之嗣響，意在斯乎。
齊梁以後，正統之詩，日就式微，其餘諸派，多無替人，而同時競起，擅譽當代者，獨爲謝朓、江淹，及鮑照、沈約兩系而已。仲偉論謝朓云：“微傷細密，頗在不倫”；論江淹云：“詩體總雜，善於摹擬。”未嘗以作家許之也。至論鮑照則謂爲“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論沈約則謂爲“不閑于經綸而長於清怨”。又言“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其詞皆若深有憾焉。蓋詩至齊梁，高華淵密（曹、陸、顔、謝一系，説見《詩品》），氣勢（劉楨、左思一系），幽遠（阮籍一系），絢爛（潘岳、郭璞一系），清剛（劉琨、盧諶一系），古直（曹丕、應璩、陶潛一系），諸系皆不復振，所餘者特此細密及妍冶之兩系。仲偉言外之旨，可以推求，“衆作等蟬噪”，固不待唐人始言之也。
仲偉持論，歸於雅正，故對於諸家，雖各有定評，恒以能雅與否，爲之乘除。論阮籍曰：“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應璩、顔延之詩皆平實，然稱璩曰：“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稱顔延之曰：“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二人之詩皆列中品，蓋以此乎。至論白馬王彪、徐幹，則曰：“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張欣泰、范縝之詩，皆無可稱，亦以不失雅宗之故，與彪、幹同列下品。自又一方面言之，嵇康雖稱托諭清遠，未失高流，徒以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列入中品。至於鮑照之詩，仲偉稱爲“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以有傷清雅之調，仍列中品。總是以論，其貴尚淵雅，可以見矣。
對於仲偉之言品第派别，後世反響至多，今列葉夢得、王世貞、王士禛三家之論於後：
梁鍾嶸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石林詩話》）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藝苑卮言》）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不足深辨也。（《漁洋詩話》）
按嶸序稱“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必欲尺寸較量，自多舛異。即如原書綜論，重在五言，曹公之作，必改列上品，寧能舉五言之詩，爲之佐證。又如彭澤之詩，仲偉稱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推許至此，殆難復過。劉勰論文，《才略》一篇，不聞言及陶公。昭明之序，雖盛稱彭澤，此又後起之論，以斯而言，嶸之巨眼，固可知矣，翻以一節見罪，豈得曰平。錢謙益《與遵王書》云：“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於《楚辭》，陳王出於《國風》，劉楨出於《古詩》，王粲出於李陵，莫不應若宫商，辨同蒼素。”《四庫全書提要》論及士禛之説，謂“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製，十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其言皆確有所見，不可誣也。《提要》又謂“嶸論某人源出於某，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不免附會”，此語似與謙益不同，然兩論所指，或偏或全，語似相反，義無乖違，二説並存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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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憾”數句，1933年講義作：“鍾、沈宿憾之説，今無可考，以嶸之爲人論之，齊明帝躬親細務則諫以恭己南面，梁武帝名號冗濫則諫以嚴斷澆競，其人固一骨鯁之士，或不至求譽沈約，至休文衆製，後代自有公論，辭密意淺，豈有虚誣，不得以此反責鍾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