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爲文學之大宗，《詩》三百五篇尤爲中國詩之祖，故言中國文學者，不可不知《詩》三百五篇之起源，及古代《詩》説之遞嬗。《詩》三百五篇之結集，大約在孔子之前，當時朝聘盟會，以賦《詩》爲常事，樂工肄習，亦自有其通行之本，此三百五篇之《詩》，殆其時統治階級詠歌之作，而樂工之所通習者也。此三百五篇之本，因流行於各地，篇幅章句之間，容有異同，按之古籍，尚可得其端倪。然其大數，要必不異，故孔子言《詩》三百，墨子亦言《詩》三百，至於篇章之異者，亦不多見，則當時之有通行本可知矣。
此三百五篇之《詩》，大别之有二。言鬼事者，則有周、魯、商三《頌》。言人事者，則有十五《國風》、大小《雅》。觀《崧高》之詩，而曰“其風肆好”，與夫《大戴記·投壺》所謂八篇可歌之《雅》，包括《鵲巢》《采蘩》《采蘋》《騶虞》《伐檀》諸篇，則知《雅》固不妨稱《風》，而《風》詩諸篇，以其出於夏（與雅通）民族諸國，亦正不妨稱《雅》。故求其本義，則《風》《雅》之間，原無截然之别，凡所謂“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者，其實皆不可信。《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爲名十七，實則皆以詩之産地而言，其爲言人事者則一也。《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者，蓋以《雅》可包《風》，大别有二，人事、鬼事之辨也。此種觀念，至《詩序》成立而後，已不復見。
《禮記·經解》篇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按《禮記》出自漢初經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盡信。然温柔敦厚之説，則深中于人心，此則以儒家思想支配中國社會，人人不敢有所違異故也。中國詩詞每作委婉之辭，不敢有所指斥，兢兢焉恐失詩人忠厚之旨，皆出於《禮記》一語也。
《樂記》一篇，論詩歌與音律之關係，其言極深入，今《三百篇》遺音不可復知，即此猶可得其梗概，如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今《詩》三百五篇傳世者，獨有《毛詩》。《毛詩》相傳出於毛公，與後人輯佚所得之齊、魯、韓《詩》，字句間略有出入，獨其所謂《詩序》者，于後代之影響至大。其文作於何時，出於何人，今皆不可得考。《毛詩》自謂出於子夏，後人不復置信，然遽執《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一語，謂爲宏作，亦嫌武斷。善乎葉夢得之言曰：“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説爲之，則雖宏有餘矣。”（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葉氏又謂其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
漢初立於學官者，《魯詩》、《齊詩》、《韓詩》，所謂《詩》今文之學也。《毛詩》未立學官，至東漢而後盛，及鄭玄作《箋》，《毛詩》大行，而三家《詩》乃漸亡。《齊詩》亡于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習者，至宋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爲《毛詩》者之言，謂三家《詩》不見古序，無以總測篇意。宋程大昌《詩論》云：“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程氏持論，爲有宋名家，而其論如此。然三家《詩》實不可謂之無序，語見魏源《詩古微》，今不贅。
《毛詩·關雎序》一篇，總論詩旨，後人或謂之《大序》，其言爲吾國論詩諸作中有名之篇幅，而其爲雜糅而成之作品，則有可以指者：
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序》）
詩言是其志也。（《荀子》）
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序》）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
三、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詩序》此節與《樂記》類似，見前。）
四、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詩序》）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春官》）
《毛詩大序》又創爲變風、變雅，與乎《雅》有小大即政有小大之説如次：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序》之説，影響後世，爲學者所不可不知，而其實不可信者，蓋有數端：
一、風雅頌之説。《詩序》釋三者之異别，其實不能成立，辨已見前。
二、風刺之説。《毛序》謂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於是於《詩》三百五篇之中强分美刺，除《頌》詩不計外，《風》詩百六十篇之中，美詩僅十六篇，刺詩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之中，美詩僅四篇，刺詩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之中，美詩七篇，刺詩亦六篇。總計《風》《雅》二百六十五篇而刺詩得一百二十九篇，直欲目古人吟詠之詞，多爲怨曲，其不可信明矣。《朱子語類》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卷八十）其語指此。然正以有《毛序》風刺之説，後人作詩，遂多寄託，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直欲並古代作詩之志與賦詩之志於一身，讀之者自不得捨棄比興，專求賦旨。於是詩之旨趣愈迷離而其意境乃愈沈鬱，遂成爲中國詩詞之特性，此又古人序《詩》之時所不及料也。
三、變風變雅之説。《毛序》謂王道衰而後有變風變雅，今就相傳變風、變雅之别論之，皆不可通。即如《風》詩，相傳謂二《南》爲正，十三《國風》爲變，然《甘棠》之作，決不在召伯生前，《何彼穠矣》更在東周以後，其他如《漢廣》之説人，《野有死麕》之惡無禮，又不必在所謂禮義政教尚未廢失之際，此其説已誤矣。故程大昌攻之，《詩論》云：“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又云：“信四詩而分美惡，雖甚善附會者，愈鑿而愈不通。”後人作詩，自命爲正，力避其變，乃一見人作詩，稍變古貌，輒動色相戒，自有數之論師以外，咸不敢爲變體張目，以致造成吾國文壇因襲模擬之風氣，此亦蔽也。
四、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之説。毛説誤。論者以爲《雅》之大小不繫於政之大小，有謂其以腔調不同而分者，有謂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者。按雅與夏通，《大雅》爲大夏之詩，《小雅》爲小夏之詩，以地得名，與政治腔調體格皆無涉。語别見，不贅（詳拙著《讀詩四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