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亘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一般之批評家遠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舊説以爲虞舜之言，説《詩》者多稱道之，所托雖古，實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來，其時實爲吾民族形成之時代。自周之興，宗族勳舊，分佈東方，及犬戎進逼，幽王失國，於是全民族東徙，復與東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進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時期以來之産物也。其時之思想家，與後代以最大之影響者，則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與後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何晏《集解》引馬融説：“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從我于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後人或據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證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説不可盡信。然《論語·憲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應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言可證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爲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此論蓋爲音律而發。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論所重，蓋在《詩》義，與前不同。
孔子論《詩》，亦主應用，蓋春秋之時，朝聘盟會，賦詩言志，《詩》三百五篇，在當時固有其實用上之意義，此又後世論《詩》者所不可不知也。孔子之言見於《論語》者如次：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古人言詩，有作詩者之志，有賦詩者之志，故往往有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者。《野有蔓草》，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子齹賦之而韓宣子曰：“孺子善哉。”《褰裳》，亦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凡朝聘盟會之間，他人賦詩而不知其指，或不及答者，皆以爲深恥。故言《詩》者必重體會，孔子論《詩》屢及之，其意仍主于應用，如《論語》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自孔子後，百餘年而有孟子。孟子之時，上去春秋已遠，朝聘盟會之禮久廢，賦詩之事已失其實用上之價值，而儒家者流，則以孔子之倡導，每每引《詩》以證其説，於是《詩》三百五篇之應用一變，而以展轉附會，去《詩》之本義亦日遠。
《史記·孟軻列傳》謂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自稱知言，其告公孫丑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其論《詩》《書》，則有知人論世之説：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
然其知人論世之説，不可盡信。《離婁》：“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之述者其説多端，而終與事實不合。至若《滕文公》引《魯頌·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爲周公方且膺之，殊不知《閟宫》正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所指明爲僖公，與周公無涉。此則應用之未盡合者歟。
孔子論《詩》，好言體會，所稱述者往往言喻而意得。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挾數百年後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其運用更進一步，然其不能盡合，亦可想見。《孟子》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章》）
今按《吕氏春秋·孝行覽》謂舜“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説。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之也。”《韓非子》亦謂“《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是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大抵戰國之間，説《詩》者不盡如儒家言，故有謂《北山》爲虞舜之詩者。咸丘蒙之問，正與《吕氏春秋》《韓非子》之説同出一源。孟子以意逆志，推定此詩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之作，自爲巨識，今《毛詩序》本此。後人徒知《詩序》之多出附會，不知戰國之間，其附會之離奇不可究詰，有如此者。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法，確爲當世一大進步，今觀孟子論《北山》《小弁》《凱風》諸詩，其見地之卓絶，自可想象。然推求過甚，轉有不可信者，如孟子見齊宣王，舉《公劉》之篇，則謂公劉好貨，舉《綿》之篇，則謂大王好色，皆不可信。或者孟子意在勸勉，語别有故，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荀子論《詩》，嘗言：“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見《大略》篇。楊倞注：“皆言與理會者，至於無言説者也。”其言蓋爲附會《詩》義者而發。至其論及《詩》《樂》之關係，言獨警辟，如云：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論》）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大略》）
荀子又嘗推論《詩》《書》《禮》《樂》之歸，《風》、大小《雅》、《頌》之别，其言見於《儒效》篇：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論文，其意仍主於學問，與孔子之説相似。《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要其論文之旨，尚質尚用。《樂論》篇又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即此以觀，其不崇尚文辭可知矣。
大抵吾國先哲之論文學，不尚玄想，不重辭采。文學中之所表現者，其事不出於家國身世，其歸不出於興觀群怨。至若先哲之稱道《詩》《書》，其旨亦不外于修身淑世而已。儒家如此，尚質之墨家更可知。《墨子·公孟》篇稱“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三百篇之數與儒家之言《詩》同，而墨子所引詩篇章句，與儒家所傳，略有出入，今不贅，然其言文學之旨歸，則與儒家相同。《墨子·非命》篇云：“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先秦顯學，首推儒、墨，凡其所論，略見上述。道家之論，頗涉玄妙，於後世之文學，良多影響，至於評騭文學，固無可述。獨法家者流，詆訶文學，《商君書》謂“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又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韓非子》亦謂“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説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法家之論，大抵如此，不待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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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二章，1932年本、1933年本講義均有較多不同，已録前本收入書末附録二，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