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删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没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没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删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内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爲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爲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爲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爲引證的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爲書名人名的目録，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闌入。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爲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爲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争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凑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爲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爲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内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没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劉勰、鍾嶸所處的時代，我也曾指出對於當時的潮流劉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後江西派幾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評者如何地奮鬥。至於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的遞興，清代神韻、性靈兩宗的迭起，桐城、陽湖兩派的相關，我相信我也曾經指出。但是我不曾對於每個時代加以特殊的標幟，而對於每個批評家，縱使大衆指爲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難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稱。一切都是出於有意。我認爲偉大的批評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時代和宗派。他們受時代的支配，同時他們也超越時代。這是一個矛盾，然而人生本來是矛盾的。劉勰承受宋齊以來的潮流，然而劉勰不滿意宋齊以來的現實。嚴羽承受南宋以來的潮流，然而嚴羽不滿意南宋以來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劉勰、嚴羽的超越時代只是一種特例罷，但是鍾嶸較之劉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嚴羽也何嘗不超越？我們怎樣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評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樣，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導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導。宗派會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會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會打破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堅、陳無己和韓駒、吕本中不同，李攀龍和王世貞不同，方苞、劉大櫆和姚鼐、曾國藩不同，我們又怎樣解釋呢？也許有人指出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只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説；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給以分别的叙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别類的叙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裏，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裏，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藝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藝，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别類的叙述；除了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於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彌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户，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裏，文學史的講授，祇到唐宋爲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只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祇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幾乎逸出文學界的視野，這不能不算是駭人聽聞！有人會説文學批評的原理，劉勰、鍾嶸已經説盡，其餘只剩一些枝葉，用不着過分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叙述。也許這裏講得太多一點，但是我們對於一千年以來的歷史既然無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生活同樣地也無法超越近代的階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麽即使多知道一點近代文學批評的趨勢，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遠略近詳”，其他主張“遠詳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廣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補償。
這本書的出版雖遲，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幾種極端的評論以外，這裏可以提出一點。有人説這本書雖然是“史”，但是還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説這是“文學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也同樣地認爲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這一點我當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叙述裏，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浄盡。“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麽是“至”？《中庸》説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標，不妨完全是史實的叙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説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又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史，文學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歷史的史究竟還有些許的不同。在已往的許多著作裏，什麽是文學批評，什麽不是文學批評呢？在取材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擇别，擇别便是判斷，便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在叙述幾個批評家的時候，不能不指出流變，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這也是判斷，更不是史實的叙述。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着一些批評的氣息。這是第三點。事態上無可避免的現實，祇有請求讀者的原諒。
這本簡陋的著述在國難中付印，更減少了請求訂正和自行修改的機會。叙述的錯誤和判斷的不正確，都在所不免，一切請求讀者不吝指示，俾得訂正。
在本書的創始和出版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指導，我都十分感激。對於協同搜集材料的任戇忱先生，提議付印的馬文珍先生，和贊助出版的葉聖陶先生，尤其應當藉此機會，表示深切的感謝。
三十二年二月重慶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