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古文学的序幕及其历史背景
在我们讲唐代诗歌的时候，曾说“天宝之乱是唐代政治的转折点”（见第八章，第一节 ），并说“天宝之乱是唐代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分水岭”（见第八章，第六节 ），其实这几句话还应该扩大到这是中国近古社会和中古社会的分水岭，也是中国近古文学和中古文学的分水岭。这意义在诗歌上表现得还不够显著，而在我们所谓传奇文学中却非常鲜明了。
传奇文学的特点是：一则接近了后代的小说，二则密切地影响着后代的戏曲。我们现代人所谓文学作品，其主要部分（除了抒情诗之外 ）是只有到这时才看见了端倪的。
就在传奇文学的盛时发生了古文运动的高潮。古文运动的特点是在名义上是复古，在实质上是提倡了一种接近口语的文学运动。这种精神也是属于近古，而不是属于中古的。
二者的共同点是市民气息，关键是都市经济发达。
显著地表现中唐时代都市经济发达的事实，是：
在德宗建中三年（782），曾经发过向商人借钱的诏令，当时认为只要把商人们在万缗（一缗是一百钱 ）以上的余钱借来，就可以支持国家很多年的费用 [1] 。这办法虽然没有实行，但已经足够说明商人在当时的经济力量。也就在这年以前的二年（780），商税由三十分之一增为十分之一 [2] ，而在这一年以后的一年（783），对于往来贸易曾征收相当于后来印花税的“除陌钱”，每缗收五十钱 [3] ，这对商人说当然是严重的一场斗争，然而这就反映出当时商业经济发达的一斑了。至于相当于后来汇款制度的“飞钱”，也开始于中唐。最初商人使用飞钱，政府一度禁止 [4] ，后来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却又想把汇兑收到政府手中，并允许每千钱贴给百钱的汇费，但商人终不肯把这事交出 [5] 。这也说明商人的势力之大。我们知道中唐藩镇的割据是一件大事，然而藩镇的经济支持者有时就是商人，原来那时的节度使多半是出极大的利息借商人的钱买来的，所以到任以后就加重剥削，以便还账 [6] ，而且这些军阀也常任用商人，如昭义节度使刘从谦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就“卖铁煮盐”，而“大商皆假以牙职”“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 [7] ，他的部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弟子” [8] ，这说明商人和藩镇的关系之密切。藩镇们为了讨好中央，每每缴纳额外的税收，称为“进奉”，可是这些“进奉”都是靠做买卖或重重剥削搜刮来的，同时以“进奉”为名，缴出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大部分入了私囊 [9] 。为了争夺并保持这些财富，就是那时藩镇割据和军阀内战不断的根本原因。而商业经济的发达，又是一部分藩镇所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至于当时都市经济发达的情形，则见于中唐时记载的，有：
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伐山之饶，俗具五方，地绰千里 [10] 。
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奸之所生 [11] 。
（湖州）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 [12] 。
（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13] 。
（越州）铜铁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14] 。
（江州）缗钱粟帛，动盈万数 [15] 。
（庐陵）材竹铁石之赡殖，苞篚 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 [16] 。
这时不但国内贸易发达，甚而很多都市已有国际市场的性质，例如长安在贞元二年（786），就有外国商人四千人，他们有的在中国已经住了40多年 [17] ；扬州在上元元年（760）被田神功杀的“商胡波斯”也有数千人 [18] ；而广州在乾符六年（879）黄巢率军攻入时则传说有十二万外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着在那里经营商业的回教徒、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 [19] ，这都说明在中唐以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也就因此，在中唐诗人的作品里，很多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诗句。白居易曾歌唱着那样的江州琵琶女，“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元稹写了很具体的《估客乐》，“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制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历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张祜对于“十里长街市井连”的扬州更歌唱着“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 》）的迷恋，这都大可以印证中唐时代的商业经济和商人在社会上所有的比重了。
当然，就传奇文学所表现的市民层的力量论也还是很微弱的。然而“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 [20] 。因此，我们是有理由对作为近古文学的开端的传奇文学加以重视的。
第二节
传奇文学产生原因的再探讨
——兼论传奇文学的一般特征
传奇文学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商业经济和都市生活的发达。我们所以这样推断，是由于：一则传奇的内容大都是都市生活，趣味也多半是市民趣味；二则传奇的主要精神在带有浪漫性的新奇之感，这原是商人们冒险好奇的意识之反映；三则传奇中对于封建道德（特别是婚姻方面 ）的束缚之反抗，（过去也有过，但是没有像反映在唐代传奇中的普遍 ），也是市民阶层的意识的流露；四则有的传奇（例如 《李娃传 》）在那同时就有同一内容的说唱故事（相当于 《李娃传 》的说唱故事 ）是《一枝花话》，元稹、白居易就听见过，一连说七八个钟头还不完 [21] ，可见它和后来迎合市民趣味的说书是关系非常深的；五则就西洋相当于中国传奇的短篇小说（英文 novel，法文 nouvell，德文的 novelle，俄文 нoвeллa ，都源于拉丁文 novus也是新奇的意思 ）论，产生的背景也正是都市生活的发达。
不过在主要原因之外，有些次要原因也还是必须考虑的。这些次要原因，就是：
一是六朝志怪体的小说之自然演变。志怪体太琐碎了，太原始了，太简单了，自然应该有更复杂而完整的形式去代替它。从志怪体到传奇体也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古镜记》就恰说明了由志怪体到传奇体是经过了这样一种过渡形式的。
二是史书中传记文学的模仿。中国的历史书原富有文学趣味，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尤其有着巨大成功和巨大影响，因而就使一部分历史学家同时也颇想兼为小说家。他们写帝王将相的家世时是历史学家，他们写英雄美人的悲欢时，就是小说家。唐代的传奇很多是和史书中的传记形式相似的（从一开始是某某者某地人也，一直到结尾时类似赞论的评语，这形式一直保持在 17世纪时传奇文学的继承人物像蒲松龄等的作品中 ），唐代的传奇作者也很多是曾兼为史官或者曾写过史书的（如 《古镜记 》的作者王度曾奉诏撰国史， 《任氏传 》的作者沈既济曾撰 《建中实录 》，《长恨歌传 》的作者陈鸿也是 “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 ”，而 《毛颖传 》的作者韩愈更曾为史官修撰并写有 《顺宗实录 》），史书和传奇关系的密切就是如此。可是如果没有史书的形式在前，传奇的形式是不可能产生的。
三是民间传说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从《白猿传》的猴精、《柳毅传》的龙王、《南柯太守传》的小人国（在这里是蚂蚁 ）等故事看，传奇中显然有不少民间传说成分。而《南柯太守传》所写的槐安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实在又近于阴冥（例如淳于棼逢见死去的故人等 ），可见传奇中也有印度佛教的影响在内。大概由于佛经的不断翻译，文体解放了，印度民间故事输入了，而韵文散文合糅的东方文学形式（中国原有的赋，史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种形式 ）更普及了。因此在外表上看来是文人写作的一些典雅小品的传奇，而骨子里已有不少民间成分和域外成分，也就是说，这些文人所创作的传奇事实上很多是后代话本或小说的同性质的东西，不过装在文言文的幌子下而已。也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见出它是近古甚而近代文学的最早的影子。
四是和当时的考试制度有关。根据12世纪的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八的记载：
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已。
令我们相信有一部分传奇可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现代有些学者 [22] 却过于强调这个原因，仿佛是唐代传奇的唯一原因或基本原因似的，那就显然不对了。因为，考试制度既不始于中唐，这就无法说明传奇何以特别发展在中唐的缘故；而且这也无法解释很多传奇作者是写在他们已经得了功名之后；同时又无法解释传奇在当时的一般官僚中还并不是一致欢迎之物（例如韩愈的 《毛颖传 》就遭到不好的批评 ），何以一般举人会拿这种东西当敲门砖；这样强调的说法也就抹杀了传奇中的民间成分，仿佛只是全凭举人们的创造了；总之，过分强调了一面——而且不是根本的一面，是不妥当的。
五是和古文运动有关。但这里所谓有关，只是说古文运动的发展和传奇文学的发展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商业经济和都市生活，而不是说单单由古文运动而产生了传奇文学；事实上也只是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而传奇文学获得一种较前方便的表达形式，因而对传奇文学的产量上不能不有一些助力，但却并不是仅仅由于古文运动而然。这是试看传奇文学中也有部分骈文气息，而这部分骈文气息也是逐渐消除，并非古文运动一起，就一下子产生了古文调的传奇，便可明白的。
忽视这些次要的原因是不对的，过分强调这些次要的原因也是不对的。传奇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社会基础上去寻找，如我们前面所说。
相当于西洋所谓短篇小说的传奇是有它的特征的，正如唐代开始用这二字作为书名的裴铏的《传奇》的字面所昭示，它首先给人以惊异新奇的紧张之感。换句话说，就是它具有浪漫性或戏剧性，也就由于传奇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浪漫性或戏剧性，才让很多传奇故事成了后代剧本的取材来源。和这给人以惊异新奇的紧张之感相伴，传奇故事的取材大半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和西洋所谓短篇小说的语源有着不可否认的巧合。其次是，和传奇文学的浪漫性相结合，传奇文学又往往有现实性，也就是其中往往有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的反映。传奇文学的进步意义也就在此。凡是成功的传奇作品，在浪漫性和现实性二者的结合上往往是很好的。这就是传奇文学的好处，一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一面又叫人觉得亲切真实。后来二者的分离就标志了传奇文学的终结。
至于传奇文学中对于志怪体小说的精神的吸取，民间传说成分的浓厚，以及史传形式的模仿、韵散文的并存等，自然也是构成传奇文学的特征的，然而正如论到它的产生原因时一样，却只能归于次要了。
第三节
初期的传奇文学
传奇文学的盛时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传奇可称为初期作品。这时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便是王度（约 585—625）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和张文成（约 660—740）的《游仙窟》。
王度的《古镜记》代表从志怪到传奇的一种过渡。古镜的传说是像许多可以作怪的器具（剑、鼎、钟等 ）的传说一样，大概是在生产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于器物的制作由珍贵而产生的一种惊异的感觉的反映。这篇小说其实是罗列了许多奇异的事件，例如狐狸变成婢女，猿和龟都变成人来和人攀谈，老母鸡到人家捣乱并欺辱人家女郎，还有鼠狼也在人家为祟等，用对于一个古镜的叙述贯串起来的。显然这是不满意从前志怪体那样破碎而起的，可是这个贯串的方法也仍然是很笨拙的。就结构说，它比破碎的志怪体是进了一步，但比完整的传奇却还粗糙。这正是初期传奇的状态。这种让各种怪物都现原形的古镜，就是后来所谓“照妖镜”的传说的类型，而各种动物为祟也很像后来“五通神”一类的传说，所以这篇小说是有浓厚的民间味的。就文字论，它的曲尽人情处比单纯的志怪体却进步了很多很多，例如作者写现了原形的狐狸时，便记道：
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婢名）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缄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唯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主人程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写这个老狐狸是完全人情化了。又如结尾：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写这古镜也很带有感情。也就在这种地方，它虽然是唐代传奇初期的作品，却不失为优秀的作品。王度是哲学家王通的弟弟，诗人王绩的哥哥，他曾担任修国史，但没有完成。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是代表真正渐具唐人传奇面貌的一篇作品。它说的，是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在山里丢失了妻子，妻子为一只白猿得去，又生了孩子（指欧阳询 ），所以欧阳询的样子像猿猴。因为江总和欧阳纥熟识，本文作者就说江总原有这样一个记载，不过失传了，所以给补了起来。有人说这是糟蹋欧阳询的 [23] 。然而欧阳询的样子像猿猴是事实，并且当时就有人嘲笑过他。长孙无忌曾当面说他“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他也不示弱，也回敬了长孙无忌“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唐太宗听了大笑 [24] 。可见本文也未必是有什么恶意。不过把这个嘲笑扩大了而已。妖怪夺人之妻女也是民间常有的传说。此中提到白猿“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后来就果然在这地方把他刺死。这是很像德国民间史诗《尼勃龙根歌》中的齐格裴尔德的。白猿的形象也似乎是印度史诗《拉马耶马》中的猴子哈奴曼和盗去拉马之妻的魔王拉瓦那二者的结合 [25] 。所以这故事，不但有一些民间成分，也许有一部分域外文学的成分。这个故事虽然写得简单，但在写欧阳纥初失妻时的情景，颇能写出一种惊惧的气氛：
……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入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
写欧阳纥寻到妻子的踪迹时，也很委细：
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处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侵雨濡，犹已辨识。
最后写白猿知其将死一段，也很人情化。这都是以前志怪体的小说所达不到的技巧。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才真正有了唐代传奇的面目。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宋人的话本中，就是《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见 《清平山堂话本 》）；又保存在《喻世明言》中，就是《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二者是大同小异的。
张文成的《游仙窟》代表传奇文学形式还没有固定时的作品。它所采用的是通俗的骈文。张文成可能是张 [26] ，张 是一个通俗作家。《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张荐传》中说：“ 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可知他在当时是被广大的读者所喜爱着，虽然从正统文人的眼光看是并不尊重的。《游仙窟》所写的是作者奉使河源，半道投宿一个大宅，遇见姓崔的十娘和她的五嫂，一个17岁，一个19岁，都是很有才情的女人，他受到了招待，大家共相调笑，第二天才离去。它的文体是这样子：
“向见称扬，谓言虚假，谁知对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十娘曰：“向见诗篇，谓非凡俗，今逢玉貌，更胜文章，此是文章窟也。”……琵琶入手，未弹中间，乃咏曰：“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十娘应声即咏曰：“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于是五嫂遂向果子上作讥警曰：“但问意如何，相知不在枣。”十娘曰：“儿今正忆蜜，不忍便分梨。”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利用谐音字的手法，完全是民间味儿。文中用俗语的地方也很多，“今朝闻鸟鹊语，真诚好客来”“昨夜眼皮跳，今朝见好人”都是。所以这本小说是很富有民间色彩的。同时，这也是显著地受了“变文”影响的最早的作品。因为，用散文叙事，用韵语对话，是变文里很普通的一个形式 [27] 。在情节描写上那样细致，铺张，也是“变文”的一个特色。《游仙窟》在这方面都是明显地受着影响的。《游仙窟》在心理刻画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是出色的。文中写男女主角由相见到相爱，很细致地写出了那挑逗的过程。临别的时候，也写得很郑重。而五嫂一人则是一个既有风趣又肯助人的角色，其地位颇像《西厢记》中的红娘。这是在所创造人物中最成功的一个。至于其中的情节，所谓“仙”，在唐代本指妓女 [28] ，所以《游仙窟》不过是一段写邪游的经历。主人公姓崔，也只是当时一般夸说名门的习惯而已。这同样的母题，又影响着元稹的《会真记》，“真”也就是“仙”，书中主人依然是张姓（男 ）和崔姓（女 ） [29] 。
根据日本诗人山上忆良（660—733）《沉疴自哀文》已经引用《游仙窟》的时间看，可知在盛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前已经产生并且流传到国外了。
就初期的传奇看，我们便看出：
一是像其他文学体裁一样，传奇初起时也是受了民间文艺的感发。
二是从志怪体到传奇体，其间有它的过渡，《古镜记》是明证。
三是初起的传奇文学本可有两个发展的方向，一是唐代一般传奇的路子，一是变文的路子，但唐代有势力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在唐代不占势力的路子，在更后的时代却发展为演义。
四是从初起的传奇看，不能说完全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古文运动对传奇不过是到了中唐以后的许多助力之一，太强调了是不对的。
五是在初期的传奇中还不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风格既不统一，也不纯粹。但是已经有着很细致的描写。而且，就传奇之令人有惊奇的感觉这一个重要特征成分看来，这里已经有了萌芽，特别是像《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中所表现的。
第四节
传奇文学鼎盛时期的作家和作品
唐代的传奇文学，从初期到鼎盛的时代，中间有一度间歇。这就是在盛唐时，正当那几个伟大的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等活跃的时代，并不见传奇文学有什么发展。
从大历到元和（766—820），也就是所谓中唐，传奇文学才有了飞跃的发展。
在这一个时期里，作家是非常之多的，像陈玄祐、沈既济、李朝威、李景亮、柳锃、许尧佐、白行简、李公佐、陈鸿、元稹、沈亚之、蒋防等都是煊赫的名家；而影响后代戏曲非常之大的著名作品，像《离魂记》《柳毅传》《南柯太守传》《会真记》等也出现了；而职业的专门的传奇作者如李公佐也产生了；就是有名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也卷入了这个浪潮；所以这是唐代传奇文学的鼎盛时期。
这时的传奇文学渐渐有了共同的风格，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惊奇的气氛交织在一起，抒情的笔调和社会意义也同样呈现在读者跟前，而向来在反映生活的小说这类文体上不很发达的中国文学从此开了奇异美丽的花朵。
（一）陈玄祐的《离魂记》
还带有初期传奇文学的草率状态的是陈玄祐（生平不详 ）的《离魂记》。就故事的记载时日看，是大历末（779）记的，大概作者是大历以后还生存的人。
这个故事是说张镒的女儿倩娘，原来许配给外甥王宙，后来张镒却又把她许给别人了。王宙因生气出走，倩娘也偷着赶了去。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归省，原来家里却还有一个倩娘正病在床上。这出走的一个，原来是倩娘的魂。两个倩娘于是合为一体了，只是衣褶却是重叠的。故事太简单了，用五号铅字排起来短短的还不到两页。除了“衣裳皆重”这一句写得还生动以外，是没有什么技巧可言的。这说明还不免带有初期作品的色彩。但是其中写出了中国婚姻问题的症结——家长把女儿当作私产。“弃大义而来奔君”，这是一句多么大胆地向封建道德挑战的话！因此，那篇作品表现了反抗封建秩序的积极意义。后来“倩女离魂”也成了元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郑德辉写的这样一个剧本，就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关于魂的观念无疑是有民间传说意味的。
（二）沈既济的《枕中记》和《任氏传》
比《离魂记》的技巧进一步的是沈既济的作品。沈既济在建中二年（781）因杨炎牵累被贬，大概是公元750到800年间的人。他是苏州吴人，曾任史馆修撰，作过《建中实录》十卷。《新唐书》一百三十二卷有传。
他作有《枕中记》和《任氏传》。
《枕中记》是说在邯郸道上的一个卢生逢见一位吕翁借给一个枕头，让他在梦中经历了一生的故事。这梦中的一生，他考试，做官，受排挤，又做了官，子孙一大群，最后病死。梦是平凡的，文字除了简洁外，想象也是贫乏的。至于卢生因这一枕而获得的“觉悟”，是“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这就露骨地表现了中小地主追求富贵的愿望、困难和聊以解嘲。其中说到当卢生受排挤，要得罪的时候，是亏得中官维护的力量才保全了，这反映宦官势力在中唐的逐渐兴起。大概是作者被贬时，有感于没有人说项而写出的。所以故事发生的年月虽在开元七年（719），但写作一定在建中二年（781）以后。
这故事也有来源，那就是干宝《搜神记》中的焦湖庙玉枕，但那是重在梦中的娶妻生子，这是重在仕途。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传奇》，是根据《枕中记》而发挥的。吕翁已直然写作吕洞宾了。
较《枕中记》远为出色的是《任氏传》。《任氏传》是说郑六遇见一个变为美女的狐狸，由相爱而同居的故事，因为郑六向他的阔亲戚韦崟（音吟 ）借家具，韦崟便知道此事了。他便乘机向任氏强迫求欢。迫于暴力，任氏是只得顺从了，但神色惨变，非常难过。
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
韦崟也感动了，以后就不再强迫她，并把衣食供给他们夫妇俩。任氏亦感激韦崟，给他另介绍了一位美人。后来郑六带任氏经过马嵬的时候，不幸遇见猎犬，却把任氏咬死了。
这故事表现贫穷士人娶妻之难，而恶霸豪强是随时可以侵占别人妻子的。也就在这地方，这篇作品有着深刻的揭露现实的意义。故事里写任氏的美丽，是分外地卖力的；写郑六最初遇见她调笑的情景是非常生动活泼的；写任氏后来又遇见郑六，而在人丛里躲藏，以及种种举止计谋，是非常近人情，而又不失为狡猾的如传说中狐狸的性格的。这里所写的狐狸，只有叫人爱怜，而不叫人觉得需要存着戒心。而任氏责备韦崟的一段话，尤其写得正大而沉痛。所以这一篇传奇和《枕中记》比，是有更大成功的。
作者自己说“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赞，也是他真正成功的地方。文中记载作的年份是建中二年（781），那就是和《枕中记》差不多同时完成的了。
《任氏传》在戏曲里没有什么影响，但这所谓“秦人”的狐狸世家，以及那原来住在坟里和郑六初遇的情态，却都成了后来《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题材。
（三）李朝威的《柳毅传》
在《任氏传》出现不久，又有李朝威的《柳毅传》出来。李朝威是陇西人。《柳毅传》所叙是龙女的故事。原来柳毅逢见一个嫁的丈夫不好又受翁婆虐待的龙女，托他给父亲寄信。龙女的父亲是洞庭君。洞庭君有一个弟弟，是钱塘君，一条赤龙。钱塘君脾气很不好，他一听说侄女被虐待，便立刻去报复，把侄女出嫁的地方的人用暴风雨杀了60万，并毁了800里庄稼，而把那个不好的丈夫也吃了。他又感激柳毅是一个好人，便想强迫柳毅和侄女结婚。可是柳毅不肯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但是柳毅的真心却是爱龙女的。后来在他几度丧妻之后，娶来一位姓卢的夫人，样子却和龙女一模一样，原来就是龙女下嫁了。他们后来把家搬到洞庭，便永远过着一种长生不老的幸福生活。
这小说中所记的年代是从仪凤（676）起，到开元末，又过了四纪为止，那就是由公元741到789年的光景。789年是贞元五年。
这故事是富有神话并民间传说意味的。所说洞庭君、钱塘君就是民间所说的龙王之类。水灾是龙王发怒，这也是民间常有的传说。所以这篇传奇基本上是一个民间故事。无怪乎到了金、元的时代，“柳毅传书”成了一个最流行的戏曲的题目。董《西厢记》已经提到“也不是《柳毅传书》”，元曲中则有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明黄说中《龙箫记》，清李渔《蜃中楼》，一直到现在，还有王亚平创作的评剧《张羽煮海》，都是这同一个母题。
故事里所反映的是一个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丈夫不好，翁姑偏袒儿子，是妇女在封建社会下常有的苦闷。既没有法律保障，那就只好希望有像钱塘君那样的人用暴力解决。钱塘君在解决侄女的问题时所唱的歌“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已指明那时婚姻的不合理。但是他又想强迫柳毅和自己侄女结婚，结果柳毅纵然愿意而由于强迫的方式之故，也仍然产生了波折，这就又明确地说明婚姻是不应该受人干涉的。
就艺术方面看，作者写夫妇间的对话是有着惊人的写实本领的：
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
这是那个下嫁的龙女在结了婚以后对丈夫讲的。娓娓而谈，如闻其声。
整篇的文字，还不算太完美，有时还有些骈文气息。大概作者是一位通俗作家吧。
（四）李景亮的《李章武传》
大概在《柳毅传》稍后，有李景亮的《李章武传》出现。李景亮是贞元十年（794）的进士，《李章武传》所记的是贞元十一年前后的事情。这是叙述李章武和一个王家的媳妇恋爱，后来这个女人死了，李章武重游敌地，那个媳妇的鬼魂又来相会的故事。此中写得好的是那个鬼魂出现的情形：
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
他们见了面以后，对话多半用诗句，大概是像《游仙窟》一样，受了变文的影响。这篇作品在别的方面没有什么精彩，后来戏曲中没见有取材于此的。但是《聊斋》中许多鬼的故事却和它气味相似。
（五）许尧佐的《柳氏传》
在以上所说的四篇传奇，都是或者写魂，或者写龙，或者写狐，或者写鬼，总之在内容上还是有些志怪的余波的，到了完全写人间的故事了，便标明传奇文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首先提起的是许尧佐的《柳氏传》，所记的是诗人韩翃的故事。根据韩翃最后在贞元时掌制诰，许尧佐的活动时代又正在贞元间，所以此文写作年代应在公元800年左右。故事中说柳氏本是李生的一位幸姬，因为和韩翃相爱，便送给了韩翃。在天宝之乱的时候，他们分别了。柳氏因为自己长得美丽，怕为人劫去，对不起韩翃，便剪发毁形，投到庙中。韩翃曾百计寻她，并赠以诗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她回答的诗是“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后来柳氏被番将沙吒利抢去，柳很哀伤，韩也很懊丧。却忽然由智勇双全的许俊又把柳氏夺回来了，他们又团圆。这个故事是有出色的传奇性的，写得很紧张。明吴长儒的《练囊记》，清张国寿的《章台柳》，都是根据它而写成的戏曲。
（六）白行简的《李娃传》
真正达到传奇文学中成熟地步的，是诗人白居易周围的一些作家。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的《李娃传》就是极为杰出的一篇。白行简卒于宝历二年（826），大概生于公元775年。《李娃传》写于贞元十一年（795）。说的是天宝中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的故事，他故意没指出名字，但据刘克庄《后村诗话》，已经推知是指的郑亚的儿子郑畋了。这位公子和一妓女李娃相恋，后来钱花光了，被妓女骗着赶走，他气得要死，便被人送到治丧事的杠房里。但他却因此学会了唱挽歌，也就以此为生，并且唱得出了名。可是忽然被他父亲发觉了，便把他打得几乎死去。他于是又流落了，乞食到了李娃新搬定的家门口。当李娃听出了他的声音以后，非常后悔，经过和她的假母的争论，又坚决把他留下。帮他调养，督促他用功，让他得了功名、做了官。最后父子也和好了，他父亲也知道了李娃的好处，便许他俩正式结为夫妇。
在这故事里，写这位公子初遇李娃的情景，已非常生动；写他受骗被弃以后，又非常凄惨；写李娃一旦忏悔了自己这事做得不应该的时候，她全力出来和她的假母斗争，她宁愿把自己的积蓄给了她的假母，以争取爱情的自由，那坚强的高贵的斗争性格就很突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在写这种心理发展的过程上，尤其深刻。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创作。
当那李娃的假母说：“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原意虽然是在煽动那位公子入套，但也可看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呼声，同时也是向封建社会攻击的号音。后来在男方有父子的冲突，女方有母女的冲突，都表示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反抗。毫无社会经验的公子，是几乎在这冲突中毁灭了，而那悔悟了的李娃却用坚强的意志，斗争的精神，获得了自身解放。因此，这篇作品是不只有现实意义，也有积极斗争意义的。
这篇传奇已经丝毫没有骈文的气息。可以看出是古文运动已经有成效以后的作品。
元石君宝作有《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徐霖作有《绣襦记》，都是用这题材写为戏曲的。
白行简又作有《三梦记》，说梦有三种，一是“彼梦有往而此遇之者”，他记的是刘幽求的妻子梦见出去为人侑酒，而刘幽求在途上也就恰遇此事，这无非是说魂儿也能出来行动而已，《聊斋》上有《风阳士人》一篇，也就是承袭这种类型的；二是“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举的是白居易兄弟在曲江头吃酒，而元微之寄了诗来，其中说到正梦见这事；三是“两梦相通者”，说的是窦质梦见女巫，后来就果然遇见那样的女巫，而女巫则梦见有人给她钱二环，窦质恰好也给了她钱二环，这是说梦是预兆，而有关的人都事先同梦。三篇里只有头一篇有一点小说味儿。三梦中最迟的年月是元和四年（809），可知此记完成于809年后，距《李娃传》已有14年了。
（七）专业的传奇作家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及其他
专门写传奇、有自发的兴趣写传奇、并鼓励别人写传奇，因而写得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的一位传奇作家是白行简的友人李公佐。
他大概生于770年，死在850年前后。从别人并他自己的作品中约略看出他的踪迹：
贞元十一年（795）鼓励白行简写《李娃传》。
贞元十三年（797）在潇湘苍梧。
贞元十八年（802）自吴至洛，作《南柯太守传》。
元和六年（811）到长安，作《庐江冯媪传》。
元和八年（813）在金陵。
元和九年（814）到洞庭，作《古岳渎经》。
元和十三年（818）又回长安，作《谢小娥传》。
这二十几年大概就消磨了他的中年，他爱听故事，在《古岳渎经》中说“征异话奇”；在《庐江冯媪传》中说“宵话征异，各尽见闻”；这和传说中蒲松龄备了茶烟，请人说故事，作为自己创作根据的方法是有些相似的。他曾鼓励过白行简写故事，《李娃传》就是白行简在李公佐听了以后，“拊掌竦听，命予为传”，而后成功的。
李公佐最著名的作品是《南柯太守传》。传中记写作的时日是贞元十八年（802）。这里是说住在扬州的落魄失意的淳于棼，因为病酒，被两个朋友扶持着，梦中到了槐安国，当了驸马。由于这种裙带关系，就做了南柯太守。这样过了20年，生了五男二女，享尽了荣华富贵。因为敌国来伐，他就任用了自己的旧友周弁，可是打了败仗，周弁不久死去，妻子也病死，国人又猜忌他，国王便劝他回家。这样就逐渐醒了，“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醒来才知道槐安国就是院中的一棵大槐树，国内的那些人物就是一群蚂蚁，所谓敌国，乃是一棵藤萝树下的另一群蚂蚁。
故事的主旨，正如篇末所说，“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因为这是“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的。这是像《枕中记》一样反映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权利上的软弱并聊且解嘲的。但同时却也暴露了当时政治腐败，例如裙带关系和任用私人等。
从其创作成分分析，显然一部分是为成语“蚁聚”（李延寿 《北史 》中就有 “河南蚁聚之徒，应时勘定 ”的话 ）所引起，加上《庄子》那样“蛮触之争”的古老的寓言，铺张而成。同时，那槐安国的情状，也可以说是阴冥传说的变相，况且故事中明说淳于棼在那里遇见已故的友人周弁田子华，而他之当了驸马，实在相当于一种冥婚的母题。其中又说到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大概有些印度传说的成分在内，更是不成问题了。再则，这样的一个故事间架，也很像歌德所写的童话《新的梅露心故事》（Die neue Melusine），那是说一个旅行家到了小人国里和公主结了婚，又归到人间的。所以，这里可能有很远的民间传说的来源。
就艺术论，这个故事写得有许多出色处，淳于棼的性格是始终统一的，在他入梦前是“嗜酒使气，不守细行”，入梦后又是“放荡不习政事”，而他的岳母也说他“性刚好酒”，并不曾因入梦而改变。其次是无论写入梦或梦醒，都有着逼真的描写手腕。在写淳于棼入梦后，便思量为什么入了槐安国呢？“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殁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逊，而致兹事。”这事实上是说，他先有这样的念头，所以才有这样的梦了。写快醒的时候是“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近前。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惊寤如初。”这是多么像渐醒的状态！醒后去勘察蚁穴的时候，又是写得那样详确，更增加了这故事的真实感。最后说：“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这样，就在写实之中，又织入了一些怀旧的情感了。至如中间写他梦中的妻子如何怂恿他做官，他的岳母如何告诫自己女儿，也都写出了女子的声口。总之，是有着刻画的技巧的。
这篇传奇是这样感人，于是宋朝就有人在扬州伪造出南柯太守墓，明汤显祖根据着写了《南柯记》的戏曲，而“南柯一梦”也成了后来习惯的成语了。
此外保存下来的李公佐的小说，还有《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谢小娥传》等，却都没有《南柯太守传》这样精彩。
《庐江冯媪传》作于元和六年（811），比《南柯太守传》晚了八九年。这里说的是冯媪遇见董江死去的妻子在阴间和她翁姑争吵的事。原因是丈夫要再娶，而翁姑又想把她的东西拿去送给新人，她舍不得，于是争执起来了。冯媪最初不知道他们是鬼，是投宿在他们家里（其实是坟 ）而听到的。她当时因为疲乏，又吃了这家的东西，所以就没疑心。还认为董江既有妻子，又再娶，是太不对的。可是这话传到活着的董江的耳中了，董江大为愤怒，并使人把冯媪驱逐，自己终于重新结了婚。全文很短，但写得很近情。这里反映出中国妇女所受的双重压迫，就是变成鬼，也依然受翁姑的气，而丈夫总是喜新厌旧的。
《古岳渎经》作于元和九年（814），又比《庐江冯媪传》晚了三四年。是说得到《古岳渎经》第八卷，于是知道淮水里的一个被锁着的大猿猴，有五丈高的，乃是从前大禹治水时所用锁镇住的水神无支祁，只有把他镇住，淮水就不为害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无疑。可能就是后来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和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的原始来源之一。孙悟空曾住水帘洞，未必不是由这水神传说演变的。
《谢小娥传》作于元和十三年（818），距写《南柯太守传》时已有十七八年。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也参加到书的人物中去了。谢小娥在14岁时，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死。梦见他们分别告诉她，仇人是“车中猴，门东草”和“禾中走，一日夫”。可是她始终解不开这是指谁。但这女子幸而被作者逢到了，便解释给她听，这是隐指申兰、申春二人的。从此谢小娥就改为男装，立志报仇。后来她到一家去当女仆，逢巧主人就是这个申家。她乘机便把仇报了。因为心愿已毕，也无心嫁人，便当了尼姑。后来又被作者逢到，说及此事，作者认为正是“神道不昧”，而谢小娥也是当得起“贞孝”的模范的。在这为封建道德做宣传上，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可注意的乃是其中民间传说的成分。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十九卷已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话本。
李公佐是较为专业的传奇作家，他在当时俨然是传奇作家的中心；他的作品是有广泛的民间传说成分的，是有不少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是有着颇高的艺术技巧的；骈文的成分已是很少，只有《南柯太守传》里有几句，基本上应该算属于古文调的。
（八）元稹的《莺莺传》
在白行简、李公佐进行传奇创作的同时，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了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传奇——《莺莺传》（又叫 《会真记 》）。
元稹（779—831）是著名的诗人，他的《莺莺传》是少年作品。传中提出的年月是贞元庚辰和明年，那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和十七年，也就是元稹22岁和23岁的时候，但据陈寅恪推测最可能是作于贞元二十年（804） [30] ，那就是他26岁的时候了。
原来元稹在24岁结婚，结了贵族韦氏的小姐韦丛，莺莺乃是他未婚时的一个出身寒微的恋人。所谓“会真记”的“真”，其意义等于“仙”，而唐代用仙指女性时就往往指出身微贱的妓女一类人物 [31] 。元稹在政治上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变节人物，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一个没有严肃态度的人物。《莺莺传》就是在攀结名门和唯利是图的观点之下，对女性“始乱之，终弃之”（莺莺责备张生的话，张生就是真实人物元稹自己 ），以及“一梦何足云”（元稹 《梦游春诗 》）的轻率态度的坦白书。
然而因为如此，《莺莺传》在它的真实性上是非常感人的。其中所写的女主角莺莺，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写出了她有封建社会里一般女性的特点，像她最初责备张生无礼，后来却又自己也“不可奈何”，这是在封建社会的摧残之下所形成的妇女性格的一般脆弱的地方，也就因此，容易受着男性的欺骗；而且也写出了她的个性，这就是“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而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她的性格乃是非常矜持，非常好胜，又非常喜欢隐藏的。同时她也是一个胸襟非常宏大的女性，在她知道张生遗弃她之后，又另娶了高贵的小姐，便写了这样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她仍怀念已往的感情，但同时却希望张生的新夫人不要再落到自己的命运。她自己已经跳出个人的受了屈辱的小圈子了。这和张生比起来，这个玩弄女性的人，这个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这个明明自己要攀高门，为得便于自己升官，却写出“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仿佛是崔莺莺先不守信约似的谎话的人，真是相去霄壤！这个张生另娶了也罢了，却还想抓着崔氏不放，“求以外兄见”，这样卑鄙无耻；而发觉自己不能继续霸占的时候，却又说这是害人的“妖孽”，因而就“忍情”了！元稹也许无意暴露自己的丑态的吧，然而暴露得好！把封建社会中一切这样类型的无耻男子暴露得好！——因此就小说论，这就不能不算是创造了正反两种典型性格的上等作品了。在更大的意义上说，《莺莺传》更是有着反封建的倾向性以及对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鼓舞作用的。
《莺莺传》在中国戏曲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宋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起，经过金董解元《弦索西厢》，元王实甫《西厢记》，明清人的《南西厢》《翻西厢》《续西厢》，一直到今天舞台上所演的《拷红》《佳期》，或者全部《红娘》之类，已不啻代表着中国一部戏曲史。
（九）陈鸿的《长恨歌传》
白居易的另一友人陈鸿在元和元年（806），作《长恨歌传》。其中说到他们三人相遇（另一人是王质夫 ），谈及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就作了《长恨歌》，陈鸿就作了传。这用韵文部分重复了散文部分的内容的作法，是受了当时变文文学的影响的。此间唯一特殊的，只是在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由二人分别担任而已。
《长恨歌传》的内容也仍是一般的恋爱故事，但是主角是换上了帝王和后妃了。其中写得好的，是在杨贵妃死了，当了仙人，由方士去找到她的一段。说到方士在门外等的时候，“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说到杨贵妃听到天宝十四载以后的事情，“言讫悯然”；说到杨贵妃告诉方士从前她和唐明皇在七巧节的时候曾说愿意像牛郎织女那样“世世为夫妇”，这时又请方士转告唐明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耳”。这都写得很入情，于是仙人是像活人一样，帝王后妃的情感也像平民的夫妇一样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结句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就更增加了故事中的抒情的成分。
《长恨歌》传有繁简二本，繁本见《丽情集》，可能《丽情集》是原本，简本乃是经过白居易删削的 [32] 。
《长恨歌传》在戏曲方面的最大影响，是到现在还有部分演唱的洪昇的《长生殿》。
另外有《东城老父传》，有人也误会为陈鸿作，其实那是另一个叫陈鸿祖的人所作 [33] ，叙的是陈鸿祖遇见斗鸡的老人贾昌的故事，传奇性却是很少的。
（十）蒋防的《霍小玉传》
够得上《李娃传》和《莺莺传》等的同样艺术水平的，这时又有蒋防的《霍小玉传》。蒋防和诗人李绅同时，曾为李绅推荐，也受过李绅的连累，在长庆四年（824）贬了官。《霍小玉传》是写大历时诗人李益的故事的。李益死于公元827年，所以这篇传奇大概产生在827年。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相恋，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当李益回家以后，母亲为他订婚于大家卢氏。但他的家财是不够的，正当他各处张罗那百万聘礼的时候，霍小玉却还痴心等他，穷得把首饰也卖了，想他也想得病倒了，而李益避不见面。后来被一位黄衫豪士知悉，就把李益劫持了，送到霍小玉处。霍小玉一见李益，大加责骂，终于在李益怀抱中死去。李益不久就和卢氏结了婚，但是因为内心对霍小玉的惭愧，精神失常，得了忌妒病，每每以为妻子有外遇。于是家庭里时常不得安静，娶了三次，也还是过天翻地覆的吵闹的日子。
李益有疑病，也是事实，这个故事就是根据这事实而渲染的。这篇传奇在心理描写上是出色地细腻的。霍小玉的痴情和怨恨，李益的自私和偏狭，充分暴露出女子的不幸和男子的卑劣，真是封建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典型。中间写一老玉工认出霍小玉所卖的首饰——紫玉钗，原是自己从前为霍小玉做的，于是不胜凄然，这就更增加了传奇中伤感的气氛和对李益的谴责。毫无疑问，这是传奇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
就文体论，其中一方面还有些骈句，如“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白话成分，如“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可见古文派是不能垄断传奇文坛全部的。
（十一）沈亚之的传奇作品
真正属于韩愈那个古文运动系统底下的传奇文学作者是沈亚之（781—832？） [34] 。他是韩愈的门人。他的传奇也确乎是古文调子。可是那些作品都太简单，缺乏创造的想象。
他作于元和十年（815）的《异梦录》，是说邢凤梦见一个美人所写的《春阳曲》，王炎梦见自己给吴王作葬西施的挽歌，都太简单，而又加上不必要的转述，就更乏味了。
他作于元和十三年（818）的《湘中怨词并序》也是寥寥几笔，是说有一位郑生和一个号为汜人的美女同居，汜人会作歌，直到在别去的时候才说出原来是“湘中蛟宫之娣”，此后郑生在岳州又仿佛看见汜人出现在水上作歌，再后便不见了。这乃是像《柳毅传》那样的龙女传说的缩写，却又缩写得太草率了。
他作于太和初（827）的《秦梦录》，是说自己梦中到了秦穆公的坟里，和公主弄玉（先是嫁给萧史的，萧史死了 ）结了婚，他享尽了富贵，后来公主无疾而终，他作了挽歌，作了墓志铭，便被打发回来，可是醒了，还在旅馆里。很显然，这是模仿《南柯太守传》的。
因为创造性的缺乏，在戏曲中没有什么影响。
（十二）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牛僧孺的《元无有》和王洙的《东阳夜怪录》
传奇在这个时候，却又有一个新方向在发展，那就是滑稽的、理智的、近似童话和寓言的方向，而那文字本身也往往明白告诉人这是虚构的。
这样的具体的代表有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韩愈（768—824）的两篇作品写在元和七八年（812、813）间。《石鼎联句诗序》文中已明确地记出是写在元和七年，大意是说有一个90多岁的面貌极丑的道士叫轩辕弥明，逢见刘师服、侯喜谈诗，最初刘侯二人很瞧不起他，但是当他们指着石鼎联句的时候，才发觉他不但造语敏捷，而且像那些“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等尖锐的讥讽的诗句，却是一个不能招架的敌手，于是只好佩服，“愿为弟子”了。后来道士睡去，“鼻息如雷鸣”，刘侯二人当时连气也不敢喘，因为倦极也就睡着，可是醒来已发现道士不在了，再也寻不着了。有人说这个叫轩辕弥明的道士，其实就是韩愈自己，因为轩辕是韩的拼音，而弥明就是愈的意思 [35] ，这个说法该是对的。因此这个道士的诗才也就是韩愈的诗才，这个道士对那般目光短浅的市侩主义的人物的讥讽大概也就是韩愈对于奚落自己的人的回敬了。
《毛颖传》是关于笔的一篇童话。文中暗示毛颖的先世是兔，又说他见秦始皇时因为脱帽被发现了已经秃头，他所记载的事情也不能称秦始皇的心，便终于被秦始皇冷淡了。我们知道韩愈是在元和八年做过史官的，可能这是寄托自己虽为史官而由于压抑公论不能尽职的苦闷的。
韩愈对于传奇的兴趣曾惹起了他的友人张籍的反对，张籍曾在给他的信上说他不该“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而他的答复是“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后来《毛颖传》等出来，柳宗元还“恐世人非之”，于是写了一篇《读毛颖传后》，为的是叫人认识“前圣不必罪俳也” [36] ，可见当时对于传奇还存在着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态度，而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古文运动大师，却是赞成的。
《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本身是有讥讽市侩主义和争言论自由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这也是传奇文学中加入了滑稽和带有理智成分的一类作品的开始。
此后有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元无有》一篇 [37] 。牛僧孺生于780年，卒于848年。《元无有》的标题已经说明是没有这回事情。元无有是一位旅客，途中夜间听到四人吟诗，一个说“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一个说“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一个说“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最后一个说“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醒来才发觉是“故杵，灯台，水桶，破铛”。
牛僧孺还有被人疑为不是他作的一篇《周秦行记》，那是说他路过薄后庙，梦见各代后妃，最后是王昭君陪他睡觉。其中有薄太后称当今皇帝德宗为沈婆儿的话，所以人们疑惑是牛僧孺的政敌所写，借以构陷的 [38] 。我以为这个可能虽有，但也不是绝对的，也许牛僧孺本来写得那样，被人作为借口，或者本不是那样，而加添成那样，也依然是可能的。这个说法的最大可疑，就是当时牛党对此并无反响，而且这说法产生很迟。
《东阳夜怪录》 [39] 则是像《元无有》那样的故事的扩大。说的是在元和十三年（818）擢第的王洙，自称四年前逢见一位成自虚（也就是元无有一类 ），成自虚曾住过一个破庙，夜间也听见人吟诗。那些人有姓安的僧人，又有叫卢倚马的，有叫朱中正的，有叫敬去文的，有叫奚锐金的，有叫苗介立的，又有叫胃藏瓠、胃藏立的，醒后才知道这就是周围的一些动物：骆驼、驴、牛、狗、鸡、猫和刺猬，其实它们的姓名早已经暗示出来了。中间有趣的是，成自虚听了它们的诗歌，正在称赞道“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朱中正以为是讥讽自己，就逃走了。就一般传奇的通例，书中提到的人名就可能是作者，所以这篇传奇可能是王洙所写；书中提到的年月就可能近于写作的年月，所以这篇作品可能产生在元和十三年或稍后。
这一类的作品在戏曲中都没有什么影响。
第五节
传奇文学的尾声
传奇本来是有现实性和浪漫性这两种成分相结合的优点的，在传奇最盛的中唐时代的大部分作品也确乎呈现了这个优点，可是到了晚唐就只是极度地发挥浪漫性这个成分，而逐渐把现实性淹没了下去。浪漫性极度发展的结果，传奇已不成其为传奇，却变而为离奇，于是到了非常不近人情的光景。同时，创造性也显得非常微弱，在主题和结构上，往往是抄袭前人。传奇文学是到了尾声了。
薛调的《无双传》，就是抄袭许尧佐的《柳氏传》和蒋防的《霍小玉传》的。这里同样是爱人归了别人（像柳氏归了沙吒利，像李益要娶卢氏，这里则是无双入了掖庭 ），这里同样是靠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把爱人找回（那就是 《柳氏传 》中的许俊， 《霍小玉传 》中的黄衫豪士，这里则是古洪 ）。太雷同了！所不同的，只是这位古洪乃是先设法叫无双吃药自尽，到埋的时候再偷出来救活，却又把主人公王仙客的仆人塞鸿牺牲了，最后是古洪自杀。这不是离奇到不近人情么？作者薛调生于830年，卒于872年（咸通十三年 ）。这个传奇在后来戏曲上的影响是明人陆采的《明珠记》。
房千里的《杨娼传》是说有一位岭南帅甲爱杨娼，因为太太不同意，就气死了，杨娼知道后也自杀。不但没有什么深刻意义，技术也草率已极，虽然用着古文调。
皇甫枚的《飞烟传》是说赵象和武公业的爱妾飞烟恋爱的，后来发觉了，飞烟被鞭打，死了，赵象也吓得逃窜。飞烟死后，有人做诗追悼，做得好的便梦见她来谢，做得不好的却梦见她来骂。中间写飞烟之“不能自顾”很有抄袭《莺莺传》的嫌疑。那些诗和书札，都是写得很讨厌的，结尾更失却了严肃性。文中称咸通末（873），作者在天祐庚午（910）还存，那已是到了五代的时候了。
在唐帝国已不能维持统治的时候，出现了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其中写隋末时李靖受到杨素家的拿红拂的姬妾的爱慕，随他走向太原，路上逢见一位撅着红胡子的客人，就是虬髯客。当他们分别到了太原时，便又相会了。原来他们本都是想称王称帝的，但因为在太原看见了一个姓李的“异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太宗 ），觉得不能和他相争，于是虬髯客便把所有家产都送给了李靖，叫他安心辅佐这位“真主”，而自己却离开了中国，到扶余国去夺王位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意思只是说帝王是命定的，谁也不能争夺，目的完全在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本来唐太宗就是虬髯的，也曾救过李靖的命，但在故事里却化而为二人，这无非是故意这样安排以便宣传唐朝帝位的不可摧毁而已。故事中的虬髯客乃是一个豪富，他的行动，似乎一点也没有为了人民的意味，反之，却是无原则的，只要能称王就行了。因此，在思想性上，可说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在描写的技巧上却十分成熟，充分发挥着唐人传奇所给人的惊奇的感觉的特色，所以它的出现，单就传奇小说论，却仿佛是回光返照的一闪似的。
这个传奇也给了戏曲不少的影响，明张凤翼、张太和都作有《红拂记》，凌初成作有《虬髯翁》。
当唐代传奇发展到末期的时候，一些传奇专集的书出现了。包括《元无有》在内的牛僧孺的《玄怪录》也许是开端，以后有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在 831年后写成 ）、牛肃的《纪闻》、薛用弱的《集异记》、袁郊的《甘泽谣》（868）、裴铏的《传奇》（9世纪末 ），以及包括上面提到《飞烟传》在内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910）等。可是量的增加并不等于质的提高。此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续玄怪录》中讲化虎的《张逢》、赤绳系婚的《定婚店》、代龙下雨的《李靖》、求仙的《杜子春》、灌园老人求婚的《张老》；《纪闻》中讲热心赎友的《吴保安》；《集异记》中讲奏郁轮袍曲的《王维》、旗亭唱诗的《王之焕》；《甘泽谣》中讲剑仙的《红线》；以及《传奇》中讲武艺高强的《昆仑奴》、剑仙的《聂隐娘》，在蓝桥见玉兔捣药的《裴航》等。它们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有些故事富有民间传说意味，并且直到现在还为人们熟悉，有的还保留在话本中和戏曲中。 [40] 然而它们有传奇末期作品的共同缺点，这就是消失了传奇盛时的现实主义光彩了。
唐代的传奇文学，在宋代依然有着模仿。可是这些模仿的作品恰与晚唐的传奇文学相反，它不是发挥了过分的浪漫主义，却是压抑了浪漫主义，而走到平平实实的“野史”一类的记载上去。像乐史（930—1007）作的《绿珠传》（写石崇的姬妾 ）、《杨太真外传》（可说是扩大了的 《长恨歌传 》），都是排比前人的记载，很少创造的。唐人传奇的光彩，是更黯淡了。
清人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出来，可说大部分是恢复了传奇精神的，其中每卷附载的短文却又是志怪体的继续。所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集合志怪和传奇的一部著述。模仿《聊斋》的书又有许多，可是就社会意义、就民间传说成分、就高度的幻想和写实的手腕论，却都远落在《聊斋》后面。自然，《聊斋》在宣传封建社会的宗教迷信上，也有不可否认的极多的毒素。传奇小说到这里可说真的结束了。
第六节
关于传奇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在唐人传奇的盛时过去以后，便有了整理工作的出现。最著名的大规模的整理便是宋初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等的《太平广记》。这书有500卷。当然，其中不全是传奇，可是我们现在所见的传奇，几乎全搜罗在里面了。收传奇最多的是从484卷到492卷这九卷的杂传记一类，像《李娃传》《柳氏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统统在内。它的分类是很可笑的，有点模仿《世说新语》，列了什么《气义》《精察》《俊辨》《器量》等类，但却又有什么《神仙》《精怪》《草木》《昆虫》等类，所以有的传奇也就散见各卷之中，例如淳于棼（即 《南柯太守传 》）就列入《昆虫》类，因为讲的是蚂蚁；王度（即 《古镜记 》）即列入《器玩》类，因为讲的是镜子。显然这部书的整理是不科学的。六朝的志怪，一般的史书，以及各种杂记等，也都是其中搜罗的对象。因而我们正确地说，应该说这是在对小说（包括传奇 ）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的时候的产物。可是，它是到这个时候为止的有关小说的结集。就材料的丰富论，它是有用处的。明人也有整理工作，可是不但没整理好，而且改变了很多原来面貌，生出许多枝节问题。
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后，才把唐人传奇整理得有了些头绪，而这功绩应该首推鲁迅的《唐宋传奇集》（1927）。他是有明确的传奇概念的。他书后附有《稗边小缀》，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在这以前，有郑振铎的《中国短篇小说集》（1925），其第一集即全系唐人传奇，序中称受了鲁迅的指导与帮助，在这以后有汪国垣的《唐人小说》（1929），所选范围较广，《游仙窟》亦收入，每篇之后多有参考性按语，最后又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八、九、十章作为附录。这就可见二书也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完成的了。
关于唐人传奇的批评工作，最早的恐怕要算明人胡应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集》后的《稗边小缀》，对于传奇文学也有不少的风格分析，偶尔也谈到创作背景。
对传奇研究上有启发性的是陈寅恪的几篇论文。受了这启发，而写成系统的书的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她这本书是做了些重点的研究，但也仍重在社会方面，书名实不如改为“唐代社会与唐代传奇”，那就更符合实际了。这书虽然写得不很深刻，也不够全面，但对唐代传奇的现实基础，总算触及了一部分。
最近出版的书，有张长弓的《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1950）。其中主要论点和陈寅恪、刘开荣相同，同时又为了着重说明唐代传奇都发生在中唐，便特别有考辨《古镜记》《白猿传》的文字，认为这两篇也是中唐作品；而这一点却还不是十分巩固的。
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传奇文学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大变化。在这以前，中国传统上所谓文学，除了抒情诗及杰出的一部分历史书外，都多半是阿谀性的、装饰性的，或者炫学之用的杂文，谈不到生活的反映，和现代人所谓文学几乎是不相干的。传奇文学的出现，却说明中国文学走入了现代意义的文学王国。自此以后，作为现代人所谓文学的主要部门的戏曲（多半和传奇有关 ）和小说才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因此，传奇文学的出现，应该认为是近古甚而近代文学史的开始。
第二，传奇文学的兴起，主要的应该归诸都市经济的发达，也就是市民层的崛起。而这同一个根源，也正是说明了后来的戏曲和小说的发展的原因的。
第三，传奇文学的最大价值是其中有了反映现实并批判现实的成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的暴露，以及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在这里都是出色的。
第四，从传奇文学的发展上看，通俗骈文系和古文系是始终交织着的，可见古文运动只是对传奇文学有交互的关系，而不是它的产生原因。就古文运动本身论，它的影响也远不如传奇文学大。
第五，传奇文学中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的成分，所以如果不从形式（文言文 ）而从内容论，传奇文学和后来的小说实在是同一范畴的东西。因此，传奇文学也可认为是民间文学之还没有放在适合的民间形式下的。因此，传奇文学也可认为是由贵族庙堂文学到平民通俗文学的过渡物。
第六，传奇文学本身有它的发展规律。传奇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结合。在传奇文学的优秀作品里，二者都结合得好，一方面叫人有惊异之感，一方面又叫人有真实之感。但这一个矛盾的结合，在后来却有时只发挥了浪漫性，于是由传奇变而为离奇，那就是晚唐的作品，有时只发挥了现实性，传奇落到“野史”的地步，那就是宋人模拟的作品。清初是有人又恢复了唐代传奇的精神的，然而小说的表现已经有了更进步的形式——短篇话本和章圆体小说，所以只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七，就传奇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论，不但很多优秀的传奇成了元明清戏曲的重要题材，而且一部分传奇也编入了宋、元、明的话本，传奇中有的情节也被吸收在后来伟大的章回演义中。传奇和后代戏曲小说的另一重要关系是它们共同受了变文的影响，这从传奇本身的形式（最显明的是 《游仙窟 》一系下来的 ）可以看得出，这从一部分传奇在当时曾经是讲唱文学（现在有证据的是 《李娃传 》，应该不止是 《李娃传 》）可以看得出。部分的传奇文学中也有采用了少量的白话的。总之，传奇文学之应该划入近古文学的范畴，是确切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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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2]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3]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4]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第四十四。
[5] 《新唐书》，卷五四；并参《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大中元年（827）条，其中称自大历以来（766）就如此，那么就是这时已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了。
[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8]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9] 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条。
[10] 陆贽《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见《文苑英华》，卷四五四。
[11] 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见《文苑英华》，卷四〇八，《全唐文》，卷四一三。
[12] 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一，《全唐文》，卷五二九。
[13] 杜牧《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见《文苑英华》，卷四〇八，《全唐文》，卷七四八。
[14] 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见《全唐文》，卷五二三。
[15] 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三，《全唐文》，卷六八九。
[16] 皇甫湜《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五，《全唐文》，卷六〇六。
[17]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
[18]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19] 沙发洛夫著，早川译《中国社会史》，282页。见佐野袈裟美著，刘惠之、刘希宁译《中国历史教程》，250页，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引。12万人可能是一个夸大的数字，但广州外商之多是可见的。
[2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1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21] 听《一枝花话》的情形见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光阴听话移”下的自注。《一枝花话》即《李娃传》，见孙楷第《论中国短篇小说》（1953，棠棣版）38页，引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李娃传注》。查白居易原诗《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作于元和五年（810），见汪立名《白香山年谱》，距白行简《李娃传》写作时（贞元乙亥，即贞元十一年，795）已有15年；但白诗系从“忆在贞元岁”说起，元酬诗亦从“昔岁俱充赋”说起，所以他俩同听《一枝花话》的时代也还是在贞元年中，也就是和《李娃传》产生时代很接近的岁月中。
[22] 汪国垣《唐人小说题辞》即以此“稽其起原”，恐怕是很片面的。
[23] 《郡斋读书志》：“《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
[25] 参考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佝偻集》545-549页，生活，1934年版）。
[26] 《游仙窟》本文中只称张文成，而张 字文成，所以有人认为是一人，为慎重起见，暂采保留态度，以俟确证。
[27] 参看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1947年版，第七章第四节《游仙窟的文体与“变文”文体的比较》130-134页。
[28] 陈寅恪：《读莺莺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81-18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29] 陈寅恪：《读莺莺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81-18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3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一章《长恨歌》，5页。
[3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46页。又此节所叙元稹的人格和他对婚姻的态度，多参考陈书。
[3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18页。
[33] 说见陈寅恪：《读东城老父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75页。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82页和《唐宋传奇集》109页，就也误会二人为一人了。
[34] 生卒据闻一多《唐诗大系》，全集四，371页。
[36]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
[37] 《太平广记》，卷三六九（精怪二）。
[3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后的《稗边小缀》，皆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说李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三章《朋党之争与周秦行记》对此有较详的论述，并推定《周秦行记》大概产生于大中一二年间（847、848），也就是牛僧孺将死的期间，并认为作者也以韦瓘的可能为最大。我对此则仍持保留态度。
[39] 《太平广记》，卷四九〇（杂传记七）。
[40] 《醒世恒言》卷三七《杜子春三入长安》，《醒世恒言》卷四《灌园叟晚逢仙女》，《喻世明言》卷八（一本在卷二一）《吴保安弃家赎友》，都是传奇保存在话本中的。李靖代龙下雨故事也许就是《西游记》第十回《老龙计拙犯天条》的前身，渔人李定的名字可能是由李靖变来的。《郁轮袍》（王衡作）、《旗亭宴》（张龙文作）、《红线女》（梁辰鱼作）、《昆仑奴》（梅鼎祚作）都是后代戏曲在这一部分传奇中取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