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这一个时期文学发展大势及其背景
唐代的诗歌是前一时代——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的继续发展，但又有了更高的成就的时期。
我们说它是前一时代的诗歌的继续发展，这是因为前一代所创造的格律为唐代所承袭了，前一代对于诗歌中的坏的倾向——宫体诗——的斗争为唐代所完成了，前一代有成就的诗人和著名的作品给唐代诗人树立下了楷模。
我们说它又有了更高的成就，这是因为在唐代有了前一代所不可比拟的伟大诗人，像李白、杜甫；在唐代有了前一代所不可比拟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像李白、杜甫的大部分诗歌，以及白居易的一部分诗歌；内容和风格的丰富远超过前代，我们只要一想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罗隐、胡曾等名字，就不啻眼前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诗歌的画图；在诗体的创造上，既有五律、七律的所谓近体，又有从乐府变化而来的歌行和脱离旧乐府而产生的新乐府，此外，就是五古、七古、五绝、七绝等也都较前一代在形式上更成熟更完整；作者阶层的广泛，数量的巨大（《全唐诗 》一共 900卷，诗有 48900多首 ），也是前一代所不能比拟的。
唐代诗歌所占的时间约有300年（618—906）。在这300年间，头100年还是唐诗的准备时期，唐诗的格律还在试验，唐诗的理论还在分歧。对齐梁遗留下来的诗体还是承袭的地方多，就是改革也还是在缓慢的过程中，所谓上官体，所谓四杰，所谓沈宋，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但是已经有喊起复古的口号（实际上是改革 ）的陈子昂出来了；这就是一般所谓初唐的诗歌的情况。次50年是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活动的时期，李白承继了陈子昂的主张，杜甫综合了并提高了以前人写诗的经验，他们创造了最富有现实主义并最富有爱国思想的伟大诗歌，这个辉煌的时代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盛唐。再后的70年，是李白、杜甫成了古典人物，为大家所崇拜模仿，而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得到发扬光大，在诗的技术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试探的时代，这也就是白居易和韩愈的时代，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中唐。最后80年，是中唐诗人又成为古典人物，为大家所崇拜模仿，因而风格更多变化更加丰富的时代，特别在内容上有不少杰出诗人在现实主义上有更深刻的发挥，于是唐诗就光辉地结束了，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晚唐。
唐代不但是诗歌最发达的时代，而且也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发展规律的时代，因而也是十分便于研究一种文学的成长的时代。
为什么唐代诗歌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呢？第一是经过隋代的统一，结束了将近300年（317—589）的南北对立，又经过人民的起义，建立了强盛的唐帝国，社会经济在初唐逐渐上升，中外交通和贸易十分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摧残的社会逐渐恢复了繁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文艺当然也是蓬勃的。第二是由于隋、唐的统治阶级为了抵制旧的门阀士族的势力，定下考试制度，到武则天时代更特别注重以诗赋取士以抵抗关中集团，于是诗歌也就特别活跃起来 [1] 。第三是和诗歌关系最密切的音乐在唐代由于国内统一的关系而得到南北融会，并由于对外交通的关系也大量吸收了域外成分 [2] 。第四是各种艺术的发展，像龙门的石刻，欧、颜、柳的书法，杨惠之的雕塑，吴道子的绘画，也给诗歌艺术的发展以有力的刺激。第五是前一代诗歌写作积累的经验以及那些卓越的批评家所提出的要求也都给唐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
就唐诗的分期论，它的历史背景可以概括地说明如下：在唐帝国刚刚建立的期间，社会上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的恢复，而诗人们对于体裁的创造也还在摸索的阶段，对于前一代的成绩也还在消化吸收的时代，这就是初唐的诗只可以作为准备时期的缘故。到了经济业已达到繁荣了，人口也达到唐代的最高纪录了，各种艺术也达到共同的更高的水平了，诗歌本身的准备工作也近于完成了，这就是盛唐诗歌达到高峰的所由来。天宝之乱是唐代政治的转折点，此后对外的优势一变而为劣势，经济的重心移向江南，地方藩镇的势力渐趋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表现在宦官和朋党的斗争上的 ）也在发展，人民的生活又陷入痛苦的深渊，这就是中唐的情况，这也就是由杜甫到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产生的背景。但同时却也产生了逃避现实、追求技巧的一派，这就是韩愈所代表的。阶级的矛盾继续发展，终于爆发了黄巢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在发展，最后统一的帝国再度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时在诗歌上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继续并深化，一方面是逃避现实的唯美主义的继续并深化，而晚唐风格的五光十色正是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的反映。
和中唐的社会情况相伴，除了诗歌上的变化外，又特别产生了传奇文学和古文运动。
和晚唐的唯美诗歌的产生同时，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也在萌生了，那就是词。
第二节
初唐的诗歌
——从宫体诗的承袭和破坏到创造新诗歌的准备
就一般的趋势讲，初唐的前半还是宫体诗有势力的时代。唐太宗就是一个宫体诗的作者，他曾请虞世南（558—638）和他的宫体诗，虞世南说恐怕影响不好，唐太宗只好老着脸皮说：“我是试试你呢。” [3]
在内容上是宫体，在形式上是沿袭六朝，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趋势。唐太宗所领导着编辑的《晋书》，对于陆机特别推崇，称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可知那时追求的目标实在不高。同时大家所忙的是编辑像《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一类的类书，它的意义实在不过如闻一多所说：“大规模征集辞藻。” [4] 也就因此，《文选》成了这时重要的读物，那时代的学者像李善便是《文选》的专家。这影响一直到后来的李白、杜甫还没有完全除掉，杜甫自己也说过“熟精《文选》理” [5] 。
代表这种风气的极点的，有上官仪（608？—664）的所谓上官体。“翡翠藻轻花，流苏媚浮影”（《入咏应制 》），这轻艳的作风，确是前一代宫体诗的继续。
扭转这个宫体诗的堕落风气的，是开始于四杰。四杰就是所谓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依照闻一多的研究 [6] ，卢、骆是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应该加上刘希夷（651—？）、张若虚（660—720？），他们的功劳是宫体诗的改造或破坏，王、杨是另一个集团，这一个集团下接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他们的功劳是五律的奠定，是属于建设方面。这些人的共同贡献是，把诗的范围从宫廷里解放出来，用正常的健朗的情感代替了病态并变态的心理。
卢照邻（637—689？）一生过的是贫病的生活，后来因久病投水而死。他的《长安古意》一方面反映了都市生活的豪华奢侈，一方面写出了“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大胆放纵的情感，同时也写出了自己“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孤独。骆宾王（640？—684）则是一个豪侠的人，爱打抱不平，因为起草过讨武则天的檄文，后来做了亡命之徒。他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的主题是十分相似的，但说得更为激昂慷慨，就格局上看，是更近于盛唐的风格了。刘希夷的代表作是《代悲白头吟》 [7] ，虽然写得浮泛一些，但是其中的同情心是超出于以前的宫体诗的。《红楼梦》上的黛玉《葬花词》就是模仿的这首诗。张若虚的代表作《春江花月夜》更是一首很成功的抒情诗，它的流利、豪放、空灵，就宛然是李白的歌咏的先驱。
王勃（649—676），杨炯（650—695？）的年龄都比卢、骆小一些，作风也比较相近，闻一多把他们列在卢、骆后面，又指出他们为一系，而和卢、骆不同，这完全是合乎历史真相的。唐诗到了王勃、杨炯，才有完整的五律出现。当我们读到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杜少府之任蜀州 》），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 》），我们不能不立刻感到诗的范围是扩大了，不仅走出了宫廷，也走出了京城，虽然还令人有种浅易浮薄的感觉，但已经渐具唐诗的规模了。
从上官仪到四杰（中间包括刘、张 ），我们可以看到唐诗是如何在这半个世纪中冲破了宫体诗的内容，提高了齐、梁的形式，而走向建立新诗体的。四杰在这方面有他们的功劳。我们必须用文学史的眼光去加以估价。诗人杜甫就是有这种眼光的，所以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8] 从杜甫的话里，也可以令人想象到四杰为新诗体的诞生，曾经过一番如何的挣扎。
王、杨完成了五律，和王、杨接近的沈、宋就完成了七律。沈佺期（656？—714），宋之问（656？—712），都是武则天时代有才华的人物。由于唐代对武则天很少好评，所以对于依附武则天的文人也多半没有好话。因此，关于沈、宋的许多传说，如沈的贪污，宋的卖友求荣，甚而说他为了忌妒外甥刘希夷的作品把外甥暗杀了，等等，是要打折扣的。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奉和应制太多，却也的确可厌，假若“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沈佺期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宋之问 《三阳宫侍宴应制得幽字 》）不是出现在那样的题目里，岂不更好么？
五律还不能算是唐人的创造，那只是齐、梁体的更进一步整齐化，七律却确实是唐人自己的创造，因此那时称为“近体”。沈、宋他们自己虽然还没在这方面写出第一流的作品，然而却给后来的大诗人在形式上打下了基础。
当然，事情不能光看一面。沈、宋一方面有他们的创造，一方面却也有他们的因袭。完成了七律，是他们的创造，过分讲究对仗，内容多半宫廷，就还是齐、梁体的因袭，亦即宫体诗的因袭。同时沈、宋也还不曾意识到要脱卸齐、梁的羁绊，创造新的诗歌。
在这时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发为主张的，是陈子昂（661—702）。他曾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9] 他有意识地菲薄齐、梁，有意识地提倡汉、魏风骨，这就是以前的批评家刘勰、钟嵘所主张的，也就是以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所追求的，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可以代表他的理论的实践。其中第十首，即“吾爱鬼谷子”的一首，不但见出他的风格，也见出他“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的救世的热情。无论风格上、内容上、文学主张上，他和李白都有非常相近的地方。韩愈有诗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10] ，是很正确地说明了他的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代表转变期的人物是崔颢（704—754）。他少年时代的作品就还是齐、梁体，晚年就入于盛唐的风格。他的《黄鹤楼》一诗曾为李白所倾倒，并一再模仿。我们如果一比较李白的《题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和他这首《黄鹤楼》，就可见出李白是如何向这位前辈虚心学习的。
初唐诗的大体发展轮廓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个一般的趋势之外，却也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两位诗人，一是唐代初年的王绩（585—644），他是陶渊明的追随者，模仿了《五柳先生传》而有《斗酒先生传》，模仿了《桃花源记》而有《醉乡记》。他善于写自然景物，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野望》，可算他的代表作。他诗中的静的境界可以看作是王维的先驱。二是沈、宋时代的杜审言（648？—708），他是杜甫的祖父，不但他的狂放不羁使我们看到少年时代的杜甫的影子，而且他的沉稳的作风，甚而像“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 》五首，其二 ）和“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 》）的句子，我们在杜甫的“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 》）和“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曲江 》）的诗中也见出学习的痕迹。因而我们有理由说，杜审言可以看作是杜甫的先驱。王绩和王维的关系，杜审言和杜甫的关系，是正如陈子昂和李白的关系然。单就这点看，也可见出初唐时代是盛唐的准备时期了。
第三节 盛唐诗人（上）
——王维及其派系
盛唐的诗人很多，但大别之，可分为三系，这就是：王维系、李白系和杜甫系。王维、李白、杜甫就是这三系的代表人物，依照他们所代表的时代论，王维在先，那是从王绩发展来的歌咏自然的一派；李白次之，这是从陈子昂发展来的以复古为口号，事实上乃是创新的偏于发抒个人感慨（古人叫作 “咏怀 ”）的一派；杜甫又次之，这是从杜审言发展来的代表唐代的新体诗，而内容是着重反映现实的一派。
就主要的思想论，王维代表佛教思想，而佛教思想是在武则天时代就很被提倡的；李白代表道教思想，道教思想却是唐玄宗时代才被推崇；杜甫则代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到了韩愈时代才有人大声疾呼的。所以，就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来看，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先后次第，虽然王维和李白同年生（701），而杜甫只晚生12年（712）。
王维的诗歌曾经在唐代，甚而一直到清初，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是应该给他以历史估价的。
在王维这一系里，有一个比王维稍前，为王维所佩服的诗人，是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比王维大12岁，王维给他画过肖像，在他死时王维写过哭他的诗。李白也称赞他，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 》），杜甫也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 》），可见他在当时的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在他的诗里我们看到像画面样的乡村生活：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过故人庄》
孟浩然生活的时代还在天宝之乱以前（他死在天宝之乱以前 15年 ），那时还是比较太平的时代，所以他的作品里没有反映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的诗歌。但孟浩然是当时文人中没有任何官职的一个（这在当时的文人中是极少数 ），这也就是李白所称为“高山安可仰”（《赠孟浩然 》）的理由。
在诗的形式上，孟浩然擅长五言，五律这个体裁到了他的手里已经达于成熟的地步。
佩服孟浩然的诗人王维（701—761）则是过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他本质上原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像他所写的《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崔兴宗写真咏》：
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情感很笃厚的人。但他在30岁的时候，妻子死了，他学了佛 [11] ，不曾再娶。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诗中屡次提到他中年和晚年学佛的话：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终南别业》
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
——《谒璿上人》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酬张少府》
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
——《饭覆釜山僧》
他在唐代佛教中的地位很高，禅宗大师惠能的碑铭就是他写的，而且这是受了神会的嘱托，用王维自己的话就是“谓余知道，以颂见托”；如果他对于佛学没有深入的理解，是不可能担任这一工作的，他在佛教中是属于“顿教”的禅宗南派。
他在诗里常提到“无生”：
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秋夜独坐》
忆昔君在时，问我学无生。
——《哭殷遥》
誓陪清梵末，端坐学无生。
——《游感化寺》
学“无生”就是学佛。他的号叫摩诘，摩诘是佛经中梵文Vimalakirti的音译，是无垢的意思，这也说明佛教对他关系之深。
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所以看不起道教：
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
——《秋夜独坐》
同时也看不起儒家：
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
因为他有这样鲜明的佛教思想教养，所以他在晚年创造了他特有的诗境：诗里只有自然景物，没有人的活动。加之他本人是一个有名的画家，是中国文人画的开山，他自己也曾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 》），所以在捕捉自然景物上，就又有为别人所不及的构成美丽的画面的特点：
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木兰柴》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 [12] 开且落。
——《辛夷坞》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春池深且广，今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
——《萍池》
这都是成功的静物写生的风景画。他的用语是那样精简，而描绘的景物却又那样具体！而且他往往用一种突然的动态，像飞鸟落花等，去对照出他所写的世界的寂静。这是他特有的技巧。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杰出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是除了他是名画家之外，又由于他的佛教思想，而他所以学佛的缘故却是由于他本是情感丰富的人因挫折而要求解脱，因而他对于自然景物的深入描写也仍是热情的表现，不过把热情转移到自然景物上罢了，因此在他所压抑的热情的一面才是他的本质。也就因此，像《哭孟浩然》《崔兴宗写真咏》《送元二使安西》那样直接表现浓挚的热情的诗也同样是他遗留下来的极其珍贵的一类诗。
如果看不见他这热情的一面，如果只认为他是冷漠的人，如果不理解他曾有一种转变的过程，又不理解他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着，如果不体会他之善写自然静物乃是热情的另一面，那就不可能了解王维这个诗人的真相了。孟浩然和王维的不同，就在孟浩然缺乏王维这样矛盾挣扎的一面，因而孟浩然在抒写热情上和描写静物上都没有王维那样深入。王维周围的人，以及以后学王维的人，也因为没有王维这些条件，能画、有佛教思想基础、曾经经过一种挣扎、本质上却极其热情等，所以不能赶上他。
反之，倒承袭了他的弱点。王维的弱点是对于当时的现实不够关切，他的热情只限于小天地里。他的作品中在分量上比较少的是反映当时现实的诗以及表现爱国思想的诗，只有《陇头吟》算是表现当时士兵的不满的，《西施咏》可能是像杜甫《丽人行》的主题一样在讥讽杨贵妃的权势的，《凝碧池》可说是反映天宝之乱时陷敌的人们的苦闷痛苦的，但都太微弱了，在数量上也太少了。这是和李白、杜甫的诗歌不能比的。在实际行动上，在天宝之乱时，他既没有像李白那样参加一个抗敌的政权，也没有像杜甫那样陷入敌人占领区又挣扎着逃出来，却只是在被俘后哭泣吃药，他缺少李白、杜甫那样坚强。和他一系的诗人储光羲就做了安禄山的伪官 [13] ，后来唐末推崇王维的诗人司空图等却也同样对当时的现实——黄巢起义——没有什么反应，而只知道当他那逃避现实的“高士”。
王维的弱点是他的热情只限于小天地里，对于大的现实不够关切，但追随王维的人就连这小天地的热情也没有了，于是只剩下平淡——冷淡。
王维的诗歌大部分是适合地主阶级的悠闲情调的。王维在晚年买了宋之问的田庄，过的是官僚退隐后的地主生活。他虽然写田园，他虽然写“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但是他立刻接着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这说明他根本不理解农民的辛苦劳动，他所谓田园生活，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但这也就是追随王维的人心目中的田园了。王维诗这一部分的被爱好，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
王维在当时就有很多追随的人，就数量论，他这一系的诗人比李白、杜甫二系都要多。晚唐诗人姚合编《极玄集》，曾把王维抬高到第一位。清初王士祯论诗，也专推崇王维。这可以看到王维的影响。但是这影响都不能算发挥王维的优良面。对于王维的全面理解和估价，在过去是根本不够的。
王维本人的诗歌，有他不可磨灭的一面。就他的影响论，却不能算好。
第四节
盛唐诗人（中）
——李白
（一）李白所经历的时代之历史特点及其一生
和王维同年生的大诗人李白（701—762）在作品里是不像王维那样对现实很少关切，而是很广阔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的。
李白的主要活动时代是唐明皇的统治时代（713—755）。在这40几年中，也就是在李白13岁到55岁的这一期间，前20几年是开元盛世，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关于这一段落的社会情况，杜甫的《忆昔》一诗是最好的说明：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李白就赶上这个时代。在李白40几岁以前，正享受着这种物质充裕的生活。这也就是在李白的一部分诗歌里仿佛不知民间疾苦似的享乐气息的由来。同时这时的人有一种以国威强大自豪的感觉。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的气概，也正是这一时代的思想情感的反映。
然而在唐明皇统治的后20几年，也就是由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由于天下富庶，唐明皇腐化奢侈起来了，由于奸险的李林甫19年的执政，把一批稍有正义感的人都排挤下去了，又为了政争，把北方的祸首安禄山也扶植起来了，更由于杨贵妃姊妹和杨国忠的威势，宦官高力士等的气焰，赃官王鉷等的聚敛压榨，人民生活便重又陷入被残酷剥削和严刑峻法镇压的痛苦深渊。杜甫的《丽人行》就是记载杨氏集团的威势的。李白的《古风》五十三就是指责李林甫一般人的误国的：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
而他的《古风》二十四则是咒骂那些依势凌人的宦官的：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在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里更写出了像李北海和裴尚书那样的好人在酷刑暴政中被杀的惨痛。他感觉唐明皇已经和屈原时代的昏聩的楚怀王差不多了：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媛。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古风》，其五十一
李白痛惜这一百多年来好容易获得的盛唐是在唐明皇斗鸡蹴鞠的腐化生活里断送了：
一百四十年 [14] ，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独有杨执戟，闭关草《太玄》。
——《古风》，其四十六
天宝年间积累的矛盾爆发而为“天宝之乱”。这事情的本质原是阶级矛盾，根源是由于那时的统治集团对人民剥削太厉害，人民已经憎恶唐明皇的统治，不然的话安禄山的兵力不会进展那样快，不会只有六个月的工夫就从范阳（北京一带 ）打到长安了。但是从安禄山本人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民族成分看，从他起兵之前就撤换了32个汉将而代以番将看，这事件既爆发之后就已变质为民族斗争。苏冕说：
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倡其端，杨慎矜王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 [15]
这说明天宝之乱的起因是由于杨国忠等残酷剥削的结果。所以安禄山的起兵就以讨杨国忠为名。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
赃臣杨国忠蔽塞天聪，屠割黎庶，女弟席宠，倾国弄权。九土泉货，尽归其室。怨气上激，水旱荐臻，重罹暴乱，百姓力屈。
可见诗人对这事的起因是了解的。他又说：
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虽平嵩邱、填伊洛，不足以掩宫城之骸骨；决洪河、洒秦雍，不足以荡犬羊之膻臊。毒浸区宇，愤盈穹旻。
这就见出天宝之乱的惨状。李白这时的悲愤还强烈地表现在《奔亡道中》（其四 ）一诗：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唯恸哭，七日鬓毛斑。
这时的景况很像西晋末年。李白基于他的爱国思想，便很想出来做一个能出计谋而抵抗住外患的谢安石：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永王东巡歌》，其二
李白本来是常以谢安自命的，当时曾有李东山之称 [16] 。这就是他参加永王璘一幕的原因。
永王璘是唐明皇的第16个儿子，他是唐明皇逃入四川时所封的四个节度使之一（另三个是太子亨，即肃宗，还有盛王琪、丰王 珙 ）。但是只有永王璘接受了命令，率师东下，由武昌到了金陵。其余三人，都畏惧不敢出头。从李白的诗看：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永王东巡歌》，其三
见出人们对于这位想保卫东南的王子的欢迎。而当时的形势是，唐明皇没听老百姓的劝阻逃到四川，肃宗为老百姓拦着虽没逃四川，但是逃到国境灵武。长安放弃了，东南更没有人管，所以永王璘肯来保卫东南是值得歌颂的，这也就是李白所说：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永王东巡歌》，其五
李白就是参加的这样的永王璘的幕府。但是那位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肃宗是怎样对待永王璘呢？却是派了高适、来瑱、韦陟用大军对永王璘采取了三面包围的形势。不到两个月，就把永王璘消灭了。这时是757年二月，李白也因此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人，下了狱。在这一年的九月唐肃宗和回纥定了可耻的条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就这样借回纥兵收复了长安。李白因为有人营救出狱，但唐肃宗依然怀恨，又把他流放到夜郎。终又因为偶然的机会——肃宗立太子，要大赦，才把他放回来。这时李白59岁了。又过了三四年，他在流浪的生活中死去。
根据当时诗人元结的记载：
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
——《为董江夏自陈表》 [17]
以及南唐李昪自称为永王璘的后代以资号召看 [18] ，永王璘是被人欢迎的。李白因为爱国思想的驱使而参加了这个政权，这是他一生的光荣。
李白经过了盛唐的好时候，也眼见过天宝之乱以前的腐败和天宝之乱当时的惨状，基于爱国热情而参加了永王璘的幕府，却为统治者所忌，下狱、流放、漂泊而死，这就是他的一生。李白最有价值的诗歌的一部分也就是他晚年表现爱国思想的诗歌。
（二）李白在生活上几个突出的地方
李白在姓名、籍贯、谱系、职业上都没有其他诗人那么确切。当时人记载他父亲才恢复了姓李 [19] 。他父亲也没有正式的名，因为在四川绵州（今彰明县 ）做客商，被人称为客 [20] 。他没有清楚的谱系，他在诗文中也只有在很少的地方提到父亲。他的籍贯，说法也很分歧，连他自己说的也不统一。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在五六岁时是在彰明，少年时代都在四川。他没有不动产 [21] ，他也没参加过考试，——这在当时的诗人中是很少见的，也没做过正式的官。在长安只有三年，在永王璘幕府只有两个月。这些都说明他有一种流浪人的气质，不安定，大部分时间在漂泊。
他没有当时一般诗人的正式职业——做官。反之，在他生活中占重要成分的是学道，其次是武侠。他一生学道的重要地方是：岷山、嵩山、随州、齐；他一生结交的重要道教人物有：司马承祯、周紫阳、盖寰、高尊师。照他叙述的道教系统，从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到李含光、胡紫阳 [22] ，是五传，他似乎是胡紫阳的弟子，但他也和司马承祯为友。就他受道箓 [23] ，著道书 [24] ，藏道服看 [25] ，他学道是十分当真的。这种生活大概在他参加永王璘幕以前是没有间断过。他在长安的时候，当时人记载他出京时就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的 [26] 。他武侠方面的生活，有“学剑来山东” [27] “门人武谔” [28] “义兄孟子” [29] “手刃数人” [30] “袖有七首剑” [31] 等可证。他可能是中国过去下层社会结社的一个参加者。
他的漂泊使他不像一般官僚文人那样拘束，他的学道使他的诗里特别有一种飘逸的境界，他的武侠使他慷慨激昂，总之，由于他的生活特点构成了他那“平交王侯”、不为权贵低眉折腰的气概。也就因此，读他的诗时使人有一种开朗、解放的感觉，这是在其他的诗人作品里所不易得到的。这也是在封建社会里生活在拘束压迫下的人们所特别喜爱他的原因。像他在诗歌里表现的这种对封建社会秩序冲击的力量，也正是我们现在欣赏他的作品的理由之一。
（三）李白的思想
因为李白是一个道教徒，所以他吸取了道家的唯物论思想，这便构成了他的“万物兴歇皆自然”的世界观：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日出入行》
他不信什么鬼神，也不信什么权威。“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 》），他不拘于孔圣人的尊严。他在政治上最佩服的人物是鲁仲连、谢安，因为他们也像他一样不受什么束缚。
在政治主张上，他最反对战争：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城南》
如果是不得已而从事反侵略战争倒也罢了，否则他是坚决反对的。天宝十载有征云南的一事，他就大为攻击：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古风》，其三十四
对于专制暴君，他也是不容情的。例如他对于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就说：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
——《登高丘而望远海》
认为他们没有神仙的份儿。更明显的是表现在《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里：
昔祖龙灭古道，严威刑，煎熬生人，若坠大火。三坟五典，散为寒灰。筑长城，建阿房，并诸侯，杀豪俊，自谓功高羲皇，国可万世，思欲凌云气，求仙人，登封太山，风雨暴作。虽五松受职，草木有知，而万象乖度，礼刑将弛，则绮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鲁连不得不蹈于东海。则桃源之避世者，可谓超升先觉。夫指鹿之俦，连颈而同死，非吾党之谓乎？
他自居为“连颈而同死”的行列，这就是说，他是站在被迫害的一方面，而反抗这种暴政的。
对于劳动人民，则在一部分诗歌里表现了他的关切和深厚感情。例如，他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歌声 ）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 》十六首，其十四 ）就是写当地的矿工的；“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吴牛喘月时（大热天 ），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丁督护歌 》）就是写农民和船工的；他更赞成有利于人民的工程建设事业，“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在劳动人民中他也结交了朋友，他对他们流露了深厚真挚的情感，“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是一个农民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 》，这是一个卖酒的 ）。
至于李白的爱国思想，除了表现在永王璘事件的具体行动中之外，那又表现在他遇赦放还后，虽然自己个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他依然“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 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这和杜甫每每放下自己的问题而关怀到更大的现实是同样令人敬爱的，同时这也包含了诗人李白对于天宝之乱结束以后新发生的许多问题的忧虑，这种预见的正确已被中唐的具体历史所证实了。在李白逝世的前一年（61岁了 ），李光弼出镇临淮，要和史朝义决战的时候，李白还想请缨，因为病，才半道而返。他作有《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这就是，李白的爱国思想是贯彻到最后一呼吸的。
这就是李白的思想：道家的唯物论的世界观，主张和平，反对专制暴政，热爱劳动人民，并热爱祖国。
（四）李白的艺术成就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复古主张，在诗歌上推崇建安：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古风》，其一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但他又吸取建安以后能保持建安风骨的作家的长处。在他认为最够这个资格的就是小谢——谢朓。他佩服谢朓是集中屡见的，王士祯指出他“一生低首谢宣城” [32] ，这是正确的。
但他同时非常赞成创造，而反对模仿，也反对人工的小巧：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古风》，其三十五
“雕虫丧天真”是他憎恶的，在反面他就称道别人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 》）了。
他自己是实行了这个主张的。他的诗到了自然可惊的地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浦歌 》，其十五 ），这是如何地明白如话呢！
他的诗所以达到如此自然的地步，和他的性格分不开——他原是一个最没有雕饰的率真的人，和他的道家修养分不开——道家原是主张归真返朴，也和他虚心向民歌——乐府中的一部分——的学习分不开。他在乐府方面（在这里指民歌）大量的创作——占全集六分之一——是他的诗的艺术的一个大特点 [33] 。
但单是谈自然是不足以概括李白的诗的，他的诗又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 》）的气魄，是像天马行空样的令人不可逼视。就是这种气魄，给人以解放的、爽朗的、无拘束的愉快之感。
他的想象的丰富（像 《梦游天姥吟留别 》），感情的浓挚（像 《奔亡道中 》），驱遣语言文字的熟练，更增加了他那诗歌的吸引力。
他在诗歌上所以有这样成就又是和他的刻苦学习分不开的。除了向乐府学习之外，他曾刻苦地向古代——特别是谢朓学习，向当代学习（他曾两度模仿崔颢的 《黄鹤楼 》诗 ）。
他的诗不像杜甫那样的沉着痛快，但是奔放流利，他的诗不像杜甫那样的富有雕塑性，但却具有音乐性。
他完成了陈子昂等在唐诗的准备阶段对于诗的要求，他扫清了齐、梁所留下来的绊脚石，他成为唐诗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属于李白一系的诗人还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等，他们各有鲜明地表现个性的诗歌。李白在诗歌上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结束以往；而开辟下一代的历史任务，是落在另一个大诗人杜甫的肩上。
（五）小结
李白的伟大处在发挥了爱国主义思想：除了他在天宝之乱时所表现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外，他写出了祖国山川的美丽可爱（《蜀道难 》《庐山谣 》以及关于长江、黄河的诗歌等 ），他写出了祖国自然景物的可爱（由于他的诗，人们更爱故国的月亮了 ），通过他的诗让人感到祖国语言的可爱并祖国文学形式（如近于山歌形式的 “七绝 ”等 ）的可爱。
李白的伟大处还在于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盛唐时代的人的气魄，暴露了那时统治阶级的腐朽，并反映了人民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下的灾难。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或者说通过浪漫主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在这点上，他很近于屈原。
李白的伟大处又在于他那豪放、开朗、反抗的气概，而很少有弯腰驼背的形象或情感，他的作品中的这种气概鼓励了人们向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成为向封建统治阶级的秩序冲击的力量。
过去的人对李白的估价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冬烘的人不喜欢他（抱儒教正统观念的人和抱皇帝正统观念的人当然不会喜欢他 ），只注意写诗方法的人不喜欢他（他的集子注家特别少 ），不看全集的人不喜欢他，至于在生活形式上的模仿也不是真理解他（像李赤、张碧 ）。但是人民喜欢他（传说、戏剧、小说中拿他的故事做了题材 ），真正的诗人喜欢他（杜甫、韩愈、李商隐、皮日休等 ），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喜欢他并理解他。
第五节
盛唐诗人（下）
——杜甫
（一）李白和杜甫
在李白12岁的那一年（712），当代的另一个伟大诗人诞生了，这就是杜甫。
因为杜甫和李白是同时代的诗人，他们的许多经历是相同的：同经过开元的盛时，也同见过由于唐明皇、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杨贵妃等的骄奢、腐化、剥削、劳役而造成的人民的穷困和痛苦，更同遭受过天宝之乱的奔波流亡；但是由于李白终究比杜甫大十几岁，也就赶上前一时代的事比较多些，而李白过的生活是比较属于盛唐的物质生活充裕时代的多些，同时李白的思想情感，甚而写诗的方法，也都和前一代的联系比较多些；又由于两个诗人晚年（以天宝之乱的一年为断，李白那年 55岁，杜甫那年 44岁 ）生活上的差异，一个参加了江南永王璘的幕府，计划抗敌，失败被谪，冤枉委屈而死，因而激昂的诗歌多半表现在晚年，一个在颠沛流离中找到了唐肃宗，眼看收复了长安，然而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并没有因而减轻，相反的是更深刻化了，于是使这一个诗人竟过着还不如从前的生活，流亡到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最后是穷愁折磨而死，所以在失望幻灭中所发展的是除了反映现实之外，就又有艺术的精致方面。这就是简单地概括说明两个诗人所走道路的不同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李白一向走的是顺境，晚年的遭遇乃是像忽然碰到的一个大障碍一样，因而构成一个爆发的激流，而杜甫却是长期地缓慢地遭受着挫折的，所以倒像是构成一股细流的苦水。他们所受的迫害，应该同样是归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又应该同样特别产生自他们热爱人民、并敢和这种罪恶作斗争的结果，因而他们也就同样获得了人民的热爱，同样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是辉煌的伟大诗人。
（二）杜甫的生平及其作品
比李白晚生11年（712）、比李白晚死8年（770）的杜甫，一生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天宝之乱（755）以前，即杜甫44岁以前，是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杜甫大体上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和前期的李白没有什么大距离的，不但和前期李白没有什么大距离，和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一般盛唐诗人，也就是所谓李白系的，也没有什么大距离。
杜甫是历史家并军事家杜预的后代。初唐时在四杰和沈、宋之间的诗人杜审言是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有名的狂放的诗人，曾说在诗歌上屈、宋只可当他的衙官，在书法上王羲之也要向他低头，病死时便说为“造化小儿所苦”，宋之问去看他时，他说：“我死了，就没有人压着你们不能出头了。”这种狂放的性格也传染给杜甫而构成了杜甫的豪气的一部分，而这种豪气正是盛唐诗人像李白等所共有的。杜审言的诗句也有许多为杜甫所模仿。我们不是说过像杜甫的“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曲江 》）是学他祖父的“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 》）么？可见杜甫曾说：“诗是吾家事”（《宗吾生日 》），是不虚的了。
杜甫童年的体魄是很好的，“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 》）。杜甫在小时候已接触到当时很发达的艺术——舞蹈和音乐。
20岁开始了他的漫游，到过江苏、浙江、山东。
诗的家学、当时的艺术气氛、少年时代的漫游，对于一个大诗人的培养上自然都是有帮助的，但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的接触，以及和当代诗人的交游。就在杜甫回到河南，在开封、洛阳一带的时候，他碰到了大诗人李白、高适。“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 》），就是记他在开封的游踪的。这时李白已经四十四五岁，刚在政治幻灭中从长安归来，而杜甫刚过30，还在对长安抱着幻想的时期。他们又曾在山东一道漫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见出他们的交情。此后他们分手了，“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 《沙丘城下寄杜甫 》），这是李白对杜甫的惜别，后来杜甫更时时刻刻挂记着李白。
从杜甫35岁到44岁，是他的十年长安生活。在这一段生活里，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的日子。参加过考试，但是失败了；献过《三大礼赋》，但是也没有得到反响；希望别人援引，却也不见什么动静；一直到他在长安等过了九个年头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参军这样一个小官。但也就在这一年，天宝之乱爆发了。这也就结束了他第一时期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生活里，以在长安的日子为最潦倒，但他接触现实最丰富，开始写出了有现实主义精神、带有人民性的作品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反映杨氏姊妹的威势的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丽人行》；反映当时兵役之苦的有“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兵车行》——这些都是从人民的角度对现实的写照；而在他所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里，“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现出他已由于自己生活的穷困而体会到一般人需要满足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的迫切，而“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更表现出他对于暴风雨就要来临的天宝之乱的焦急，其中还有“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的话，那是直然要唤醒唐明皇的迷妄，然而业已走上腐化道路的唐明皇是永远不会被唤醒的了。
就是在天宝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写出了这样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从杜甫44岁经过天宝之乱到48岁入蜀以前，是他的生活的第二时期。这时期虽短，但这是他的创作十分辉煌并十分丰富的时期。
就在安禄山起兵范阳的那一个月，即755年11月，杜甫在接受右卫率府胄参军后往奉先（蒲城 ）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因为京师饥馑而在上年迁往奉先的。这时他写出了他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诗里，他很形象地又极其经济地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阶级矛盾。这时他的一个孩子已经因为饥饿夭折了，但他那伟大的人道主义，使他立刻放下了自己的悲痛，反而转到“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上去，想到一般人的不幸上去，而“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了。
不过一个月的工夫，安禄山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洛阳。第二年六月唐明皇就放弃了长安。杜甫这时搬了几次家，最后寄居于鄜州。当他听说唐肃宗已经在灵武树立政权的时候，就要赶往灵武，但因此一度陷在沦陷后的长安。“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哀王孙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 》），就是他这时的所见和心情。他在这时见到不利的战况，“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 》）；他想到寄居在鄜州的妻子，“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他自己呢，则是在惊心动魄地尝到大变乱的沉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这些在沉重的刺激之下，为爱国情感所饱和着的诗歌是永远感人的。
杜甫终于挣扎着到了唐肃宗这时所在的地方凤翔，当了左拾遗。这是757年，他46岁了。因为营救由于陈陶的失败并其他因素而被治罪的房琯 [34] ，他也几乎被治了罪。他是在热情中到了凤翔的，但他在不愉快中回了家——鄜州。虽然还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但是战祸已经造成了“黍地无人耕”（《羌村 》，其三 ）的惨状，他的家庭也已经是“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北征 》）；他和妻子相见的时候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羌村 》，其一 ）；他和邻舍谈话的时候是“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 》，其三 ）。长诗《北征》是和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样有名的巨制，《羌村》三首也是他有数的杰作之一。
在长安收复时，他又回到长安。仍然由于房琯的牵累，他不久就被派到华州当司功参军。在华州他曾出过考试进士的题目，从那些题目都是关系赋税、水利、兵食、币制等上，见出杜甫对人民生活的关切。他要求参加考试的人不要“忽经济之体”，而要“贵切时务”。他在华州的时候，曾经到过洛阳。就是在从洛阳回华州的路上的观感，使他写成不朽的名作“三吏”“三别”。这是高度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品，他发挥了雕塑性的艺术技巧，真切地传达出那时人民的痛苦。这些作品后来为白居易所极口称道并学习，让中晚唐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得到辉煌的范本。他遇到青年诗人孟云卿也是在这个时候。孟云卿是元结一派的，他和元结都是白居易的先驱。
由于他自己所受的政治打击，由于他对于统治阶级的失望，他辞掉了华州的司功参军。他也没有停留在长安。他携家到了秦州（甘肃天水 ），又到了同谷。这时他48岁了。在同谷的时候，是他生活上最艰苦的时期。他作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沉痛地歌唱了他“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其五 ）的感慨。不用说，这其中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的共同感慨。这样就结束了他的第二时期生活。
这一时期的生活虽然只有五年。但他最有价值的作品几乎全集中在这一时期。
他48岁这年的冬天到了成都。一直到他59岁死在湖南的耒阳，是他生活的第三时期。他有五年是居住在成都以及成都附近，他生活比较安定了，在成都经营了心爱的草堂。此后他比较住得久的地方是在夔州一带，最后有两年辗转于湖北、湖南。这一时期他时常怀念故旧，他也时刻锻炼诗的技巧。他在近体诗——七律上的成熟是在这个时期。现在保留下来最多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已往专门注重诗的技巧的人特别看重的正是这个时期的。然而比较地说，除了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依然表现他伟大的人道主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依然表现他热烈的爱国情感，有关诸葛亮的几首诗 [35] 还依然表现他壮年所具有的政治抱负，而《不见》歌唱出了他对李白的深挚友情，《戏为六绝句》见出他虚心而公正的批评见解等之外，他的作品是没有上一个时期有光彩了。他虽然自己写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渐少，但他在这时却曾经见了一个比他年轻的诗人元结的《舂陵行》而大为称赏，并且也响应了一篇。元结这篇作品是很近于杜甫的“三吏”“三别”，并开辟着白居易讽喻诗的道路。
这就是杜甫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的发展，以天宝之乱为关键，在这以前是比较没有显著的特色的；天宝之乱的前后乃是他作品最辉煌的时期；晚年入了蜀，诗的技术上有了精进，而内容上却有些减色。
（三）杜甫的思想
就思想体系上说，杜甫的思想之代表儒家处，是正如王维之代表佛，李白之代表道。过去人称他们为诗佛、诗仙，而称杜甫为诗圣，是有理由的。以一个诗人而完全体现了儒家思想论，这在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人。这也是过去历史上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杜甫常以儒自居。他曾说：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江汉》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宾至》
这种意识是王维、李白所没有的。
儒家的理想是自己当治国平天下的宰相，杜甫也是的。所以他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36]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37] 。这也不只是个人地位——做官——的问题，其中也实在包括一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情在。我们必须把杜甫放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去理解，特别是必须放在曾经一度强盛而杜甫只是接触到它的崩溃的序幕的唐帝国那一段封建社会去理解，忧国忧民的杜甫是不可能想到其他的出路，如革命等的。
杜甫希望当时的政府好，希望当时的皇帝好，他平素赤心耿耿的是如此，他后来多少有点失望然而终不能不恋恋的也是如此。他对当局虽然也有所批评，但他始终有些回护。唐明皇晚年是如此昏聩、荒淫而几乎断送了整个唐帝国，但杜甫依然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决不肯寻找另外一个政权，甚而想也不曾想。他不能像李白一样，把唐明皇攻击为殷纣王、楚怀王，他的攻击是以到唐明皇的周围为止。他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参加一个新起的政权，他却是冲破一切困难，找到了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凤翔。事实上这个政府对他并不好，在长安曾经对他冷淡过十年，在凤翔曾经因为他直言就要治他的罪，但是他没有变了心。就是后来入了蜀，多少有些淡漠了，但他的心情是宁有些自责，“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 》），而不是抱怨。
也就因此，他最佩服那个忠心耿耿、支持危局的诸葛亮。他一再形之于歌咏，例如：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咏怀古迹》，其五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
他崇拜到什么地步，同情到什么地步！这和李白所崇拜的人物鲁仲连、谢安有很大的不同，鲁仲连是“辞官不受赏”的，是“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的，谢安是到不得已时才“为苍生而一起”的，他们对于从政可说都是玩票式的，他们对于最高的统治者——帝王——是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的，这也就是李白所爱慕的，而诸葛亮不然，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却正是杜甫所向往的。
鲁仲连、谢安和诸葛亮的不同，也就是李白和杜甫的不同。这种不同和出身有关——李白是商人家庭出身，而杜甫是好多代以来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和生活有关——李白长期流浪而杜甫在长安一住就是十年；尤和思想教养有关——李白是道家而杜甫是儒家。
因此他善于写封建社会内对君国的情感，他善于写封建社会内家人父子的情感，他善于写封建社会内正常伦理生活的情感。他没有恋爱的情歌，但是有很真挚地写家庭夫妇情感的诗，《羌村》和《月夜》（“今夜鄜州月 ”那一首 ）就是例证。
像《吾宗》那首诗：
吾宗老孙子，质朴古人风。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
最足以表现杜甫的世界——典型的封建社会内的善良的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感情。
我们读他的诗就感觉到他那个社会中的一切人情和一切社会关系跃然纸上，我们读他的诗就感觉到有那个社会中的一个善良的读书人——他所谓“腐儒”，立在我们跟前，这个人所读的书是如此深入骨髓，他一举一动都像那些书中所要求的，他看周围的世界也是如书中所告诉他如何去看的：他看重作诗，但更看重做人，做人便应该帮助皇帝把国家变成太平盛世；如果没有把国家治好，那就是这些辅佐的人不好，皇帝没有错儿；平常应该关心人民最迫切的问题，以便一旦执政时要为人民尽一份力量，他在华州做司功参军时所出的考试题目的意义也就在这里。这就是杜甫所想，也是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人所想，可是杜甫能充分传达出来，又是以诗的形式传达出来，而且又传达得好。
正是因为如此，杜甫在过去的中国诗人中获得了没有人可以和他比拟的地位。杜甫集的研究，在宋代已有所谓千家注。历元、明、清，研究中国诗的人，也没有不把关于他的研究放在第一位的。
就当时的具体社会情况看，也就是就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在它灿烂的特定阶段看，杜甫这一套思想是和当时一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像杜甫那样当真地关心了民间疾苦，而特别在受外族欺凌的时候，他那强烈的忠君的热情便更体现为和爱国思想相一致了。
不过杜甫的伟大思想不仅止于此。不错，杜甫没有李白诗歌里所表现的那些叛逆性、破坏性，对任何藩篱冲决而出的那股力量，反之，他仿佛是循规蹈矩的，仿佛是在封建社会的秩序以内发挥他的天才，仿佛是在充分符合封建社会内对于一个正统文人所要求的条件下而蓄蕴了他的伟大的。然而杜甫的真正伟大首先在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往往超越了自己的利害，甚而超越了他的阶级限制，而想到更大多数的人的问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那时他自己的房子却正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但他放下了自己，而想到别人。“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 》），他不但没爱惜自己的私有财产——枣，而且还怕那个贫妇人恐惧，同时却又想到在剥削和战乱中一切受苦的人的灾难了。“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时他自己却正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时候，但他把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哀痛也放下了；他自己也还算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阶级，但是也冲开了这阶级利益而想到那些没有这种保障的不幸的一群。正是因为如此，他像发现了阶级社会的本质似的，歌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名句。只有这，才是他能写出那些现实主义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像“三吏”“三别”等的根源。只有这，才是他的作品里富有人民性的根源。只有这，才是他的诗歌打动了无数读者的根源。他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又扩充到对一切弱小的对象上去，包括了动物。例如《缚鸡行》，“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甚而扩充到无生命的花草上去，“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过洞庭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在他的作品里的确令人有一种万物一体，休戚与共的感觉。他写的感情都是那样深挚。也就因为他这种博大的心胸，他对一切都是虚心的，拿一种同情的态度去理解。这是他在诗的技术上能够采取许多人的长处的缘故。也因为虚心，他写出的东西总是稳重而深入的。他的诗歌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人以无上的温暖，而这种温暖又是踏实深沉，深入于生活之中又沉着不苟地呈现在纸面上的。
杜甫的伟大还表现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上。他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通过他的诗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诗人的心。对于国家，有他的痛哭，有他的喜悦，有他的谋虑。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是多么热情！他常歌咏那位老成谋国的诸葛亮，其实也就是歌咏他自己。
杜甫的伟大又在于他有一种人世的人间精神，把对人类生活的关心和兴趣放在第一位。“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这是他在登慈恩寺塔时的所感。他对人类生活的体会的深度是很少有其他诗人能及得上的。例如，“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羌村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北征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述怀 》），都是如果不深入于生活之中不能写出的。同一题材，那就更容易比较出：
学他少年插茱萸。
——朱仿
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
醉把茱萸仔细看。
——杜甫
这同是九月九日的感想，也同是谈到茱萸，但杜甫的诗里是多么表现对人世的留恋深情呢！在杜甫的诗里最没有山林气，隐逸气。——只有热爱人间的人才能获得人们的热爱！
杜甫也和李白一样，他的伟大又在他抱有一种和平理想。“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 》）但是对正义的战争，他也就和李白一样，主张抵抗。所以他在《新婚别》里借新妇的口吻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这就是杜甫的思想，根源于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教养，他继承了那优良的一面，加上天宝之乱前后在生活中的深切体验，使他表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爱国主义的、热爱人间的、抱有和平理想的思想。由于教养和体验而来的这些思想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基础。
（四）杜甫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作为从杜甫到白居易的桥梁的诗人元结
杜甫在艺术上所以有这样高的成就，除了由于他关心人民生活、关心现实之外，和他对于其他艺术的熏陶并理解也是分不开的。音乐和舞蹈是他早年所接触的，已经给了他很好的艺术趣味上的培养和启发。而绘画和书法特别给了他很大的感染——盛唐本是绘画和书法很发达的时代。他从书法绘画里懂得了一个艺术品是如何需要艺术家把全部生命投注进去：
书贵瘦硬方通神。
——《李潮小篆歌》
元气淋漓障犹湿。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戏题画山水图》
凭轩忽若无丹青，……更觉良工心独苦。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就诗的范围以内说，杜甫尤其表现了十分虚心学习的态度。从古到今，他一律虚心地尊重别人的成就：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咏怀古迹》
文章曹植波澜阔。
——《追酬》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
——《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作》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春日怀李白》
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过郭代公故宅》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
——《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遣词必中律，利物常发硎。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
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
——《贻阮隐居昉》
在他所称赞的当代人中，包括一些后来并不知名的人物，但是在杜甫看来，只要有一点好处，也就称道不止了。
反之，他非常反对那种轻易抹杀别人的态度：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戏为六绝句》
他自己呢，乃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他向一切人学习，这也是他在诗的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的原因之一。他这种虚心又是和他那具有博大的感受性的心胸分不开的。
杜甫对于创作的态度是非常忠实的，他把做诗当作了第二生命，他用全力来从事他的事业——诗。他曾说：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能饿死填沟壑？
——《醉时歌》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偶题》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就可见他是怎样把全副生命灌注到他的诗里去了。重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自己的事业有高度的热情，用全力希望把它做好，以至要做到像他所说“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十韵 》）的地步，这是杜甫在诗歌上有成就的又一个原因。
在语言文字上，杜甫下过刻苦的功夫。“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用简单的文字表现了空间时间的广大。他在动词上更特别使用得好。例如“身轻一鸟过”，这个“过”字，就曾经在没得到原本的时候被人推敲为“疾”“落”“起”“下”等 [38] ，但在得到原本后才证明只有“过”字最好。这当然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同时是由于他对客观事物观察的精细，对于万物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才能做到的。然而如果在语言上不下过刻苦的功夫，他也是不可能恰当而准确地传达出来的。
杜甫凭了他的虚心，多方面的学习，忠实于艺术，在语言文字上刻苦地努力，于是把他那关心人民、关心现实的伟大诗篇制作出来。
他的诗歌在技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形象化、雕塑化。像《兵车行》写出的战争的气氛，《丽人行》写出的贵妇人的势派，《饮中八仙歌》写出的几个酒鬼，都像图画样的、雕刻样的呈现着。至于有名的“三吏”“三别”，那更是用了含蓄的速写手法，是像一个最经济而精彩的短篇故事似的刻画了现实的。
杜甫的长歌有他的特色，那就是痛快淋漓。他的五古最具特征的是那一韵到底的巨制，如《北征》和《咏怀》都充满着魄力。绝句不是他擅长的，那要让给“敏捷诗千首”的李白了；但是他的律诗，特别是七律，却真是做到了“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了。七律在诗的体裁上本是唐人的创造，而杜甫就代表这创造的顶点。
在杜甫的诗里本有两个同样突出的成分，一是高度的艺术性，这就是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面所达到的。就量论，杜甫大部分诗是这一方面，就过去人们所欣赏于杜甫的论，也大部分是这一方面。但是杜甫诗另有一方面，这就是高度的现实性、人民性，像“三吏”“三别”《北征》《咏怀》等所代表的，这方面数量虽不多，但是就质论，却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于它反映现实的深刻，我们现在着重杜甫的，也正是在这一方面。
杜诗里这两个极其突出的成分，后来就发展成了中晚唐的诗歌的两派，一是由韩愈到李商隐所发展的，一是由白居易到聂夷中、杜荀鹤等所发展的。
作为杜甫到白居易的桥梁的是元结（723—772）。元结比杜甫小11岁，正如杜甫比李白小的年龄。比起杜甫来，他是一个青年诗人。在杜甫52岁的时候，他看到了元结所写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十分赞赏，立刻写了一首《同元使君舂陵行》。“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这是指出他的不可限量的前途；“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这是指出他的作品的现实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原来元结在《舂陵行》里写的是一个因战乱由四万余户减少到不满四千户的道州的苦况，“朝飧是草根，暮食乃树皮”。他到那里是做刺史，但他不忍得再去鞭人收税。《贼退示官吏》也同是写这一个地方的，“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他说如果再去收税，执行法令，那就未免“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了。因而他宁愿意弃官而去，“穷老江湖边”。这种内容就是后来白居易《新乐府》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结在《舂陵行》的结尾上说“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词”，也正是白居易所向往的采诗的理想。而《舂陵行》拿当前的事实作题，正是像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一样，这在乐府的写作上是一个大革新，这也正是后来白居易所意识地提倡着的。看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的序上说“不意复见此比兴体制”，这就更见出是一种新体裁——白居易后来所发展了的了。杜甫对元结派的青年诗人孟云卿曾说“孟子论文更不疑” [39] ，可见杜甫对于这一派诗人的心折。
（五）小结
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文化之花所结的果。
在盛唐诗人中，对中晚唐有影响，而影响不好的是王维；影响不大的是李白；影响既大且好的是杜甫。
李白和杜甫有许多地方可以对照，因为他俩有那么些异点；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他俩的相同处，同样关心人民，同样关心民族，同样写出了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样刻苦学习，同样认真地全力地来从事他们的诗歌，同样为人民所尊敬喜爱，同样代表唐代诗歌发展的最高峰，也同样有着世界文学的地位。
从李白和杜甫的伟大成就里，我们应该有民族自豪感。
杜甫诗里的两个重要成分：看重现实和看重艺术，后来成了唐诗发展的两个道路。当然，在杜甫成功的诗歌中是二者结合得好的。当然，唐诗后来所以走了那两个道路也还有其他原因。
第六节
中晚唐的社会情况和白居易、皮日休等的诗歌
（一）天宝之乱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天宝之乱是唐代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分水岭。
天宝之乱虽然只占了7年零3个月，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长久不得解决，诗人李白、杜甫的忧虑慢慢被证明是可靠的预见了。
外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是借回纥兵平乱的关系，回纥就非常跋扈，驻在京城的回纥人随便杀人、掠夺、欺侮妇女 [40] ；而吐蕃入侵，曾让长安再度沦陷（763）；此后西北西南始终骚扰不宁。这时又因为很多特权阶级不纳租税，一般人民的负担就加重起来，但是这样也还是税收不多，这就是780年实行按贫富不按户口的两税法的来由。两税法的实行说明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加深。但是两税法本身又产生了一些流弊，因为有钱的人可以把钱藏起来，而且两税法实行后并未减掉其他税收，所以事实是更加重了剥削 [41] 。由于天宝之乱时各地用兵，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于是造成了藩镇的骄横。这些军阀截收税钱，自置官吏，掳掠百姓，滥施刑法，而且往往世袭，又彼此攻打，部下也常常内讧，这就给人民更造成了无穷的灾难。由于天宝之乱的关系，江南经济曾得到相当的繁荣，然而因为军阀内战，这种繁荣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纵然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善。而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是到了这样可惊的地步，宰相元载在抄家时（777），光胡椒就囤积八百石，其他霸占的财富也就可想，人民的穷困也就可想。据764年的人口统计，只有1690余万，这等于唐代盛时的十分之二三。这说明外患、内战、剥削、暴政的恶果。统治阶级内部也倾轧得厉害，有皇帝和大臣的矛盾，有大臣和宦官的矛盾，有宦官和皇帝的矛盾，有大臣间关东氏族与新兴进士阶层的矛盾，有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有军阀间彼此的矛盾，有大臣和军阀或宦官勾结而形成的各种摩擦的矛盾，这后者也就是所谓党争，例如牛李党争就继续了40年，这样就使一般大小文人也往往牵涉到这种无聊的斗争圈子中去，而使生活蒙上一层不安的阴影。
这就是从天宝之乱后到黄巢起义前的一百年间的基本社会情况，这也就是这期间的诗人创作的现实基础。
（二）白居易和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运动
对于当时的现实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的，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派诗。这是发展杜甫的反映现实的道路的。
白居易（772—846）的生年，恰是元结的卒年，距杜甫之卒则有二年。在他75岁的一生中，创作最有价值的时期是他35岁到45岁的10年。《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作在他38岁到39岁，这时他正为谏官。在这以前。他已写过《观刈麦》等。这是现实主义很鲜明的作品。用白居易自定的分类说，就是讽喻诗（白居易把作的诗分为四类，此外是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他44岁时，因为遭旧官僚集团之忌，贬为江州司马，有名的批评论文《与元九书》产生在这一年，有名的故事诗（他自己却归于感伤诗 ）《琵琶行》产生在他在江州的第二年。在他那3840首诗文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一部分了。离开江州后，他又在很多地方做过官，但因为牛李党争已起，他终于退休在河南洛阳，晚年过了18年的逃避现实的安闲生活。江州之贬是他的转折点，以后便再没有暴露现实的勇气，晚年更只是写《达哉乐天行》一类的极其庸俗的所谓闲适诗而已了。
《秦中吟》10首，一首一件事，都是暴露现实、讽刺统治阶级的，因为讽刺得露骨，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 》）。其中最可以代表的是《重赋》《轻肥》《歌舞》《买花》。《重赋》里写到两税法的实质，说人民把织的绢都交给官家了，自己挨冻受穷，没有衣服穿，当他们到官府纳税的时候，就看见官府里囤积着剥夺来的东西原来“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至于那批暴吏们“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而掠夺去的东西，也并不是有什么人穿，却是入库以后，“岁久化为尘”。《轻肥》写的是一方面“水陆罗八珍”的盛宴，另一方面却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入！”《歌舞》写着“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着“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都强烈地写出阶级对比。虽然就文章组织上看，《秦中吟》还只是规模更大的《新乐府》50首的准备，但就暴露现实的深刻性尖锐性上看，却是比《新乐府》更富有人民性的。原因是《新乐府》究竟是有意于写给皇帝看的，乃是变相的谏书，所以反而口气缓和些。从《秦中吟》的《伤宅》“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和《歌舞》“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谁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看，可知白居易深受了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启发。——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是表示最佩服老杜这两个警句的。
《新乐府》50首是白居易有意地组成一个系统的，他从歌咏唐太宗的事业的《七德舞》写起，一直写到各方面的现实的问题，最后是《采诗官》，说明他希望当时的皇帝“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这也就是他写诗的目的。虽然由于这个目的的限制，使他的诗不能像《秦中吟》写得那样直接有力，同时又因为他要把各种问题都触及，有些问题在现在看已经失去了当时的现实意义，然而大体上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问题，并为人民说话的，这也就是白居易伟大的地方。像其中反对穷兵黩武的《折臂翁》，写被人硬当作戎人来待遇的士兵的冤枉的《缚戎人》，写农夫受急敛暴征的痛苦的《杜陵叟》，写对老百姓强买强卖的宫市的暴政的《卖炭翁》等，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 》），表现了他对贪官污吏的极强烈的憎恶。《秦吉了》是表示对于言官或作家的希望的，而他自己已经把这种使命实践了。《新乐府》是白居易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它有统一的体裁，这就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又为了说明主题，他在每一首诗前，都模仿了《诗经》的小序，注出美刺 [42] 的用意所在。《新乐府》的共同特色有四：通俗、动人、具体和流利易于歌唱，一如他在序中所说。
不用说像《新乐府》这样反映现实的作品是白居易特别有意识地去努力着写的，这是从他的计划可以看得出，从他的数量可以看得出，从他的有意识地提倡可以看得出的。但作为文学史的一般现象看，《新乐府》在白居易的前后却曾是一个广泛的运动。试看：
杜甫（712—770）有“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只是还没提出什么新乐府字样。
元结（723—772）有《舂陵行》，同时却又有《系乐府》12首，其中有《贫妇词》等。这就提出乐府的名目来了。
王建（768—830？）有《水夫谣》《田家行》。
张籍（768—830？）有《野老歌》《筑城词》《牧童词》。他是白居易佩服的先辈。
李绅（780？—846） [43] 有《新题乐府》二十首，其中很多题目是白居易所采取的，《上阳人》即一例。
元稹（779—831）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
从这里可以看出新乐府运动的线索。这些人物中的李绅和元稹尤其给白居易的新乐府以直接的影响 [44] 。就内容论，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反映现实、为人民说话；就形式论，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即事名篇” [45] ，不用古题。这是乐府诗的一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始于杜甫，完成于白居易。后来崇拜白居易的诗人皮日休（833—883）又做这种乐府诗，他有《正乐府》十首。
白居易不但在这方面的创作上有高人的成就，而且在这方面有完整的理论。他明白地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他根据这个标准，严格地批判了以往的作家，他佩服的是杜甫，特别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反映人民痛苦的一方面，但终认为遗憾的是杜甫这样的诗可惜只占十分之三四 [46] 。
在通俗、反映现实、有正确理论之外，白居易的又一贡献是故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都是在已往的文人作品中所从未见过的长篇故事诗。因为《琵琶行》结合着他自己的遭遇，写出了像他这样的地位低下的文人的悲哀，所以尤其感人，并富有现实意义。这两篇故事诗都给后代的剧曲以显著的影响，元代白仁甫根据《长恨歌》写过《梧桐雨》，马致远根据《琵琶行》写过《青衫泪》。
（三）从韩愈到李商隐
把对于现实的反映看作不如技巧的重要的，是韩愈到李商隐的另一条道路。他们是发展了杜甫的看重艺术的一面的。
韩愈的生年较早，他比白居易早生四年（768）。那时杜甫还活着。诗人李白曾经给他父亲仲卿写过碑文 [47] 。他死年也较早（824），比白居易早二十多年。这说明他的时代是接着盛唐的余绪的。
韩愈不只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他所提倡的“古文”，实际上是创造性的更近于口语的散文，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劳是像陈子昂、李白等在诗方面的复古主张一样，给唐代的新散文打下了基础，一直为两宋以来的古文运动所承袭着。但到了后来只流于形式的模仿的时候，便失去了韩愈当时提倡古文的进步意义了。
在思想上，韩愈是儒家的一个战士，他在散文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正是和杜甫在诗歌里所体现的相似。这也就是后世每把“韩文、杜诗”并称的缘故。但他当时对于佛教的攻击的意义与其说在思想上，却毋宁说在经济上，“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 》）所谓六，就是在士农工商之外添了不劳而获的佛、老。当时的僧院的确是一个大剥削的机构，它们一方面有土地，向农民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却又不纳税，不服兵役，这更无异增加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韩愈在发那个议论时在805年，后来过了40年，唐武宗一度毁坏佛寺，便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另有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48] 。这样看，韩愈在当时反对佛教是合乎人民的利益的。在思想上，韩愈的宣扬儒家，又成了宋明理学的先驱。
很可称道的一点，是韩愈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这不但表现在他善于讲学，喜欢奖掖后进，而尤其表现在他自己虽然攻击佛、老提倡儒学，却又鼓励人自由思想上，例如他的《进士策问》十三首，就有一条是“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师以尊，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勿惑于旧说。”其他各条也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作为一个诗人论，他有意识地推崇李、杜，并且是由文学史的眼光加以推崇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李、杜并尊的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调张籍 》）。和他在散文上的主张一致，在诗上也同样鄙夷齐、梁，“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荐士 》）。但可惜的是他所得于李、杜的，是技巧的形式方面，更可惜的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分追求形式的结果，走入古怪的一途，“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 》）。他那赞美孟郊的两句话正可以移赠给他自己，“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 》）。气魄倒是有的。
像《同冠峡》的一首：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当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可以见他风格的一斑。对于油腔滑调的诗说，他的作品是有矫枉作用的，因此，宋代诗人曾对他有着极高的估价，事实上他的诗也曾经影响过宋诗的发展。
当时受了韩愈影响的诗人有孟郊（751—814）和贾岛（779—843）。他们的生活圈子较小，作诗成了主要的生活内容，元好问批评孟郊是“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贾岛自己也说“依诗做活计”“至亲唯有诗”。他们创作的严肃态度当然是好的，但他们走得不但比杜甫过分，而且比韩愈还要过分，以至于过分到把内容挤小了。他们被称为苦吟派。苦吟派一直到晚唐、五代都还有着影响。
夭折的青年诗人李贺（790—816）曾经获得韩愈的赏识。他在诗歌中有一种反骈偶的倾向 [49] ，这正是韩愈的同调。李贺诗的特点是丰富的想象和鲜艳的辞藻，如：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梦天》
他已有很深刻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像《感讽》《老夫采玉歌》等。不过，一般地由于用他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这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诗人。只因他只活了27岁，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继续走他的道路，而且走得较成熟，并具有独立风格的是李商隐（813—858）。他为李贺写了小传，他的诗集中也有效仿李长吉体。当然，他是多方面学习的诗人，也是李、杜并尊的 [50] ，但特重杜甫，尤其学得了杜甫七律的技巧。他对韩愈也有着崇拜，《韩碑》一诗就是证据。他是在韩愈注重诗的技术的影响下独成一派的发展，而李贺恰是其间的桥梁。
由于李商隐最初的老师令狐楚是牛党，而和他结婚的是李党的王茂元的女儿，这就使他终生压抑在党争的圈子里。他的诗里充分表现了像他那样一个地位不高的人的悲哀。他又用美丽的辞藻写了很多出色的歌咏爱情的诗歌，他善于写相恋的心理过程，并很尊重他所爱的人物的人格，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可多得的。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可以代表他的情感的浓挚和技巧的高妙。他也有部分反映现实、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如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他也有反抗性较强的诗（如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的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 》），他也有人民性较显著的诗（如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的 《贾生 》），不过终为他的情诗所掩。他的诗曾影响宋初的西昆体。
同样推崇李贺的杜牧（803—852），曾有意识地反对元、白，是他这一派。把这种伤春伤别的情感写入更合适的形式——“词”——里的温庭筠（818—872？）也是他这一派。他们都死在黄巢起义以前。照他们这一派的发展，是势必发展到“词”的兴盛上去的，但由于黄巢起义，伟大的现实又鼓舞了晚唐产生了一批现实主义的歌手。
（四）黄巢起义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继续发展
——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
从公元874年起，人民的生活苦到极点，“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当时卢携语 ），在京城里宰相出门，就跟着大批讨饭的乞丐，一般人已经纳不起税，到了“实无可征”的地步，但是当有人提出向富户和胡商借货财一半的时候，那剥削阶级的代表高骈就说，现在只有富户和胡商还没遭到饥寒，如果这样做，那不是让富户和胡商也不满意了么？便因而中止。阶级的矛盾是到了这样的地步。
就是在这一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农民起义出现了。他当时的名目是“天补均平大将军”。第二年黄巢起兵响应，“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51] 。黄巢是比王仙芝更坚定的农民革命领袖，始终拒绝诱降，不久就代替了王仙芝的领导，三四年的工夫，有大军百万，从山东南下，过了江淮，入了浙江，打到广州，又北上过了襄阳，在公元880年入了长安。建国大齐，改元金统。农民起义军到处受到欢迎，就是统治阶级保存的史料上也说，当他们到了江淮的时候，并不掳掠，而壮丁都跟随了他们；到了洛阳的时候，“闾里晏然”；入了长安的时候，欢迎他们的人“夹道聚观”。甚而在官军方面，也绝大部分对黄巢有着信仰。统治阶级的史书也记着，要和黄巢作战时，“将士皆不应”，而且当正式作战时，有些官军就给起义军做了向导。起义军的样子是“披发，约以红缯” [52] ，见了穷人就施放财物。
再看统治阶级方面是怎样呢？到这时还不肯得罪富户和胡商，作战时就毫无作战能力，只会虚造战报，并因为掠夺得太多，走不动路，所以无法抗拒大规模的起义军。但是他们对人民的残酷统治并没有停止，唐僖宗逃到四川，还设下“寻事人”，高骈也设下“察子”，都是对人民无恶不作的特务制度。
由于朱温的叛变和李克用的趁火打劫，起义军终于退出长安。他们在长安一共四年。起义军的战斗力是相当坚韧的，曾把陈州围了三百多天。但因此却也失掉了照顾全局的机会。黄巢最后自杀。他的妻子被俘，但也从容就义，临终还责骂了皇帝一顿。
黄巢起义前后一共十年（875—884）。此后22年，唐王朝终于崩溃（906）。而推翻唐王朝的后梁太祖朱温还是黄巢的部下，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原先起义的队伍。
毫无疑问，黄巢这一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大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时间有十年以上的，到处受到人民欢迎的起义，在文学上也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只是一则因为统治阶级的摧残，反映这次起义的作品已保留得不多，例如韦庄的《秦妇吟》还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而写的作品，只因为其中部分地反映了这次事件的情况就埋没了一千多年，直到半世纪以前才在敦煌发现，其他有关作品埋没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二则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些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例如诗人皮日休就是一个，四川也有罗夫子等领导革命，他们或者没有工夫从事文艺，或者认为像白居易那样单是凭文字来斗争已经不能满足了。纵然如此，反映那时的阶级矛盾的诗歌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就保留的这一部分看，其反映的深刻性比白居易时代事实上是前进了一步。
传说黄巢本人也写过诗，现在《全唐诗》中还保存着以黄巢名义写下的诗三首。其中一首是《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在这首诗里拿菊花的形象来代表不可侵犯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指出被压迫阶级翻身的愿望。这反映了当时起义军的气概和要求。
参加过黄巢起义，并在黄巢的革命政权当过翰林学士的皮日休（833—883） [53] ，出身比较寒微，他说到他的家世时是“自有唐以来……皆不抱冠冕”（《皮子世录 》），“处世即孤特，传家无承袭”（《秋夜有怀 》），这就是使他容易倾向革命的原因。还在黄巢起义的前十年（866），他就编订了自己的一些诗文，称为《文薮》，那内容是“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可知他早就关心现实了。其中也说到这样的文字是追慕元结的《文编》的，可知他是受了元结的影响。他又作有《七爱诗》，包括他所敬爱的七个人，其中之一是白居易，他称为“真才”。从这里就见出从元结、白居易，一直到皮日休的一派的联系。他的《正乐府》十首，也是模仿白居易的《新乐府》的。在《正乐府》的序上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这也正是白居易一脉相承的主张。
《正乐府》中有《惜义鸟》一首，最后说“吾闻风之贵，仁义亦足夸，所以不遭捕，盖缘生不多”，写出了善良的人们在暴政下所受的摧残；又有《橡媪叹》一首，写出了人民因受贪官污吏敲诈而生活陷于极端痛苦的境地：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橡本来是不好吃的，所以诗人说“诳饥肠”。一石作五斗量，这是多么暗无天日的欺压！诗人通过稻香和橡实的对照，把人们生活的穷困突出地写出来了。
更强烈地表现皮日休对于剥削者的憎恶和对于被剥削者的同情的，是《偶书》一首。
女娲掉绳索，篛泥成下人。至今顽愚者，生如土偶人。云物养吾道，天爵高我贫。大笑猗氏辈，为富皆不仁！
从这些诗看，就见出黄巢起义的必然性，就见出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见出皮日休参加黄巢政权的非偶然性。这些诗在反映阶级矛盾的深刻性上，是比杜甫、白居易又进了一步，因为其中已表现了阶级压迫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聂夷中（837—884？）也是贫苦出身的人，他的《田家》和《伤田家》二诗是有名的：
父耕原上田，子 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伤田家》
也都是黄巢起义时代的产物。
杜牧的儿子杜荀鹤（846—904），年代较皮日休和聂夷中略迟，但也经过了黄巢起义，他的诗歌中表现民间疾苦的特多，也最深刻，他在《自叙诗》中说：“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可知他是意识地表现对人民生活的关切的。题为《雪》的一首，说：“拥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这和《水浒传》上的民歌“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是很相似的。他最有名的是《时事行》十首，现在只保存二首，一是《山中寡妇》，提到“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一是《乱后逢村叟》，提到“因为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都写出了人民所遭受的极度迫害。他的《蚕妇》诗：
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
深刻地说明了物质资料生产者在阶级社会里不能享受劳动果实的真理。
善于写讽刺诗的，这时有罗隐（833—909）。他有一首《钱》，揭出阶级社会中的罪恶的根源：
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虎狼性，一半逐君回！
他那愤怒的情感，是比杜甫更强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只是指明阶级生活的对比，而“朱门虎狼性，一半逐君回”，就更指明了那原因——钱，也就是说由私有制而产生的罪恶。
专门借咏史的题材而写出对现实的批评的，这时有胡曾，他有《咏史诗》150首。他在序上说“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可见并不是为咏史而咏史的。在《咏史诗》里透露出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对残暴的统治者的反抗，例如：
新建阿房壁未干，沛公兵已入长安。帝王苦竭生人力，大业沙崩固不难。
——《阿房宫》
因为黄巢起义后，李克用所率领的外族军队对老百姓蹂躏很厉害，胡曾也就在诗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例如：
苻坚举兵出西秦，东晋危如累卵晨。谁料此山诸草木，尽能排难化为人！
——《八公山》
策马行行到豫州，祖生寂寞水空流。当时更有三年寿，石勒寻为阶下囚。
——《豫州》
由于他的诗歌的通俗和透辟，在北宋的时候就有人拿它作书塾里历史课本的，也有人加上注解，这是后来讲史的小说所以发达的一个原因。 [54] 因此，他这些诗歌有些已构成了讲史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指出他的名字，有的只是“后人有诗叹曰”，但后者大部分也就是援用了他的作品。在现在通行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就引了他的《江夏》一首，八十八回就引了他的《泸水》一首，一百二十回就引了他的《岘山》一首。这就见出他的诗歌已为一般人民所爱好，不啻是很久以来已经流行的通俗读物了。
这就是黄巢起义时代的诗歌的情况，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是比以往更深刻了，在表现方法上是一般地比以往更通俗，更善于运用口语了，而由于现实所给人的印象的深刻，使由温李派的唯美主义的诗歌可能直接发展为五代士大夫的享乐的“词”的进程推迟了一步。自然，因为前一时代韩愈、孟郊等作风的影响，这时也仍有苦吟的倾向，杜荀鹤就也有“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的以苦吟为题的诗句，又因为一些士大夫像陆龟蒙、司空图等生活优裕，也就又有逃避现实，追求像王维那样的地主情调的诗歌，然而最可宝贵的却是从杜甫、白居易发展而来，并因为经黄巢起义而更深刻化的现实主义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唐诗是在辉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结束的。
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
唐代的诗歌有很完整的发展史，是我们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一个极好的标本。我们从唐诗的发展里，看出一时代文艺如何对前一时代有着继承的关系（齐、梁对唐的影响 ），在继承中又如何有创造（律诗和歌行 ），它自己又如何有着准备期（初唐的诗歌 ），并如何在经济繁荣期培养了诗歌的黄金时代（盛唐的诗歌 ），而在社会历史变化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伟大诗人（李白、杜甫 ），这同时的伟大诗人又如何往往代表不同的承先与启后的两个方向，以及如何在社会矛盾的加深中而风格起着分化（韩愈、李商隐系和白居易、皮日休系 ）。
唐代人（包括诗人和读者 ）对诗歌的重视，诗歌流行的普遍，诗歌产量的巨大，这是以前和以后的时代所没有的。因此，唐代诗歌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应该说是这一时代的人所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唐诗和宋词、元曲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但也必须指出，唐诗中那些特别有价值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所以产生，更应该认为在民族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劳动人民的贡献乃是它的真正源泉。假若没有天宝之乱时的各地抗敌斗争，假若没有黄巢起义，假若诗人不能在这时站在正义的方面，那些杰出的作品是不会产生的。
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典型的意义的，唐代的诗歌，尤其是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作品是杰出地刻画出封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罪恶、农民的痛苦和斗争，以及封建社会制度下许多必然的现象，歌唱出了那一时代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因此，它是有世界文学的地位的。事实上，那些杰出的作品已译成了各国文字，为各国人民所爱好，成了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7月26日校讫
1978年1月7日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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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工，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3] 《新唐书》卷一〇二，《虞世南传》。
[4] 闻一多：《类书与诗》（《全集》三，丙集，9页）。
[5] 杜甫：《宗武生日诗》。
[6] 闻一多：《四杰》（《全集》三，丙集，28页）。
[7] 吟旧作翁，据闻一多：《唐诗大系》（《全集》四）改正。
[8]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
[9] 陈子昂：《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
[10] 韩愈：《荐士》。
[11] 据王维：《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此文作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恰说明王维是十年前学佛的，也就是在他30岁丧偶的时候。王维又有诗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也说明他的学佛是经过一些刺激，就他丧偶后终身不娶看起来，丧偶应该是他所受的大刺激之一。
[12] 刘须溪本作“丝丝”。
[14] 从武德元年（618）到天宝十四载（755）只138年，所以王琦认为“四”字可能是错字。但他也断定这诗是天宝初年作。
[15]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六，引。
[16] 魏颢：《李翰林集序》：“世号李东山。”
[17] 《元次山集》卷一〇。
[19] 李阳冰：《草堂集序》。
[20] 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十卷一期）。
[21] 《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赠从弟冽》：“顾余乏尺土，东作谁相携？”
[22] 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参看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商务印书馆1940版，第二章。
[23] 他有《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及《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二诗。
[24] 《早秋南楼酬窦公衡诗》：“我闭南楼著道书。”
[25] 魏颢：《李翰林集序》：“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幅。”
[26] 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
[27]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28] 《赠武十七谔诗》序上说武谔“慕要离之风”。
[29] 《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兄还都序》称此人为义兄，又提到饰危冠，佩长剑等事。
[30] 魏颢：《李翰林集序》。
[31] 崔宗之：《赠李十二》。
[32] 《论诗绝句》。
[33] 参看李长之：《李白》，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七章。
[34] 关于房琯和杜甫的关系，冯至《杜甫传》有详细的说明（70页）。
[35] 如《蜀相八阵图》《谒先主庙》《古柏行》等。
[36]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7]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9] 《解闷》，其五。原注：校书郎云卿。
[40]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大历七年（772）条，因为掠人子女，“宫门皆闭”；又卷二百二十五，大历九年（774）条，“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因而去，上亦不问”。
[41] 详见陆贽在贞元九年（793）《论均节财赋疏》。
[42]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43] 李绅卒年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44] 此点可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45] 见元稹：《乐府古题序》。
[46] 有作“三四十首”者，据《四部丛刊》本《长庆集》，应作十三四，无首字。
[47] 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48]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845）条。
[49] 王礼锡：《李长吉评传》，65-104页。
[50] 见《漫成》五章，其二。
[51]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52]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
[53] 关于皮日休有不同的传说，但《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已载明他是黄巢入长安后有数的新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并据《考异》所引陆游：《老学庵笔记》转引《该闻录》的记载，他在黄巢失败后被杀。这是可信的，故定他的卒年为883。
[54] 张政烺：《讲史与咏史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601-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