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开始玩的照相机是长方形鹰眼镜箱的，只要是阳光普照，景物在反光镜范围之内，不用测距对光，就可以照出清晰的图像来。大学毕业那年，学校要半身照片贴毕业证书，同学会印纪念册也要照片，并且不要自己掏一分钱，只要到东安市场德昌照相馆写上班级姓名，照完之后，德昌照相馆会替我们送到学校去分别付印，就这样简单。结果毕业纪念册上，还是有若干同学的照片从阙。在谢师宴上，校长幽了大家一默，说有人迷信照一次相，神魂受一次伤，同学爱惜生命，所以大家都怕照相。虽然说的是句笑谈，愣是有人不愿照相，其故安在，至今我也没有猜透。
没过几年，我买了一只三点六镜头，装张头软片，也可以用玻璃底片的新式照相机，而且配有自动快门三角架子，目测缩放光圈，映像调整焦距，晒出来的照片，比鹰眼镜箱所拍的照片，要高明多了。
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第一次到北京比赛篮球，第一场球是在梅竹胡同青年会外场跟师大女篮比赛。北京风气比较保守，固然北方打篮球是冬季运动，任何一支女子篮球队的制服都是长运动裤，而两江女子篮球队，经过跑篮热身运动后，上场球员一律除去长裤，露出所着大红短运动裤，这种大胆的暴露，在北京人眼里算是破天荒第一次。那时我正担任《丁丁画报》外勤记者，赶巧我又带着摄影机，报社主编马一民临时抓差一定要我暂充一次摄影记者。我对照相本是初学乍练，人家球队摆好姿势，当时北京几位摄影名记者张之达、谭同生、萨空了、宗维赓他们电光闪闪，喀嚓喀嚓照个不停，而我手忙脚乱，人家照完，我的光还未曾对好，于是招来看球的观众一阵鄙笑。幸亏两江领队席均，特地变化队形让我拍了几张特别清晰的照片，后来《上海新闻报》、《申报》跟《时事新报》都采用了我的照片，把萨空了气得直吹胡子瞪眼。学友黄中孚把我的底片拿去复印了好几打，送给两江每一位队员。他跟席均因为这一段交往，特别投缘，由爱侣进而缔结良缘，成为球坛佳话。我这笨手笨脚的临时摄影记者，想不到还做了一次月下老人呢！我这只张头软片照相机，虽然要从后面对光，在江浙两省所到之处，可照了不少优美的人物风景。
后来随侍先母归宁海陵外家，当地民情朴厚温良，风景野逸倩艳别有雅趣，带去的底片，没有几天，全部照完。当地虽然有两家照相馆，但是不代客冲洗底片，尽管胜景多方，只有对景兴叹。有一天经过一家药房，发现货架子上居然有十几盒柯达软片，药房里的人也不了解是什么用途，每盒索价一元二角，比上海二元四角，便宜一半，于是悉数买了回来，大照特照一番。后来回到上海，在虹口六三花园水池边拍照，等洗出之后，池中倒影里有两位高髻木屐、绮袖丹裳的佳丽，经黑白摄影学会几位看过，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疑为鬼影，可又拿不出相当佐证，我对摄影的热气也因此渐渐冷了下来，那只镜箱也就退藏于密了。
过不多久上海新新公司新张开幕，我跟汪煦昌兄在照相部参观（汪留学巴黎，专攻摄影，回国在愚园路成立神州影片公司拍摄电影），发现有带一套二镜头的康泰时摄影机，不但零件齐全，而且暗房冲洗放大用具，一应俱全。他认为价钱廉宜，我就买了下来，带回北京。因为机件灵活，拍摄舞台剧照，特别生动清晰，那时张肖伧在上海办的《戏剧旬刊》，所有北京舞台剧照，十之八九都是我寄给他刊登的。“七七事变”爆发，我尚没来得及走避，日本宪兵队已经“光临”舍下搜查，结果毫无所获，却顺手牵羊，把我的康泰时照相机，连同附件，一股脑儿囊括而去了。抗战八年东奔西走，又没有好照相机，当然更没有闲情逸致搞摄影艺术了。
抗战胜利，民国三十五年来到台湾。日据时代的总督府，被美机炸得残垣断壁，尚未修复。衡阳街一带算是房屋整齐地区，每天下午，两边行人道，摆满了钟鼎瓶炉、彩牒翠羽，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照相机，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在占领期间掠夺的战利品。战败投降，这些东西无法携带回国，只好三文不值两文，卖给收荒货的了。我友孙叔威对于光学仪器素有研究，他每天就在那些古玩地摊寻宝，最多的一次，一口气买了二十一具摄影机，最大的镜头一点八，算是当时最好的啦。他坐船往来沪台之间，返往四五次获利甚丰。后来，他在上海，彼此也就音讯隔绝了。我的书柜里至今还放有几具红绿黄蓝镜头，现在虽然手颤眼花，久已不玩照相机，偶尔拿出来把玩把玩，想起当年为捕捉一个镜头，披星戴月、餐风沐雨、不辞辛劳的情景，不觉哑然失笑。可是想久了，又有一缕闲愁涌上心头，我毕竟是老了，没有当年豪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