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行阐释的评价
对于改革及随后政治潮流转向的激烈争论，使得对此复杂历史时期的历史学研究变得非常困难。很多基本史料受困于有偏见的叙述和蓄意删改。首先，（神宗）实录（真实的记录，有时被称作“君主在位期间的编年史”）的起草与改写在反变法和后变法阶段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南宋初期完成而今已不存的第三稿和定本(1)，以赞同反变法派的观点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版本由痛恨后变法时期弊政的人所修订。(2)这也符合哲宗之妻昭慈太后的明确期望。昭慈太后支持废除变法的宣仁太皇太后，同时也为其继位为帝的丈夫所厌恶，并因后变法派的报复和宫廷阴谋而被逐出宫。(3)她免于金朝侵略者的囚禁——他们曾尝试寻求保守主义集团的支持而未果(4)，后来以极高的荣誉回到南宋朝廷之中，被视作北宋政权以及后变法时期之前美好时代继续存在的象征。正是昭慈太后要求宋高宗告诉实录的编纂者，【12】要将北宋灾难性的灭亡归咎于蔡京及其同党。(5)但是，在实录的最终稿中，这种对后变法时期有意的谴责，与学者们长期以来对王安石及其改革的偏见搅在一起。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不公平的，它部分源于错误地将王安石与后变法时期联系在一起。
对历史来说幸运的是，淳熙元年（1174）李焘私人编纂完成了浩繁的原始资料汇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它包含了官方文献和只有极少量编辑修订的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整理，以为一部北宋编年史做最终的准备。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反变法的偏见，这部汇编仍可以和官方档案选编《宋会要辑稿》一起放心使用。这两部著作是最好的基本史料。(6)
《宋史》编纂于元代，总体质量较差，对变法也尤其不公平。(7)其主要编纂者倚重于有影响力的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朱熹对于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观点尽管有时温和，但基本上来说是不利的。(8)当稿本出现不同观点时，《宋史》的主要编纂者（总裁官）一向都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改，以求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一致。(9)其他关于宋史的权威汇编基本都表现了宋王朝在历史上的进步，但它们未能纠正对于变法的偏见。
对于王安石死后迅速涌现，并充斥整个南宋时期的五花八门的私人笔记，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它们中间有不少都充斥着谣言、诋毁，【13】甚至是捏造。(10)这一时期一些士大夫之间激烈的争名夺利，促进了揭发文学（exposé literature）的增长。附带一提，这是一批引人兴味的文学作品，未来值得研究。比笔记更有用的，是很多主要的士大夫的作品汇编（文集）。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已经被近来的研究者用来补充《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辑稿》所提供的资料，而对这些文集的使用目前远远不够。
对于王安石的研究，随着清代学者蔡上翔详细的传记研究而姗姗来迟。蔡上翔不遗余力地要推翻自南宋以来持续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偏见。正是这部重要的著作，使得现代学者如梁启超，将王安石视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强调他的远见及其新政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而将其重新引介入本世纪。1930年代，柯昌颐和威廉森在他们关于王安石的一中一英两本名著之中，用更多的材料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相同的观点。柯昌颐的著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尽管还不够广泛。一段时期以来，这两部研究几乎被视作权威著作。但是，1936年出版的《宋会要辑稿》，立即证实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可靠性，也披露了大量更进一步的信息，随即使得所有先前关于王安石的研究都过时了。
最近的学者尚未尝试对王安石及改革作综合研究。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都用于对具体改革措施的细节研究，一项接着一项。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将王安石及其改革置于他的时代和宋代社会各方面发展趋势的广阔参照系之中，【14】才能对其有真正的理解。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如下这些研究：全汉昇关于经济史，宫崎市定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聂崇岐关于政府机构和政治史，曾我部静雄关于财政，以及周藤吉之关于土地制度和官僚的社会流动。
近来宋史领域学者的注意力，概而言之，第一集中在经济发展，第二集中在政治体制。相对而言，很少关注宋代的思想。对这最后一个领域的研究，大体上着重强调在北宋兴起至南宋成为主流的形而上学和自我修养哲学。相反，对政治理论则较为忽视，尤其是那些在北宋时期有影响的强调功利主义的思想。尽管不是宋代专家，萧公权因为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这一方面给予了应有分量的重视而值得赞誉。(11)
所有这些著作呈现出对王安石及其改革各色各样的阐释。在传统史学中，王安石被视作一位天才的学者，一位诚实但固执的政治家，被自己过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错误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误导。在此视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视作正统意义上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但另一方面，蔡上翔的详细研究宣称，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种误解，王安石应该被看作一位真正的且非凡的儒家学者。
本世纪的出版物，不消说，不再将他们对王安石的理解根植于儒家思想。梁启超在他的传记作品中，【15】强调王安石的理想和改革举措旨在富国强兵。(12)其他作者，比如福开森（J. C. Ferguson），基于现代自由主义而对王安石表示赞赏。而其他人，尤其是威廉森，将王安石的改革比作国家社会主义。(13)在充满国家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当今时代，流行的对王安石的阐释倾向于过度赞美他。只有一个例外，表达了一种少数观点，即认为王安石是独裁的，但这部著作，没有审慎地使用历史材料，因此不需要严肃对待。(14)无论如何，上述各种各样的阐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现代眼光回顾性地、从作者各自所持的特定的政治观点出发来审视王安石。
最近几年，研究者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宋代的整体发展水平上，并且特别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他们将这种社会经济趋势作为解释政治趋势的基础，这也反映到对王安石的研究方法上。这些学者强调士大夫阶层在土地所有权和特权方面的既得利益。他们暗示，这种既得利益即是解释宋帝国官僚主义特点和专制性质的线索。虽然他们不否认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是值得称颂的、理想主义的和卓越的，但他们以为，将他视作一位超越了所处社会经济背景的杰出的政治家，则可能是一种错误和一种过度的吹捧。
内藤湖南、王毓铨、周藤吉之以及其他几位顺着周藤吉之探究脉络的日本研究者，在最近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阐释上，强调了两种假说。第一种是，【16】在与既得利益者即大地主（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和大垄断商人澎湃激烈的抗争中，王安石代表了新兴中等地主（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的利益。第二种是，新政在事实上扩张了官僚阶层整体的力量，收紧了专制国家的控制力。(15)
这两种假说之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它表明了中等地主利益和专制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中等地主重视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中等土地所有权可能最为符合专制国家本身的利益。(16)然而，这种利益的相符（coincidence），绝不意味着利益相同（identity）。许多研究者近来的研究已经在事实上证明，官僚在为中等地主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同时服务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官僚如何选择，至今尚无研究。王安石通过他的新政，努力为他理想化的国家最佳利益服务，有时，甚至以牺牲其社会出身所属的阶级（class）为代价。(17)然而，他的许多追随者，相对于国家利益，更认同他们的阶级利益——如果不是个人利益的话。
到目前为止，最近的阐释已经大体阐明了这个时代的整体社会经济趋势，尽管还不够确凿无疑。在这些阐释中，阶级利益假说是否有充分的事实证据支撑仍然值得怀疑；或者，这种假说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趋势，如果得到证实，【17】有可能为政治趋势提供充分的解释。虽然社会经济因素毫无疑问影响了政治趋势，但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对这一点也应予以考察。最近的阐释对有些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比如，思想或者政治哲学的多元脉络——它将士大夫分为不同和相对立的学派。此外，政治趋势有其自身的动力。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内，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为做出回应。这些行为提供了一个将他们区分为特定官僚类型的基础。(18)简而言之，最近的阐释尽管有启发性和帮助，但仍然为再评价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当前的再评价及其参考框架
当前的探索包括在政治背景下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再评价。首先，将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出版的许多日本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和少数美国学者对王安石及其新政和这一时代巨大发展的研究。有少数出色的著作和大量论文应该提请所有感兴趣的研究者注意。其次，要设法将各种各样的阐释整合起来——只要它们是兼容的——以获得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这一再评价将借鉴关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的多种阐释，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希望这一政治性参考框架的使用，有别于许多当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社会经济背景，【18】可以有助于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
这样一种政治的进路，需要对政治环境，以及相关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快速调查。正如柯睿格恰当地描述的那样，北宋时期经历了诸多划时代的中国“传统内部的变化”（changes within the tradition）。(19)
伴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恪守儒家同一性的同时出现了有创造力的多元发展。从长江流域至福建沿海的南方地区，在全国明显居于领先地位，不只是就人口、生产力、贸易和总体的繁荣而言，还包括教育和学术。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会圈和大城市向外扩散。货币经济缓慢而稳固地扩张着。政治趋势平行于这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曾我部静雄已经指出，宋帝国以经济实力弥补了其军事上的虚弱。然而讽刺的是，在国防需求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导致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下，它沉沦了。(20)
在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当中，关键角色属于士大夫（学者型官僚，scholar-official）或者说官僚阶层。作为学者，他们通过新理论的建构、对儒家经典的新阐释和对儒家传统不同脉络的不同强调，促进了智识的多元化发展。(21)一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为获得新的儒家正统地位而彼此争夺。
作为官员，他们拥有比在之前的王朝更强势的政治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相当满足于他们的事业、声誉和特权；【19】其他的则放松了他们的儒家信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了行为规范。在官员之下的是吏或胥吏，他们并不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却形成了自己的次官僚制（subbureaucracy），尤其是那些服务于当地政府部门的人。由于几乎无望晋身于官僚队伍，又主要被局限于现有职位，这些胥吏总是在寻找行政管理中的漏洞，由此得以从政府和普通民众手中攫取利益。如果没有理念型和弄权型两类官员活动的话，整个政府管理中的惯性将保持不受干扰。充满激情的官员富于理想，对整体改进感兴趣，寻求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有时也包括次官僚制，以作为实行他们的政策的必要步骤。弄权型官员富于野心，但对整体改进并不感兴趣，主要就他们的事业和个人兴趣来说，他们希望在官僚机构中获得权力和控制力。两个群体，好的和坏的都发起了权力斗争，挑起了紧张的对立。
朝廷中权力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北宋政府的中央集权化趋势。其他起作用的原因有：来自南方的新官僚的崛起（或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代替了北方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们；官员数量不断增长，荫补（即高级官员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有出身者以及其他候选人，都在竞争更好的职位；以及最后，不同思想流派和对政策事务的不同意见，助长了批评与弹劾之风，使得政治氛围中充斥着无休止的指控和反击。【20】裙带关系、经常但并非总是基于政治见解不同而结成的私人党派、在政策事务上有严重分歧的派系之间的冲突，证明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紧张。另一个证据是大量的政治交流，数量之巨或许前所未有：论辩与弹劾奏疏的副本、有偏向性与指责性的公文、参与激烈争论的私人通信、肆意诽谤甚至捏造的非正式著作。它们大多或非正式地通过社会交往，或蓄意地作为政治武器，或商业性地在渴求新闻与流言的圈子中到处流布，尤其是在京城和其他大城市。(22)
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帝国的辉煌成就之一。然而，这既没有消除专制，也没能阻止其缓慢地得到增强，尤其是到北宋末期。事实上，在高级官员不断增长的权力——皇帝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和皇帝自身小心维护的终极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越激烈，他们依赖于皇帝支持，其行为被皇帝周围和内廷之人所掌控，由于有意或因环境所迫，从而助长专制主义增强的可能性就越大。专制主义的增强转而又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官僚主义趋向同一性。长期来看，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
经济方面，官僚拥有法律赋予的纳税与服役的豁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超出了这些权限，【21】在地方官和胥吏的纵容下进一步逃避税收、贪污。任何旨在改善紧张的政府财政的国家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官僚的私人利益，如特权或权力的滥用，无论他们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
货币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增长在官僚中造成了更深的分裂。少数机敏的人更适应这些发展，寻求在政府财政中引入新的特征，比如用货币交税，政府在贸易方面进行运作，限制大商人的活动。大多数人限于官僚机制的惯性和正统的儒家思想，反对这些新特征，并主张政府不干预贸易活动的传统政策。一些官僚从消费者的观点出发反对垄断商人，其他一些则对商人比较友善——他们或是出于从家庭背景而言与商人没有直接联系，或是通过私人的贸易活动拥有直接利益。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以及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局势下，王安石出现了。他的思想与行动，回应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的新政设想改善政治环境，但其施行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它，同时关于新政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因此，根据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来分析王安石及其新政，将十分有助于弄清王安石时代牵涉的复杂的政治局势，尽管整个图景的很多方面肯定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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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实录本身已不存，但其中很多材料已进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译者按：下简称《续长编》）、《宋会要辑稿》（北宋最好的原始资料）和杜大硅《琬琰集删存》（宋代早期传记汇编）。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自南宋初期以来的编年史）卷40，第745页；卷46，第831页。《郡斋读书志》（晁公武的书籍解题）卷2a，第15—16页；卷2c，第19页。又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25，第1—6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0—13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1—385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0—70页。
(3) 《曾公遗录》（曾布的记录）卷9，第69页；《宋史》卷329，第526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第1—10页。
(4) 参阅外山軍治《靖康の變におヶル新舊两法黨の勢力闗係》。
(5) 《朱子语类》（朱熹的分类评论）卷127，第13—14页；《宋史》卷243，第5161页。又见《宋史》卷471，第5676页；卷242，第5160页；卷243，第5162页。
(6)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序》第2页认为《续长编》是不公正的。但是蔡上翔是否细心研读了《续长编》值得怀疑（见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2，第2页）。岡崎文夫《王安石內政総考》第175—178页指出，蔡上翔经常引用对王安石有利的王安石诗注。这些注释为编纂《续长编》的李焘之子李壁所作。而且，《续长编》与《宋会要辑稿》紧密相符。显而易见，李焘在编纂《续长编》时将编辑修改限于最小限度之内（见柯睿格《宋初的文官制度》，第240页）。
(7)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序》；梁启超《王荆公传》，第9—10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5—392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27—29页。
(8) 杨希闵《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1，第12—22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403—410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69、118—120页。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大量采用了朱熹所记著名官员的言辞和行为，即《名臣言行录》。对于《名臣言行录》真实性的批判性评价，见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39—140页。
(9) 《元史》卷182，第6548—6549页。《宋史》的编纂总裁官是欧阳玄和张起岩（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3，第5—7页；卷16，第11页）。一位可能与两位总裁官意见相左的撰稿人是袁桷（见袁桷别集，即《清容居士集》卷18，第7页；卷41，第12—13页；卷41，第13—19页）。
(10) 一篇题为“辨奸论”的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据说，该文为苏轼与苏辙的父亲苏洵所撰，公开指斥王安石。事实上，苏洵从未写过此文。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0，第1—13页；梁启超《王荆公传》，第95—98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389—391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09—110、148—157页。可以补充说明的是，在王安石之前以及其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自称为揭发文学的伪作（见历史制度的百科全书，即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767—1768页；刘子健《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
(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67页；狄百瑞《新儒家再评价》。
(12) 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55—194、205—226页。
(13) 福开森《王安石》；梁启超《王荆公传》，第1页；柯昌颐《王安石评传》，第427—428页；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182页。傅兰克（Otto Franke）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他们的中国通史中遵循了相似的阐释。
(14) 见聂崇岐对林语堂《苏东坡传》一书的书评，《燕京学报》第34卷，第298页（北京，1948年）。
(15)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5—546页；内藤湖南《中國近世史》，第123—130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5—77页；中村治兵衛《王安石の登場——宋朝政権の性格》，第1—12页；池田誠《保甲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王安石の政治改革の問題》，第7—8页。最后一篇论文包含对各种王安石阐释的简要分类。1941年用日文出版的佐伯富的《王安石》，和目前最新的有关王安石的著作，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邓广铭的《王安石》，也都沿袭了最近研究的观点。
(16) 王毓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第533—546页。
(17) 见第三章中“变法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分歧”一节。
(18)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页。
(19) 柯睿格《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革》。关于王安石时代之前的宋代社会，这里的记述比威廉森《王安石》第2卷第71—91页的部分更好。
(20)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22—37、68—69页。
(2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97页；狄百瑞《新儒家再评价》，第110—111页。
(22) 刘子健《梅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