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北宋杰出的改革家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那样重要。他主持的改革的非传统性质，其施行方式之彻底，以及其涵盖范围之广，几乎前无古人，直到最近一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改革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特殊的改革举措，被总称为“新法”（hsin-fa）而为人所知。有时它们又被翻译为“新的法律”（New Laws），但这一译法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实际上，改革举措远远超过颁布少数几项新的法律，也包括建立引起机构变革的新制度。或许用“新政”（New Policies）来描述它们更好一些，这一更综合性的名称更贴近事实。(1)
因清代学者蔡上翔和近代学者如梁启超、柯昌颐、威廉森（H. R. Williamson）等人的研究，王安石已广为人知，没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和改革举措做过多介绍。(2)王安石是临川人，临川在抚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到北宋中期，【2】随着越来越多的一流诗人、作家、受人尊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出现，江西上升为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地区。王安石的家族在其曾祖父时由务农而兴。在接下来的三代里，王家出了至少八位进士，包括王安石在内，遂成为官宦之家。王安石的父亲是一个下级官僚，携家眷在多个地方政府岗位任职。宝元二年（1039）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王安石具有鲜明的个性。作为一个信念坚定的年轻学者，他往往只选择几位具有相似理想的亲密朋友。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尤其是江西和福建。这一倾向贯穿于王安石的一生。
王安石的职业生涯开始得平淡无奇。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到嘉祐五年（1060），他选择在离南京不远的几个地方政府任职——江苏的扬州、浙江的鄞县、安徽的舒州和江苏的常州。他拒绝了在朝中任职的机会，那可以促进他的事业发展，却不能帮他免除家庭和经济上的责任。尽管如此，随着学识逐渐为众人熟知，以及行政管理能力的显现——尤其是在水利灌溉和财政举措上——王安石声誉日隆。嘉祐三年（1058），还在他的政治生涯早期，他向宋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尽管这道奏疏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成为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基石、之后发起改革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王安石的名字逐渐引起一些政治观念迥异的高级官员们的注意。尽管他们的不断推荐带来了晋升的机会，【3】但王安石总是出于家庭的考虑，一再拒绝他们。直到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终于被劝服在京城任职。在短暂任职于三司之后，王安石迅速晋升，先供职于集贤院，随后担任知制诰。这些职位被认为属于“清白的、受人尊重的官职”（清望官），远离包括诸如财政或法律事务之类的“不清”的职责。不过，担任这些职位的官员很容易接近皇帝，不是因为其行政职责，而是在于传统上备受尊敬的顾问才能。这些职位通常会留给广受推荐的、有前途的士大夫。
王安石的晋升不久就因1063年至1066年为母亲服丧守制而中断了。治平四年（1067）他返回政府任职(3)，成为南京的管理者（知江宁府）。出于自己的选择，看起来他似乎要长期担任地方政府的职位，但命运另有安排。1067年，新皇帝神宗继承了皇位。作为一个机警和有远见的人，神宗渴求建议。由于神宗从前的老师韩维（1017—1098）的推荐，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初被召入朝。神宗对他印象深刻，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在这个关键职位上，王安石负责全部行政事务。神宗给予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尊敬和信任，并全力支持他在随后不久发起的改革。
在接下来王安石掌权的几年里，【4】涌现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范围的灌溉工程在漳河、汴河和黄河的一段开展，这些地区基本上位于宋朝都城周围，或者说今天的河南省。熙宁五年（1072）前后在西北（今天的甘肃省）、熙宁六年（1073）在西南（今天的湖南省）和熙宁九年（1076）在南方（击退来自越南的入侵）的几场军事战役均取得了胜利。所有这些努力和成就无疑值得重视，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众多体制性的改革举措上——它们深刻影响了政府的运作和制度，以及百姓的生计。(4)以下按领域对新政予以分类列举，以标明重点，同时这也是怨言和反对所产生之处。(5)当然，这些问题领域里面有许多是互相联系和有所重叠的。
国家财政计划
1．熙宁二年（1069）二月，建立财政计划委员会（制置三司条例司），研究和建议整顿国家财政。
国家为农民筹措资金
2．熙宁二年（1069）九月，推出农业贷款，即所谓“青苗钱”，提供给农民以用于播种，收获之后再连本带息一起偿还。
国家收入与保管
3．贡赋收入。熙宁二年（1069）七月，推行均输法，【5】管理通常从各省运送到政府的贡赋物品的运输、交换、出售与购买，以预先满足政府需求，同时稳定物价。
4．地方政府的维持。熙宁三年（1070）十月，设立募役法，在京城试行后推行到全国。该法估定分等级的货币税收，以支付雇用必要人员为地方政府服役的费用，在此之前则一直实行轮替征派的差役法。
5．地方秩序的维持。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设立保甲法，以十户或更多户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乡村居民，承担社区治安任务的集体责任。
6．土地税。测量土地，平均税收（方田均税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生效，目的在于消除逃税和不公平的负担，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国防
7．基本举措。保甲法及其最终用途在于增加后备军队，这一制度类似于征兵制。
8．其他改进举措。熙宁五年（1072）五月，开始施行喂养马匹制度（保马法）。在北方和西北的边境地区，每个家庭被分派饲养一匹马。熙宁六年（1073）六月，设立军器监，以提升武器的质量。还有其他一些加强军事防御的次要举措。
货币
9．熙宁三年（1070）七月，解除对私人运输和持有铜的禁令，【6】多次增加政府的铜币铸造，以满足国家财政扩大引发的需求和货币纳税的要求。
贸易
10．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市易法（国家贸易制度），由此政府可以直接从小商人手中购买商品，并为他们扩展贷款机构，这样他们就不必通过行会来进行交易。政府意图通过这一制度平抑市场价格。
11．熙宁六年（1073）九月，免行钱生效，对各种行户以货币折算，由此免除他们向宫廷贡奉物资的惯有负担。
教育与文官
12．教育。熙宁四年（1071）九月，对太学进行改制，使其最终将代替科举制度。在太学设立新的课程以及在京城别处设立学校，以培养特殊领域如武学、律学和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也建立了许多地方学校，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改善该地过去匮乏的教育。
13．科举制度。将重点放在论、策问和经义上，而非诗和赋。熙宁三年（1070）三月，【7】此项改革开始在常规的进士考试中施行。在较低层次的考试中，律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也设立了。
14．官员任命。熙宁六年（1073）三月，设立针对进士、保任及其他符合任官条件的人的律令考试。
15．政府吏员。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没有官品的胥吏实行俸禄制，并被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行为不当将受到惩罚。同时，有实绩的胥吏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下级官员。
在作为最主要的执政大臣掌管国家事务和提出他的新政时，王安石最大的困境在于在大多数官僚中缺乏合作者。对其政策的反对意见来自许多著名的官员，仅举数例说明：令人尊敬的前辈政治家韩琦（1008—1075）和富弼（1004—1083），他们早先在庆历三年至四年间（1043—1044）发起了第一次、但是规模较小的改革；另一位前辈政治家欧阳修（1007—1072），他曾经推荐过王安石；吕公著（1018—1089），一个显赫政治家族中的领袖，也曾赞赏王安石并与其为友；司马光（1019—1086），一位备受尊敬的，赢得北方许多保守主义者支持的士大夫；来自四川西南地区的才华横溢的领袖苏轼（1037—1101）和苏辙（1039—1112）兄弟；甚至还有郑侠（1041—1119），他师从王安石，在改革初期也曾予以支持。但是，普遍的反对并未能阻止王安石和宋神宗。熙宁三年（1071）十二月，王安石晋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继续在朝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8】并劝服宋神宗将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一个接一个地降职。
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决定性转折，是他在熙宁七年（1074）暂时辞去朝廷职务。北方的大饥荒加剧了民众在改革制度下所承受的任何苦难。反对者鼓起劲头重新发起了攻击，而在郑侠将源自饥荒地区的引人注目的《流民图》上奏之后，宋神宗深为震惊。同时，市易法和免行钱在京城开封引发怨言，使得内廷之人——主要是宣仁太后和宦官们——都告诫宋神宗要提防王安石。王安石的情感和自尊深受伤害，于是请求辞职。宋神宗仍旧对他报以相当大信任，命他知江宁府，同时保留名义上宰相的荣誉头衔。另一方面，通过暂停一些有争议的举措，并征求对它们的坦率批评的方式，神宗第一次对变法表达了某些疑虑。
王安石并没有离开京城太久，不到一年之后，熙宁八年（1075）初，他又回到了在朝廷上的领导位置。但是，在第二次掌权时，王安石发现自己处于比之前弱势得多的政治地位上。他的很多推荐不再得到宋神宗的即刻批准。他的两位主要盟友因为引起他的不满而被降职离朝。曾布（1035—1107）违背王安石的意愿，揭露了市易法和免行钱的不当之处，因此直接促成王安石早些时候的辞职；吕惠卿（1031—1111）则在王安石离开朝廷期间寻求削弱其影响力。现在，【9】他转而寻求支持的那些人更缺乏实际经验，更糟糕的是，也更不值得信赖。变法还在继续，但持续的反对也同样如此。王安石本人日益消沉，尤其是在他钟爱的唯一的儿子王雱去世以后。(6)熙宁九年（1076）冬，宋神宗最终同意王安石退闲。
在退闲生涯中，王安石主要致力于撰写一部有关字源学的书——《字说》。宋神宗封王安石为舒国公以示尊崇，王安石也满意地看到，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他的改革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继续运行着，直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导致变法终止。政治浪潮的突然转向摧毁了王安石的改革体系，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痛，次年王安石便去世了。
为了完成这一概述，我们必须超越1069—1085年的变法时期，看一下1085—1093年的反变法时期和1093—1125年的后变法时期。(7)反变法时期处于宣仁太皇太后摄政之下。大多数新政一项接一项地被废止或彻底调整。突出的变法支持者最终被指斥为“朋党”成员。甚至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如反对倒向另一个极端的范纯仁、苏轼和苏辙也不受欢迎。在这一时期之初领导保守主义者的司马光去世后，权力落在吕公著、吕大防（1027—1097）和刘挚（1030—1098）手中。他们对新政共同的厌恶，并未能阻止他们在其他事情上意见不合和分裂成私人派系。
后变法时期始于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政府权力（亲政）。【10】他将以章惇（1035—1105）、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兄蔡京（1047—1126）为首的新政支持者召回权力中心。大多数新政恢复了，有一些还扩大了施行的地理区域。一场大范围的报复性政治迫害，将数以百计的保守主义者流放到具有羞辱性的遥远的地方政府职位。此一盛行的政治氛围的一个显著例外，发生于1100年徽宗接替哲宗皇位之际。唯一一位恢复一定领导权力的王安石的早期盟友曾布，提出了一种调停和统一的政策，名为“建立中间路线”（建中）。他推荐了一些保守主义者担任高级官职，希望弱化派系斗争。不幸的是，这一短命的政策，既未能使其他后变法时期的领导者满意，也未能安抚怨愤不平的保守主义者。成功设法牢牢控制其他所有人的是蔡京。从1101年到1125年——距金朝军队入侵，北宋王朝覆灭仅余两年——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除了短暂中断以外，他始终大权在握。在他的支配下，政治迫害加剧，腐败激增，政府的行政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恶化了。变法在历史上声名狼藉，是由于早先对它的抱怨，对保守主义者的持续谴责，以及尤为引人注目的、对它直接引向导致王朝覆灭的臭名昭著的后变法时期的批评。
* * *
(1) New Laws这一翻译来自中文术语“新法”（hsin-fa）。“法”意为法律，但也指方法或举措。有时，“法”也作为“法制”（fa-chih）的简单表述，可以被译为“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制度”（systems established by the laws）。对此更全面的讨论，见第三章中“王安石的政治与经济思想”一节。
(2) 关于王安石生平的详细描述，可参考几本著名的著作。中文的有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梁启超的《王荆公传》、邓广铭的《王安石》和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最后一部包含了最具实质性的研究。日文的有佐伯富的《王安石》。最常被用到的英文著作是威廉森的《王安石》。
(3) 译者按：时神宗已即位。
(4) 威廉森翻译的很多中文术语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建议新的翻译。关于政府机构和官职的名称，我大多采用了柯睿格（E. A. Kracke）的《宋初的文官制度》和《文官职名》。
(5) 这些改革举措的中文术语，在文中按序号如下：①制置三司条例司；② 青苗法；③ 均输；④ 募役法；⑤ 保甲；⑥ 方田均税；⑦ 与5相同；⑧ 保马法和军器监；⑨ 铜币或者简单说“钱”；⑩ 市易法；⑪免行钱；⑫太学和州学；⑬策、论、经义、诗和赋；⑭保任或者被担保而任命；⑮吏或者胥吏。给予吏人一定俸禄、对他们行为不当的惩罚也比过去更严重的制度，被称作“仓法”，因为许多吏人的职责与粮仓相关，而且，他们俸禄的很大一部分也出自粮仓。“仓”（granary）在这里是统称，既指粮仓又指地方政府的财库（见第五章中“吏役次官僚制”一节）。这些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可参本书第68页注释1中提到的那些名著，或者北宋史料汇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6第1—18页、卷68第1页—卷75第21页。
(6) 译者按：此处作者有误，王安石实际上不止王雱一子。对王安石子女情况的详细考证，可参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
(7) 关于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最实用的基本史料，可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除了第71页注释2提到的以外，还可见卷59第1页—卷61第16页、卷63第1页—卷64第10页、卷94第1页—卷98第17页、卷100第1页—卷102第18页、卷108第1页—卷110第15页、卷120第1页—卷122第16页、卷124第1—8页以及卷129第1页—卷131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