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复古期之一
第一章 复古运动的酝酿时期
第一节 李谔与王通
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间，由一般作家的作风而言，可以别为三个时期：前一个时期——隋及初唐——约占一百多年，是作风将变，明而未融的时候，盖以积重难返，故犹不免承袭梁陈之馀音。中一个时期——旧时所谓盛唐及中唐——也占一百多年，是作风丕变，登峰造极的时候，此时诗文，才奏摧陷廓清之功，才变以前骈俪的面目，与浮艳的作风。后一个时期——晚唐及五代——也占一百多年，又是骈俪馀波，回荡振转的时候。所以若自古文的立脚点而言，则此期的文学史殆成弧形的进展。
至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评主张而言，也可以复古运动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个时期，不过在前一时期是酝酿时代，中一时期是高潮时代，后一时期是销沉时代而已。盖中国的文学批评，恒随作风为转移。评者与作者往往不能分别，所以批评界的论调，同时每成为作家的主张。
六朝以后骈俪的作风之转移，在隋及初唐已然；所以文坛的复古思想，在隋及初唐也已微露其端倪。今考隋时如李谔王通诸人所言，已启唐代复古论调之先声。李谔力攻骈体之失，王通复标明道之旨，消极的或积极的方面，破坏的或建设的方面，均足为唐代古文家的根据。
李谔在隋文帝时以当时文体轻薄，流宕忘反，上书曰：
臣闻古贤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此书固似近于希承帝旨。当开皇四年，文帝即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至付所司治罪。李谔所云盖即本此意旨而发，所以表中也引此事。(1)但其论调重儒教而轻文艺，尚实用而贱虚饰，则唐人所论固不出此范围也。
李谔所论固启唐代古文家的先声了。但其文体依旧不脱骈俪的馀习。王通则更进一步，实行其论文的主张，即文体也古典是式了。
王通，《隋书》无传，惟附见于新、旧《唐书》王质、王勃、王绩各传，称为“隋末大儒，号文中子”而已。其著述之传于今者有《中说》十卷。但核以事实又多相牴牾，于是有疑其非出文中子所撰者，有且疑文中子并无其人者。实则《隋书》虽不为王通立传，而唐人言之凿凿，不可谓实无其人。(2)至于《中说》是否出彼所撰，固成问题，但如洪迈《容斋随笔》因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事实多牴牾，遂疑《中说》为宋代阮逸所作，则亦不免断得太勇。盖《中说》中所载事实虽不免牾牴，而在唐时已有此书则无可疑。(3)至多只能如焦竑所谓“阮逸不无增损于其间”(4)，若遽定为宋人之著则未免错误。不过《中说》虽为唐时之书，而因其事实之牴牾，实不能谓全出于王通所撰定；于是或称为杜淹所撰(5)，或称为其子福郊、福畤等所依托(6)，或称为王勃所伪造(7)，要之都不过一种揣测之辞，没有坚强的左证，未易作肯定的论断。窃以为王通之续六经撰《中说》，明见于《新唐书·王绩传》，则其为人已有妄诞之嫌；其父杀人其子或且行劫，则其子弟之习为夸诈，又何足怪。大抵其书原出王通所撰(8)，盖《中说》之拟《论语》，亦与其续古尚书等同例，并为赝古之作；不过王氏原书或未指实人名，而其子如福郊、福畴辈，其门人如薛收、姚义辈，或欲张侈其门户，或欲借此以自重，遂不免妄加人名或增饰事实，而不知其转陷于谰诬耳。而且，即退一步言谓《中说》非出王通所撰，不足见其思想，则其书至迟也不能在王勃以后，无论如何，也足见此酝酿时期一部分人的文学见解。所以现在姑仍旧说以《中说》为王通所撰，借以窥见时人之文学观。
《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个攻击。其《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人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他惟对于颜延之、王俭、任昉三人谓：“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因此他对于当时文学下个总批评：
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约以达，由于重文之本；繁以塞，由于逐文之末。其论文然，其论诗的标准亦然。《天地》篇云：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此等见解，吾以为如王勃这样的文人未必如此拘执，所以未必为王勃所依托。《事君》篇又云：
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
其重道轻艺之意显然可见。所以文以载道之旨，实以王通首发其端。《王道》篇云：
子在长安，……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9)
又《天地》篇云：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其后韩愈送《陈秀才彤序》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盖即本此。
第二节 唐初史家
隋末王通，论文重道，开后世道学家之先声。唐初史家，其论文虽无此极端，然也颇不满意六朝的作风，所以又开古史家之先声。史家固不重在论文，但以其所修诸史均有文苑传或文学传，而于此诸传之先每有一篇序，于此诸传之后又或为之论，所以正可于其序或论之中窥见史家的论文见解。(10)
今考当时一般史家之论文，大率为一种折衷的论调。由南与北的文学言，则欲其“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如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所谓：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由古与今的文学言，则又欲其“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所言：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
此即颜之推所谓“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意思。盖在一种风气将转的时候，本易有此种论调的。何况史家衡古论今，对于文学之源流得失，无不了然，则欲其各去所短，而合其两长，固更不足怪了。明此，然后知史家论文虽不免泛评当时作者（如《晋书·文苑传》的《序》和《论》），或泛述一代历史（如《北史·文苑传序》），与文学批评似乎无多关系，然而总观各家所论，亦有数点足以特别提出，可借以窥知文学批评上之思想与文学史上之作风，其所由转移之故者。
其评论当时的文学，则对于南朝以来之作，每有一种不满意的论调。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北齐书·文苑传序》云：
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
又《隋书·文学传序》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北史·文苑传序》同）
此种论调也足为提倡古文古诗者张目。大抵当时诸史惟《晋书》与南朝无关，梁、陈二书与《南史》，则又为体例所限，势不能讥议其失，(11)故犹无贬辞，至于北朝诸史则对南朝文学当然可为严正的批评了。所以我谓当时史家对于南朝文学都有不满意之论。
南朝文学之缺点既如上述，于是或推论文学之源，或进究文学之本。其论文源者则归本于圣典，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学观复返于复古。今略摭数节以见一斑。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晋书·文苑传序》）
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梁书·文学传序》）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陈书·文学传序》，又《南史·文学传序》略同。）
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陈书·文学传论》）
两仪定位、日月扬挥，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记，莫得而云，《典》、《谟》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辩博之论蜂起；漆园黍谷，名、法、兵、农，宏放之词雾集。虽雅诰奥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长，盖贤达之源流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又《北史·文苑传序》略同。）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书·文学传序》）
穷其源而以圣贤之述作为依归，究其用而以裨赞王道纲纪人伦为标准。此虽不是古文家的论调，而古文家的论调实本于此。实则史家有此议论，沿流溯源，尚不为谬；文家有此主张，古典是式，便成为复古了。
其论文本者，则归之于情而欲复返于雅正。如《晋书·文苑传论》云：
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
寥寥数语，已很能说明情性与文学之关系。至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则言之更精：
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逖听三古，弥纶百代，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大圣踵武，邈将千载，其间英贤卓荦，不可胜纪，咸宜韬笔寝牍，未可言文，斯固才难，不其然也。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几将圣，屈、宋所以后尘，云、卿未能辍简，于是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人谓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崑丘，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宝于秋实。
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服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文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已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寄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
此文颇似《文赋》，亦能阐说文本于情之关系。不过他所谓情，重在归于雅正，而不可偏于哀思。故李氏于其《文苑传赞》又云：“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
穷文之源则以古为式，此即令狐德棻所谓“摭六经百氏之精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者；究文之本则以情为主，此又李延寿所谓“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者。史家深知当时南朝文学之失，而欲求其弊补其偏，所以每成为折衷的论调，而这种论调正为后来复古的文人与诗人之所本。盖因穷文之源而论文每主于尚用，自成后来文人之主张了；因究文之本而论文又归于崇雅，则又成后来诗人之主张了。人每知陈子昂、李白之力复古诗，韩愈之力复古文，而不知风气之开，即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
史家修史，史论家则论史。修史者不重在论文，故不易见其论文见解；论史者则以文史关系之密，论史多同于论文，故又颇可窥出其论文的见解。在昔文史不分之时，史家好似文学家，而史论家则好似文学批评家。唐代史论家的著作，其较重要者只有刘知几的《史通》。(12)刘氏《史通》商榷史篇，扬扢文词，其所论颇为重要。不过以文史虽属同源而毕竟异途。(13)所以《史通》所论，非惟与《文心雕龙》不同，即与当时史家亦异其旨趣。《史通》是本于史学的观点，以论史籍的文词；《文心雕龙》是本于文学的观点，以论文学的作品。所以也可说，《史通》所论是史学家的文学观；而《文心雕龙》所言则是文学家的文学观。
明《史通》所论只指史籍的文词，则知其论文所以不偏主藻饰而同时又不偏主质朴之故。如《杂说》下云：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此言史文叙述之不能偏于雕饰而失实。又《论赞》篇以为后世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对于当代以词人而兼史家者为更致不满。他说：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则又言史传、论、赞之不宜徒尚俪辞，此皆不欲以文人撰史之意。然如《叙事》篇云：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则其不偏尚质朴之意又极明显。这种主张似相矛盾，实则本于史学的见解看来固绝不冲突。何者？史本是“笔”的一种，笔虽不同于文而亦不可废饰。论史事宜求其翔实，论史文须期其永久。所以《叙事》篇又说：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逼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这种文质折衷的论调，似乎与当时史家之论文学相同，然而亦有差异之处。盖史家之论文学，有时本于文学的立场；而史论家之论史籍，则全本于史学的观点。所以史家如李百药《北齐书》所言，足为后来诗人复古之根据；而刘氏之论则适以混笔为文，只能助杂文学张目而已。此所以《史通》论文又全为史学家之文学观也。
明《史通》论文全是史学家之文学观，则其论文主旨，始可得而言。大抵史学家之论文总无主纯美论者。一方面求其信实，此王充所谓“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也”。一方面又求其应用，此又王充所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并见《论衡·佚文》篇）此本是史家论文之宗旨，刘氏亦不能外是。
由其求信实者言，故重在真。言语须求其真，事实须求其真，是非也须求其真。《言语》篇谓记当世口语宜从实而书(14)，此求言语之真。《叙事》篇论假托古词翻易新语之非(15)，此求事实之真。《浮词》篇又谓抑扬不使过实(16)，此又求是非之真。其论颇与王充《论衡》相同，而与刘勰《文心雕龙》微异。《论衡》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后世不晓，是由语异，不关材鸿（见《自纪》篇）；正与《史通》所谓不应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者同旨。而《文心雕龙·炼字》篇谓：“《尔雅》、《仓颉》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便不全重今语了。《论衡》谓：“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见《自纪》篇）此也近《史通》所讥述事必比于古之意。而《文心雕龙·事类》篇乃云，“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则又不废古典了。《论衡》谓“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见《艺增》篇），此亦《史通》所谓“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之意。而《文心雕龙·夸饰》篇乃云：“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则固不贬浮词了(17)，史学家与文学家之论文其不同乃如此。
由其求应用者言，故又重在善。其《史官建置》篇云：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曲笔》篇又云：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这些都与《论衡》论文重在劝惩者相同。所以记事必择其有关系者，若采及谐谑，引及小说，则其事芜秽，其辞猥杂了。载言亦必择其足以资劝惩者，若徒摭浮词，仅采虚饰，则无裨劝奖，有长奸诈了。其《书事》篇云：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惩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其《载言》篇则云：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此虽只论史例，而同时很可窥出其论文宗旨。至少，可以说这是史家的文学观。
刘氏本于史家的文学观以论史籍的文辞，故偏重在“笔”的方面，当然不主纯美，而与古文家之论调为近。今案《史通》所言，就其关于文事之讨论，而为古文家树之先声者，有两个较重要的问题。即是（1）繁简的问题，（2）模拟的问题。
骈俪之体出于词赋，体尚铺排故宜于烦；散行之体出于历史，体尚剪裁故宜于简。所以古文家与史家均有叙事尚简的主张。《史通·叙事》篇云：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功；为叙事之功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纵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又云：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赅，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他要损之又损，以至“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这都与古文家尚简之说相同。古文家自欧阳修、尹洙等后，直至清代“桐城派”，大率都主于简，其意实自刘氏发之。
又史家之与古文家更有一相同之点，即是均重在则古。《模拟》篇云：“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正与古文家之师古同旨。刘氏因此更论模拟之体云：
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世之述者，锐志矜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模，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有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最后他复谓“拟古而不类乃难之极者”这正与后来古文家所谓“含英咀华”者相同。韩愈《答刘正夫》书谓为文宜师古圣贤人，而申之以师其意不师其辞。正是刘氏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之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学张旭之草书，谓“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此即所谓貌同心异，为模拟之下之说。刘氏于此篇自谓：“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盖亦以史家不肯下文辞的工夫，而论史者又不从文学方面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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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薛登天授中上疏，渭“文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殊为颠倒事实。
(2) 明焦竑《笔乘》卷二云：“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则几于瞽说矣。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有《答王绩书》曰：‘贤兄文中子，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陆龟蒙《送豆卢处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后司空图、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凿凿如此，咸独臆断其无，可乎？”又其《续笔乘》卷三谓：“《杨炯集》中有《王子安集序》亦言‘文中子居龙门裁成大典，以赞孔门，勃思崇祖德，光宣奥义’，亦王通实有其人之证。”又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十三《书文中子传后》力言文中子之事可信，亦足备一说。
(3) 此则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亦已辨之。其言云：“大庆谓容斋之所辨证，是矣。尝观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既已牴牾，且或疏略自戾，岂止如容斋所疑乎？……然容斋遂并疑《中说》为阮逸所作，大庆则未敢以为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经敷为《中说》，李、薛、房、杜皆其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其书所言合矣。司空图又谓文中子致圣人之用，房卫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跻贞观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读文中子》且以其书并之太公《家教》，刘菁《读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讥之，是虽当世儒者，好恶不同，推尊之或过，毁损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书，决非阮逸所作明矣。”
(4) 焦竑《笔乘》卷二云：“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盖《中说》之行久矣。陈同父类次《文中子》云：‘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龚二本时有异同，如阮本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民无得而称焉。龚本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岂逸不无增损于其间，遂启后世之疑邪？”绍虞案此说亦见宋张淏《云谷杂记》，惟张氏只言为后人所附益，不曾定为阮逸耳。又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读文中子》一文谓：“文中子教授河汾间，迹未甚显，没后门人欲尊宠之，故扳太宗时公卿以欺后世耳。惧其语之泄乃溢辞以求媚。”其说亦是。
(5) 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一云：“文中子《中说》，杜淹所撰，中间多有疏谬处，所以启或者之疑议。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畴，不无傅会于其间，以张侈其门户。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一又《礼乐》篇云：安平公问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于开皇之十年，时文中子甫七岁，固未有门人，德林何自而请见问政，门人何自而闻琴流涕，此亦疏谬之一端。不但唐开国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绍虞案此说即本叶大庆《考古质疑》所言，但叶氏不言为杜氏所撰耳。
(6) 《四库总目提要》：“所谓文中子者，实有其人；所谓《中说》者，其子福郊、福峙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亦实有其书。第当有唐开国之初，明君硕辅不可以虚名动。又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诸人，老师宿儒布列馆阁，亦不可以空谈惑。故其人其书皆不著于当时，而当时亦无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后渐远无征，乃稍稍得售其欺耳。”
(7) 章炳麟《检论·案唐》篇云：“《中说》时有善言，其长夸诈则甚矣。案其言长安见李德林援琴鼓《荡》，及杜淹所为《世家》，称通问礼关朗，其年齿皆不逮，而房玄龄、杜淹、陈叔达年皆长通，不得为其弟子。《旧唐书》称通仕至蜀郡司户书佐，疑其言献策者亦妄也。诸此诈欺之文，世或以为福郊、福畤增之。案通弟绩既以通比仲尼，子姓袭其唐虚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颠到，而勃去通稍远矣。生既不识李、房、杜、陈之畴，比长，故老渐凋，得以妄述其事。《唐书》称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遗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验之，《中说》与《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谰诬也。”
(8) 焦竑《续笔乘》卷三“《王勃集序》”条：“《杨炯集》二十卷，今不传，第诗数十篇耳。近童珮搜访遗文，合为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叹凤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为之传，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危举艺文，克融前烈，《诗》、《书》之序并冠于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命不我与，有涯先谢。又注《周易》穷乎晋卦。又编次《论语》各以群分，穷源造极为之诂训。又注《黄帝八十一难》，撰《合论》十篇见行于代。此亦可为《文中子》非伪书一证。”
(9) 案德林卒于开皇十年，时通甫七岁，固未有门人，此亦事实之疏谬者。
(10) 李百药《北齐书》有《文苑传序》，房乔等《晋书》有《文苑传序》、《文苑传论》，魏征等《隋书》有《文学传序》，姚思廉《梁书》、《陈书》均有《文学传序》，令狐德棻《周书》虽无《文苑传》而《王褒庾信传论》中颇多论文之语。惟李延寿南、北史虽均有《文学传》而其序论大都剿袭人说，如《南史·文学传序》同《陈书》而其《论》又袭自《梁书》，《北史·文苑传序》同《隋书》及《周书》。
(11) 然魏征《梁书·帝纪论》犹且谓：“太宗聪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
(12) 唐代史评之著，惟刘知几《史通》独传。知几次子有《史例》三卷，见《新唐志》，今不传。又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新唐志》作柳氏《释史》，《直斋书录解题》谓其讥评刘氏之失，今亦不传。此外尚有裴杰《史汉异义》（《通志》“义”作“议”）三卷，田弘正客《沂公史例》十卷，均见《新唐志》文史类；又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见《宋志》文史类，似均不重在论文。
(13) 《史通·核才》篇云：“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成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又《杂说下》云：“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盖他因于文史分途，故不欲以文人撰史，更不欲史之偏于文饰。
(14) 《史通·言语》篇云：“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国；足以验甿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修伪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绝，真伪由是相乱。……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15) 《史通·叙事》篇云：“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新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16) 《史通·浮词》篇云：“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17) 《文心·练字》篇虽谓“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而《夸饰》篇亦谓“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均去甚去泰之意，与史家论旨自别。
第二章 复古运动的高潮时期
第一节 诗国的复古说
第一目 陈子昂与李白
在齐梁文学的流风馀韵未尽捐弃之时，而于诗国首先竖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厥为陈子昂。韩愈诗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诗》）者是也。其《上薛令文章启》云：
某闻鸿钟在听，不足论击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藜羹之味。然则文章薄技，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古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其视文学为小能薄技，似乎视之甚卑，几有薄诗不为之意。但他却未必真的不为，他不过欲挽这过度尚文的诗风返之于质朴耳。欲返之于质朴，所以提出“兴寄”二字，以为诗的真生命。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子昂不仅批评上的主张如此，其所作《感遇诗》三十八章，亦能一变徐庾馀风，倡为平淡清雅之音。所以卢藏用《陈子昂集序》称为“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子昂以后继之以倡同样的论调者，即为李白。李白自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棨《本事诗》引）其自任以诗国复古之重如此。其《古风》之首章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亦以复元古之清真自任。其《古风》之三十五章又云：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其不满意于摹拟古人拘束声律之意可以想见。盖亦上文“绮丽不足珍”之意。太白为人，本偏于浪漫的气分，故其论诗亦崇尚自然，破弃格律，近于浪漫的主张。他欲以浪漫的作风变更古典的作风，本极正当，李白之所以能成为唐代伟大诗人者在此；唐诗之所以能成功而不朽者亦在此。只可惜他因古诗之自然而高倡复古则未免有昧于文学进化之意义，试看他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引）则可知不免为复古一念所误了。
只须纠正这一个误点，则李白的复古主张，依旧是诗国的革新主张。他因为欲变更一时之风尚，所以觉得曲高和寡，其《古风》之二十一章云：
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
这竟是后来韩愈小惭则小好，大惭则大好的论调了。
第二目 杜甫
杜甫与李白并为唐代伟大之诗人，但以他二人的作风不同，故于批评的主张亦异其趣。李白是一味主张复古，而卑视齐梁的，故其诗亦以古体为多，近体为少。杜甫则不然，他是“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的；他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所以他对于六朝文学并不卑视；他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戏为六绝句》）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
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他对于初唐诗人亦不攻击，如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同上）
即他批评同时的诗人，亦每以六朝人物为比拟。如他称李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花十隐居》）称郑审、李之芳云：“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歘连翩。”（《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韵》）释张九龄云：“绮丽元晖拥，笺诔任昉骋。”（《八哀》）称毕曜云：“流传江、鲍体。”（《赠毕四曜》）称孟浩然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称岑参云：“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称薛华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以我以为李白的主张是反齐梁的，杜甫的主张，是沿袭齐梁而加以变化的。李白仗其天才，绝足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风为浪漫的作风。杜甫加以学力，包罗万象，所以能善用齐梁的藻丽而无其浮靡。前者是对于齐梁作风的反抗，几欲并其艺术美的优点而亦废弃之者。(1)后者是对于齐梁作风之演进，发挥其艺术美的优点，而补救其过度使用之缺陷者。前者废弃其修辞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风，所以显其才；后者不妨师法齐梁，而能不落于齐梁，所以显其学；显其才者，其诗犹有古法；显其学者，其诗转成创格。我们若从这一点以为诗仙诗圣的解释，庶不致陷于空洞而渺茫。
是故由作品言，则杜甫是对于齐梁的作风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陈、李批评上的复古主张，以兼有汉、魏、晋、宋诸体之长。由批评言，则杜甫是对于陈子昂、李白的复古说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齐梁以后创作上的艺术美，而集其大成。杜甫在文学史上之重要在此；杜甫在文学批评史上之重要亦在此。我们若本于这一点以为李杜优劣论，也觉得比元稹为切实一些。
何以见其如此呢？我们即就其论诗之句，亦可窥出此意。他不废齐梁的音律，他深知诗与音律的关系之重要。他于《夜听许十一诵诗》一首中云：
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陶、谢不枝梧，《风》、《骚》苦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于诵诗时要能表现出精微飞动之声，则作者之于音律，又焉得而不考究呢？所以他要“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了。所以他要“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了。所以他要“律比崑仑竹，音知燥湿弦”（《秋日夔府奉寄郑审李之芳》）了。所以他要“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了。所以他要“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了。所以他称岑参者，在于“谢脁每篇堪讽诵”；而他所自许者，也在于“晚节渐于诗律细”了。
他亦不废南朝的藻饰。他与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引其语，即谓：“造句之法亦贵峻洁不凡。”可知他就不和李白一样，以为“雕虫丧天真”的。他曾说过“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所以也就不和李白一样以为“绮丽不足珍”了。他因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以致来李白的“饭颗山头”之诮。这虽未必真是事实，但于此可见他们二人不同之处。
然则他重视音律与藻饰，是否即局于南朝的境界呢？则又不然。他所以能不局于齐梁者，即因他也有复古的倾向。其《咏怀古迹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解闷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其称郑虔云“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称高适云“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适》），“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亦未尝不原本屈、宋，推尊汉魏，不过他对于所谓“当时体”亦不轻视而已。其《戏为六绝句》之六云：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钱谦益《读杜二笺》释之云：“今人之未及前贤，无怪其然也。以其递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谁为之先也。《骚》、《雅》有真《骚》、《雅》，汉魏有真汉魏，等而下之，至于齐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则皆伪体也。别者，区别之谓；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别裁伪体，则近于《风》、《雅》矣。自《风》、《雅》以下，至于庾信四子，孰非我师。虽欲为嗤点轻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转益多师是汝师。”此说亦能发挥杜老意思。杜甫所谓“转益多师”，即对于屈、宋、汉魏、齐梁、初唐并在可师之列，所以一方面能不为复古说所限，一方面也能不落于齐梁：而这一种的转益多师，却正是文学上的进化论。(2)且看他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
“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这很能说明文学上的进化。文学上无论那一种体裁，方其初无不偏于自然美的，迨其终，又无不趋于艺术美的。本此说以论文学上的绮丽，便不致如李白这样一笔抹杀，定为“不足珍”了。作风之趋于绮丽，本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只要能得“转益多师”，便不必对于此种作风加以攻击，而自能“后贤兼旧制”了。只要能得这样的“转益多师”，则所谓“兼旧制”云者，便不是拟古的摹袭的，而自有其个性之流露：此所谓“作者皆殊列”也。同时亦自有其时代性的表现，又所谓“历代各清规”也。若不是这样而泛言复古，则杜甫所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而已。钱谦益释此二语云：“于古人则爱之，于今人则不敢薄，期于清词丽句，必与古人为邻则可耳。今人目长足短，自谓窃攀屈宋，而转作齐梁之后尘，不亦伤乎？”盖齐梁文学亦从屈、宋演进而来，若泛言学古则与齐梁同宗屈、宋，其流为齐梁之后尘，固亦意中事也。(3)
这种折衷今古而归于“转益多师”，归于“后贤兼前制”的主张，实是杜老的诗学标准。我曾于所撰《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发其义云：
今人以爱古人之故，嗤点庾信之赋，讥哂四子之文，矫正一时风气，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来清词丽句，自有不废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视齐梁也。大抵时人论诗，自陈子昂始言“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继之，亦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于是后生从风，发为狂言，附远谩近，是古非今，故少陵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后生辈随人脚跟，本无主见，误会少陵之意，以为古不足慕，故其下语极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谓清词丽句云者，只宜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屈、宋之文惊采绝艳，足以衣被词人，故欲攀与方驾，固不欲其如涂涂附，愈趋愈下，以作齐梁后尘也。“窃攀”语，正是并行之句；一以示其蕲向所在，一以明其鉴戒之旨。积极消极二者兼顾，于是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者，其义始可得而寻。（以前诸家之解此诗者惟吴见思发此义。）昭明《文选序》云：“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之趋于雕缛，本亦必然之势。此正少陵所谓“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者（见《偶题》）。《颜氏家训·文章》篇云：“今世音律谐静，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文学之偏于雕缛，亦非可一笔抹杀，谓为不足珍者。此又少陵所谓“熟精《文选》理”之意（见《宗武生日》）。则知前数章之不贬庾信四子，意盖在是。颜之推又云：“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废。”文章道弊，诚宜以古作矫之。此亦正是少陵“亲风雅”之旨。则知此章之不欲为齐梁后尘，意又在是。故其论庾信四子则极言其才力之不可及，而以鲸鱼碧海为极诣。其论古人则又言非不可爱，但须以清词丽句为标的。一于清新中看出其老成，一于老成中兼取其清新，双管齐下，而少陵论诗之旨于是大明，此则所谓别裁伪体也。（解“不薄今人爱古人”一首）
夫后生之未及前贤，固勿容疑矣；然递相祖述，果将以谁为先乎？元稹《杜工部墓铭》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此正说明当时风气。则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云者，正是当时急待解决之问题。而少陵则正告之曰，亦惟有别裁伪体以亲《风》、《雅》，而多师为师而已。伪体云者，不真之谓。其沿流失源甘作齐梁后尘者，固不免于伪；即放言高论，不能虚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伪体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各执一端，两无是处；于是指示正鹄，而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少陵至是，盖已将其论诗主旨，和盘托出无馀蕴矣。元稹之论杜诗称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亦正说明少陵诗学。盖其所以集大成者在是，而其所教导后生者亦即此旨也。少陵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又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以及“读书破万卷”、“熟精《文选》理”诸语，盖均多师之谓。岂若附古非今之流，放言高论，转以自限者哉！（解“未及前贤更勿疑”一首）
所以我说杜甫的论诗主旨与陈李不同。非惟不同，并且是对于陈李之浮泛的复古论调，而加以修正者。这是杜老所诏示于人的学诗标准。
本此标准，再可一论杜甫之诗的造诣。易言之，也即是杜甫所诏示于人的作诗的标准。关于这个，杜甫也是二者兼顾、双管齐下的。杨慎《丹铅总录》之论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绝，谓：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我尝谓：“此说入妙，颇得子美论诗之旨。”今亦录一节我的解释于下：
杜老诗风，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称严武云“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称孟浩然云“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此清新之说。至其《敬赠郑谏议》诗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则又老成之义。是亦子美论诗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证。此即求之《六绝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也；老成之说，又所谓“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盖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一语。（此说又须活看，与下文解不同。）不薄今人，则齐梁以来悉在可师之列；爱古人则汉魏以上更为渊源所自。师齐梁所以取其清新；亲风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此齐梁间诗之所以趋于清新。陈子昂云“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此唐诗之所以返于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的境界，正须从“不薄今人爱古人”中来也。不明此意，则杜氏论诗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绝句亦无从获解。（解“庾信文章老更成”一首）
所以我以为杜甫对于诗之极诣，又在折衷艺术与自然，以使归于“神”，归于“老成”。《昭代丛书》中所录杨绳武诗文四则有云：
少陵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元遗山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倚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呜呼！此古人所以必严文章流别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果其根柢盘深，气骨厚重，笔力坚刚，虽间有未醇，无伤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词丰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纵完好可观，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钝，转入离奇，牛鬼蛇神，獐头鼠目，则又在所必禁。少陵又云，“波澜独老成”，昌黎亦云“妥帖力排奡”，波澜而必于老成，排奡而必于妥帖，则知不老成不足为波澜，不妥帖亦不足为排奡矣。
此言亦妙。我尝谓：“杨慎能于清新、老成二语看出关系，杨绳武又能于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二语看出关系，杜老有知当心许此二杨为知己。”或不为厚诬古人的。
这个关系，可即于其论“神”、“气”者明之。“神”、“气”全重在自然，假使偏重在雕琢，则六情底滞，灵机不畅，此李白所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者是也；假使专工在藻饰，则堆砌涂泽最易流于芜音累气，此又李白所以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者也。因此，似乎李白论诗若拈出“神”、“气”二字便更为惬当一些。而孰知有不尽然者。盖文学之自然妙境，虽是很神秘的一个抽象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有所由入之途焉。其一则仗其天才，依其兴会，才高则绝足奔放，无所拘絷，兴到则笔酣墨舞，挥洒自如：此一途也。其又一则专重学力，偏于苦思，学到则炉火纯青，自有摇笔即来之乐，思苦则一旦豁然，遽入禅宗顿悟之境：此又一途也。李白走了前一条路，杜甫则走后一条路者。必明这一点，然后才知杜甫论诗所以拈出神与气二字；然后才知杜甫所以伟大的地方，与唐诗所以成功的缘故。
于是，且一言杜甫之所谓“神”。杜甫论诗，很重神化的境界。其《独酌成诗》云“诗成觉有神”，《寄薛三郎中据》云“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又《寄张十二山人彪诗》亦云“诗兴不无神”，《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即其论及其他美术者，如论书亦谓“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论画亦谓“将军尽善盖有神”（《丹青引》）。可知他于一切艺术无不以神境为极诣矣。不过他的所谓神境，是从苦思力学得来者，所以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文》）盖其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即从读书破万卷的工夫中来，所以是切实；而一方面于读书破万卷之后复继以下笔如有神，则亦返于自然，不致为已成的典型所束缚了。“行神如空”，杜氏庶几近之。
又杜甫论诗亦颇重在骨气。其称庾信为“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称贾至为“雄笔映千古”（《送唐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称元结为“词气浩纵横”（《同元使君舂陵行》）。又其《醉歌行赠从侄勤》亦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所以他论诗也很重在气势。且看他《戏为六绝句》诗中于“或看翡翠兰苕上”之后，必继以“未掣鲸鱼碧海中”一语，亦可见其微意之所在矣。钱谦益《读杜二笺》释之云：“兰苕翡翠，指当时研揣声病，寻摘章句之徒；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我以为这数语极得杜老之旨。杜甫因于这样，所以才能上承齐梁而不落于齐梁。“行气如虹”，杜氏亦庶几近之。不过他行气如虹的境界，亦自妥帖排奡中得来，所以说“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于毫发无遗憾后继以波澜独老成之语，则知不仅是细腻的工夫；于波澜独老成前，加以毫发无遗憾之语，则知又不独是粗犷的气象了。所以我以为能从天才方面充分发展，饶有文艺的自然美而不流于浅率者，则千古诗人中当推李白；其从学力方面充分发展，尽有文艺上的艺术美而不露雕琢者，则千古诗人中又当推杜甫。过此则为病矣。在于同时而使自然美与艺术美都能尽量发展都能相互融合以到恰好的地步，是诚不得不谓为文学史上的奇迹也。而这种文学史上的奇迹，却即可以其论诗的见解说明之。
第三目 就于皎然之所著
李杜而外在当时批评界上较有重要的地位者则为皎然。皎然所著，据昔人著录有“诗式”、“诗评”、“诗议”、“中序”诸称，如：
《崇文总目》文史类 昼公《诗式》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 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僧皎然）
《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 僧皎然《诗评》一卷。（叶德辉云陈《录》文史类“评”作“议”）
《通志·艺文略》诗评类 昼公《诗式》五卷。 僧皎然《诗评》三卷。
《宋史·艺文志》文史类 僧皎然《诗式》五卷，又《诗评》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 《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文献通考·经籍考》文史类同）
《澹生堂书目》诗文评类诗式门 僧皎然《诗议》一卷、《中序》一卷、《诗式》二卷，僧清尽（案“尽”当作“昼”）《诗法统宗》本。
《绛云楼书目》文史类 皎然《诗式》（陈景云注，五卷，又《诗议》一卷）。
因此，顾龙振《诗学指南》中，所录皎然之著，即分《评论》、《诗式》、《诗议》三种。又据昔人称引如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所引有皎公《诗议》，冯惟讷《诗纪别集》所引书亦有《诗议》、《诗评》之别。似乎以上四种各自为书。然据《十万卷楼丛书》所辑五卷本《诗式》，与顾龙振《诗学指南》所录《诗议》、《诗评》、《诗式》两相校对：则《诗议》所载为五卷本《诗式》所无；《诗评》所载大半在五卷本《诗式》中，盖出后人割裂为之者。至《中序》则本为卷中一篇序文，不能别出成书。考《中序》云“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饼寝而不纪。……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他日言及《诗式》，……因命门人检出草本。……公欣然，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勒成五卷”云云。则知今世所传《诗式》一卷本，盖在《中序》以前，系皎然原稿，未经李氏点窜者。《中序》以下则为皎然续编之稿，而经李吴二氏编录点窜者。陈振孙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盖即指此。
《四库总目》于皎然《诗式》斥而不收，惟于《存目》著录之，且谓其“参差可疑”。盖由当时未见五卷足本之故。考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有《诗式》，陈景云注云五卷，钱曾《也是园书目》及《述古堂书目》亦均五卷，则是五卷本尚有存者，特四库开馆时未见之耳。《皕宋楼藏书志》有旧抄本《诗式》五卷，出卢文弨旧藏，且录卢氏《跋》云：“此书世有镌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从两汉及唐诗人名篇丽句摘而录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体，此所以谓之式也。若世间本则虚张其目而已。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至于《诗评》，虽有数则为五卷本《诗式》所无，然大部分均在其中，则当是后人择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论述作法之语，别行辑出者。《诗议》，在唐代已有是书；观《文镜秘府论》（卷三）所论八对谓出皎然《诗议》，校以顾龙振《诗学指南》本《诗议》所载正相符合。此条为今传各本《诗式》所无。大率《诗议》所论，又较重在方法方面，盖同于当时诗格诗例之著。至《直斋书录解题》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则混《诗式》言之。冯惟讷《诗纪别集》，所引《诗议》又多同于《诗评》。或《诗议》原亦《诗式》中之一部分，皎然所著早经后人窜乱，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难睹其全耶？
又《四库存目提要》谓：“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章、李白、王昌龄相去甚近，亦不应遽与古人并推，疑原书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补之也。”此言亦未尽然。考《诗式》卷五《小序》云：“时在吴兴西山殊少诗集，古今敏手不无阙遗，俟乎博求，续更编次。”则知其编撰宗旨，本不遗同时作者。其后王玄撰《拟皎然十九字》，所举之例亦多录同时之人，盖即仍皎然旧例也。
大抵皎然论诗宗旨，意取折衷，其论诗有“四不”、“二要”、“二废”、“四离”、“六至”诸条：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涉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诗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有二要”）
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寘，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有二废”）
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诗有四离”）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诗有六至”）(4)
类此诸语，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处。故《诗评》云：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真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据《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条校增）
又《诗式》卷一论取境云：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此即皎然论诗标准。此即《诗式序》中所谓“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的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对于齐梁以来靡丽之风颇加攻击。如《诗议》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又《诗评》云：“齐梁之后，正声浸微，人不逮古。”至如《诗式》之论四声，谓“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人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论用事谓诗人不必以征古为用事，“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其有“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者，盖由作者不欲委曲伤乎天真”。（均见卷一）则知其于俪语声律初非重视。许印芳《诗式跋》谓：“六朝以来诗人争尚用事，然或不善驱使，往往意为词掩，又守四声八病之说，动多拘忌，真意浸失，其陋劣者抄袭名篇攘夺佳句，贻讥盗窃罔知愧耻，昼乃著《诗式》论列用事不用事之优劣，指示拘守声病之流弊，又著偷语偷意偷势三例，以偷语为钝贼，垂戒来学可云痛切。”盖即专就此方面言者。
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废俪语与声律，如《诗评》云：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予曰不然。先正诗人时有俪词。“云从龙，风从虎”，非俪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俪耶？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意因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据《文镜秘府论》校增）
又《诗式》云：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卷一“明作用”条）
此皆不废俪偶声律之论。他这种折衷调和的主张，正由他的论诗主旨得来。他以为：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壮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死鼠为玉璞，岂知周客𠰷㗅而笑哉！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释氏顿教，学者有沉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今代作者，不能尽举。吾始知复变之道，岂惟文章乎！在儒为权，在文为变，在道为方便。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大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诫之哉！
所以他虽有反对齐梁声律的论调，而不同于陈李之复古，转近于杜甫之集大成。其与杜甫不同者，不过比较更重在“神诣”。《诗式序》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所以他的诗论虽取折衷，而较近于诗佛之诗论。我尝以为司空图之论诗，为王维一派之诗论，今若证以皎然所言，则往往有足为司空图之先声者。
其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论诗之风格。而皎然《诗式》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亦是就风格而言，如云：
风韵朗畅曰高，体格阔放曰逸，放词正直曰贞，临危不变曰忠，持操不改曰节，立性不放曰志，风情耿介曰气，缘境不尽曰情，气多含蓄曰思，词温而正曰德，检束防闲曰诫，性情疏野曰间，心迹旷诞曰达，伤甚曰悲，词理凄切曰怨，立言盘泊曰意，体裁劲健曰力，意中之静曰静，意中之远曰远。
此外《诗式》中“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七德”等条，亦大抵就风格言。即其《论高手述作》谓“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亦善为形似之语，颇与表圣《诗品》相类。
其二，司空图论诗重在味外之旨，颇近后来以禅喻诗的严羽的论调；而皎然论诗即阐以禅论诗之旨。如《诗式》云：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卿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容，其调逸，其声谐哉！（卷一“文章宗旨”）
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卷一“重意诗例”）
是均为以禅论诗之始。唐代佛学盛极一时，禅宗尤多妙谛，惜时人于禅理诗理鲜有能沟而通之者。皎然所言亦不过微启其端耳。
第四目 白居易与元稹
李、杜而后，诗坛作风分为两派：尚自然者趋于平易，以元、白为之魁，重艺术者偏于奇警，以韩、孟为之魁。盖此时已不是唐诗的极盛时期，自然美与艺术美不得不偏胜，不复能像李、杜这样，使二者相济，恰到好处了。尚奇警者犹沿当时的风气，故没有什么论诗的主张；尚平易者，欲矫当时之作风，故论诗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中国的文学批评，本多为文学作风转变之理论，所以承风气者多论作法，而变风气者则多论原理。韩愈论文颇多独见，而论诗罕见妙谛，即由一变风气而一承风气故也。
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谓：“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由文学的方面说，的确是如此。若就文学批评的方面说，则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完成他们复古的文学主张。且看白居易《与元九书》论作文大旨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白氏长庆集》二十八）
他论诗因崇尚自然而偏于质，还不要紧，至于论到质而谓“莫先乎情，莫深乎义”，便不免稍偏了。谓诗根于情本是不错，但因以义为“实”之故，于是所谓情者，亦不过如《诗序》所云“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而已。必欲以止乎礼义之标准以衡诗，则诗国之疆域狭矣，且看他说：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用（一作“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伦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花以讽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飞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
这才是诗国十足复古的论调。陈、李复古不过复到汉魏的风骨；元、白复古才要复到三百篇之六义。愈转而愈上，除了后世道学家外，真可谓是诗国极端的复古论了。然而李白主张复古而作风实是清新俊逸，白居易主张复古而作风更为平易近俗：由文学言则为进化，由批评言则为复古，这种相反的现象，或者以当时复古的思潮正浓，所以文人主张文以贯道，而诗人也要主张诗以述义了。
读者于此，或将不免怀疑，以为文学与批评颇有关系，何以就文学言则是进化，是革新；由批评言则成退化成复古呢？此二者之交互的影响极为密切，何以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实则不必疑也。社会上一切文物的进化，大都是循环式的进化，波浪式的进化。作家之受批评界之影响，固也；但是批评界的复古说尽管高唱入云，而历史上的事实，终究是进化的。所以作家虽受复古说的影响，而无论如何终不会恢复古来的面目，维持古来的作风。非惟如此，作家因这种影响，反足以变更当时的作风，反因复古而进化。这是所谓循环式的进化。但是他不是如循环然的周而复始的，后人的复古决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后人的古，所谓后波逐前波，后波的起伏同于前波的起伏，而后波决不便是前波，这是所谓波浪式的进化。由于这样则何疑于他们文学与批评之矛盾呢？所以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也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完成复古的文学主张。
现在且再举数端以证明之。其一，白居易因欲保持六义、四始之风，于是悟到一个原理，即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这个原理，是上文复古思想的结论。其《新乐府自序》云：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氏长庆集》三）
所以他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氏长庆集》一）其《寄唐生诗》云：“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上）这些话都所以实行他们复返六义的文学主张。但是为时而著，则时不一矣；为事而作，而事又非一矣。他既以诗是以情为根的，则所以引起情的时与事既异，其作风体格当然亦不能强合了。从这种复古说所推得的原理，而结果却因历史的变迁，不得不逼着向进化的道上走。且看他所处的时为何如？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他说：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艺、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与元九书》）
他所处的时，他所遭的事，尽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于是本此原理，遂一变“嘲风月弄花草”的文学而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文学。这所以批评论调尽管复古，而创作自然成为进化了。我们且看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
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时贞元十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馀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络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色（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是。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饵。吏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不数年，与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为诗，性复僻，懒人事，常有闲暇，间则有作。识足下时，有诗数百篇矣。习惯性灵，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间，是丈夫心力壮时，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元氏长庆集》三十）
这又是从时代环境的一方面说明他们作讽谕诗的缘故。从元稹所论，可看出他们决心创造新文学的意思；从白居易所论，又可看出他们决心完成复古主张的意思。白居易说：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
这与陈子昂所谓“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云云又有什么分别！事每有相反而适以相成者；所以批评上的复古说，未必非文学上的进化现象也。
其二，元白的作风因主平易而尚质。白居易《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
此亦申尚质著诚之旨。不过所谓质有二端：一是情，即他所谓“根情”；一是义，即他所谓“述义”。根情者是他的所谓讽谕诗，以情为主而义附之，盖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述义者是他的所谓闲适诗，以义为主而情附之，盖又是卧病闲居，吟玩性情之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论之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也。
览诗何以能知其道呢？这也可于白居易《序洛诗》中见之。他说：
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白氏长庆集》六十一）
惟能有所自得，所以不致为一己的愤忧怨伤之作，而于其诗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可以看出他的道义。这种作风或者是受唐释寒山、拾得之流的影响；这种思想，或者是受韩、柳文以明道的影响。论到诗，虽不能以此说赅诗的全体，以此为唯一的标准，但这种标准却也在诗国辟了一个新境界。后来邵雍的《击壤集》即近此种作风者。
其三，白居易因《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语，而谓根情实义；又因《诗序》“发言为诗”及“情发于声”诸语而谓苗言华声。以此，亦欲复返于诗乐合一的情形。于是称他的美刺兴比，因事立题诸作，谓之新乐府；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这实在也是文学上的进化。元稹《乐府古题序》云：
自风雅至于乐府，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媵。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氏长庆集》二十三）
于此可知尽管受复古说的影响亦自会在创作方面辟出新境界的。白居易《策林》（六十）云：
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兴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著。所谓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好粗。
他欲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能得如此则诗乐为一，而诗乐之作用以彰。这种见解，正是后来道学家所竭力主张的。
第二节 文坛的复古说
第一目 文与文化
我尝读《文心雕龙·原道》一篇，而推求其所谓“道”是什么，一时殊不易了解其意义。何以故？因为他说：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又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则是此篇所言在阐文原于道之旨，并不是申文以载道之意；故其所谓道当然指的自然之道，而不限于儒家之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好：
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也。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引）
又云：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里，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虽人须蚕丝，犹将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味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谖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研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至不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则矫枉之过，而非通方之谈。方来君子，庶无懵焉。
他这一节话辟文以载道之说殊为痛快。说明《原道》一篇重在论自然之道也殊的当。然如《文心·宗经》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又《序志》篇云：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不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则是刘氏论文之旨明在宗经征圣，而欲敷赞其旨，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尝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则虽谓文以载道之说，原于《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因此，《文心雕龙》之所谓“道”，究指自然之道乎，抑仅就儒家言之乎？这个问题，似乎不易解答，但是可于唐人的文论中看出其关系。盖刘勰之所谓“道”，诚指自然之道，诚指万物之情，然“作者曰圣”，圣文固原于道，——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而“征圣立言”，则后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载其道；那么所明的或所载的便成为儒家之道了。所其唐人论文，最初恒以文化为文；以文化为文，则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其后乃以为文主教化；以文主教化，虽也以文化为文，而已偏于儒家的意旨了。最后始揭文以明道之旨，于是所论之道，只成为儒家之道，所以要排异端，所以要辟佛老了。
今考韩、柳以前，一般人之论文章，大率以文化为言。即在韩、柳同时或稍后之人，其并不言文以明道，而也足为韩、柳之羽翼者，其论文主旨也大率如此。所以唐人论文恒以天文人文为比。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尧日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北齐书·文苑传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史家论文以不满于南朝文学之故，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词章。唐人文论，却正喜在此点阐发，所以渐渐形成复古的风气了。兹录数篇主张较明显者于后：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杨炯《王勃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灵经纬教化，鼓天下之动，通万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备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义入神，英华发外，著之话言，施之宪章，文明之盛与天地准。（权德舆《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
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成而文见矣。始自天地终于草木，不能无文也，而况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渎，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鸟兽之文也；华叶彩错，草木之文也；天无文，四时不行矣；地无文，九州不别矣；鸟兽草木之无文，则混然而无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刑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文之时用大矣哉。在人，贤者得其大者，礼乐刑政劝诫是也。不肖者得其细者，或附会小说以立异端，或雕斲成言以裨对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顺庸声以谐俚耳。其甚者则矫诬盛德，污蔑风教，为蛊为蠹，为妖为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无痛乎？（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经纬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则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顿易，不及百年，文体反正。洎公（独孤及）为之，则又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义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词。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君集后序》）
如右诸说，与《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云云有何分别。所以以天文人文而为言者，其所谓文当然要合于道，而所谓“道”，当然可以不限于儒家之道，而也未尝不可仅限于儒家之道。如权德舆《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云：
道之于物，无不由也，无不贯也，而况本于玄览，发为至言。言而蕴道，犹三辰之丽天，百嘉之丽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飘飘然轶八纮而泝三古，与造物者为徒。其不至者，遣言则华，涉理则泥，虽辩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权载之文集》二十三）
此所谓“言而蕴道”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至如尚衡《文道元龟》云：
文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其无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别纬，地道五色以别方，人道五常以别德。《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纬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为道，斯亦远矣。天人之际其可得于是乎？
夫卦始乎三画，文章之阃，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从人而有焉。工与不工，各区分而有之。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词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纲纪物，义也，可以动众，德也，可以经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质；后乎言，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质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词士之作，学古以抒情，属词以及物，及物胜则词丽，抒情逸则气高。高者求清，丽者求婉，耻乎质，贵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颓靡之道焉。
古人之贵有文者，将以饰行表德，见情著事，杼轴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无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业著；志士也，文成而德丧。然今之代其多词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轨物范众，经邦叙政，其难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龟，庶观文章之道，得丧之际，悔吝之所由者也。
此以君子之文为标的，以德全者为上，便偏主于质，同于宋代道学家的论调了。后此诸人，如吕温之《人文化成论》（《吕和叔文集》十）如顾况之《文论》（《全唐文》五百二十九），大率皆发挥此旨，而更偏极端。兹录其文于后：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讽其言，盖有之矣；未有明其义者也。尝试论之：夫一二相生，大钧造物，百化交错，六气节宣：或阴阖而阳开，或天经而地纪，有圣作则，实为人文。若乃夫以刚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义事君，予违汝弼，献可替否，此则朝廷之文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九流异趣，百揆同归，此则官司之文也。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刑政之文也。乐胜则流，遏之以礼；礼胜则离，和之以乐：与时消息，因俗变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盖言错综庶绩，藻绘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则人文化成之义，其在兹乎？而近代谄谀之臣，特以时君不能则象乾坤，祖述尧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仪以求至理，坐吟咏而待太平，流荡因循，败而未悟，不其痛欤？必以旂常冕服为人文，则秦汉魏晋声明文物，礼缛五帝，仪繁三王，可曰“焕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乱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则陈后主、隋炀帝雍容倚靡，洋溢简编，可曰“文思安安”矣。何灭亡之速也，核之以名义，研之以情实，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质之以成败，又如此。《传》不云乎？“经纬天地曰文。”《礼》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则文之时义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数末流，雕虫小技厕杂其间也。（吕温《人文化成论》）
《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叶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上古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尧之为君，“聪明文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代，草木鸟兽，皆乐文王之沼曰灵沼，文王之台曰灵台，虞、芮不识文王，入文王里，所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谓曰，吾党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诗人美之云，“文王断虞、芮之讼”。晋文与楚子战而霸，谥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书契；黄帝之文垂衣裳；重华之文除四凶，举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铎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废昌邑，吕尚之文杀华士，穰苴之文斩庄贾，毛遂之文定楚从，蔺相如之文夺赵璧，西门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邺中，吟咏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乱由之，君臣则之。尧舜禹汤有文，桀纣幽厉无文。太颠闳夭有文，飞廉恶来无文。昔霍去病辞第，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于国如此，不得谓之无文。范蔚宗著《后汉书》，其妻不胜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于家如此，不得谓之有文。且夫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废文则废天，莫可法也。废天则废地，莫可理也。废地则废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赞《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赞《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赜鬼神，明者赜礼乐，不失于正，谓之为文。（顾况《文论》）
论人文而轻视名数末流，雕虫小技，犹可言也。论文而至以孝敬忠信，仁义智勇等为文，甚且以霍去病非无文，范晔宗非有文，则不免太偏于广义的人文方面了。所以刘勰《原道》，虽也根于人文立论，而较重自然，不局于儒家之旨。而唐人之论人文，则渐渐狭其范围，成为儒家的论旨。此所以由原道说可以渐渐成为载道说也。纪昀《批文心雕龙·原道》篇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实则明其本然者，指圣作而言，明其当然者指后人征圣之作而言。义界大小盖由于此。所以同样的论“自然”，唐人所论也较刘氏的意义为狭。这于独孤郁《辩文》一篇中可以见之。《辩文》云：
或曰“文所以指陈是非，有以多为贵也。其要在乎彩饰其字，而慎其所为体也。”又曰：“文章乃一艺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损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穷极终始，万化无有差忒，故《易》与天地准。此圣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尽，后圣有作，不能使之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乱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绳万世，而褒贬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则《易》卦之一画，《春秋》之一字。岂所谓崇饰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则不足以毕天地矣。故圣人当使将来无得以笔削，果可以包举其义，虽一画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日必以彩饰之能，援引之富，为作文之秘诀，是何言之末欤？
夫天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逾。地岂有意于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极与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谓也。不得不然，又何体之慎邪？……是故在心曰志。宣于口曰言。垂于书曰文。其实一也。若圣与贤则其书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见其纤靡而无根者，多绐曰文与艺，呜呼！（《全唐文》六八三）
论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春秋》为例证，真太不知昭明所谓“踵事增华”之理。这样主张自然，便太偏于质，也成为后世道学家的论调。所以我以为自有南朝刘勰之自然说，至唐代遂以成为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独孤郁诸人之自然说，至宋代遂以成为道学家的文。影响固属不同，渊源则出于一。盖刘勰之自然说，虽不限于儒家，而儒家之论旨也正可范围在内的。唐人所言不过本此推阐而更着眼在儒家思想以发挥耳。
唐人既以文化为文，于是论文恒及于政事。盖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阐发，则当然论文主用，近于政治家之论文了。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谷草木。生于天地而肖天地，圣贤又得其灵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其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之代，则宪章法度礼乐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伦，则诰命谟训歌颂传焉：其后卫武、召穆、吉甫、仍叔成作之诗，并列于雅。孔圣无大位，由修《春秋》，述《诗》、《易》，反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赞之。推是而言，为天子大臣，明王道，断国论，不通乎文学者，则陋矣。士君子立于世，升于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则僻矣。然患后世之文，放荡于浮虚，舛驰于怪迂，其道遂隐，谓宜得明哲之师长，表正其根源，然后教化淳矣。（《全唐文》五二三）
其论文主旨，以为“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离开用便不足以言文。而权德舆《博陵崔君文集序》亦谓：
《易·贲》之象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阙里之四教，门人之四科，未有遗文者。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经术之枝派也。迨夫骚人怨思之作，游士纵横之论，刺讥捭阖，文宪陵夷。至汉廷，贾谊、刘向、班固。扬雄、司马迁、相如之伦，郁然复兴，有古风烈。然则文之用也，横三才之中，经纪万事，章明群类，不可已也。
殷之说命，周之命君陈君牙，楚射父之训辞，郑东里之润色，天子诸侯告命之文也。张老之轮奂，史克之《》、《》，吉甫之清风，伯喈之无愧，贤士大夫颂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纪延陵墓，叔向寓子产书，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与之际，阮元瑜书记翩翩之任，触类滋多，非文不彰。后之人力不足者词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难能也如是。（《权载之文集》三十三）
此亦重在“用”的观点以论其文，可知其文的内容正与其论旨相符。又如李华《尚书崔孝公集序》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没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
此以本乎作者哀乐系时为言，而独孤及《赵郡李华中集序》亦谓：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檝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守之如奉法令，闻皋陶、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驰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檝，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
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响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用三代文章，律度当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叙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然后中古之风复形于今。（《毗陵集》十三）
此文亦正申李氏“本乎作者哀乐系时”之旨。崔、李二氏，其自己论文之旨，与人之所以序其文者，皆重在政化的方面，亦可知其论文主旨之偏重于用了。稍后梁肃论文，阐说此意便更为明显。如云：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心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赋可以观者，可与图事；诵诗三百可以将命，可与专对。（《秘书监包府君集序》）
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则粗，在音则烦。粗之弊也悖（一作“朴”），烦之甚也乱。（《李泌文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后其流派别。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涂者也。（《左补阙李翰前集序》）(5)
因此，可知柳冕论文主于教化，正是此种思想的关系了。
第二目 柳冕
柳冕字敬叔，贞元中官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观察使。《全唐文》五百二十七卷录其文。其时代略较韩愈为前，文学观亦颇同于韩愈，诚是古文家论文之先声。尤其重要的，是他以教化论文的主张。因为此种主张是他以前以文化论文，与他以后以道论文的枢纽。由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言，实在有特别提出的必要。
大抵柳氏论文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其所谓用的标准是什么，便是教化。他以为文章宜本于教化，他说：
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杨、荀、陈，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门生受业，皆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非夫两汉近古犹有三代之风乎？惜也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昔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以教化为标准，所以攻击今文而推崇古文。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
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然而武帝闻《子虚》之赋，叹曰：“嗟乎朕不得与此人同时。”故武帝好神仙，相如为《大人赋》以讽，上读之，飘飘然反有陵云之志。子云非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子云知之，不能行之。于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返矣。
这种论调宛然是后来白居易诗的复古说之口吻。其《与徐给事论文书》云：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赋》以讽。帝览之，飘然有凌云之气。故扬雄病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
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所以这种提倡古文的论调，便是韩柳的先声。
以教化为标准，所以创为文道合一的主张。其《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
其《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
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自成康没，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
夫日月之丽，仰之愈明，金石之音，听之弥清。故圣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乐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扫地尽矣。
噫！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
又《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云：
门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即圣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风。昔游、夏之文，日月之丽也，然而列于四科之末，艺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则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
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形式方面以古文为依归，实质方面以儒道为依归。所以我说在批评方面，柳冕实开韩、柳之先声。
然而一般讲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大都重视韩愈而忽于柳冕，则又何欤？其最重要的一点，或由于柳冕的文不逮韩愈。这一点柳冕亦自知之，而屡言之。他说：
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仆自下车为外事所感，感而应之，为文，不觉成卷，意虽复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与徐给事论文书》）
有心无力，这是他不及韩愈的地方。韩文流传既盛，则其论文的思想当然易为人所注意，而柳冕便不免为人所忽视了。但我以为这犹不是较重要的关系。其较重要者，乃在其论文见解之不尽相同。
盖柳冕之所谓“文章”，混诗与文而言之。韩愈之所谓“文”，则专就非韵非骈的散体言之。因这一点的不同，所以柳冕论文，重在讽谕，而以为要根于教化了。韩愈便不是如此。他专就与诗文分途之文言，所以可以明道，所以可以不必兼及政事。待到韩柳的古文运动成功以后，只有诗、文之分，而无文、笔之分，所以柳冕之混诗与文而言之者，也不易为人所注意了。
我们试看，韩愈论文其重要之点，即在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道”的问题，一是“气”的问题。柳冕于此，不是不注意到。他也曾言“道”，也曾言“气”，但是说来总不免较韩愈更偏一些。则以混诗与文而言之，所以只能以教化为标准，而以教化为标准，则便容易偏到极端的实用主义，于是反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
柳冕《与权德舆书》论当时制举之弊云：
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
又云：
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学，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
这种思想且开宋代道学家的先声了，所以他《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又说：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
这样的文学复古论，要从文化复古着手，诚然是根本的解决了。所以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他以为“尊经术则教化美”，尊经术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易以现代的用语，即是所谓改造环境；环境改造，则作者之性情亦得而变矣。他又以为“教化美则文章盛”，敦化既美则变易其心，即所谓“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谓“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为“文章盛则王道兴”，盖“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则王道自兴。待到王道能兴，则文章之作用始显，而同时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说“文章风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为“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也。兹复将上文所述列为图式如下：
我常以为古文家之论文，比较只重在“文”的问题，道学家之论文，则兼顾到“心”与“道”的问题，政治家之论文，才于“心”与“道”之外更须兼顾到教化的问题。所以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便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韩愈论道，仅足为道学家张目，柳冕论道，适成为政治家文论的先声。这又是他们不同之点。而且，柳冕所论虽亦言之成理，但是可惜昧于社会进化的情形。他以为只须在圣君行之足矣。圣君行之，则移风易俗犹反掌耳；变文章，振文雅，亦犹反掌耳。他又说：“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好尚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则完全是宋儒所谓人主正心诚意则国治而天下平的主张，未免把社会事情看得太单简，太容易了。——这是就论道的方面言者。
又他既不重齐梁的音律，则当然重在文气。所以他说：
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行焉。不善为文者反此，故变《风》变《雅》作矣。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强而为文，则蹶，强而为气，则竭，强而为智，则拙。故言之弥多，而去之弥远。（《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可是，因他重在教化，于是所谓气也者遂不限于文章的气势而含有志气风气的意味了。其《答杨中丞论文书》云：
来书论文尽养才之道，增作者之气，推而行之，可以复圣人之教，见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君子之风，仁义是也；小人之风，邪佞是也。风生于文，文生于质，天地之性也；止于经，圣人之道也；感于心，哀乐之音也。故观乎志而知国风。逮德下衰，《风》、《雅》不作，形似艳丽之文兴，而《雅》、《颂》、比、兴之义废。艳丽而工，君子耻之。此文之病也。
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甚矣，风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兴，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沉绵而去，终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
他以为“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他以为“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故其所谓“气”，一方面是志气，一方面是风气。这样的文气论亦诚可谓从根本解决了。然而，亦适以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而已。——这又是就论气的方面言者。
第三目 韩愈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称韩愈在文坛上革新的功烈，谓：“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不错，他在当时，真有雄伟不常的力量，真有摧陷廓清的功绩。这个关系，由于他纵横恣肆的文章者半，由于他明确有力量的文学批评者亦半。
韩愈《伯夷颂》极称他的“特立独行”，极称他的“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极称他的“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所以他说，“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一点精神即是韩愈所特具的精神。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为“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况之文也”。这话诚不错。明白韩愈这一点特性，然后知道他的文学批评所以能有摧陷廓清的力量者正在此。其《与冯宿论文书》云：
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扬子云，可叹也。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韩昌黎集》十七）
这种勇于自信的态度，实是韩愈的长处。李汉说：“时人始为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心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以定。”他始终抱定他文学批评的主张以作为文章，这是他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之一个原因。
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勇于自信，所以他又能在举世耻相师的风气之下，毅然地以师自任，毅然地以文为教。以文为教，即无形中为他的文学批评作剧烈的宣传，当然有摧陷廓清的力量了。唐以前无以文为教者，以文为教自韩愈始。盖韩愈以前所谓以文为教者，不过“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而已。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则是所谓章句师耳。柳宗元《答严厚舆论师道书》云：“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所以韩愈之以文为教，正是欲“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事者。这样的以文为教，始有文学的——同时亦兼有道学的——意味，而不限于章句训诂的讲解了。
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传何道，所授何业，与所解何惑，须知这正是韩愈以文为教的内容。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解此最为精惬。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人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修。”可知韩氏之教不外传道、授业，二者而已。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授业则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而比较言之，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不如谓为学文。李翱之文出于韩愈，而李翱之思想却不尽出于韩愈，易言之，即其文同于韩愈，而其所谓学所谓道则不尽同于韩愈；《复性》一书决不能与《原道》、《原性》诸作等量齐观，则所谓韩氏之教亦不外文而已。韩愈《答刘正夫书》谓“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可知他便是欲以文昌圣人之道者。盖中国旧时学术，始终逃不出六艺经典的范围：汉人通其训诂章句，于是有所谓汉学；宋人明其义理，于是有所谓宋学。在唐人则不过重在文辞方面。——学其文章——以为汉宋学术之过渡之枢纽而已。研究之对象仍一，不过方法有不同，方面有不同而已。刘勰云：“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文心雕龙·序志》篇）则知唐人之于经典，重在文章，亦自然之趋势然也。由这样讲，所以吾谓以文为教自韩愈始。汉人训诂之学是以字为教，宋人义理之学，是以道为教，唐人文章之学，则以文为教。训诂之学重在说明，义理之学重在解悟，而文章之学则重在体会，所以可以因文以及道，所以可以为汉宋学术过渡之枢纽。由这样讲，所以他的以文为教，自有他时代的重要的价值，而当然易于奏摧陷廓清之功了。这又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由第一点言，所以他的论文主张，抱定随波逐流者不传，特立独行者传；与世浮沉者不传，能自树立者传。我们看他《答刘正夫书》所言：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
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昌黎集》十八）
“能自树立不因循”即是他的特性，原来他的文学批评所以欲一反当时风尚者，不外欲不循常而已，欲不循常而其道无由，于是取法于古。取法于古则不随俗矣。不随俗则能自树立矣。能自树立而犹不因循，不甘暴弃，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所以这样的取法于古，是革新而不是返旧。而这样的为当时所怪也是特出流俗而不是背道而驰。惟“异”，才可以进于“能”；亦惟“能”，才可以成其“异”。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其批评之有价值者也在是。
由第二点言，所以他的论文主张虽重在宗经则古，而同时也兼主明道。其《进学解》云：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隙，张皇幽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迴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昌黎集》十二）
这段自述，至为重要。可为韩愈用力于文之证，亦可谓韩门设教之方。他是这样传道授业，二者并重的，所以他的教人，虽重在文，而不离于道。他以为为什么要学文？就因为道。如云：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他又以为为什么要作文？也因为道。如云：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这样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所以有类于道学家的主张了。
第一点是文的外形的问题，第二点是文的内质的问题。由外形言则重在异，这是韩门皇甫湜一派的主张。由内质言，则重在道，这是韩门李翱一派的主张。偏于外形者，以“古圣贤人为法”，犹不脱古文家的面目；偏于内质者，以“志乎古道”为旨，有时非成为道学家不止。而韩愈之为文与论文，于此二点，正能不偏不畸同时兼顾者。
盖韩愈对于文与道的态度与道学家不同。韩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学家是求道而忽文。一个是体会有得，一个则得鱼忘筌。韩愈《答刘正夫书》云：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
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种说明。在当初，不过为文师古圣贤人而已，其后始进到师其意不师其辞。能师其意则能辨其是非，而于道也自然有所得了。这种态度，在道学家看来是倒学，因为所谓“师其意”云者正不必为了“为文”的缘故。
这犹是说“为文”所下的工夫。待到既有所得，发而为文，则“为文”的作用，在道学家看来是载道，在古文家说来是明道。载道则文是道的工具，明道则文是道所流露。这是作文而归于道的工夫。所谓“卒泽于仁义道德，炳如也”。韩愈《答尉迟生书》云：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哲者无疑，优游者有馀。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韩昌黎集》十五）
一方面因文而及道，一方面作文而归于道，这是他的文道合一说。
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说，然后可以进窥他的论文之精义。其《送高闲上人序》云：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韩昌黎集》二十一）
这一节话颇为重要。姚鼐《古文辞类纂》谓“韩公此言，本自状所得于文事者”。曾国藩《求阙斋日记》更为阐发之云：“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这些话都极恰当。确可用以自状其所得于文事者，确也可看出他论文主张之融合庄、孟二家而冶于一炉。因为这正是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的注解。不挫于物则能自树立矣；机应于心，则又正从不因循得来。一以见信道之坚，一以见学文之功，所以此文虽是指书法而言，而其理却可通于文艺。如其不信，讲再看他的《答李翊书》一文。他说：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韩昌黎集》十六）
这一节很重要。韩愈文学批评之精义，悉萃于是，不过因其行文反覆曲折，所以昔人虽知其重要，而罕见有能阐发之者。实则若以此文与《送高闲上人序》参互比证，便可互相映发。此文中最重要的两句，即是“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十字，其余诸论，多不过为此二语之注脚耳。所谓“无望其速成”者，即不因循之意，即“游之乎诗书之源”，而无绝其源之谓也。韩愈自谓学之二十馀年，即不望速成之例证。能如是，便到神的境界，所谓“汩汩然来矣”。此则机应于心之说也。究其意，实本于《庄子》。所谓“无诱于势利”者，即“能自树立”之意，即“行之乎仁义之途”，而无迷其途之谓也。韩愈自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云者，又即不迷其途之例证。能如是，自能“识古书之真伪，昭昭然白黑分矣”。积极方面能不迷其途，斯消极方面无人之见存，不至随人笑誉以为喜忧，此则不挫于物之说也。无人之见存而能不挫于物，则神完守固，便到浩气流行的境界，所谓“浩乎其沛然矣”；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而所以致此气盛言宜之故，即在积极方面的无迷其途，所以谓“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又不是孟子所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之意吗？杜甫论诗，很能融会庄子论神，孟子论气之说而为一；韩愈则言之更明，盖亦自然之机运然欤！
第四目 柳宗元
唐代文家，首推韩、柳。自韩、柳出而提倡古文，于是始一革旧时雕章绘句之弊。其摧陷廓清之功，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诚有相当的价值。不过韩柳虽是齐称，而因个性之不同，其成就亦微有差异。韩犹有得于道，柳则仅工于文。所以在文学史上，则柳宗元的笔致隽洁，其成就不逊于韩；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则韩愈以勇于自信，大声疾呼，其摧陷廓清之功实远胜于柳。
以前讲过，韩愈在文学批评史上，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者，在好为人师，以文设教。现在且看柳宗元则何如呢？柳便没有韩愈这般胆气了。他说：
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答严厚舆论师道书》）
仆避师名久矣。……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尝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敢为吾子师乎？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固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他并不是不愿为师，实在是不敢为师，而且也不能为师。他没有韩愈特立独行的个性，所以不敢为师。他又不能如韩愈之有见于道而勇于自信，所以也不能为师。他虽能文，但是他以为是无所师法的。其《复杜温夫书》云：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斲，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话诚不错，文艺之精微，本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自己之能文，既何所师法，则又将何以诏示于人呢？所以他当然觉得“自视以为不足为”了。他以为所可传授者只是一些粗迹。所以他又说：
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告。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尔”、“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他觉得所可告人者，仅此而已！仅此则又何足以为师。这不敢为师与不足为师，真是他所谓“有两事，故不能”者。
然而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虽不如韩愈之大，而就其论文见解言，却并不在韩愈之下。即其作风也能超然于韩愈之外不为韩门二派所牢笼。这个原因是什么？则以柳兼工诗而韩门诸人则工诗者仅仅工诗，工文者仅仅工文，故其论文见解，不过得韩一端而不能自外于韩愈。又以韩偏擅散体，柳则兼工骈俪；韩文出自经，柳文出自史，故韩较偏于杂文学方面而柳则近于纯文学。所以柳氏之论文见解，不仅不同于韩门二派，抑且能自外于韩愈。
这个关系，即可于其对于“文”的含义见之。韩愈所谓文，大率指“古文”而言，柳宗元所谓文，则有时可兼指韵文而言，有时可兼指骈俪而言。如其《杨评事文集后序》云：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隟，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益甚矣。（《柳河东集》二十一）
又其《西汉文类序》云：
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辩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纪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柳河东集》二十一）
则知其所谓“文”固兼韵体骈体而言之了。所以就韩柳二氏对于“文”的含义而言，已可看出这一点的不同。
这个关系，又可于其对于道的态度言之。韩愈所言道，是专就儒家而言，而柳宗元所言，则可兼指释家之道。韩主排佛而柳却好佛。柳氏虽谓文须宗经而其归在不出孔子，但他于《送僧浩初序》明言韩愈辟佛为忿其外而遗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且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这竟为宋人阳儒阴释的道学，树之先声了。所以就韩、柳二氏对于道的态度而言，又须注意这一点的差异。
明此关系，则知柳氏文论尽与韩愈相类而毕竟不同。其《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云：
秀才时见咨，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勃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柳河东集》三十四）
又《报崔黯秀才书》云：
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响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矣。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些话都同于韩愈的主张；然而不足以见柳氏文论之特点。韩愈论文在《答李翊》一书，柳宗元论文，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一书。这些都是他们体会有得之谈，所以应在这两篇中看出他们的不同。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一节话申文以明道之旨，似乎也与韩愈相同。然而韩的态度是沉潜于道，而柳的态度，只在“羽翼夫道”。沉潜于道，所以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而“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的。羽翼夫道，所以只须勿以轻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气出之，矜气作之足矣。盖韩愈所言，是孟子所谓养气之旨，所以重在道；柳宗元所言，是刘勰所谓养气之旨，所以又重在文。这些分别，必须看出，才能明柳氏论文之旨。所以我以为柳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篇更须与他的《与杨京兆凭书》一篇参互比观，才明其义。他说：
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柳河东集》三十）
“为文以神志为主”，这即是柳氏论文的主旨。所谓羽翼夫道者，正是从神志方面下手。《文心雕龙·养气》篇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正是说明此意。所以柳氏所谓羽翼夫道者，依旧是文的工夫。
明得此意，然后知柳氏所谓取道之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云云者，虽重在道的方面，重在文的内容的方面，而实则《书》、《诗》、《礼》、《春秋》与《易》之风格体制也均包括在内。盖重在论道，则宜合言之，重在论文则宜分言之。韩愈《原道》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朋友”，何曾对于五经之道各别道来！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办理”，又如何能把五经之文综合言之。所以柳氏对于取道之原，而于五经中求其质，求其恒，求其宜，求其断，求其动，已不全是道的问题而兼有文的问题了。
明得此意，然后更知柳氏所谓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者，正是他“有意穷文章”的地方。他“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所以他的所志，不在道而在文。不过他于文的方面不做“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之文而已。不做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之文，而仍有意穷文章，此则所谓“羽翼夫道”也。这是他底文的神志说。
所以他的论文，不会偏于道。韩愈以为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也是富于文学（见《送陈秀才彤序》），而柳则不如是者。其《杨评事文集后序》云：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又《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柳河东集》三十一）
于此数节中可以见其尚文之旨：所以他不会同于韩门李翱一派的主张。然而同时也不因尚文而偏主于奇。韩愈以为“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答刘正夫书》）。而柳则也非如是者。他以《国语》之“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辄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故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这也显与韩愈异趣，所以也不会同于韩门皇甫湜一派的主张。不偏于阐道而忽文，同时也不因尚文而主奇，这正是所谓“羽翼夫道”了。这“羽翼夫道”的态度，当然足以超出于韩愈及韩门二派而不与相同了。
第五目 韩门二派
韩愈死后，时人之论韩者有三篇文字极为重要。一篇是李翱的《祭吏部韩侍郎文》，一篇是皇甫湜的《韩文公墓志铭》，一篇是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李翱文云：
呜呼！孔子云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阖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文公集》十六）
皇甫湜文云：
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全唐文》作“跋”）邪牴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
李汉文云：
汗澜卓踔，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
这三篇都足以为韩文之定评。然而似乎各有着眼之点。李翱则重在道的方面，皇甫湜则重在文的方面。论韩愈复道之功以李翱所言为当；状韩愈行文之能，又以皇甫湜所言为精。至李汉所论则混文与道而言之，又正足为他贯道之说的说明。李汉之文，传世不多，今无可论。至李翱与皇甫湜则正足以代表韩门之二派。由作风言，韩愈确是具有二种不同的作风，其一是鲸铿春丽，足以惊耀天下者；其又一是章妥句适，以栗密窈眇见长者。由文学批评言，韩愈确亦兼具有二种不同的主张：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是重在内质之合于道。至于韩门诸子便不能二者兼顾适得其中。李翱作风主于平易，其论文主旨，亦偏于道。皇甫湜作风偏于奇特，而论文主旨亦如之。所以他们二人对于韩愈之认识，也不免有所偏了。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载言书》，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李文公集》六）
此书说明他学古文之旨，全与韩愈相同。李翱此书为其论文主旨所在，与韩之《答李翊书》，柳之《答韦中立书》，同样重要。兹节录其文于后：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辗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李文公集》六）
此书专论创意造言二者：创意是道的关系，造言是文的工夫。其论创意，归到“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似亦兼顾到文的方面；其论造言，而推到“文章之所主”，而以为“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似乎又兼顾到道的问题。据此以言，则是李翱论文，犹不甚偏重在道。
然而李翱于道，确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复性书》而论，亦远胜于韩愈之《原道》。宋儒理学，可谓很受此书之影响。所以他的论文主张，就创意言，蕲合于“六经之旨”，当然较偏于道。其《杂说》上云：
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绝也。日月晕蚀，星辰错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无久覆于上；地文裂绝，无久载乎下；人文纰缪，无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李文公集》五）
他必以志气塞天地，言语根教化，为人之文，已很带道的色彩了。至其《寄从弟正辞书》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
仲尼、孟轲殁千馀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
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
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而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文章为一艺，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谓“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启宋儒“道至则文自工”之说。宋人讥韩愈为“倒学”，实则李翱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这是宋人论文的见解。“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这是唐人论文的见解，而宋人所讥为倒学者。所以李翱论文，已开宋人之先声。至其《答皇甫湜书》“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又《答开元寺僧书》畏后世圣人之责不敢为释氏作钟铭。都可见其卫道的热烈。
即就“造言”而言，也蕲合于“六经之词”。所以对于词之对与否，难与否，以为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这不是文章之所主。即就于尚异与好理二者，也要调剂折衷文质相济。所以他决不如皇甫湜这样偏主于奇的。虽则，他也曾申述韩愈陈言务去之旨，而偏重于新辞的创造。
至皇甫湜之论文，便偏主于奇。其《答李生第一书》云：
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桡云霓，骊龙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这种尚奇的主张，完全是尚文的倾向。其《答李生第二书》复申述之云：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已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
《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节谓奇而无伤于正，正而无伤于奇，以文奇理正为标的，固似较前书为修正一些，但以尚奇之故总不免偏于修辞方面。其后孙樵论文，亦偏主于奇，盖正是皇甫湜一派之支流。
第六目 韩、柳以外之文论
至在韩、柳以外，其论旨不尽相同，而与当时复古的倾向，也不相背者，则有裴度、李德裕二人。裴度《寄李翱书》云：
愚谓三五之代，上垂拱而无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渐被于天地万物，不可得而传也。夏殷之际，圣贤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业，又鲜可得而传也。厥后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其文遗于册府，故可得而传也，于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相如、子云之文，谲谏之文也，自为一家，不是正气。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驰骋数千载，若有馀力。董仲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经术，究极天人。其馀擅美一时，流誉千载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全唐文》五三八）
他因这样主张自然，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骈文家之尚对偶、声韵，固是可文而文之，古文家的磔裂章句也未尝不是可文而文之。这正是宋人称韩愈为有意为文的论调。所以他并且反对古文。他又说：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丽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
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
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全唐文》五三八）
他谓“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则古文家之所谓义法，便失其根据。古文家之所谓义法正有一部分是讨论到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的问题的。我尝谓骈文家的讲声色，与古文家之讲义法同样的以文字为意，同样的违反自然。
至于李德裕则比较地站在纯文艺的立场，其《穷愁志文章论》之论及文章云：
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
曰“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这在中国文学批评论中，要算是十分漂亮的言论了。这一种的复古主张，便丝毫不拖泥带水，牵涉道义而言之。所以他的《文箴》，即本文艺的立场以创为自然论者。其言云：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见其《文章论》中）
本此见解，故其《文章论》中提出两项主张：（1）以气救藻饰之蔽。（2）以自然的音调易人工的音律。
以前说过，骈文家以人工的音律救行文之吃，古文家以语调的气势救行文之吃。此意即可在李德裕《文章论》中见之。他说：
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飞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李文饶外集》三）
气而能贯即臻自然的境界，于是英辞丽藻，不足为行文之累。不会成文家之吃。他的论气才专就语势而言，不牵涉到先天原有的气禀，也不牵涉到后天可以变化的气质。因此，所以他更反对人工的音律。他又说：
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重轻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矣。夫荆璧不能无瑕，随珠不能无类，文旨既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较其师友，则魏文与王、陈、应、刘讨论之矣。江南唯于五言为妙，故休文长于音韵，而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诬人甚矣。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故篇无足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鞞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此种论调虽亦有复古的倾向，但决不会有韩、柳这般的流弊。本此论调以创作，只成为虽模写古人而光景常新的灵物，决不会沾染古典的精神与形式的。
第三节 批评风气之流行
第一目 标榜的批评
当时批评风气之盛，除因复古思潮而有所主张以外，亦有重在审美的批评，论文不主道，论诗不主雅，而较偏于纯艺术的立场者，则为（1）标榜的批评，（2）象征的批评。
唐代吟业既盛，当然易开标榜风气。胡震亨《唐诗谈丛》四谓“唐人一时齐名者如‘富吴’、‘苏李’、‘燕许’、‘萧李’、‘韩柳’、‘四杰’、‘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沈宋’、‘钱郎’，又‘钱郎刘李’、‘鲍谢’、‘元白’、‘刘白’、‘温李’、‘贾喻’、‘皮陆’、‘吴中四士’、‘庐山四友’、‘三舍人’、‘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即此一端已可看出当时标榜的风气之盛。此种风气之影响到批评方面者，即时人赠答称颂之诗，即所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也。如李白之颂张十一“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谁人今继作？夫子世称贤”（《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高适之颂陈十六“永怀掩风骚，千载常矻矻。新理亦崔巍，佳句悬日月”（《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均是推许其诗。此在杜甫诗中，为例更多。如《解闷》十二首之评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王缙诸人之诗，《八哀》诗之评李邕、张九龄、苏源明诸人之诗，他如称李白则谓其飞扬跋扈（见《赠李白诗》），谓其飘然不群（见《春日忆李白诗》），谓其佳句似阴铿（见《同寻范十隐居诗》），谓其“笔落惊风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称高适则谓其“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谓其“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至如称元结之“词气浩纵横”（《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贾至之“雄笔映千古”（《送唐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称郑审、李之芳则云“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韵》），称高适、岑参则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长史三十韵》），均是戛戛独造，迥不犹人，殊与泛泛称颂者不同。
其后惟韩愈造语亦能摆落陈言，独创新词。如《醉赠张秘书诗》：“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又“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工谢锄耘”诸语，与《荐士诗》“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病逾响报”诸语，均能杀缚事实，铢两悉称，曲尽形似之妙。即其兼论诗法者，如：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元窞。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夫岂能必然，固已谢黯黮。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送无本师归范阳》）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釜凿痕，不瞩治水航。想见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
亦能掏擢胃肾，不落凡境。当时元白为之则铺叙更烦。元诗，如：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一作“清”）苦拘检，摩诘好因缘。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自注：“侍御八兄能为七言绝句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慇勤闲太祝（张籍），好去老通川（自谓）。莫漫裁章句，须饶紫禁仙。（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
白诗，如：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一作“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养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读张籍古乐府》）
这些都是意在标榜，词尚形似。至其相互酬唱者，如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与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更为刻意煊染，尽量赞叹之作。一方面近司空图《诗品》之体，一方面亦开宋人论诗之风。
第二目 象征的批评
因其重在标榜，遂多形似之语，标榜的批评与象征的批评本有相互的关系。然有意在标榜而不用象征的方法，成虽用象征的方法而并非标榜者，所以亦各有异点。大抵象征的比喻，多本于六朝之品评书法而踵为之者。汤惠休谓谢灵运诗如出水芙蓉，颜延年诗似镂金错彩，即已用此方法，不过偶以举例，其体未广。至如张说与徐坚之论近代文士，谓“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又论后进词人之优劣云：“韩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见《旧唐书·杨炯传》）此则全是比况之辞。后来皇甫湜《谕业》一文亦师其意而踵为之。其言云：
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经子史，至于近代之作，无不备详。当朝之作，则燕公悉以评之。自燕公已降，试为子论之：
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
许公之文如应钟鼖鼓，笙簧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互平野，如云如风，有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
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
李员外之文则如金玉辇，雕龙采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饥。
独孤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
杨崖州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骇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
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敞，廊庑廪厩，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竦观。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
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悠然高远。
故友沈谘议之文则隼击鹰扬，灭没空碧，崇兰繁荣，曜英扬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绝景。
其它握珠玑，夺组绣者，不可一二而纪矣。若数公者，或传符于玄宰，或受命于神工，或凤翥词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辔荀孟，攘袂班扬，皆一时之豪彦，笔砚之麟凤。（《皇甫持正文集》一）
此种风气，一至宋代则更为流行，蔡绦、敖陶孙辈无不为之，遂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了。此种方法，虽近游戏之作，且多模糊影响之谈，要亦不失为鉴赏的批评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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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不过就李白批评的论调而言之耳。实则历史上的事实断不容如此。李白尽管反抗齐梁，未尝不受齐梁修辞的影响，所以杜甫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正与杜甫之“颇学阴、何苦用心”者相同。
(2) 元稹《杜工部墓铭》云：“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晋魏，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寡备。至于子美，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3)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赵注，谓：“公所以必追逐屈宋者，惟恐不超越齐梁而翻与之作后尘。盖齐梁体格轻丽，公所不取也。”此说蔽于成见，未能贯通杜氏论诗宗旨，故有此误。
(4) 顾龙振《诗学指南》本作“七至”，有“至难而状易”一句。
(5) 并见《全唐文》五百十八卷。
第三章 复古运动的销沉时期
第一节 批评风气之转移
第一目 论格论例之著
时至晚唐五代，复古潮流成为过去，而骈俪余波复有回旋振荡之势。律赋四六均于此时完成其体制，诗词亦趋于秾艳绮丽之习。因此，此期的文学批评，不重在原理的讨论，而重在方法的讲求。这个关系，也即由于承风气而不是变风气的缘故。兹将当时有关批评的著作约而举之，不外三类：
其一，为论格论例之著。论诗文而议其格与例，固不始于此期，然此类书籍终以此期为特盛。有许多书籍托之于盛唐中唐时人所为者，大率为此期的产品。惟以此类书籍，多为时文应用而作，取便初学，没有永久的价值，故最多散佚。今分别述之于次：
其全佚者，有：
《制朴》（一称《白氏制朴》） 三卷。（《宋志》作“一卷”，《国史经籍志：作“二卷”）唐白居易撰。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
《应求类》 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三卷”）唐刘蘧编。佚。《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文史类。案是书宋以后已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虽亦著录，不足信。又案是书《唐志》称“编”，《通志》称“集”，窃疑当是类辑应举之文以供采撷者。
《文格》 二卷。（《宋志》作“三卷”）五代吴越孙郃撰（《宋志》“郃”误作“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考同治《徐州府志·经籍考》总集类有孙郃《文格》三卷，宋李淑著，并云据《丰县志》，岂是书非出孙郃所撰，乃李淑据孙氏文而类聚区分以定其格耶？或《丰县志》以《通志》列李淑《制朴》于孙郃《文格》之后，遂误合为一，而《同治志》又沿其误耶？
《修文要诀》 一卷。（《宋志》作“二卷”，《宋四库阙书目》两见此书，先作“一卷”，其后重见作“二卷”。）五代蜀冯鉴撰。佚。《宋四库阙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郡斋读书志》著录文说类，案《郡斋读书志》云：“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则亦启蒙之书，其散佚固宜，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虽著录，不足信。
《文旨》 一卷。□王瑜撰。（瑜时代待考。《宋四库阙书目》及《宋志》均作“王瑜卿”）佚。《崇文目》、《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是书不见新、旧《唐志》著录，而《崇文目》已有之，疑瑜亦五代时人。《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著录其书，亦不足信。
右论文之属。考《通志·艺文略》分文史、诗评二目，右列诸书均列文史类，当与纯粹论诗者有别。
《赋要》 一卷。唐白行简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行简居易弟，新、旧《唐书》均附居易传。
《赋门》（《国史经籍志》作“赋问”，误。） 一卷。唐浩虚舟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虚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词科。《全唐文》六百二十四，有赋八篇表一篇。
《赋枢》 三卷。（《宋四库阙书目》及《宋志》均作“一卷”）唐张仲素撰。（《通志》“素”作“表”，误。）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四库阙书目》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仲素字绘之，河间人，官中书舍人。《全唐文》六百八十四录其赋及杂文。
《赋格》 一卷。唐纥干俞撰。（《崇文目》“纥”作“纪”，误。）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俞元和中进士，官渭南尉，见《通志注》。《全唐文》七百二十三录其赋七首。
《赋诀》 一卷。唐范传正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
《赋格》 一卷。五代周和凝撰。《宋志》文史类著录。
右论赋之属。考唐代律赋之盛，至大历、贞元之际，风气始开，故论赋之著较多中唐人作。
《诗品》 一卷。唐李嗣真撰。佚。《新唐志》文史类、《通志》诗评类著录。案嗣真《新唐书》（九十一）有传，《旧唐书》（一百九十一）入《方技传》。其书早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不足信。
《笔九花梁》 二卷。唐上官仪撰。佚。《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案李淑《诗苑类格》引上官仪说谓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云云，当即出此，疑亦诗格诗例之属。
《诗格》 一卷。唐王维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此疑出依托。
《诗格》 一卷。唐元兢撰。《新唐志》、《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新唐志》及《通志》均称元兢宋约《诗格》一卷，不知此书是否出元兢、宋约二人合撰，抑或“宋”字为“沈”字之误，而为元氏所定沈约诗格欤？是书早佚，不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诗文评类，不足信。考《文镜秘府论》卷三论对、卷五论病均引元氏说，当出此书。又卷三论对于“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六种，谓出元兢《髓脑》，则《诗格》与《髓脑》或即一书异名欤？
《诗例》 一卷。唐姚合撰。佚。《新唐书》、《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是书早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诗文评类，不足信。
《大中新行诗格》（《国史经籍志》作“大中诗格”） 一卷。唐王起撰。佚。《新唐书》、《崇文目》均著录文史类，《通志》著录诗评类。案起，宰相播弟，新、旧《唐书》均附《播传》。大中元年检校司空，当为此时之作。考《宋志》文史类有王杞《诗格》一卷，注云“‘杞’一作‘超’”，窃疑“超”当作“起”。
《文章龟鉴》 一卷。唐倪宥集。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通志·艺文略》诗评类有《文章龟鉴》一卷注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诗”，则当亦诗格诗例之类。《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有倪宥《金体律诗例》一卷，当即此书。叶德辉谓“《宋志》作‘诗体’”，似以《金体律诗例》与《诗体》为一书异名，恐未必然。《宋志》文史类有《文章龟鉴》及《诗体》一卷，《崇文目》文史类有《文章龟鉴》及《诗图》，《通志》诗评类同。则是《诗体》、《诗图》为一书异名，盖均句图之属，而《金体律诗例》则当即《文章龟鉴》，盖为诗格诗例之属。
《文章玄妙》 一卷。唐任藩撰。佚。《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录。案陈振孙云：“言作诗声病对偶之类。”
《国风正诀》 一卷。唐郑谷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总集类（原无文史类）有《诗格》一卷，郑谷、僧齐己、黄损同辑。考顾氏所据原出《缃素杂记》。今考齐已有《风骚旨格》，多论诗格诗例，疑郑谷《国风正诀》亦属此类。
《玄机分明要览》 一卷。唐释齐己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此当亦《流类手鉴》之属。
右论诗之属。其在此期以前者，无论为依托与否，亦附及之。其至今犹存者，或虽不全存而断章零句犹有可考者，除《文镜秘府论》为日本僧遍照金刚所著以外，有：
《文笔式》 不知撰人与卷数。诸家均未著录。案《文镜秘府论》卷五引其语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住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原作“此”）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是亦足定文、笔区分之义。疑是卷中所论文笔体式声病各节，当均出此书。
《笔札》 不知撰人与卷数。诸家均未著录。案《文镜秘府论》卷三论叠韵对，及七种言志例诸条均引《笔札》语。
此二种为论文之书，余均论诗格者。今考当时诗格诗例之著不外二病：其一则取便初学无当大雅，故依托之著为特多。其又一则过涉琐碎，转病拘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凡世所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斯言诚中唐人论诗之病。兹就可考知者略举其目于后。惟此类书籍，名家所不屑为，故又时多依托之作耳。
《诗格》 二卷。旧题唐王昌龄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新唐志》及《崇文目》均作“二卷”，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分《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及《国史经籍志》等均仍之。今传世诸本，亦别《诗格》与《密旨》为二。疑是书虽分二卷，本非别为二书，其后始别出《密旨》一卷，于是《诗格》与《密旨》始各为一卷耳。今案《诗格》所论诚不免巧立名目。其势对例五，有“势对”、“疏对”、“意对”、“句对”、“偏对”诸称。考《文镜秘府论》汇辑诸家论对之例，无“势对”、“疏对”之目，即其他名称相同者，而举例与解释亦不相同，疑在《秘府论》后。
《诗中密旨》 一卷。见前。案《密旨》所言诸病诸例，多与《秘府论》同。又案冯班《钝吟杂录》云：“宋人不解小学，如关关噰噰和也。关关二字只取其声不取其义。朱子云‘雌雄相应以关字立义’陋甚也。又检俗传王昌龄《诗话》亦此解，此伪书也，出于朱子之后。检《宋史·经籍志》无此书，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考今传王昌龄《诗中密旨》虽引关关雎鸠二句而不解其义，仅谓此为两句见意之例，冯氏所见当别为一书。冯氏又谓检《宋志》无此书，今考《宋史·艺文志》有王昌龄《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而无诗话，其别为一书更无可疑。
《评诗格》（《澹生堂藏书目》作“李巨山诗格评”） 一卷。旧题唐李峤撰。有《诗学指南》本，仅二则，疑不全。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顾龙振《诗学指南》本仅录其“九对”“十体”二则，今考其文，悉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新定诗体相同，其出后人掇拾依托无疑。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峤在王昌龄之前而引昌龄诗格八病，亦未然也”。今王昌龄《诗格》有“犯病八格”一条，陈氏所指当即谓此。
《金针诗格》（《百川书志》作“金针集”） 三卷。旧题唐白居易撰。有《诗学指南》本，一卷，题白乐天撰，梅圣俞续。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分合各异，分而为三，则《文苑诗格》一卷、《金针诗格》一卷、《梅圣俞续诗评》一卷，合而为一则为三卷，或如《宋史·艺文志》总称《白氏金针诗格》，或如《国史经籍志》称《白乐天文苑诗评》，要之皆一书也。又案《渔隐丛话》前集（八）引《诗眼》云：“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要须好字。”今顾龙振《诗学指南》中录是书而不见此语，疑非足本。
《文苑诗格》 一卷。旧题唐白居易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非白氏所撰，《直斋书录解题》已辨之。书中所言，大都论修辞法，殊浅陋；惟其论诗谓“为诗之道义在稗益，言意皆有所为”，及“为诗不稗益即须讽谏”诸语，则虽出依托，要亦不违白氏论诗之旨。
《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目》、《通志》均作“诗格”，《宋志》作“诗格密旨”） 一卷。旧题唐贾岛撰。有《学海类编》本、《逊敏堂丛书》本、《诗学指南》本。又有《艺圃搜奇》本、《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直斋书录解题》疑其依托，《四库全书存目》称为伪本之重儓，今考其论诗殆亦受白居易影响。如论六义，论风之所以，论风骚之所由，论二雅大小正旨，论变大小雅，论立格渊奥，论古今道理一贯诸条，皆申六义之旨。如论题目所由，论篇目正理用，论引古证用物象，论总例物象，论总显大意诸条，又皆阐讽谕之说。
《炙毂子诗格》 一卷。唐王睿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宋四库阙书目》入集类别集门不入文史类，或以其书原附刻《炙毂子》后，故亦附列别集欤？今案其所言，如“一篇血脉条贯体”，“背律体”，“叶调体”，“双关体”，“模写景象含蓄体”，“句病体”，“句内叠韵体”诸则，盖亦杂论诗格者。
《雅道机要》（《宋四库阙书目》作“雅道机要论”） 一卷。（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作“八卷”，误。）唐徐寅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陈振孙云“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寅撰”，则徐氏所撰原只一卷，寅乾宁元年进士，授秘书省正字，后依王审知以终。是书中如“明门户差别”，“明联句深浅”，“明势含升降”，“明体裁变通”诸条均附录齐己《风骚旨格》中语，知成书在齐己以后。是书所论虽仍未脱诗格诗例习气，然其谓“夫诗者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则为以禅喻诗之始。他如“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及“为诗者须先识体格”云云并为《沧浪》论诗之先声。
《风骚旨格》（《宋志》作“诗格”） 一卷。唐释齐己撰。有《吟窗杂录》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诗学指南》本、《谈艺珠丛》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艺圃搜奇》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津逮》本有毛晋《跋》语，谓与《吟窗杂录》本不同。今传世诸本大率自《津逮本》出。其论十势均为形容风格之例，盖与司空图《诗品》同旨，惟方法不同耳。
《流类手鉴》（《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作“诗物象疏类手鉴”，文史类重出作“疏类手镜”。《直斋书录解题》作“流类手鉴”） 一卷。唐释虚中撰。（《湖南通志·艺文志》作释齐己撰，误。）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其书分物象流类，举诗类例二目。其流象流类中如以日午春日比圣明，残阳落日比乱国，昼比明时，夜比暗时，诸则，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会。其举诗类例中如某者为隐题，某者为达识之句，某者为阴阳造化之句，某者为感动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讽刺之理，则皆利用上述比兴之理以解诗者。其序云：“夫诗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浅近。善诗之人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
《缘情手鉴诗格》 一卷。唐（？）李洪宣撰。《诗学指南》本。案《直斋书录解题》云：“题樵人李弘宜撰，未详何人，当在五代前。”“洪宣”、“弘宜”未知孰是。又《诗学指南》本所载仅“束散法”，“审对法”及“自然对格”三条，当不全。考《澹生堂书目》诗文评类《诗法统宗》本有《缘情手鉴》一卷，题释虚中撰，当误。
此外有未经著录者一种：《文镜秘府论》卷二、卷三、卷五均引崔氏《新定诗体》，顾不见诸家著录，盖其佚已久。案其所言，均与伪李峤《评诗格》同，不知是否相袭。又《秘府论》卷三“论侧对”、卷五“论病”诸条，均引崔氏语，疑即出此书。又有书名难考者一种：《文镜秘府论》卷五“论病”，多引刘滔语，而不载其书名，亦不知其是否成书。
第二目 论诗本事之著
其二为论诗本事之著。其内容与体例每近于小说。
《本事诗》 一卷。唐孟棨撰。有《文房四十家小说》本、《古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龙威秘书》本、《唐宋丛书》本、《再续百川》本、《稗史集传》本、《艺苑捃华》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其单行者有明刊本、中国书店校印本。案是书有光启二年自序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云云，盖前承《诗序》而体类小说，后启诗话，而旨在论事者。
《续本事诗》 二卷。五代吴处常子撰。佚。《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及《宋志》均著录总集类。案处常子不知何许人。考唐末吴越有僧处默与贯休修睦为诗友，不知即是其人否？《郡斋读书志》录其自序云：“比览孟初中《本事诗》，辄搜箧中所有，依前题七章类而编之，然皆唐人诗也。”则其编例盖仍孟氏旧者。
此外，如唐范摅《云溪友议》三卷，诸家著录均入小说类，惟马俊良《龙威秘书》辑入《古今诗话集隽》中，盖亦论诗本事之著。又唐卢瓌《抒情集》二卷，阮阅《诗话总龟》、胡仔《渔隐丛话》均引之，《新唐志》及《宋志》以入总集类，《遂初堂书目》以入小说类，疑亦本事诗之属。
第三目 摘句品选之著
其三，为摘句品选之著，其内容与体例又多类总集。
《古今诗人秀句》（《崇文目》作“诗文秀句”，误。） 二卷。唐元兢撰。佚。据《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入诗话类。
《集贾岛句图》（《崇文目》作“贾岛诗句图”，《直斋书录解题》作“句图”） 一卷。唐李洞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
《文场秀句》 一卷。唐王起撰。佚。《通志·艺文略》著录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
《诗图》（《宋志》作“诗体”） 唐倪宥撰。佚。《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
《续古今诗人秀句》（《崇文目》脱“今”字） 二卷。（？）僧元鉴撰。佚。《崇文目》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元鉴时代待考，疑亦五代时人。
右皆句图之属，是为摘句成书之始。宋人论诗，此风尤盛。其源盖出于锺嵘《诗品》。《诗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其论古今胜语，已开摘句之风。
《河岳英灵集》 三卷。（《新唐志》作“二卷”，《通志》作“一卷”，误。）唐殷璠编。案是书《通志》入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盖其性质本可两属者。《四库总目》虽列入总集类，而《提要》谓：“是集录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锺嵘《诗品》之体，虽不显分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厘为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叙时代，毋亦隐寓锺嵘三品之意乎？”则《通志》列入诗评类，亦不为无见。
《诗人主客图》（《宋四库阙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志》均作“唐诗主客图”） 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焦竑《国史经籍志》均作“三卷”）不全。唐张为撰。本是书而著者，限清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案是书久佚，今所存者如《函海》本及张氏《榕园丛书》本盖出纪昀重编者。
《泉山秀句集》（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作“闽山秀句集”） 唐黄滔编。佚。《通志·艺文略》著录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祐末”。
右皆近于选集。《主客图》虽多摘句，亦有录全首者，至李怀民《重订主客图》则更类于总集。盖选集之与批评，其性质本极相近。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云：“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此正是评家与选家共有之宗旨。殷璠所编，本锺嵘区分三品之意，张为所撰，又同《诗品》源出某某之说，则《通志》于上列诸书，均入诗评一类并非无故了。
这三类的著作，实际上都与文学批评不尽有关。第一类则偏于修辞，第二类则同于小说，第三类又近于总集，待到后来这三类统并入诗话中间，于是再得逐渐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
第二节 古文运动之尾声
第一目 皮日休
在此复古运动的销沉时代中，而欲求一些关于文学批评之论著，能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些关系，有些意义者，则文的方面惟皮日休与孙樵，诗的方面惟司空图。而五代惟刘昫犹差有足以论述者。
然而皮日休与孙樵之论文，也只成为古文运动之尾声。盖皮日休恰代表了李翱一派的文论，而孙樵又代表了皇甫湜一派的文论。所以皮日休的论文，思想与其说他在文学批评史上地位的重要，还不如说他在哲学史上的影响之大。因为他的思想实开宋学之先声。
韩愈《原道》，隐以传道自任，已启宋儒道统之说。而皮氏请《韩文公配飨书》亦云：“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汉魏，息于晋宋而郁于陈隋，……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韩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此则正是本于韩愈之意而成为道统之论。又韩愈《读荀子》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此亦宋儒扬孟抑荀之习。而皮氏《请立孟子为学科书》亦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则又已为宋儒所定四子书树之先声了。所以皮日休的思想，实上承韩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以阐发，遂不自觉地开宋学之风气者。
皮氏《原化》一文云：“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则戾矣。”又其《移成均博士书》且劝之效法西域氏之教，欲在太学中讲习圣人之文，使“日诫其属，月励其徒，年持六籍，日决百氏，俾诸生于圣典，洞知大晓”。以大发于儒风。这竟是开宋儒讲学的风气了。所以这种极端广义的文学观，觉得在思想方面的影响为尤大。
其《文薮自序》云：
文贵穷理，理贵原情。
又其《鹿门隐书》有云：
文学之于人也，譬如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
由前穷理之说言之，文所以求知；由后服药之说言之，文又所以求用。故其《九讽悼贾序》云：
呜呼！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
文学上的复古主张其结果有如此者？明白皮氏之论文，再去看宋代道学家的文学观，然后知其一再演进，非推而至于极端不可。这是历史上演化的趋势若此，固不得不以之怪宋儒，然而文学观念，却成为逆流的进行了。
第二目 孙樵
孙樵《与友人论文书》云：“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亦见其《与王霖秀才书》。）则其渊源所自，正从皇甫湜一派得来。所以不重论道，而重论文，而其论文亦不尚平而尚奇。其《与王霖秀才书》云：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日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孙樵集》二）
又《与友人论文书》云：
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孙樵集》二）
这些话都是申皇甫湜尚奇之旨。至其《与贾希逸书》谓：
曩者樵耳足下声，愤足下售于时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则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华，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锢玉以璞；珊瑚之丛，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骊龙。抉而不已，椟而不知止，不穷则祸，天地雠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穷。六经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居坎坷齐鲁矣。马迁以《史记》祸；班固以《西汉》祸；扬雄以《法言》、《太玄》穷；元结以《浯溪碣》穷；陈拾遗以《感遇》穷；王勃以《宣尼庙碑》穷；玉川子以《月蚀诗》穷；杜甫、李白、王江宁，皆相望于穷者也。天地其无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华，期到圣人。以此贾于时，钓荣邀富，犹欲疾其驱而方其轮。若曰爵禄不动于心，穷达于时上下，成一家书，自期不朽，则非樵所敢知也。呜呼！孤进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惧足下自待也浅，且疑其道不在，故因归《五通》，不得无言。（《孙樵集》二）
则且谓甘于处穷而文却不能不奇了。文欲其奇而不欲平，所以论史法亦不主俚语。其《与高锡望书》云：
然足下所传史法，与樵所闻者异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饰者，乃特纪前人一时语，以立实录，非为俚言奇健，能为史笔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尝以俚言汨其间哉？今世俚言文章，谓得史法，因牵韩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韩吏部以此欺后学耶？韩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孙樵集》二）
于此问题，并且疑到韩吏部，也真可谓皇甫湜一派极端的主张了。
第三节 司空图之《诗品》
在当时，文论只成为古文运动之尾声，无所发明，而司空图之论诗却能别开生面，迥殊以前复古之论。则以（1）诗至中晚以后，一般人又只视诗是“为艺术的”，而不是“为人生的”。贾岛诗：“格与功俱造，何人意不降。”（《寄柳舍人宗元》）又“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刘威诗：“都由苦思无休日，已证前贤不到心。”（《欧阳示新诗因贻四韵》）李频诗：“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梦琐言》引）杜荀鹤诗：“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又“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僧归仁诗：“日日为诗苦，谁论春与秋，一联如得意，万事总忘忧。”（《自遣》）卢延让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苦吟》）这些句都是吟诗成癖，狂搜险觅之意，所以只有在诗中体会其韵味，不会再有什么复古的主张。（2）因为只在诗中体会其韵味，故其主张也与李杜不同。我尝以为清代王士禛跻王维于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而拟之为诗佛，此论最为公允，亦最重要。盖司空图之讲味外之旨，正足以代表诗佛之诗论。李白论诗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首章）。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三十五章）。旨在标榜清真，这正是诗仙之诗论。杜甫论诗谓“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谓“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意欲集其大成，则又是诗圣之诗论。惟有推为诗佛之王维，独不见其有论诗之主张，所以也有待于后人之阐发。司空图之论诗盖即能代表这一方面的主张者。所以能别开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复古之论了。
司空图有《诗品》一卷论诗之流品。各种丛书，如《说郛》、《续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艺圃搜奇》、《谈艺珠丛》、《龙威秘书》、《唐人说荟》、《历代诗话》、《五朝小说》、《一瓻笔存》、《艺苑捃华》、《秘书》、《重订欣赏编》、《砚北偶钞》、《拜梅山房几上书》、《四部备要》以及《玉鸡苗馆丛书》、《明辨斋丛书》、《诗触丛书》、《萤雪轩丛书》、《诗法萃编》、《文品汇钞》等，均皆辑录。又有焦循刻本。清代解之者有《诗品浅解》，及《诗品注释》二种。《浅解》为蓬莱杨廷芝撰；《注释》不著撰人，盖坊刻以便初学者。兹录《诗品》原文于后：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雄浑）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一作“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纤秾）
绿林（一作“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沉着）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高古）
玉壶买春，赏雨苑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典雅）
如（一作“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气（一作“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洗炼）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劲健）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一作“浅”）者屡深。雾（一作“露”）余水畔（“水畔”一作“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绮丽）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一作“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一作“水”）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自然）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一作“已”），若（一作“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豪放）
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一作“池”）台。碧山人来，清酒满杯。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一作“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一作“间”），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缜密）
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拾（一作“控”）物自当（一作“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一作“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王，步屧寻幽。载瞻（一作“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清奇）
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委曲）
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清涧”一作“晴磵”）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实境）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一作“适”）苦若（一作“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一作“往”），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悲慨）
绝伫灵素，少迴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形容）
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一作“莫”）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一作“契”），终与俗违。乱山乔（一作“高”）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超诣）
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画（一作“惠”）中，令色缊。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一作“议者期之，欲得愈分”）。（飘逸）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一作“若”）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一作“住”）烟萝。花覆苑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旷达）
若纳水，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一作“遗”）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一作“机”）。载要其端，载同（一作“闻”）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流动）
他这二十四品全用韵语体貌颇能不即不离，摄其精神，许印芳诗法萃编本诗品跋称其“比物取象目击道存”信然。不过许《跋》更谓：
然品格必成家而后定，如“雄浑”、“高古”之类，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实境”、“精神”之类，乃诗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窃尝会通其义，究厥终始。诗兴所发，不外哀乐两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骋旷达之远怀，伫兴而言，无容作伪。其作用有八，先从“实境”下手，次加“洗炼”工夫，叙事要“精神”，写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缜密”，而总归于气机“流动”，出语“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温厚微婉，则有“含蓄”之美，刻挚切至，则有“沉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数。分门别户，加以品题，“雄浑”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劲健”第四，“超诣”五，“飘逸”六，“清奇”七，“冲淡”八，“疏野”九，“典雅”十，“绮丽”十一，“纤秾”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内功少，要贵丽而树骨，浓而泽古，方可成家。故其疏丽在浓淡之间，疏浓在与古为新也。试以此说读此书，诗域之秘钥可得，奥窍必开矣。
他就诗品理出头绪来，虽似言之成理，然就司空图二十四品内容而言，实不必有什么品格功用之分，强加疏解，转近于凿。又如杨廷芝《二十四诗品小序》亦谓：
诗不可以无品，无品不可以为诗，此诗品所以作也。予总观统论，默会深思，窃以为兼体用该内外，故以雄浑先之。有不可以迹象求者，则曰“冲淡”。亦有可以色相见者，则曰“纤秾”。不“沉著”，不“高古”，则虽冲淡纤秾，犹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以“洗炼”，“劲健”不过乎质，“绮丽”不过乎文，无往不归于“自然”。“含蓄”不尽，则茹古而涵今；“豪放”无边，则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为极品。夫品固出于性情，而妙尤发于“精神”，“缜密”则宜重宜严，“疏野”则亦松亦活，“清奇”而不至于凝滞，“委曲”而不容以径直：要之无非“实境”也。境值天下之变，不妨极于“悲慨”；境处天下之赜，亦有以拟诸“形容”。“超”则轶乎其前，“诣”则绝乎其后。“飘”则高下何定，“逸”则闲散自如。“旷”观天地之宽，“达”识古今之变。无美不臻，而复以“流动”终焉。品斯妙极，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备而后可与天地无终极。品之伦次定，品之节序全，则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于言而可以知其志。诗之不可以无品也如是夫！
此虽全就品格而言，并无功用之目，然就司空图二十四品次第而言，似也不必如此整齐。这种解释觉得都是八股家本领。大抵司空图只受时人好用象征批评，以论作家之影响，于是应用此法，以论诗之流品，故能比物取象，目击道存，亦觉其有味外之旨而已。用象征方法以分论作家则琐屑而易为；以总论流品，则广漠而难精，所以这种批评，虽是文学的，而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未尝不有一些价值。
本此味外之旨的标准以读诗品，然后才知他虽是泛论各种风格，而亦未尝不逗露其主旨。如论雄浑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论冲淡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论纤秾谓“乘之愈往，识之愈真”，论沉着谓“所思不远，若为平生”，论高古谓“虚伫神素，脱然畦封”，论典雅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论自然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论含蓄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论精神谓“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论缜密谓“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论清奇谓“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论委曲谓“似往已迥，如幽匪藏”，论实境谓“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论形容谓“俱似大道，妙契同尘”，论超诣谓“远引若至，临之已非”，论流动谓“超超神明，返之冥无”，则于其所谓味外之旨亦可思过半矣。《四库总目提要》以《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因讥王士禛之但取“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数语，以为诗家之极则，谓为非图原意，殆亦非真知司空氏论诗宗旨者。尤侗《艮斋续说》（卷八）说得好：
司空图在唐末不以诗名，而其《诗品》二十四则深得诗家三昧。如《雄浑》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纤秾》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典雅》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洗炼》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劲健》云，“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精神》云，“生气远出，不着死灰”，《豪放》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等语。皆沉潜斯道而后得之。
这一条正可为我说作证。盖在当时，以诗为艺术的风气之下，固宜其沉潜体会，有所领悟而论诗超诣如此也。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之议《诗品》以为“诗之品何止二十四，况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试以古人之诗定之，每首中前后有数品者，每联中两句有浓淡者”。而杨廷芝《诗品浅解》又以无极太极之说解《诗品》之分目以为“二十四品固以精神为关键，以冲淡纤秾缜密等项为对待，以自然实境为流行，浑分两宜，至详至尽，其殆有增之不得，减之不得者欤”。一则议其品目之失当，一则议其品目之无可增减，二说不同，实则均失之泥。读《诗品》而不着眼于其超诣之点，似觉终无是处。
现在且再看他的《与李生论诗书》。其言云：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
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渊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与遒举哉（“遒举”一作“道学”）？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务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又云：
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据是可知其论诗全以神味为主，欲求其美于酸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论诗而重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说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韵派的方法。许印芳《诗法萃编》中亦录此书，并加以跋语云：
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此是诗家高格，不善学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几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镕炼而后得精致，学者于一切陈腐之言，浮浅之思，芟除净尽，而后可入门径。若从澄澹精致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谓优孟衣冠也。然欲陶洗镕炼，而不知审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虽极雕肝镂肾，亦终惝恍而无凭。盖诗文所以足贵者，贵其善写情状。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诗文题目所在，四者凑合，情状不同，移步换形，中有真意。文人笔端有口，能就现前真景，抒写成篇，即是绝妙好词，所患词不达意耳。此际宜用淘洗镕炼工夫。凡我见闻所及，有与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语即当阁笔。或另构思，切忌拾人牙慧。人无佳语，我当运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处，吐糟粕而吸菁华。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兴酣落笔，如黄白合冶，大气鼓铸，成篇之后，细检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疏者易之以缜密。哑者易之以铿锵，露者易之以浑融，此镕炼之功也。功候深时，精义内含，淡语亦浓；宝光外溢，朴语亦华。既臻斯境，韵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处皆自现前实境得来。表圣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举所得亦多警句，如“松凉夏健人”，“树密鸟冲人”，“棋声花院闭”，“落叶穿破屋”，“得剑乍如添健仆”，“小栏花韵午晴初”等句，皆现前实境，而落笔时若无淘洗镕炼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语。由此而推，王、韦诸家诗能出奇之故，可默会矣。自表圣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沧浪严氏，专主其说衍为诗话，传教后进，初学之士，无高情远识，往往以皮毛之见窥测古人沿袭摹拟尽落空套，诗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发其聋聩，而振救之，因抄表圣书，详论如此。
此说只是性灵派的主张，不是神韵派的主张。神韵之诗虽亦须经淘汰镕炼之功，然其论调总主兴会总涉抽象，所以许氏所言，似与司空图原意不同，然性灵说之足以补救神韵之说者亦正在是。又其《与王驾评诗书》云：
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东野（一作“无可”）、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其推尊王韦，正可看出此派作风与其主张。至所谓‘思与境偕’，即指兴会而言。许印芳《跋》谓：“诗家题目各有实境，诗人构思必按切实境，始能扫除陈言，独抒妙义。”此亦只是袁枚馀唾，异于司空图之见。又《与极浦谈诗书》云：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
“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二语最为王士禛论诗所称。而许印芳《跋》乃谓：“可见古人作诗以真切为贵，初学之士宜先讲明此理。从真切处用功，门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视为老生常谈”云云，则又适成其为性灵派的主张。吾尝谓袁枚性灵之说即从王士禛神韵之说一转变而来者。（见《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许氏此种解释正可看出这种关系。若谓此即所以致“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的方法，则司空图所言固不若是之泥也。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称其“论诗入超诣，而其所自作全无高韵，与其评诗之语竟不相似，此诚不可解”（卷二）。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亦谓“表圣善论诗而自作不逮”（卷五），以是为司空图病。(1)亦缘不知司空图之论诗正代表诗佛一派；而诗佛之诗论，本是见到是一件事，做到是另一件事者。盖诗佛之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既不能举以示人，也不用别标新义以为其作风之拥护的主张。而且本于诗仙之诗论，可以做到清真自然的境界，本于诗圣之诗论也可以做到集大成的境界，独有诗佛之诗论，则既不用自己去标榜，而后人之能代为阐说者，尽管说得深中肯綮，妙契玄微，却又未必便能做到此境地。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致疑于“沧浪所论超尘绝俗，真若有所自得，……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亦少超拔警策之处”，其故正亦坐是。此所以持论愈高者，所作往往愈不能逮。其做得到者既不和盘托出，而见得到者又徒然风光浪藉。我们看诗佛一派之诗论，正当明了这些关系。
第四节 刘昫
时至五季，除新创的词体以外，文格既卑，诗音亦靡，所以此时的文学批评，于新者则体未完成，无可论述，于旧者则以日就衰陋之故，不加注意。而批评界遂归于沉寂无已！惟刘昫的《旧唐书》中，犹有一些足以论述者。
刘昫论文之足述者，（1）明白文学之性质，（2）明白文学之进化。
其论文学之性质，很能打破传统的观念。（1）不使文混于行，使不与善相混。其苏味道、李峤诸人传论云：
才出于智，行出于性。故文章之巧拙，由智之深浅也。行义诡实，由性之善恶也。然则智性禀之于气，不可使之强也。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瞻。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
其赞亦称“苏、李文学，一代之雄”。他这种不以人废文的态度，较之昔人不以人废言为更进一步。盖在教训的批评流行之后，而能有此见解，亦是值得注意的。（2）不使文混于学，使不与“真”相混。其马怀素、褚无量诸人传赞云：
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维艰。
此以学者与文士分言之，又其《文苑传序》云：
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随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
此亦以文重在才，故与学异。
至其论文学之进化，也能破除流俗的见解。（1）打破批评界的是古非今说。其《文苑传序》云：
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浮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他处于唐代批评界复古说高唱之后，而竟能不为所囿，谓是古非今未为通论，真也是值得佩服的。（2）打破文学界的则古说。他在批评方面既不欲是古非今，则于作品之重在新变不重法古，亦固其宜。其《元稹白居易传论》云：
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繇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粃《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艺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一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此文不崇学古之作而尚新变之体。故其赞云：
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留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凡是作家，总无有不知新变的。他这样不主尊古，不主法古，似乎与唐代一般的批评家异其旨趣。他何以能于此销声时代而抱此见解呢？这当然因为他是史家。他本于历史的观念以批评文学，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而不为批评界的复古潮流所动摇了。我们试看刘子玄的论文，便可知史家的文学观本应如此的。他不过为唐代文史家的文评之结束耳！正如司空图之论诗，虽似别有阐发，实则自有渊源，昧者之不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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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惟尤侗《艮斋续说》称：“其自作诗，皆能超诣为工未可以晚唐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