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演进期之一
第一章 儒家
第一节 孔门之文学观
第一目 关于“文学”诸名之意义
在周秦诸子的学说中本无所谓文学批评，但因其学术思想在后世颇有权威，故其及于文学批评者，也未尝不有相当的影响；——尤其以素主尚文之儒家为尤甚。盖后人以崇奉儒学之故，遂亦宗其著述；以宗其著述奉为文学模范之故，遂更连带信仰其文学观念：于是这种文学观遂成为传统的势力而深入于人心。
不过诸子文学并非纯文学，所以当时诸子之论及文学者，往往倾向于学术方面。这在兼主尚用之儒家当然也不能免此。《论语·先进》篇云：“文学子游、子夏。”此处所谓“文学”，其义即广漠无垠；盖是一切书籍，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者。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昺《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曰“书”、曰“博学”，则所谓“文学”云者，偏于学术可知。故邢氏所谓文章、博学，并非分文学为二科，实以孔门所谓“文学”，在后世可分为文章、博学二科者，在当时必兼此二义也。是则“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而其义与今人所称的文学不同。
不过孔门虽不曾分文章、博学为二科，而在“文学”总名之中，实亦分括文章、博学二义。大抵时人称名：就典籍之性质言，则分为“诗”、“书”二类；就文辞之体裁言，则别为“诗”、“文”二类。孔门所谓“诗”，即邢昺所谓“文章”一义；其所谓“文”或“书”，则邢昺所谓“博学”一义：而“文学”一名，又所以统摄此二种者。
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然后知孔子论诗论文，显有分别。其论“诗”则较合于文学之意义：如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盖言其有涵养性情之作用也；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则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旨也。其论“文”则多偏于学术的倾向。《论语·公冶长》篇云：“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原来他因好学好问，所以谓之文。《学而》篇云“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何晏《集解》引马融说云“文者古之遗文”。又《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疏》亦云“文谓先王之遗文”。二家均解“文”为“遗文”，则可知所谓“文”者，实指典籍而言；凡书本以内所有的知识，都在“文”的范围以内了。(1)
第二目 尚文与尚用
明此分别，才可以论孔子之文学观。昔人只见到孔子论“文”的一方面，遂以为孔子之文学观偏主于应用，于是主义理者倡为“文以载道”之说（周敦颐语），主经济者倡为“文须有益于天下”之论（顾炎武语）。至一般诗人又只见到孔子论“诗”的一方面，于是复以为孔子论文本不这样拘泥，其言诗亦有主无关系者。（见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实则皆见其一端而已。
因此，孔门之文学观最重要者有两点：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这是孔子文学观主要之点。此两点虽似矛盾，而孔子却能善为调剂，绝不见其冲突。“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即是处处能恰到中庸的地步者。大抵其尚文的观点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尚用的观点又本于他论“文”的主张；而同时论诗未尝不主应用，论文也未尝不主修饰，所以能折衷调剂恰到好处。后人论诗论文虽自谓渊源于孔子，实则都不过各执一说，互趋极端；所以对于尚文、尚用二点亦觉其显有冲突了。
孔子尚文之意，随处流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犹可说是对于文化的观念，不足以定其对于文学的见解。但如《礼记·表记》引孔子语，谓“情欲信，辞欲巧”，则其尚文之意固显然可见了。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不废艳体，似与所谓传统的文学观有别，但其《随园诗话》中却屡次称引此语以为其性灵说之护符。以他这样纯美论的文学批评家犹且引孔子之言以自重，亦可知孔子文学观中本有尚文一义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亦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又孔子论“文”主于尚文之证。(2)阮元以《易经·文言》为出孔子所撰，固未必是，然其《文言说》谓：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揅经室三集》二）
则固非无所见者。(3)
至其尚用之旨，则更为明显。孔子论“文”，本偏于学术的意义，其主应用固宜；乃其论“诗”，是指纯文学言者，却亦依旧不离应用的主张。《论语》中引孔子论“诗”的地方很多，如：
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此数节中包括几个意思：或以诗为足助德性之涵养，或以之为足资知识之广博；或以助社会伦理之实施，或以助政治应对的辞令。这样一讲，于是虽以纯文学的作品，也不能离于政教的应用了。
这两个观念，尚文则宜超于实用，尚用则忽于文饰，所以似相冲突：但他却能折衷调剂以成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中往往有许多相反而适以相成者，即此亦其一例也。
孔门之文学观既如上述：论其本身，未尝不有相当的价值；可是论其影响所及，则非惟不足助文学之发展，有时且足摧残文学之生命。盖孔门于尚文、尚用二点，虽能调剂折衷，但后儒推阐，便不免偏于一端，——尚用轻文，重道轻艺，而文学遂丧失其独立性了。这个原因不外二端：（1）由于后人之误会。孔子论“文”本有学术的意义，所以主张尚用。后来字义既变，而一般人不加分别，犹用孔子论“文”之语以解释后人所言之“文”，或且奉以为文学观的标准，所以遂多误会了。（2）由于孔子之暗示。孔子虽主尚文，但只以之为手段，并不以之为目的，所以比较起来，他于尚用方面主之更力，则后人推波助澜，偏于一端，固亦无怪其然了。这是孔门文学观所以在文学批评史上不甚有良好影响的缘故。
第三目 孔门文学观之影响
关于孔门文学观之影响可分两方面言之：一是道的观念，一是神的观念。道的观念是从尚用的方面以发挥者，盖所以尽其用；神的观念则较重在讨论文事，又所以阐其文。兹分述于次：
孔门论文，因重在道的关系，于是处处不离应用的观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倾向。《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述而》篇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数语，诸家解释均阐发孔门重道轻艺之意。(4)这种说法，决不能算是后人之傅会。观于孔子论诗重在“无邪”，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则知其主旨所在，固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须含有道德之意味者。
本于这种见解，所以影响所及，一般人对于文学家则总认为文人无行，以为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至其对于文学作品则又以为是玩物丧志而无裨教化。盖孔子固已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重在行而不重在言，所以文人有言而无行，便不免为世所诟病了。又孔子论乐谓韶则尽美尽善，谓武则尽美而未尽善：以美善合一为标准，则文学作品尚美而不主于善，固亦宜其为世所废弃了。此种极端的主张，盖均出于孔子思想之暗示，而加以推阐而已。
至其神的观念，则可于《易》与《春秋》中求之。其说似较为后起，但与孔子思想并非没有关系，故亦附带述之。大抵孔子之所谓“道”，只重在人事；其后杂以阴阳道家之言，始说得微妙一些，遂与道家相同，也有其“神”的观念。我尝谓“中国之文学批评，不是论得太切实，讲文以载道，便是讲得太虚玄，论文之神味；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实则儒家亦自有其“神”的观念，不过讲得切实一些，没有道家那么虚玄而已。
盖儒道二家之所谓道，根本不同，故于所谓“神”，其意义也不是一样。道家的形而上学是重在“无”，儒家的形而上学是重在“变”。重在“无”，所以觉得道的本体微妙玄通而深不可识；重在“变”，所以能“恒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所以能“彰往而察来”，“温故而知新”。因这一点的不同，所以对于“名”的观念也不同：道家尚无名，而儒家尚正名。尚无名，所以谓道体是“绳绳不可名”，而文字书籍全属糟粕；因此，道家之所谓“神”，也是虚无缥缈的，不可捉摸的，不可言说的，不着边际的。至于儒家，则于《易》论天道，于《春秋》论人事。《春秋》的正名与《易经》的易所以有关系，即由于“变”。《易》所以说明这个变，《春秋》所以防止这个变。《易》是说明宇宙现象的变，《春秋》是防止人事状况的变。(5)这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之实际的应用。《易·系辞传》云：“大《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所谓“深”，所谓“几”，都是将变而未显之兆。所以又说：“几者动之微，吉［凶］（据孔校增）之先见者也。”能明白这个“几”，才可以防微杜渐；所以儒家之所谓“神”，即不外于知几。此《易·系辞传》所以有“知几其神乎”之语也。我们明此，才知儒道两家所言的“神”，其意义不同，其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亦大相径庭。（可参阅拙著《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见《燕京学报》第四期。）
儒家之神的观念，既如上述，于是可一言其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或其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此可分“作”与“评”的两方面言之。
其应用到“作”的方面者，只是切切实实修辞的问题。盖儒家神的观念之应用，即在于《春秋》的正名主义，故其影响到文学方面，即是基于他正名主义的修辞问题。(6)正名主义应用于文学，即成为修辞上所谓炼字炼句的法门。用字锻炼得其意义之内涵，恰如其分量，这便是正名字；此韩愈所谓“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科斗书后记》）者是也。用字锻炼得与所论述的身分，恰恰相当，这便是正名分；此又昔人所谓“夫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尚书序》）者是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此即正名主义在文学上的应用，而后世古文家之讲义法，盖即本是以推阐者。名正则言顺，所以《荀子·正名》一篇兼论正辞。正辞即是炼句的工夫。今观《春秋》僖公十六年文云：“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公》、《榖》于此皆说明一则先石后五，一则先六后鹢之旨，虽不免过于穿凿，(7)但亦可为《春秋》措辞无所苟之证。所以《礼记·经解》篇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其在“评”的方面所指出者，即是体会的方法。《易·系辞传》引孔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云“其旨远，其辞文”。其意似亦求之言意之表，颇与道家意旨相近。但以其泥于知，偏于用，故不与庄子一样，不取直接欣赏的态度，不带一些神秘性。盖孔子教人重在启发，所谓举一反三，所谓闻一知十，都是彰往察来，温故知新的推理作用。是以儒家所谓“知几其神”，是有待于经验，有待于知识的。《易·系辞传》云“夫《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盖儒家之所谓“神”，即不过是这般触类旁通法耳。道家论“神”无待于知，故成为玄学的；儒家论神有待于知，故近于科学的。这是儒道两家对于“神”的观念之解释与应用之大区别。
不过儒家之所谓体会，其方法有二种：一是在本文内体会的，一是在本文外体会的。在本文内体会者犹不离本文的原意：所以是近于科学的。其在本文外体会者，有时竟与原意绝无关系，所以又简直是“非科学”的了。盖本文内的体会较重在考据；本文外的体会，全出于附会。所以前者之失泥，后者之失凿。
其在本文内体会者，更有二种方法：一是论世，一是知人。《易·系辞传》云“圣人之情见乎辞”，因为情见乎辞，所以可以知人论世。《系辞传》又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即是其论世的例证。《论语·阳货》篇云“诗可以观”，郑玄曰“观风俗之盛衰”，即是此意。后来《诗序》盖即本此法而滥用之者。《系辞传》又云：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这又是所谓知人的例证。春秋时人之赋诗观志，亦大率用此方法的。
其在本文外体会者，即《论语》所云“诗可以兴”（《阳货》）及“兴于诗”（《泰伯》）的意思。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诗可以兴”句云：“兴，引譬连类。”这即是说“兴”的方法。又引包咸注“兴于诗”句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这又是说“兴”的作用。这种触类旁通的方法，本是要施之实用的，所以他对其弟子的说诗，完全用这个方法。《论语·学而》篇云：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八佾篇》云：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类此诸例，竟只重在人事方面的启发，全不管诗文的原意。此在教育方面，固未尝不有相当的价值，而在文学方面却未免近于穿凿了。后来孟子说诗，往往妄加推测，荀子亦好引诗句以佐其论证，都是受其影响；至《韩诗外传》而其弊更不胜言矣。盖此均由于孔子文学观中尚用的观念，推而至极的结果。
第二节 孟子之知言养气说
第一目 知言说
孟子在文学批评上有两项长处。这两项长处，孟子也自知之而自言之。有一天公孙丑问孟子道：“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两句确是我们论他的文学观时所值得注意者。其知言一部分犹不外孔门的思想；至养气一部分，则为他自得之处。不过由文学批评而言，则养气之说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虽甚大，却不是他论文的见解。故现在论及他的文学批评时，似乎只宜注重在知言一项言之。
公孙丑再继续问道：“何谓知言？”孟子云：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
这与《易·系辞传》所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云云，同样意思。盖此也即是儒家神的观念之应用。听其言，读其文，因以窥其心，而知其人。这即是所谓由已知而推及未知；这即是所谓体会。他又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
他既说“眸子不能掩其恶”了，但是又要加一句“听其言也”；因为眸子只可见心之形，言却可闻心之声。
由言以闻心声，固然足以知其人了，但犹不过知时人之言，不足以知古人之言。欲知古人之言，他又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以意逆志”，一个是“论世”。
以意逆志的方法，是由主观的体会，直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告子》篇中有一节论《小弁》与《凯风》二诗，正可为他应用这种方法的例证。
公孙丑问曰：“告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
这种论诗，入情入理，确是通达，确是不固。他在《万章》篇中更说明其理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这样论诗，也深能探求诗人之情志，其言亦入情入理。他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之时，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类此之处，都不可泥于字面求之。照他这样以意逆志，用之得当，对于纯文学的了解，确是更能深切而不流于固陋。可是他这种以意逆志，全凭主观的体会终究不是客观研究的方法。所谓以意的意，本是漫无定准的，偶一不当，便不免穿凿附会，成为过分的深求。孟子论诗所以时多乱断的地方者以此。盖他所谓以意逆志者，有时仍不免袭孔门的触类旁通法也。沿袭孔门的触类旁通法，所以虽主张“逆”，主张直契精微，但是终究只能做到意志之采索，而不能蕲其精神之感应。
至于论世的方法，《万章》篇又云：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论世是知人的一个方法，也即是知言的一个方法，颂诗读书不可不知人，欲知人不可不论世。他知道“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他又知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均见《告子》）环境之支配是很有力量的。虽则他说“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但欲知其人之或受时代影响，或是反抗时代，总不可不论其世。论世而作者之个性乃益显。
不过孟子提出这个方法虽很重要，而他对于这个方法之应用，却不免时多错误。顾颉刚先生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一文言之已详，可不复赘述了。(8)
第二目 养气说
现在且再论其养气一部分于此，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及于后世文学批评之影响。孟子固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且看他的所谓浩然之气是什么？他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
在当时孟子提出一个“气”字，正与庄子提出一个“神”字一样。在庄子孟子的本意，其所谓“神”与“气”，本与文学批评无关；但后人论文，却偏偏要在这种不可捉摸的抽象名词上去推敲，论文讲到精微之处，总不外“神”与“气”，所以现在亦必得把他阐说一下。
庄子之所谓“神”，是道家的修养之最后境界；孟子之所谓“气”，是儒家的修养之最后境界。所以论“神”必得内志不纷，外欲尽蠲；论“气”必得配义与道。其虚实之别，即“神”、“气”之分，因此后人把神与气的观念应用到文学批评上，也觉得论“神”则较为虚玄，论“气”则较为切实。
孟子这个“气”的观念，虽非论文，但并非与文学批评绝无关系。因为养气之说，即本于他的“知言”的观念一转变而来者。所谓知言云者，只足以知他人之言，固非自己对于立言之预备也。易言之，即非自己对于文学上的一种修养工夫也。明白了“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然则对于自己之言，其不欲有所蔽、有所陷、有所离、有所穷，盖可知矣；其不欲为诐辞、为淫辞、为邪辞、为遁辞，又可知矣！然则将若何而后能不为诐辞、淫辞、邪辞、遁辞乎？将若何而后能使其言之无所蔽、无所陷、无所离、无所穷乎？于是进一步遂想到配义与道的养气工夫。如能胸中养得一团浩然之气，则自然至大至刚，自然不致流为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矣。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即此意；不过孟子始拈出一个“气”字耳。而且辞之诐淫邪遁，有时或是环境的关系，所谓“幽厉兴则民好暴”也，至养气则完全是个人修养的关系，又所谓“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也。所以知言是消极的，养气是积极的；知言是对人的，养气是对己的；一则因言以知心，一则养气以立言。其分别之点，如此而已。我所以谓即一件事的两方面者此也。这个关系，韩愈亦能明之，韩氏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这不是说养气即是立言的预备吗？这个关系，苏辙亦能明之，苏氏云“文者气之所形，……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这不是说孟子文章之美，即由于他养气的工夫吗？不过他们于孟子所云知言养气二者之关系，不曾说得明畅而已！这决不是我要说孟子论气与文学批评有关，才这般附会者，因为实有如此关系，所以后来文气说得以本之发挥也。孟子固云：“予岂好识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后言，此所以气盛言宜，此所以称其气之小大也。
第三节 荀子之传统的文学观
《荀子·非十二子》篇之论子思孟子，称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此语在后世之主道统说者，往往加以极大的攻击，以为孔子之道惟子思孟子为得其传，何以诋为不知其统呢？实则我们若从文学批评一方面而言，无宁谓荀子为得其正，而孟子为不知其统。
此话怎讲？盖孟子所论主于诗，荀子所论主于文。主于诗，近“文章”一义，故受孔门“神”的观念之影响为多；主于文，近“博学”一义，故又以本于孔门“道”的观念者为多。孔门论诗论文本有区别，其影响所及亦本有“神”与“道”两方面，孟、荀不过各执其一端而已。孟、荀虽各执其一端，但以荀主于文，而又出于孔门道的观念，所以后来文道合一的文学观，得有传统的权威者，其关键皆在于荀子。何况荀子论文，虽偏于尚用而仍不废尚文，与孔门文学观尚文、尚用二义正相符合。所以由道言则孟子为得其统，由论文见解言则荀子为得其正。人皆知汉儒之学出于荀子，宋儒之学出于孟子。实则从文学批评而言，则汉人解诗，其方法正出于孟子；宋儒论文，其宗旨又本于荀子。这种相反的现象，使非就诗与文之区别言之，便将不得其解矣。
荀子所论主于文，故所谓“文学”，其意义仍与孔门相近。《大略》篇云：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此言可与《礼论》篇所谓“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二语互相发明。盖他对于文学的观念，视同文理隆盛的“伪”。人不可以不被文学，即所谓“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也。被文学、服礼义，则可以为天下列士，故其所谓“文学”，也仍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而比较的偏于“道”的意味者。大抵荀子论文，把孔门尚文、尚用两观念打成一片而较偏于用，故遂较偏于道耳。
荀子《非相》篇屡言“君子必辩”，且称圣人之辩为“成文而类”，称士君子之辩为“文而致实”。又云：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瑟琴：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
其所谓“鄙夫”何所指？杨倞《注》云“但好其实而不知文饰，若墨子之属也”，则荀子尚文之意固显然可见。然一究其所以言“君子必辩”者，所以言“君子之于言无厌”者，不过为“好言其所善”而已。其《正名》篇又云：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
“白其志义”，即所谓“好言其所善”的辩。后人所谓文以明道以贯道以载道者，正是此语的绝妙注解。
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既如此，所以他以为：
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辩讼不决。……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正论》）
这与后人论文主于征圣者何以异。所以他又以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据刘台拱校增）归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这又与后人论文主于宗经者何以异！所以他又以为：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圣人之所禁也。（《非十二子》）
《非相》篇亦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这又与后人论文主于明道者何以异！所以我以为传统的文学观，其根基即确定于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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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记·孔子闲居》引孔子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史记·滑稽列传》亦引孔子“《书》以道事，《诗》以达意”之语。这些话虽不甚可靠，但颇足为“诗”与“书”或“文”之分别。盖诗重在创，所以达自己之志意；文重在述，故必考古昔之遗文。
(2) 儒家尚文之旨，具见《文心雕龙·征圣》篇。其言云：“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而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
(3) 《文心雕龙·征圣》篇亦云：“《易》称‘辩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言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4) 何晏《集解》就其用字之差异言，于是谓“不足据依故曰游”。《文中子·事君》篇又就其排列之先后言，于是谓：“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无论从那方面言似乎都有重道轻艺之意。
(5) 《易·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又《韩非子·外储》篇引子夏语云：“《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早绝之。”可知《易·文言》数语原指春秋时事说。
(6) 《荀子·劝学》篇云“《春秋》之微也”，又《儒效》篇云“《春秋》言是其微也”。独称微字，即正名之义。
(7) 顾炎武《日知录》云：“此临文之不得不尔，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六’而夫子改之‘六’也。”
(8) 见《小说月报丛书》，又《古史辨》第三册录其文，易题为《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第二章 墨家之文学观
墨家思想极端尚质，所以论文亦主应用。此虽有类于儒家之以善为鹄，而实则不同。儒家主非功利的尚用；墨家主功利的尚用。尚用而非功利的，故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尚用而为功利的，则充其量非成为极端的尚质不可。这是儒墨文学观之异点。
因此，墨子书中所谓“文学”，其意义当然同于学术，而且他的为文学之方法，亦更近于科学化。其《非命上》云：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非命中》也说：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同“仪”）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
这种言必立仪的说法，即为后来荀子“凡议必将立隆正”之说所自出。这种要先立个“仪”或“隆正”以为标准的大前提的，都是演绎法。不过他和荀子有些不同，因为墨子的“仪”是三表法，而荀子仅得其一端而已。
墨子因欲立仪，故以为言必有三表。这三表是什么？兹据《非命上》原文而复补以《非命中》一篇所言，列之于下：
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据《非命中》补。）
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节很重要。由于他的实用主义看来：所谓本之，是言其“用”之根据，亦即其言所以适于应用之已往的证据；所谓原之，是言其“用”之对象，亦即其言所以适于应用之现在的证据；所谓用之，是言其“用”之成绩，又为其言可以适于应用之未来的证据。
由其第一点言：所谓本之，是求所以适于应用之已往的证据。这种证据时过境迁，有时或不适于现代。或更不适于将来，但在信而好古的儒家看来却最合脾胃。故荀子取之以完成他“以圣王为师”的演绎的方法，以完成他宗经、明道、征圣的文学观。是以他的“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方法，为儒墨之所同，因为这虽主尚用，犹不很带功利的色彩。
至所谓本之于天鬼之志，则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当然不取了；但在于宗教的墨学，却奉以为立言的仪法。《天志中》云：
是故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
以天志作为言谈文学善不善之标准者，是宗教的墨学之方法。这种文学观仅以善为标准。《墨子》各篇大都出其弟子所记录，所以互有异同。现在犹幸《非命中》一篇中有“考之天鬼之志”之语，使吾人得以考知宗教的墨学之论证方法。——或者可说是宗教的墨学之文学观。
由其第二点言：所谓原之，是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者”，于是完全偏重在经验。后来科学的墨学，即从此逐渐推阐，由附庸而为大国者。于是始与原来宗教的墨学，旨趣各异了。《小取》篇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即是说，由于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更进一步以成为归纳的理论而已。此所谓“以类取以类予”也。《大取》篇云：
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这便是科学的墨学“为文学”之方法。这种求真的科学化的散文，如得渐次成立，至少可使一般人不认之为文学的作品，而文学的性质也得因以明显。
由其第三点言：所谓用之，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者，这本与前二点不同。前二点犹为墨子论辨的方法论。此则为其目的论也。所以前二点犹不过成为学术的散文之二种论证法，此则可以见其尚用的文学观。
《墨子·兼爱下》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儒家只以善为应用之鹄的而已；墨家则以为善的必须合于应用的，此即带功利的眼光了。(1)墨家这样主功利的用，所以对于儒家尚文之说是最反对的。《韩非子·外储说》中有一节论及墨家的文学观云：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这很可看出墨家尚用而不尚文的见解了。后来韩非对于文学之态度即本于此。《五蠹》篇云：“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问辩》篇云：“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这是焚书坑儒的先声，墨家犹未必有此态度。但如下述诸篇所云：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显学》篇）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辨。（《问辩》篇）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五蠹》篇）
综其所言，则知其出于墨家功利的实用主义，固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以为墨子的三表法，荀子与宗教的墨学得其第一项，科学的墨学得其第二项，韩非得其第三项。所以我又以为墨家之文学观，真是极端尚质而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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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子·贵义》篇、《耕柱》篇并云：“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耕柱》篇作“复”）行常之，不足以迁（《耕柱》篇作“举”）行勿常。不足以迁（《耕柱》篇作“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胡适之先生《哲学史大纲》谓：“迁字和举字同意，皆是升高进步之意。这两章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推尚了。”此说颇能发挥墨子尚用之旨。
第三章 道家思想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
道家对于文学之态度便与儒、墨异趣。他以为“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要“行不言之教”了；他又以为“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又以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了。不用立言，言也不求其美，所以由道家的态度言，视“文学”为赘疣，为陈迹，为糟粕。但若由道家思想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言，则转足以间接帮助文学的发展。何以故？以其反为后世之文学批评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故。
其所提出的：一点是重在“自然”，又一点是重在“神”。盖道家因于反对人为，所以崇尚自然。——浅言之则求其质朴，深言之则蕲其神妙。老子云“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此虽不是论文，而后世论文者拈出华实厚薄诸字，实本于此。韩非子解此语云：“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本此说以论文，盖即极端主张自然美者。
老子所言，暗示崇尚自然的意思，庄子则更进一步而提出一个“神”字。由文学或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言，自然的顶点，本也即是神境；所以庄子论神，虽与文学批评无关，而其精微处却与文艺的神秘性息息相通。盖以“神”的观念，本是抽象的观念，不可捉摸，难以言说，于是不得不利用寓言以艺事相喻。以艺事相喻，则论道而及于艺，而其妙解入微之处，遂为后人论文者之所宗了。此可分两方面说明之：
其暗示在“作”的方面而指出一种境界者，即是“神化”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同时又是批评方面的问题，盖不啻为批评界立一个标准。庄子书中所举许多例，大抵可作如是观。其《养生主》篇述庖丁解牛云：
庖丁为惠文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全是形容一种出神入化的妙境。下文再引庖丁自述语云：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文惠君听了这一节话，说道：“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现在吾亦为之下一转语云“善哉，吾读此节而得庄子之所谓文学批评焉”；或者说“善哉，吾读此文而知庄子思想之影响所及，有关于文学批评者焉”。我们且看他《天道》篇又述轮扁语云：
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
此皆自述其经历之所得，要之均归于神境。故知后人之以神化论诗文妙境，其意实自道家发之。不过庄子重在道，所以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所以说“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而后人则重在艺，所以又易其语云“技也而进乎道矣”，所以云“得之于心而应于手”。此则为其不同之点而已。
至欲达到这种神化妙境，则就其所论而归纳之，其所须注意者不外三端：其一，这完全是天才和环境的关系，非尽人之所能为者。此即吕梁丈夫自述其蹈水之道所谓：
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达生》篇）
他再申言之云：
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各人个性都有一些偏嗜，各人天才也都有一些偏能，能得环境适合，足以尽其所长，自然容易发展了。这即是所谓“故”，所谓“性”，所谓“命”。
其二，这完全更是工夫的关系，即是所谓火候。火候不到，不会有炉火纯青之象，也不会自然入妙，即不能到神化的境界。庄子于此意阐发亦极精，《达生》篇中更举二例云：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响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己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用志不分”，工夫乃深；“望之似木鸡”，工夫乃神。所谓“绚烂之后归于平淡”，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皆是这种境界的诠释。
其三，这完全更是感兴的关系，又不是有了天才，加以学力，而可期之必得者。此即《齐物论》中所谓“天籁”之说。郭象解释之云：
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
此意极是。盖天籁即是适然相遭，莫知其然而然者。《达生》篇中有一节云：
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此节正可与天籁之说相发明。假使以《庄》注《庄》，则以天合天，便是天籁的绝妙注脚。
这种寓言，在庄子并以之论道，但若从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言，又何其能发挥文艺之精义呢！
至其暗示给批评家之方法者，即在鉴赏艺术，也要取“神遇”的态度。这个和他的名学有关，因为他的知识论立言高远，富于神秘的色彩。他所重的知识是性知，是先天之知。这先天之知，是不用经验，不以触受想思知的。其《人间世》篇云：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旧作“听止于耳”，今从俞樾校改），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怎样是听之以心？怎样是听之以气？这好像是匪夷所思，好像不是常识所能领会的。听以耳的是感觉，听以心的是思虑，这我们都能明白。至于不听以耳，不听以心，而听以气的性知，未免玄之又玄了。实则庄子所谓听以气云者，即是直觉。盖庄子之所欲探讨而认识者，即庄子之所谓“道”。道是宇宙的本体而非宇宙的现象。明宇宙的现象须后天的经验之知，故是常识所能辨别的；明宇宙的本体贵先天的性知，所以是超常识的。艺术的鉴赏与体会道体，有同样的性质，所以应用这种见解以推到艺术方面，也当然重在神遇，不重在泥迹象以求之了。纯文学的鉴赏，本宜别有会心，与作者之精神相合一，才能得其神趣。《庄子·天地》篇中也有这些意思。他说：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这些话若用以鉴赏文艺，亦近于桐城派所谓“以声求气”的方法。神之又神，自能尽其妙的。他更设一例云：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邱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使知索之，使离朱索之，使吃诟索之，正如欣赏纯文艺而用考据的态度与方法。近人主张研究《诗经》只读白文，盖即是使象罔求之之意。象罔求之而能有得者，即由于不为成见所蔽，有时转得直契精微也。
上文是就纯文学的鉴赏而言，至对于杂文学的探讨论旨，也应取神遇的态度。《天道》篇云：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秋水》篇亦云：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郭象注云：“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所谓言意之表，所谓无言无意之域，均不是故作玄妙之谈。因为他所讲的道，本是要离言说相与文字相的。但是离开了言说相、文字相之后，如何能将道的本体诏示于人呢？所以作者不得不寄之于言，而读者却不可徒求之于言。我们且看老子所说的道，说得恍恍惚惚，加上许多不定的形容辞以强为之容，亦无非使人不要认真，不要拘泥而已。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观点以解释庄子之“神”的观念，可知这种思想应用到后世文学批评者，是何等透彻而微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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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中国一般文艺家大抵都带些浪漫的气息，或者与此亦有些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