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学批评演变概述
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但是，若由历史的观点以言，则中国文学批评之演变蜕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盖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根据。由前者言，文学批评常与文学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易言之，即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问题的一部分。由后者言，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这固然不同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所标榜的主义，而于各时代中似均可有明划的区分；然亦不能谓中国文学批评全没有其思想上的根据。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一些的文学批评家，即在其零星片段的文章中间也何尝不可找出其中心的思想，看出其一贯的主张呢？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值得而且需要讲述的地方。
既讲整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总得划分几个时期。关于这个，只能就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以为分期的标准。至于各个派别的不同的主张，只能在分期中间各别述之，而不能有明显的时代的区分。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是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其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第二章 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
本书上卷所讲重在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所以先一述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的情形。关于这些，我曾有一文——《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载诸《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现在，将此文大意，择要而简言之如左：
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又为一期。
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至为两汉，始进一步把“文”与“学”分别而言了，把“文学”与“文章”分别而言了。——用单字则“文”与“学”不同，用连语则“文章”又与“文学”不同。故汉时所谓“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所谓“文”或“文章”，便专指词章而言，颇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了。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实是文学观念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关键。
迨至魏晋南北朝，于是较两汉更进一步，别“文学”于其他学术之外，于是“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于同样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亦相似。
文学观念经了以上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的演进，于是渐归于明晰。可是，不几时复为逆流的进行，于是又经过隋唐与北宋两个时期，一再复古，而文学观念又与周秦时代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以在复古期中也是经过两个阶段的演进。
其在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盖由文学的外形以认识文学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学的内质以辨别文学之本质，其事难。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递演递进，所以成为文学观念之演进期；这一期重在内质方面，于是觉得漫无标准，遂不得不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了。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此所以愈变愈古而成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了。不过同样的复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宋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以著作为标准，所以虽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所以唐人说文以贯道，而不说文以载道。曰贯道，则是因文以见道，而道必借文而始显。文与道显有轻重的区分，而文与道终究看作是两个物事。所以虽亦重道而仍有意于文。这犹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中第一期的现象。
至于北宋，则变本加厉，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则便是以古昔圣贤的思想为标准了。曰“贯”，曰“载”，虽只是一个字的分别，而其意义实不尽相同。贯道是道必借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区别显然。李汉序《韩昌黎集》云“文者贯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说；周敦颐《通书》云“文所以载道也”，此宋人之说。所以文学观到了北宋，始把文学作为道学的附庸。
由于文以贯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论文，虽口口声声离不开一个“道”字，但在实际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视者还是在修词的工夫。这不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尝不如此；即此后由唐宋八家一脉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尝不是如此。
由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于是造成了一辈道学家的文。在道学家之论文，便偏于重道而只以文作为工具，——所谓载道之具而已。古文家之论文，其误在以笔为文；以笔为文，则六朝“文”、“笔”之分淆矣。道学家之论文，其误在以学为文；以学为文，则两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进而归于明画者，至是复一再复古而归于混淆。于是传统的文学观于以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权威。
今综括上文列为表式说明之如次：
第三章 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
以前说过，文学批评恒与文学有相互连带的关系，所以现在即由文学本身之演变以说明文学观念之演变。
就文学本身之演进言：在周秦是文学文与学术文混合的时期，到两汉是文学文与学术文分途的时期，而魏晋南北朝又是文学文发展的时期。周秦以前，文字之用未广，以口耳治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所以诗歌固属韵文，而学术文字也往往协比其音，错综其言，其修辞工夫亦无异于诗歌。学术之文与文学之文犹不显著绝大的分别，所以所谓“文学”，便兼有“文章”与“博学”二义。至于两汉，学术文则渐趋于散化，而文学文则渐趋于韵化或骈化。在当时最古文学史上重要的位置者即为辞赋。辞赋为体，由承前言则出于韵文，由启后言则衍为骈文，最可看出当时文学文之韵化与骈化。所以因当时辞赋特别的发展，当然须有“文学”与“文章”的分别。更进而至魏晋南北朝，无论韵散文之含有文学性质者都有骈化的倾向。此韵散之骈化，好似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实则即是时人论文所谓“义归于翰藻”的标准。文学之所以能离开学术而显明其独特的性质者，其原因即在于此。文学作品既与一切学术文字异其面目，而发挥其特有的性质，则处此文胜的时代，文学观念之渐趋正确也是当然的现象了。
迨其继也，物极必反，于是力矫文胜的弊病，而渐返于质。返质之道，在唐代则一变六朝对偶声律之习而尚单奇、尚气势，于是文章之美不重在文字上的技巧，而重在合于语势之自然。唐代古文所以不必“绮縠纷披，官徵靡曼”，而也未尝不可“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者，即由于此。这实是当时“有意为文”（程颢语）的成功。以其成功，所以可以以笔为文。以笔为文，所以仍返到孔门诗文分途的见解，而不复需要文笔之分了。这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中第一期的情形。进至北宋，道学家之语录体兴，于是废修词之功，崇浅质之文，完全以语为文，不仅合于语势之自然了。顾炎武讥语录之文，谓“夫子言性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日知录》十九），钱大昕谓“语录行则儒家有鄙倍之词，有德而不必有言”（《十驾斋养新录》十八）。所以由极端尚质的语录体言之，则道学家之论文，重道轻文，以文为载道之工具，以文学为道学之附庸，又安足怪！
第四章 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
同时，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所以学术思想风气之转移又常足以左右文学批评的主张。
兹先就文学观念演进期的三阶段言之。先秦显学，仅儒道墨三家，而此三家中道家反文，墨家尚质，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没什么关系；惟儒家以尚文之故，颇流露其一部分的文学观，所以亦惟儒家思想为最重要。不过因儒家偏尚实用之故，其文学观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倾向，仅足为杂文学张目，不足为纯文学发展之助力。所以论周秦时期的文学批评，只能在儒家思想中求之，而在儒家思想中所窥出的文学观念，当然要与学术相混合了。两汉时期儒家经学虽号为极盛。而儒家思想却未见光大；所以儒家的文学观亦不足完全支配当时的文学界。两汉词人如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殆均沾染道家之臭味者。故因经生词人之各异其趣向，而“文学”与“文章”亦显生区别。至魏晋南北朝，论思想则道家之外益以释家，论学术则两汉经生所孜孜致力之训诂章句诸学又皆中止，此实是儒家学术思想最为销沉的时期。因此文学方面亦尽可不为传统的卫道观念所支配，而纯文学的进行遂得以绝无阻碍，文学观念亦得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
进至隋唐，风气一变：王通讲学，而河汾传洙泗之绪；二刘传经，而唐《疏》亦足阐汉《注》之蕴，于是儒家之学术思想复见发皇。只可惜李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尊，终究不是儒学独霸的时期，所以文之与道，犹能并重。及至北宋，阳儒阴释的道学家起，于是以其阳儒，遂本于儒家重道轻艺的见解而益以偏执；以其阴释，亦略近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的宗旨而卑视文艺。这种思想既深入于人心，则文学观念又安得不趋于极端的尚质而成为极端的复古。我尝以为历来中国一般人的文学观，大率都本于孔子；至其本于孔子，而成为传统的文学观者，则不是一般诗人的文学观，而是文人的文学观，不是骈文家的文学观，而是古文家的文学观，抑且，不是古文家的文学观，而是道学家或道学家之功利派的文学观。此意，我于旧作《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一文中已申论之。（《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十四号）盖这全是本于孔子文学观中尚用一点以发挥者；所以发挥到极端，有时成为尚质而不尚文了。
第五章 文学观念之演变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
文学观念之所以逐渐演进，逐渐正确，其原因已如上述。我们且再看这种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批评的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来，对于文学观念的认识既得逐渐正确而清楚，也即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演进，因为这本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中心的问题。所以文学观念逐渐演进，逐渐正确，则文学批评的发展，也随之而逐渐进行。
在周秦时期绝无专门讨论某一种文章的著作，绝无整篇较有系统的批评；所有一些足称为某家的文学观者，都不过是偶尔及之，有的或且泛指文化或文艺。所以我们于此，只不过可以从此推测，略窥其对于文学的见解而已。
到了两汉，才有专门讨论某种文体的言论，如扬雄之论赋是；才有专门记载文艺作品的著录，如《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是。即此以观，已较前期为进一步了。
及至魏晋南北朝，于是有关于作家的品评，有关于文体的著述，但大都仍不免一鳞一爪不赅不全的弊病。迨刘勰《文心雕龙》出，体大思精，于是文学批评才有一部空前的伟著，文学批评的基础也自是成立。这实是文学观念渐趋正确后的时代的产物。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是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历程中应有的步骤。盖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以文学之外形为中心；而在文学观念复古期中所讨论的问题，则又以文学之内质为中心。此所以虽似复古，而实际则不过移转问题的中心而已。近人因反对此期文以载道的说法，遂且抹煞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要亦未为公允也。
不过，在演进期中虽重在文学之外形，而以对于文学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有性质上的“文”、“笔”之分。在复古期中虽重在文学内质之讨论，而以轻视文学之特性，所以自唐以后又只有形式上的“诗”、“文”的分别。由前者言，则言“文”可以赅诗；由后者言，则言“文”便不足以赅诗。此又所以演进期中的论“文”见解，较为融通，而在复古期中则适成为传统的文学观而已。此则复古的潮流所以又终究不免为逆流的进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