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雖以異族入據中原，而對於漢族文化，接受甚早，濡染亦深。康熙（聖祖）帝天縱多才，耀兵塞外，既定西藏，平臺灣，宇内晏然，國威大震，太平之業，綿亘二百數十年。直至洪（秀全）楊（秀清）變興，始見兵革。中間休養生息，文人才士，得以致力於學術文藝，其驚人之發展，幾欲超邁漢唐；即就詩歌而言，亦遠勝元、明兩代。清詩雖亦規撫唐、宋，而諸大家各能自出心裁，特具風格，非如明人之以“贋古”欺人也。
清初作者，大抵皆明季遺民。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虞山人）、吴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與龔鼎孳（字孝昇，號芝麓，合肥人）稱“江左三家”，而鼎孳不逮錢、吴遠甚。謙益詩出入李、杜、韓、白、蘇、陸、元、虞之間，才力富健，一時罕與抗手。偉業對於“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叙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梅村集》提要）。蓋偉業身當“鼎革”之際，“遭逢喪亂，閲歷興亡”，故所作“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遒上”。且詩中關涉明季史事者，尤指不勝屈，長歌當哭，聊以寫哀。偉業自言：“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之寄托良苦。”（陳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篇篇言之有物，故不覺其感愴淋漓；例如《圓圓曲》之“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可當“詩史”之目矣。
康熙盛時，有宋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號稱“南施北宋”，而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實爲騷壇盟主。“士禎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爲宗”（《漁洋精華録提要》）。其《論詩絶句》三十首，品評曹丕以下諸家詩，其第二十九首云：“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可見其平生宗旨所在。閏章嘗語士禎門人洪昇曰：“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居易録》）士禎專主神韻，故以七絶爲最工。例如《冶春絶句》：
三月韶光畫不成，尋春步屧可憐生。青蕪不見隋宫殿，一種垂楊萬古情。
當年鐵砲壓城開，折戟沉沙長野苔。梅花嶺畔青青草，閑送游人騎馬回。
真所謂“朱弦疏越，有一唱三嘆之音”，開後來法門不少。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爲詩兼工衆體，或與士禎並稱。趙執信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王愛好。”（《談龍録》）二家之外，以查慎行（字悔餘，號初白，浙江海寧人）爲最著。查詩淵源，大抵得諸蘇軾爲多；清詩風氣，亦漸由宗唐，轉而學宋矣。黄宗羲比其詩於陸游；王士禎則謂：“奇創之才，慎行遜游；綿至之思，游遜慎行。”（《敬業堂集序》）此特就其律詩言之耳。
乾隆（高宗）、嘉慶（仁宗）間，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蔣士銓（字心餘，號清容，江西鉛山人）、趙翼（字雲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號三大家。翼善論詩，有《甌北詩話》，言多精闢。士銓以作傳奇負盛譽，詩詞皆不見特佳。枚詩主性靈，影響最大。嘗謂：“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隨園詩話》）又力破“温柔敦厚”之説，謂此“不過詩教之一端”（《再答李少鶴》）；頗能不囿於陳言，卓然有所自樹。是時論詩者，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舉唐詩爲指歸，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樹宋詩爲標準；詩家唐宋之界，又起紛争。枚則主“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謂：“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隨園詩話》）持論並極通達。特其詩有時流於諧謔，不無輕佻之病，致爲時人所詬病耳。
是時詩人尚有黄景仁（字仲則，武進人）、張問陶（號船山，遂寧人）、舒位（號鐵雲，大興人）等。景仁《兩當軒詩》，才氣豪放似太白，近乃大行於世。然乾嘉之際，成就最大者，當推厲鶚。鶚五言融合陶、謝、韋、柳之長，近體從陳與義變化出之，尤工絶句；例如《虎丘送春》：
塔迥廊回燕燕飛，送春人去戀斜暉。似嫌犖確侵羅襪，卻要殘紅作地衣。
清詩至乾嘉而臻於極盛，作者多不勝舉；或規唐體，或尚宋賢。道光間，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仁和人）爲詩特奇麗，自成一格，近人多效之。迨咸豐兵起，詩風爲之一變，無復雍雍盛世之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