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言詩出於漢代之歌謡，久乃脱離音樂，而爲文人發抒情感之重要體制。其起源不可詳考，以意測之，其《詩經》與《楚辭》合流後之自然産物乎？鍾嶸謂：“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詩品》）而世傳蘇、李贈答之詩，劉勰已疑之（説詳《文心雕龍·明詩》）。至《古詩十九首》，徐陵《玉臺新詠》著録其中八首爲枚乘作，李善注《文選》，亦謂：“疑不能明。”近人辯證甚多，“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殆已成定讞矣。
漢樂府如《清商曲》中之《飲馬行》，《雜曲》中之《冉冉孤生竹行》，多用五言，而不詳其年代。惟《漢書·五行志》所載成帝時童謡：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雀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足爲五言詩産生於西漢時之證。比此而推，則漢樂府中之《清商曲辭》，未必悉爲東漢作品。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成帝時）《尹賞歌》：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
《後漢書》載光武時《涼州歌》：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奇。
並爲不知名之作者所爲，而適足證明西漢末年，爲五言詩之草創時代（參看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第一册）。其時雖未爲文人所採用，而其體已大行於民間。至東漢則有班固（字孟堅，扶風人）之《詠史》、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之《翠鳥》、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之《贈婦》、酈炎（字文勝，范陽人）之《見志》，並以五言爲詩；而蔡琰（字文姬，邕女）没於匈奴，備遭喪亂流離之慘，還國之後，作《悲憤》以寫經歷情形，爲長五百餘字之叙事詩，語多沉痛。五言詩之進展，得此女作家，以下開建安之盛，亦至堪誇耀之事已。
七言詩之起源，舊説謂始於漢武帝時之《柏梁聯句》，顧炎武已駁斥之（説詳《日知録》二一）。漢初好楚聲，楚歌多七字爲句；如項羽之《垓下歌》，高祖之《大風歌》，苟去其“兮”字，或易“兮”字爲他字，即成七言詩體；而其演變之迹，可於張衡（字平子，南陽人）之《四愁》覘之：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淚沾巾。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至魏文帝之《燕歌行》，則脱盡楚調，而七言詩之體格，乃純粹獨立。五七言詩之發展，蓋以建安之際，爲最大樞紐矣。
建安（漢獻帝年號）之世，曹氏父子（武帝操字孟德，文帝丕字子桓）並好文學；而又有孔融（字文舉，魯國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應玚（字仲璉，汝南人）、劉楨（字公幹，東平人），號稱“建安七子”，爲之輔翼；追隨談讌，飲酒賦詩，相互觀摩，而專家以出。武帝英雄本色，氣韻沉雄；文帝婉約風流，稍欠魄力；三曹之傑，端推陳王（曹植字子建）。七子之中，文帝獨稱劉楨，謂“其五言詩妙絶當時”（《魏志》注引丕與吴質書），後世遂以楨與陳王並稱，有“曹劉”之目。實則差堪與陳王比肩者，惟一王粲。粲之《七哀詩》：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實開杜甫一派傷亂詩之先路。次則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羈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筑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婦。作書與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激昂沉痛，亦爲唐人新樂府導其先河。至陳王以貴公子見忌於兄（丕），遠徙他鄉，鬱鬱以死。其天才超絶，而處境不堪，發爲詩歌，纏綿悱惻，其代表作如《贈白馬王彪》一首，尤極千回百折，抑掩悲涼之致。五言詩至此，已漸造極登峯。鍾嶸評爲“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詩品》），不爲溢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