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十五國風，獨不及楚；楚聲之不同於中夏，其故可思。中國文學之南北分流，由來久矣！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説），又地險流急，人民生性狹隘（酈道元《水經注》）。故其發爲文學，多閎偉窈眇之思，調促而語長，又富於想象力。加以山川奇麗，文藻益彰；視北方之樸質無華，不可“同年而語”。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時之楚譯《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絶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説苑·善説篇》）
譯者之技術高明，令人想見楚人詩歌格調。語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於兩句中夾一“兮”字，句調較長，爲異於風詩作品耳。又如徐人歌誦延陵季子之辭：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劍兮帶丘墓。（《新序·節士篇》）
句法亦畧同於《越人歌》。此楚文學形式上異於中原文學之一點也。
《論語·微子篇》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史記》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莊子》引前四句則作：“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二書所載不同，而較《論語》語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復丁寧之意。證之《離騷》多有此種句法，則《論語》所紀録，已稍失楚歌之語調。同時有《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孟子·離婁篇》）
則又句調近於《徐人歌》，而與後來之《九歌》同一軸杼者也。
《楚辭》至《九歌》出現，始正式建立一種新興文學。漢王逸云：“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楚辭章句》）以《九歌》爲“屈原之所作”，後人已多疑之。宋朱熹謂：“荆蠻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泰甚。”（《楚辭集注》）此雖臆説，而以《九歌》曾經屈原修改潤飾，殆無可疑。《九歌》本爲民間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夾“兮”字，爲楚國歌辭之普遍句法外，絶少其他方言俗語，厠雜其間；而且文采斐然，未見“其詞鄙陋”；非富有文學修養之人加以潤色，不能及此。屈原受《九歌》影響，以作《離騷》；《九歌》經原修改，而益增其聲價；兩者有連帶關係，亦不必多所懷疑也。
近人王國維稱：“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宋元戲曲史》）證之王逸所謂：“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知當時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種祠神歌曲，别成腔調。所傳《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調而爲之制詞，或本有歌詞而原爲之藻飾，現已無從斷定。而在音節上，與風格上，顯帶沅湘民間歌曲之濃厚色彩，則可斷言也。
《九歌》爲沅湘間祠神之曲，有《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爲數之極，其後宋玉亦作《九辯》，非必其數爲九篇也。
《九歌》用之“樂神”，而多爲男女慕悦之詞，此自民歌之本色。論其描寫技術，或清麗纏綿，或幽窈奇幻。例如《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少司命》：
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别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發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較之十五國風，無論技術上、風調上，皆有顯著之進步。南人情緒複雜，又善懷多感，而出以促節繁音，爲詩歌中别開生面，宜其影響後來者至深也。
《國殤》一篇，慷慨雄强，表現三湘民族之猛摯熱烈性格；與其他諸作，又不同風；於此不能不嘆楚才之可寶矣！迻録如下：
操吴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争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