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译注·前言》
中华民族最早在自己的广大土地上过着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那时并没有战争，但生活水平很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私有财产、私有观念引起了部落间的相互掠夺，由集群格斗而发展到由小到大的部落间的战争（虽然初期还没有现在意义的战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稠密地区战争不断发生，有战争的社会代替了无战争的社会。
战争是社会历史的特殊现象。战争是阶级社会中的政治以特殊的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受当时社会经济的限制制约其规模和持续时间。
人们从当时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战争，由局部、具体的战争实际中，综合各方经验提高到理性的认识。战国初“将”、“相”的分工，促使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成长，而这也适应各大奴隶主相互吞并斗争的需要。于是有若干军事理论家想方设法搜集并整理各地方的战斗纪实和某些军事名言（实即战争理论的片断）。这些军事经验和战略片断的综合在当时是必然的，它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孙武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家，这些军事经验和战略片断的综合以孙武命名是合理的，也是偶然性的事。
《孙子》问世后，为古今中外军事家们所重视。①曹操最先注释《孙子》。后来注家蜂起，便有许多文意不尽相同的版本传世。《孙子》在国外的流传，以日本为最早，十八世纪后有法、英、德、俄、捷等文译本，可惜都译得不好。拙著《孙子译注》（原名《孙子今译》）亦是一初步的整理。由于我所阅材料偏少，古文知识不够，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一）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月不详，约和孔子同时），春秋末期人，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器重，用他为“工正”，②陈完后改称田完。齐国封建生产关系发生较早，到齐景公时，田氏家族已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同公室争夺劳动人手，民众“归之如流水”，③成为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重要力量。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④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族，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形成自然要起一定作用的。
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即位后，利用当时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一九七二年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大、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改革图强思想的一个侧面。公元前五一二年，孙武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同伍员协助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接受了伍员、孙武的扰楚、疲楚计谋，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扰楚国，“楚于是乎始病”。⑤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五〇六年，孙武和伍员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通过它们境内，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袭击，五战五胜，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众，⑥攻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⑦
恩格斯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⑧春秋末至战国初，是由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推广施肥，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手工业、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显然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奴隶的反抗、起义和奴隶战争，此伏彼起，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这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奴隶革命造成的形势下，代表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就是产生《孙子》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就是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孙子》的作者，顺应历史潮流，用当时比较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学说。它在战略上，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命题，在哲学上表露出不少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当广泛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它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
（二）
一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的军事思想是从属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关于战争问题和军队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新兴时期政治上的需要。
关于战争问题《孙子》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参见原文及译文第一段，以下只注明段的号数。）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九十九）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六十四）主张对敌性邻国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它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着重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二）。这五个方面，从前注家们略称为“五事”。《孙子》接着又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二）这七个问题，从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计”。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看作“七计”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那么“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二）⑨这表明《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二十二）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拼死作战而不敢违抗。
《孙子》除了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其他基本因素，对天、地、将、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关于军队问题《孙子》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它关于军队问题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二）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二）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春秋末至战国初新兴的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八十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五十一）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三十二）、“料敌制胜”（七十九）、“通于九变”（六十一）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八十四）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八十）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七十六），要能“与众相得”（六十七），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辅也”（一十七）、“国之宝也”（八十）。当然《孙子》这里说的“智、信、仁、勇、严”（二），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和要求。
《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二）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十九）。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七十六）。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提出“视卒若爱子”（八十一），目的是要使他们去拼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十一），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三）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⑩这就给我们指出《孙子》中最主要的精华，并进一步发展阐扬这句话的含义，给我们作了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示范。
《孙子》把“知彼知己”（二十）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七计”要熟知深究，要估计、比较敌对双方的优劣条件，这样才能在战前从客观物质基础上判明谁胜谁败，才能制订正确的作战方针。《孙子》在论“用间”中，主张不要吝惜“爵禄百金”（一〇〇）以取得敌军情报，指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一〇五），把了解敌军内情看作是决定整个军队行动的一个重要依据。
《孙子》把“知彼知己”贯穿于战争指导的全过程。在战前，它十分重视“庙算”（六）的作用，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六）。在作战中，《孙子》要求从进军开始就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到同敌人接触就更注意观察，并根据各种征候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把敌情判断叫做“相敌”（六十六），并举出三十二例，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七十一）、“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七十三），告诉人们要从敌人的行动中区别真象和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而要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真实的意图。我们知道，战争经常处在纷乱、复杂、多变的情况中，加上敌人的伪装和佯动，比其他事情更带不确实性，因此，通过这样的情况（现象），去分析探求敌人行动的意图（本质），就更加困难而又更加需要了。所谓“相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况判断。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要从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情况中，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能通过情况判断而探索敌人行动的企图。这在思维上说是对任何问题都要通过现象去认识本质，并通过初步的本质到更深的本质。《孙子》的敌情判断，虽是古老而简单的，但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也给当时将帅指出了从复杂的现象中去探索敌人真实企图的方法。
为了判明情况，它还要求“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四十四）。就是说要用心筹算，以求了解计策的得失利害；激动敌军，以求了解敌人的动静规律；侦察地形，以求了解哪里有利哪里不利；较量力量，以求了解哪方面优势哪方面劣势。总之，《孙子》要求在进军、接敌、对峙、交战等战争全过程中，都要查明和判断敌情。
《孙子》还多处论述了“知彼知己”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它说：“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十九）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八十二）还提出“将有五危”（六十五）、“兵有六败”（七十八）。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战争指导者应该了解的彼己双方的情况，了解全面和指导正确的就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所以它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二十）
《孙子》中关于战略原则，包括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也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础的。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十二），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七）。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偏重于讲进攻速胜，不重视防御和持久，是带有片面性的。为了达到进攻速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二十二）。要“并气积力”（八十六）、“并敌一向”（九十四）。这些都是要求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集中兵力。《孙子》对进攻行动要求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五）；要“避实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三十八）；这些突然性都带避实击虚的奇袭和机动作战思想，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五十七）。所谓“虚”，是指敌人的弱点。《孙子》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八十五），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五十三）。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二十八）要造成像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凶猛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然而在被欺侮的国家被侵略时，战略的持久防御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
在作战形式上，《孙子》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它把“伐兵”（十五）放在“攻城”（十五）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十五）。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主张“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十五）（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不以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阵”（五十七），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现。《孙子》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三十一）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必救”（三十八）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子》要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三十五），就是进军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急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八十五），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三十八）了。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三十三）。这就含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意思。为达此目的，就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规律，而不让敌人了解自己的情况和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三十九），这样就“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四十五）了。《孙子》还提出，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二十一），就是先要消灭自己的弱点，立于不败之地，以寻求消灭敌人的机会。而在待机中，就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五十七）。《孙子》还强调“我专而敌分”（三十九），就是要设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力量，能够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三十九）的有利态势。《孙子》提出了造成敌人过失，使敌人陷于被动地位的办法，如“示形”，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五）。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⑪又如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五）等办法，都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人发生弱点，陷于被动。同时自己则保持主动，使自己的进攻像“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三十二）那样锐不可当，能所向无敌，即所谓“兵之所加，如以碫（石）投卵”（二十六）一般。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还强调“兵因敌而制胜”（四十七），这里含有灵活机动的意思。它指出，双方作战，通常是用“正”（二十七）兵当敌，用“奇”（二十七）兵取胜。这种“奇正之变”（二十七），是“不可胜穷”（二十七）的。部署作战要巧设计谋，“为不可测”（八十六），这样就可“巧能成事”（九十四）。它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八十八）要求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换地方，进军多绕迂路，使敌人推测不出意图。《孙子》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十五），即不可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贪利的敌人，则“利而诱之”（五）；对骄傲的敌人，则卑词示弱，使它麻痹松懈。敌对双方兵力对比不同，作战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二十一），即兵力劣势，采取防御；兵力优势，采取进攻。优势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样：“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十六）⑫它还提出对不同的战区（所谓“九地”）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对不同的地形（所谓“六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对特殊情况，则要求作特殊的机断处置：“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六十）它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成水形因地形而变化，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四十七）。
（四）
在阶级社会中，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而斗争、而发展的。它们之间的斗争，始终反映着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春秋战国之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用朴素唯物论为思想武器，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唯心论进行斗争。在这场激烈的思想和理论的斗争中，孙武站在唯物论一方，在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
《孙子》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为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一〇〇）鲜明地指出不可去求神问卜，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做吉凶的推测，不可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而必须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它在“五事”中也讲到“天”，说的是“阴阳、寒暑、时制也”（二），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上，以天命论和反天命论为中心的论争中，《孙子》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和反天命论的态度，在哲学史上作出了贡献。
《孙子》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也表现在本文前面说过的，它把“五事”、“七计”看作战争胜败的基础。它在论有形的力量《形篇》中又说：“……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二十四两）称‘铢’（二十四分之一两），败兵若以‘铢’称‘镒’。”（二十四）也是把敌对双方力量的轻重对比不同，看作胜败的基础。这些都是属于战争问题上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
《孙子》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还表现在它要求战争的指导者，不可从主观愿望和喜怒感情出发，要在判明彼己双方的情况下，再定下打不打的决心。它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十九）否则就会造成亡国杀身的灾祸。所以它告诫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九十九）主观指导，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客观情况，这是对战争指导者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孙子》作了朴素唯物论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⑬《孙子》中表现出来的军事上的辩证法思想正是这样。
《孙子》在论军事中，反映出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涉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范畴。《孙子》所用的范畴，与他同时代诸子各家（孔、墨、老、庄……）所用的范畴各不相同；有些范畴也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家们所用的各有差别。如上文所说的“天”和“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用的范畴多是军事上对立的双方，即我们今天说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相互渗透也相互推移（虽然孙子并未这样讲，当时还不可能这样讲）的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这些都是战争运动中的基本矛盾，贯穿在《孙子》的许多地方。《孙子》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五十）指出“军争”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要求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害”（六十二），即是说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在看到利时，要考虑到还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时，要考虑到还有利的一面。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信（伸）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六十二），告诉人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防止挫折的危险。这些表现了《孙子》在思想上已初具全面观察问题，避免片面性的认识。
《孙子》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兵力配备有虚实，军队士气有勇怯，部队状态有劳逸，作战方法有奇正，作战时间有久速，军队管理有治乱，距离有远近，道路有迂直，计谋有得失，处境有安危等等（这已表明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思想），因此，它能够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例如，它在谈到兵力配备的虚实时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四十）在兵力配备中既有有备的地方，必有相对无备的处所。处处设防，无所不备，就必然处处薄弱，无所不寡。有众必有寡，有实必有虚，总有弱点可找，总有瑕隙可乘（这就含有矛盾绝对性、普遍性的初期萌芽的思想因素）。所以它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四十二）“敌虽众，可使无斗。”（四十三）敢于藐视强敌，乘敌人的瑕隙夺取胜利。同时《孙子》认为自己也会有弱点，所以它又提出要“先为不可胜”（二十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孙子》还看到了“治乱”（三十）、“勇怯”（三十）、“强弱”（三十）、“佚劳”（三十四）、“饱饥”（三十四）、“安动”（三十四）等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它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三十）这就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
《孙子》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变化，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工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三十四）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二十一）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因而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二十一）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篇》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之后，又说：“胜可为也。”（四十二）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么胜利是“可为”的。《孙子》的辩证法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可贵。《孙子》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它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十九）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我“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
《孙子》中辩证法思想的表现，虽然只限于军事领域并且是自发和朴素的，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就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样一部充满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军事著作，我以为应当在学术界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五）
当我们从《孙子》这部古代著名的兵法中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时，必须看到，它产生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时期，有其进步性；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一样是剥削阶级，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农奴、农民处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之中，由于阶级本质的决定，又加上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和消极成分。这里只将其中主要的略举如下。例如：它未能区别战争的性质，而且公然主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五十四），“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八十六），这是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当时的兼并战争，是诸侯列国争夺土地和霸权的战争。《孙子》之不指明战争性质，客观上正是掩盖这一兼并战争的本质。在作战问题上，书中也有不少消极的因素，例如它虽讲过“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三十五），但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其实，如能出敌不意，则倍道兼行，风雨无阻，往往能取得意外胜利。它消极地主张“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五十八），“归师勿遏，围师必阙（一作“遗阙”），穷寇勿迫”（五十八）。实则高陵有时可向（即仰攻），背丘有时可逆（即正面攻击），归师有时可遏，而为了全歼敌人，一般地围师就不能缺，穷寇就必须追。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孙子》中含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例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⑭又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⑮这就告诉我们，战争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这时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十四）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某些局部敌军的投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其实也只是战的结果。再《孙子》把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展变化过程看作“终而复始”、“死而复生”（二十七），对军事上的“奇正相生”（二十七）看作“如环之无端”（二十七），把事物螺旋式的发展运动，看成简单的循环，这就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又《孙子》在论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比较注意“量”的不同和变化，较少注意“质”的不同和变化。上述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的表现。
在历史观方面，《孙子》是倾向唯心论的，它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十三）。轻视广大兵卒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它主张“愚士卒之耳目”（八十八），把兵卒看成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八十八）。这些都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表现。
《孙子》问世以来，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当前情况与《孙子》成书时代已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战争，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应该首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总结我军二十余年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认识，掌握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同时认真观察今天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以便从新的实际出发研究新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以中、远程导弹和各种核弹头为主，更辅以航天技术等被称为核时代的新武器纷纷出现，和“二战”前“轰炸”、“炮击”，都以常规火药为主，在武器发展史上是一大转折，并在继续发展中。许多新武器紧密结合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以物体自由落下的加速度迅猛发展，愈到近几年愈加快其速度。各种新式导弹和不同的小型化分导核弹头、各式新型飞机不断出现。其他常规武器也日新月异地大大改进以至改革。武器技术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于是人们对未来大战议论纷纭。其中不少危言怪论，想用恐吓、敲诈等手段欺侮无核或少核国家。有人说：“核战争会灭亡人类。”我们历来对核大战是反对的，但我们不相信“核武器会灭亡人类”。全世界人民都在觉醒中，人民迟早会消灭核武器及其他任何杀人武器，直至最后消灭战争，这是历史辩证法发展的必然规律。有的叫嚷现代常规武器的发展，即使不用核武器也能毁灭一片国家。这也不过是吓人的话，任何威力强大的进攻武器，自身都有内在矛盾，自有防御它的武器和方法。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中，所谓“无敌航空母舰”不是被炸起火了吗？黎巴嫩之战中，复合护甲的坦克不也被击穿了吗？这是战争实践的证明。还有人认为新型武器的出现，一切军事原则都不中用了，连“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名言也过时了。这是在战争问题上的一种唯心论的反动。我们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武器，都不会也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依然是真理。“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产生它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分不开，这是经过历史无数次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真理，无论使用什么新武器都不会改变的。战争有它的客观规律。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无论哪种国家，经济总是社会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由政治所决定，为政治的继续。政治在战争中并继续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会改变的。
另一方面还有另一个极端，对新出现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认识不清。从有战争以来到大约十八世纪末上了刺刀的步枪代替使用刀矛的白兵战（用刀矛弓箭打仗经历约五千年），开始了新的火器时代，这是第一次转折，火力战到“二战”为止（不到二百年），使用的都是火药。“二战”后各国相继以喷气式飞机代替螺旋桨飞机，到现在不过短短三十八年，以洲际导弹或中程导弹装上多头分导式氢弹头为主的核武器，加上常规武器由制导技术、烈性炸药，各兵种全部机械化、摩托化，与“二战”前比大不相同，成为第二个转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它虽不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却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重大的多方面的改变。⑰瑏瑧我们只略举几个简单的主要的例子：（1）由于侦察器材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伪装和隐蔽的概念；（2）由于进攻使用的新武器的威力，使防御的概念以及布防、构筑工事等具体工作都必须作新的修改；（3）由于夜视器材的普遍使用，以及无线电侦察，使夜间训练必须有新的措施；（4）由于步兵摩托化、工兵机械化、摩托化……都能紧随坦克之后实施突破合围，加上战斗直升飞机的大量使用于空运，气垫登陆艇用于登陆，使现在的运动战概念不能不有新的改变，组织战斗、战役也必须有新的考虑；（5）无线电通讯中破密与反破密的斗争的改变有重大意义；（6）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电子战成了一个新的课题；（7）由于诸兵种各有各自的装甲单位，民兵的游击活动就要有新的能击破装甲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才能进行新的人民战争……所有上述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变势必引起军队编制、后勤、卫生以及训练等的改变，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从新的实际出发，研究当前发生的新问题，正确认识和积极改进我们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工作。这样才能加速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才能使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顺利进行。
这本《孙子译注》作品再版，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对军事研究的兴趣，关心国防现代化建设。以上对《孙子》的初步介绍，粗浅不当之处，对今天新情况讲得不够、不对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这次再版，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郭化若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改版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再版稿
【注释】
① 《孙子》在宋代即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以下简称《武经》。所谓“七书”，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七部古兵书），号称“兵经”；约在七世纪，《孙子》就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捷、俄等文译本，受到外国军事界的重视。
② 工正：掌管手工业奴隶的官。
③ 《左传》昭公三年。
④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陈无宇之子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子孙因乱奔吴，孙武为吴将。又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齐田完（按田氏原姓陈氏）字敬重，四世孙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字起宗，齐卿。冯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⑤ 《左传》昭公三十年。
⑦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按：“北威齐晋”当系指公元前四八四年艾陵之战，吴军战败齐军；公元前四八二年黄池会盟，吴国夺取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⑧ 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六二页。
⑨ 民弗诡也：十家注本作“而不畏危”，今依竹简作“民弗诡也”，译作“民不敢违抗”，似较切合当时的阶级关系。
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一六六页。
⑪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一九三页。
⑫ “十”和“五”：这是《孙子》用以形容优势兵力的概说，并不是具体的规定。
⑬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二七八页。
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一五五页。
⑮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二卷，第四四七页。
⑯ 《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一页倒数第一行至第七二页前三行。
⑰ 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暴力论”（写于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六月）时就指出：火药传入西欧“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马恩选集》第三卷，第二〇六页）。那讲的是由白兵战转为火药战的第一个转折。将来如果发生战争，交战国势必实行义务兵役制，征集来的新兵是恩格斯所说新的士兵成分，加上新的战斗武器，所以在第二个转折中作战方法必然会“整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