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京文化学社曾刊行胡适君《白话文学史》讲义稿。该稿近经胡君根本改编,遂为此书,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页,每册定价一元七角,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内容起汉迄中唐,为十六章,都二十余万言,其中诗文选录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这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盖以白话文学为主体,而传统文学为背景云。此书之主要贡献,盖有三焉。

(一)方法上,于我国文学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谿径。旧有文学通史,大抵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辞典之糅合;若夫趋势之变迁、贯络之线索、时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于此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学史上作家所未尝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组织,以便于一般读者之领会也。

(三)新考证、新见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页所举王梵志与寒山之考证、白话文学之来源及天宝乱后文学之特别色彩等,有极坚确不易者。至其白话文之简洁流畅,犹余事也。

然吾人读胡君之书,认为有可商榷者数端。

(一)本书名“白话文学史”,吾人一顾其名,便不禁追问白话之定义。胡君曰: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那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摈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页)

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其间是否可有轩轾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视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

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

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准此以观,则《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之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皆非白话,而宋词亦非白话也。且如胡君之标准,何以翻译佛书可入白话文学,而《世说新语》却不及格,而当为“僵死文学”。又如: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曹植《名都篇》,见六五页所引)

可为白话文学,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绿波。(《洛神赋》)

其晓畅及可解之程度未逊于前,何以却不合格,而当为“僵死文学”?以上不过略举一二例,亦可以见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观也。

(二)由上节之说,则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注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不在此处讨论范围。)然胡君谓其在汉武帝时已作古矣,则请闻其说。胡君曰:

汉武帝时,公孙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四页)

然胡君在隔三章后,却又曰: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诏……又如元凤二年诏……这竟是说话了。(四六至四七页)

夫前言汉武帝时之诏令已文笔艰深,以证明古文之已死;后却言直至昭、宣之间,诏令尚是明白如话。夫上文所引昭、宣诸诏,犹是古文也。胡君之说,岂非自相矛盾哉?实则公孙宏〔弘〕之所谓“尔雅艰深”,似指内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时,虽有“文学掌故”而诏令仍明白如话也。察胡君致误之由,盖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盘庚》《周颂》固为古文,《论语》《左》《国》《史》《汉》亦为古文(别于当时语体)。古文为之而简洁,固可使明白如话,如上所举三诏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虚浮之词藻、矫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极力攻击也。

(三)论及我国故事诗之兴起,胡君谓:“建安、泰始之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悲愤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故事诗之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而此杰作即为《孔雀东南飞》云。按蔡琰《悲愤诗》实后人依托之作,苏轼仇池笔记》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已先后疑之矣。考《后汉书·列女传》,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虏所获”。兴平元年距董卓之诛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虏乃在董卓诛后,然自愤诗乃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是谓琰乃当董卓强迫迁都时,为其手下胡兵所虏,显与事实不符。吾人固或当疑《后汉书》所记有误,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极推崇蔡邕,辟之高位,岂有其爱女反为董卓手下兵所虏之理?即或误被虏,亦何难立赎之返,而任其羁留?可知琰之被虏必在父死之后,而蔡邕之见杀于王允乃在董卓伏诛之后,故知蔡琰必不致当迁都时为董卓兵所虏,而《悲愤诗》为伪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没胡虏,曹操以盖世之雄,挥金营赎,其事颇喧动一时。流传既久,真迹略晦,好事文人竞托其辞为诗歌,故有五言《悲愤诗》、七言《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种出现于刘宋之前,故范晔《后汉书》得采之入传。

魏晋之际,叙事诗最长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过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长者如《悲愤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时之产物。就长篇之叙事而论,《悲愤诗》差可与《孔雀东南飞》比,而《秦女休行》两篇则非其伦也。故《秦女休行》而后有《悲愤诗》(大约晋宋之交),《悲愤诗》之后有《孔雀东南飞》(大约宋齐之交),诗体进化之渐则然也。胡君误认《悲愤诗》作于建安,遂断定建安、泰始间长篇叙事诗出现之时机已到,又信《孔雀东南飞》为此时之产物,以为恰与前说谐协,然《孔雀东南飞》之为晋宋以后、梁陈以前之作,今殆可断定。

胡君书中关于《孔雀东南飞》时代之考证,曾提前在《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第四、第九期发表。在今书出版之前,张为骐君曾为《〈孔雀东南飞〉祛疑》一文(见去年十一月《国学月报》二卷十一期)反驳之。张君(1)以诗中“交广”之分,证明其不能作于吴孙休永安七年以前。(2)以下官之称,证明其作于刘宋以前。(3)以青庐之名,证明其作于北胡侵入以后。吾人认为皆极确当,惟张君举诗中仪作玄〔支〕韵,又云魏文帝诗已如此,此点与胡君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中(去曹丕之死不远)之说并非不相立,故此证可不用。此外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又张君断定诗中“华山”二字决非地名,而用宋少帝时《华山畿》之典故,惟未举出理由。吾人窃以为本诗中有同类之例,可为佐证。其叙焦母语仲卿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此处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中之典故,而作为此时实有之事,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之用《华山畿》典故,正为同类。然胡君尚没法躲避考证上之攻击,故曰:

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一○○至一○一页)

往者黄节君答陆侃如,亦曾为与此略同之说(原函见《国学月报》)。然但就此假说本身而论,实极含糊,而使其“《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一语之意义亦因之飘摇不定。胡君所谓“增减修削添”,其程度上果何如耶?或原作不过二三十句,如《秦女休行》之类,至齐梁而增成现今之形式,此亦胡君之假说所容许也。审如是,则毋宁谓其作于齐梁间乎?且就诗体之进化而论,此假说实不如谓其作于齐梁间之为优也。

胡君又反问曰: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一○二页)

此实极无理之反问。吾人请同样反问曰:“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候,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曹子建之诗又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夫彼故事,若著于琐记,吾人不解其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后;不然,播为民间传说(不取诗歌形式),吾人亦不解何以不能传至二三百年以后。胡君受主观影响之深,有如此也。

(四)胡君以诗与人间生活相距之远近,而定“李杜优劣”,此标准未免偏于写实的与实用的,然见仁见智,随观点而殊,吾人不必多论。惟胡君论李白之人格,则未窥其真,胡君谓:

李白虽作乐府歌词,他似乎不曾用此作求功名的门路。(二八三页)

他似乎不屑单靠文词进身,故他的态度很放肆,很倨傲,天子还呼唤不到他,高力士自然只配替他脱靴了。(二八四页)

他始终保持他的高傲狂放的意气……他这种藐视天子而奴使高力士的气魄,在那一群抱着乐府新诗奔走公主中贵之门的诗人之中,真是黄庭坚所谓“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了。(二八五页)

是未免将李白理想化矣。

其实李白未尝不“弹铗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虽不称情,亦既为之矣。王门之与公主中贵之门果何异耶?其上贵官安州李长史书:“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幸乞详览。”(本集卷二十六)其上韩荆州自荐,亦言:“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若赐观刍荛……退归闲轩缮写呈上。”其以诗词为“求功名之门路”明矣。然犹未考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之自卑也。白于裴氏:“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因上此书,历言已学如何博、才如何高、品格如何优、声名如何大,末言:“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遂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吾人亦认此种词语带有几分conventinality,然岂亦豪放之“人中凤凰麒麟”所肯出耶?

然则遂以李白为无耻之猥人耶?曰又不然。盖以诗文为进阶,趋权贵以求用,乃当时普遍之风习,李白亦无例外,亦犹其醉后“天子呼来不上船”,命“高力士脱靴”为盛唐“解放之时代”(参看胡书二六四至二六五页)所不为骇怪。等是不能用以判断其人格之全体。李白之所以比较高上者,在其“曳裾王门”而“不称情”耳。此种内心之冲突,乃天才者(包括道德的天才)之所以异乎流俗人,而亦其痛苦之源也(注:吾非谓有此种冲突,则其行为之高下可不论)。且李白内心之冲突,实不止高傲之与卑抑,出世之与入世亦其一端也。胡君谓:

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他是个出世之士,贺知章所谓“天上谪仙人”。(二九二页)

并引“我本楚狂人”一诗为证,并谓“这才是真正的李白”。诚然,彼有时实持此种态度,然有时却与此相反。当彼谓:

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

或谓:

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时,其中心之诚恳,正如其谓“我本楚狂人……”时,胡君以其为应酬赠答诗中之套语,盖未知李白也。试观李白假其友人之口自述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蚪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持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制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本集卷二十六)

其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何尝多让?不然,彼何为汲汲然献诗大吏,曳裾王门,何为而附助永王璘?毋亦不奈一点入世之情耳。盖李白一生实为无穷之冲突,欲遁世而心不甘,欲入世而时不遇,彷徨飘摇,莫适所可。杜甫赠李白诗所谓: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此十四字,写尽李白之心境矣。冲静闲逸之隐士生活,李白盖无福消受也。质之胡君,以为何如?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8期,192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