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新文化运动之口号之一曰“一切重新估价”,此口号应用于历史上则生两种效果:一则务唾辱旧日所尊崇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倒偶像”;一则务推奉旧日所鄙夷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抱不平”。此一抑一扬之间,饶有立异标新、震骇世俗之资料,而其事又极易也。何易乎?取一家之书,东抄一段,西撮一句,加上易卜生行为派、科学精神、实验方法等字眼,加上光芒万丈(不足则益以十万丈)、前无古人等考语,而“造时代”(epoch-making)之书成矣。岂不易乎!此“大某某家某某”之所以日多也,其中之一为袁枚

素痴曰:予读杨鸿烈君《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国学小丛书》,定价八角)之结论一章,而不知何以自处也。杨君之言曰:“说到(袁枚)先生的学识方面,除非是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号的大学者,才敢说先生有些微小慧、无甚学识的话,其余最大多数如著者一样的人,早已经五体投地、钦佩无极的了。”呜呼,予将“五体投地钦佩(袁枚)无极”欤,抑将自命为“有神怪魄力的天字第一号的大学者”欤?二者俱不能,则将何以自处欤?虽然,此种私人之困难,非杨君所暇顾及矣。杨君精神之所注,已于其“开场白”中(原书第一页)说明矣,曰:“记得胡适之先生第一次给我的信有说,我是爱打抱不平的,生平最喜欢表彰那些埋没了的学者和文人。”杨君此书,首导言,次年谱,又次袁枚思想之根本,以下则述其“人生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教育学”“民俗学”、食物学,非袁氏不能为尔许“学”,亦非杨君不能述尔许“学”也。

不知学术史之大势,无充分之学术史常识者,不足与言一家之学。以不明一家在历史上之地位,则无从评判其价值,必致“见橐驼言马肿背”而动辄“五体投地”为过劳也。杨君推崇袁氏对于宋儒“去人欲存天理”说之攻击,以为戴震以前之惟一人,一若其发前人所未发者。不知宋儒窒欲之说在清初已成强弩之末,陈乾初、费燕峰辈已明揭反叛之旗,而代以适情瞰节之说(参看黄梨洲《南雷文定陈乾初墓志铭》及费燕峰《弘道书典论》)。袁氏纵未必直挹其余流,亦不过时代精神之后来的展现,何足大惊小怪。且袁氏决非深澈自忠之思想家也。盖其人薄有聪明,少年得意,席丰履厚,放纵自恣,与俗同污,淫荡无耻,则借情欲神圣之说以自解自文。然犹未足也,则昌言曰:“妇人从一而男子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阳而抑阴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贵清而贱浊。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求其说之根据于良心、于理智而不可得,则归之于先王之深意。呜呼!先王,先王,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然今之所谓大思想家,所谓“解放思想界的束缚,尊重思想的自由”者(原书一四九页),固如是也。然此犹未足也。先王之深意不过抑阴扶阳而已,何以解于“两雄相悦,数典殊稀”“若从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之说欤?毋宁曰:先王之深意,扶我袁枚,而抑其余人类也。尤有妙绝言说者,杨君于原书第一四九页称颂袁枚“解放思想界的束缚,尊重思想的自由”,第一五一页却引袁枚诘难友人之言曰:“先生来书尊皇上为尧舜。尧舜之言,先生又不以为然,何也?”吾亦为复一声曰“何也?”

杨君曰:“袁先生所有对于文学的各种见解,在中国可谓独具只眼、光芒万丈的了。”读者请拭目一观万丈之光芒:

且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写口吻为工。……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皆其体之所以卑也。……此处不暇论纲常名教而先论文章体裁。

杨君之引此文(原书第六五页)旁加密圈,具见其五体投地。依袁氏光芒万丈之见,一切文学体裁皆当为主观的、抒情诗的;一切客观的文学,如戏曲(推而至于小说之不带自传性质者及史诗)之类,皆当拉杂摧烧,而莎士比亚及莫里哀及歌德等辈首当请出文学领域外矣。懿哉!曰然则袁氏反对八股文非欤,曰袁氏之反对八股文是,其所以反对之者则非。夫八股文之所以卑者,非由其代人立言,乃因其题材之限制、格式之限制及目的之贱耳。试读《桃花扇》中柳敬亭为左良玉讲《大师挚适齐》一章,何尝非代人立言,何尝不与八股同类?然却慷慨动人,为书中精彩之一段。语其实,一切纯粹文学大半为代人立言(即自传体亦非例外),而有赖于“描写口吻为工”。充袁枚之说,则文学只能限于写景与自白,古今论文之荒谬未有甚于袁枚者也。

杨君述袁枚论诗,极力推崇其以“爱情为诗的生命”(第一七八页),实则袁枚只知有淫欲,乌知所谓爱情!其所口笔不离者,赠妓弄妾之秽作,“桑间濮上之变风”而已(变谓变女为男也)。夫中外情诗之伟大者,在其能净化,能理想化耳。至若袁枚所作,不过下等之眩惑,而章实斋所谓“导欲宣淫之具”而已,何足以言文学!

袁氏虽卑鄙,然犹不敢尽背健康之正论,故其说诗教曰:“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虽曰“不过”,犹不能不承认其为“一端”也。而杨君之述此论,则谓袁枚“论诗的功用,只在心里的愉快”(第一七七页),不亦厚诬袁枚欤?

杨君谓袁枚“最反对那个在中国史学界如天之经、地之义的垂训主义”。按袁枚并非反对历史可垂训戒者,故曰:“史者,衡也、鉴也,狭曲蒙匡也。国家人物政事则受衡受鉴,而盛载于蒙匡者也。”袁氏所反对者,叙述外之“褒贬抑扬”耳,此则四百年前郑渔仲已摈斥之,而早已不成“天之经、地之义”。袁枚不过仍袭成说,而杨君盛称之,此又“见橐驼言马肿背”之一端也。

其附会可笑者,举两例如下。

(一)杨君于袁氏论“今之经,昔之史也”一段下,附言曰(第二○二页):

这“六经皆史”一句话,胡适之先生诠释得最好。“我们必须先晓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晓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这里也可借来说,“既然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而古经都是先王所传的言,故皆有史料的价值”。

不知盈天地著作皆史,章实斋曾有是言,故胡适之诠释是也。袁枚则但言六经皆史,而未言一切著作皆史,安得以部分该全体,而断定袁枚之前提亦与章氏相同。

(二)袁氏云:“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非爱其亲也,爱其乳也。……今将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扩充之,则徒近乎告子食色为性之说,而与圣道愈远。”杨君释之曰:“以告子食色为性之说当做与圣道愈远,这样说教育能力之大,其植机颇得近日最时髦的行为派心理学的根据。”(第二六八页)按袁枚否认爱亲为良知,而未尝否能爱乳为本能也。其反对告子之说者,盖误认告子之所谓性有善的评价之意义,非以求乳为后天教育的成绩也。此又可见作者比附阿谀之殷,急不暇择也。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