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山大学近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其规模略仿旧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印行周刊,其体例亦仿旧日北大研究所周刊。该刊以去年十一月创刊,至现在止,吾人所得见者共有五期。撰述人多为校教授,虽取材间或不甚紧严,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线上之刊物也。就所见五期中,可注意文为下列之四篇,兹一一略加评骘。至第三期中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则已见《清华学报》四卷二期,本刊第二期业已论及。

评顾颉刚《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顾君此文大意,谓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因为那时四海之内有九个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说”,因断定《禹贡》为战国时所作,并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云。此文傅斯年君曾有评论(见该刊第二期),指出小节之错误甚多,兹概不赘述。然顾君此文尚有数大谬误,为傅君所未见及者。

(一)三代王畿之狭小,自是事实;然王畿与全国境域不容混为一谈。春秋以前,王朝之势力及其与长江流域诸国之关系,吾人决不能据春秋时之情形推断,因国势之消长及领域之伸缩为历史上所恒有事也。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器物上及史籍上证据凿然,乌能抹杀?

(甲)齐侯镈钟:“虩虩成唐(汤)……有敢(严)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乙)《商颂·玄鸟》:“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丙)《商颂·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丁)《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九州之戎。”

(戊)《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传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己)《国语》:“共工氏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左》《国》之文,顾君自可指为战国人之臆则〔测〕;然《商颂》、齐钟,岂亦战国人所伪造欤?(《商颂》,据王国维所考,乃西周中叶人所作;齐钟从字形上推定,亦春秋时物。)如是普通之证据,曾不覆按,而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悉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二)顾君谓:“《商颂》里说‘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仅仅千里,那时天下是这样的小。”顾君于《商颂·玄鸟》中如此浅白之句,竟未能通其义,真足使人骇讶。按此段全文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说文》:“畿,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然则畿乃国境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部也。此言四海,非指四海之本身,乃指四海以内之一切国(故云“来假”),四海正与邦畿相对,谓邦畿以外,四海诸国皆来朝献也。若以邦畿与四海为一,则不独文字上无此诂,且原文竟不可通矣。

(三)顾君谓秦汉以后武功之低落,在思想上以儒家德化之说为重要原因。关于此点,吾无间言。然顾君于汉元帝从贾捐之议弃珠崖之事,谓“这种宽洪的度量……秦始皇、汉武帝一辈人都是不会有的”。此点虽无关大体,然此言实乖历史常识。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远略,其罢轮台设尉之议,实与元帝之弃珠崖同调。故班固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赞)读者或顾君如欲知此诏,可检《汉书·西域传》“渠犁城”条,兹不赘引。

评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该刊第五期)

顾君此文略谓以圣人为理想中最高之人格,始见于《论语》。孔子只以君子自居,未尝以圣人自许。孔子卒后,因其人格之伟大,世人之期许,及门弟子之宣传,遂成为圣人。战国人渐加附会,视为能未卜先知之人。及汉代纬书,则直以孔子为神怪之人物。此皆非孔子所及料者矣。

此文大体上极允当,然亦有谬误。如云,“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治,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实则就《论语》考之,孔子救世之热情,初未尝减于孟子。(不过其时游说之风未盛,故《论语》中无如孟子游说人主之辞耳。)试观时人对孔子之批评,微生亩则谓“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毋乃为佞乎?”石门之晨门,则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孔子之自期,则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后晚年不遇,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以上仅就记忆所及者举之,若取原书逐章寻索,必不止此。又如《佛肸》《公山》及《子见南子》三章,以崔东壁指为伪,兹不引。何得谓孔子“政治的意味很少”?

胡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该刊第一期)

胡君此文乃节译瑞典学者珂罗崛伦(B.Karlgen,其汉文名曰高本汉)之作而间有评论,珂氏之书今已有译本(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君之评论亦有极不中肯者,如云,“用K(指珂氏)比较周秦西汉的文字结果,我们可以得恰相反的结论。……如果周秦西汉古书中没有和《左传》同样的文法,那么,我们不可以说《左传》是西汉晚年的作品吗”。不知珂氏之不采此结论者实自有故,因彼在前篇已证明司马迁确曾见左氏之书,且采用之也。

评余永梁《粊(费)誓的时代考》(该刊第一期)

余君此文谓《书·序》以为《费誓》纪伯禽时事者谬,此篇乃鲁僖公时人所作,纪鲁僖公时事者。其主要证据:(1)从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称徐为“徐方”,而《费誓》有徐戎之名,显为春秋时人语,又《费誓》文体与《秦誓》同,《秦誓》作于鲁僖公时。(2)鲁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见《左传》及《诗·鲁颂·宫》),而费地与《宫》所纪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证极精细,然其结论似尚未十分稳固,因第(1)证据只能证明《费誓》作于春秋时,而不能证其所记为春秋时事;第(2)证据只能证明鲁僖公时亦有伐徐戎而用兵于费之事,不能反证伯禽时无同样之事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后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据后者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