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来稿)

梁任公考证《老子》一书(见《哲学杂志》第七期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谓为非与孔子同时之老聃所作。(原文结论甚笼统,惟中谓“仁义”两字为孟子专卖品,不应为老子所道,是认老子为在孟子之后。)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不揣鄙陋,谨述管见。

兹于讨论梁先生所考证之先,有应研究者二事。

(一)《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夫孔子以前,学术为王官专掌,安能有并行之道?然则孔子之为此言,当时必有与孔子并行之道可知。今考孔子之时,舍老子外,并无与孔子并行之道。若谓老子在孔子后,则孔子安得有是言?

(二)庄子学术与老子极有关系。而《庄子》书中所称老子,明明与孔子同时。《天运》《天道》《田子方》三篇所言,又非荒唐神怪,不近人情,安能因书中有寓言,而一概抹杀,谓为不足据?若然,则《天下篇》所举诸子亦属子虚耶?且信如梁先生所考,老子年代既约在庄子先后,庄子果何因而必提高孔子后百余年之人而为孔子先辈?如以为欲尊老子而抑孔子耶?然当时之人,谁不知老子在孔子百余年之后,而孰信其言者?庄子岂不知其言之必不能达其目的?譬如居今之世,有欲推尊一人者,而曰此章学诚之先辈也。虽至愚者不出此。况《天下篇》称述老子而赞之曰:“古之博大真人。”使老子与庄子同时,或去庄子未久,则庄子不当以之为古。

今就梁任公所考证者,一一讨论之。

梁先生第一证引《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公玄孙假。假仕汉孝文帝,假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而谓“魏为列国,在孔子卒后六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十三代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老子的八代孙与后辈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夫《史记》之文既自相矛盾若此,则老子为孔子先辈与《史记》所载老子世系,二者必有一真,必有一伪。果何据而谓《史记》所载老子世系必可信?如以为老子之后,至汉犹存,为史迁闻见所及,故较可信耶?然吾观《史记》疑老子为百六十岁或二百岁。夫使老子而为百六十或二百岁,则其五六代孙或至七代孙当及见之,与八代孙相去非遥。苟史迁闻见所及者而真为老子之后,则此等事而实有耶,当时不应有此疑惑。而无耶,当时尤不应有此等神话。更就梁任公以为老子在孟子后而考之。自老子之生至汉景帝时,至多不过百六十年至百七十年。依《史记》所载八代计之,每代相传年数,平均至多当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律以古人三十受室,似无二十至二十一岁而有子之理。况以孔子较之,自孔子之生至汉景帝时,凡三百八十四年,以十三代计之,每代相传之年数平均适三十年,与古人三十受室之事实相符。而较之老子每代相传年数,相差三分之一。信如梁先生所考,殊不近情理。

其第二证云:“孔子乐道人之善。(中略)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墨子、孟子都是好批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不至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别的书不知何所指,如指六经耶,则六经皆孔子赞述旧典,何有称道老子之机会?如指《论语》耶,《论语》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因书中有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事),安能无遗漏。墨子去老子未久,且为宋人,而老子至关著书,以其时书籍传播之难,墨子之不及见亦何足异。至若孟子之未尝批评老子,更何足据以疑老子?考孟子略与庄子同时(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而孟子见梁惠王时,王称之曰叟,则孟子亦较庄子为老也)。《庄子》书中盛称老子,而孟子独不知有老子,非固陋而何?且《庄子》书中亦未尝一批《孟子》,然则《孟子》亦非孟轲之书耶?

第三证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可信。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那五千言精神恰恰相反。”考老子为周之史官,于周之典制知之最详,故孔子问之。《礼记》所记五段谈话,只可证明老聃为明礼,而不能谓其必拘谨守礼也。例如或就一反对耶教之人问《圣经》内事实,其人据实直说,然则吾人本此即可证明此人为信耶教者耶?

第四证云:“《史记》一大堆神话,什有八九是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合而成。(中略)庄子寓言什九本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能确定。”梁先生所谓神话,未审定义如何。以吾观之,《史记》此传中为神话者不过二处:(一)“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二)“或言儋即老子。”此外更无神话。而此二语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庄子》所载孔老时之可据,前已言之,兹不赘。又《庄子》书中所言,老聃自老聃,老莱子自老莱子,有何主名不能确定。惟《史记》疑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是否一人耳。

第五证云:“从思想统系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中略)太不像春秋时人说。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影响,何以于《论语》《墨子》《左传》里头,找不出一点痕迹?”吾谓孔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继续其同方向之动者也。老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生反动力者也。于思想统系上有可疑,若论当时人何以不受其影响,吾当仿梁先生问胡适语答之曰:古代印刷术未发明,交通不如今日之便,书之传播甚难。一个人的言论,好容易影响到别处。又况老子主出世,著书即隐,未尝栖栖皇皇,求行其道,与列国既无关系,《左传》何从称道之?墨子如上所言,既未必见老子之书,更何从生影响?《论语》既不能无遗漏,其不能寻出影响之痕迹,亦何足异?

第六证云:“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凡三处。这样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考楚于春秋已僭王号,拥兵强盛,时存迁鼎之心。老子楚人,受环境之感触,其用王侯、万乘之君等名词,亦理之常。若“仁义”二字,既非孟子所创,何得谓孟子以前不能有人将之对举?若“必有凶年”“荆棘生焉”等语,皆极甚之形容词,即王充所谓增之,岂必实有其事?况老子之为此言,岂必感于当时?读《武城》“血流漂杵”之言,不更甚耶?又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申不害之学本于老子。史迁之时,其书尚存,似当可据。然则老子必在申不害以前。即就申不害考之,申不害相韩,在三家分晋后二十五年,前孟子数十年,去马陵、长平之战百余年,更安能执此疑老子?至若上将军一语,其全文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此乃阴阳家之言,与老子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且与下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为后世方士附益,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已言之)适相邻,其同为后世附益无疑,不能执此以疑老子。以上皆梁先生考证老子之失也。

原载《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