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以智的思想特色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晚年为僧时号无可，又称愚者、药地、墨历、木立等，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清初的卓越思想家。早年所著《通雅》《物理小识》中反映他渊博的历史文化修养与自然科学知识。晚年他的《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周易时论合编》等哲学著作，则包含着深刻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方以智生于一个“四世传《易》”的家庭。曾祖方学渐（字达卿），诸生不仕，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镇（字君静）著有《易意》。父方孔炤（字潜夫）著有《周易时论》。方以智本人则著有《易余》。
《易蠡》《易意》今均未见，但其中言论被编入《周易时论合编》中，《合编》中的“蠡曰”，“意曰”即是二书的引文。从内容看，二书仍不脱以义理解《易》的范围，缺少象数学的痕迹。而从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开始，方氏《易》学表现出象数学的特色。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八《极数概》中，潜老夫（即方孔炤）说：
黄石斋曰：“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著……历律象数，圣人所以刚柔损益之具也。”余同西库而信之，归学邵学。殚力不及，以命子孙。
当时黄道周因劾杨嗣昌夺情入阁，方孔炤则因任湖广巡抚调遣失律，二人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同下镇抚司狱。在所谓西库中，二人同研《易经》象数学。
方以智在《时论》后跋中也说：
家君子（指方孔炤）……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楚相（指督师杨嗣昌），被逮。时石斋（黄道周）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翛然相得，盖无日不讲《易》朝夕也。
由于这一契机，不但方孔炤从事象数学的钻研，方以智也在此时接触到黄道周的象数学思想。《周易时论》十五卷连同《图象几表》八卷合编二十三卷，后在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刊成，便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成果。而方以智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位象数学家，表达出精湛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除了受其业师王宣（字化卿）的影响外，与黄道周的《易》学是极有关联的。《周易时论》中不但多处引用黄的理论，《图象几表》中也转引了黄道周所创制的《易》图，以《时论》与黄道周《易象正》合参，可以详悉其间的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五·易象正》提要说：
此书及《三易洞玑》（亦黄道周著）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
而方以智的象数学也自称来源于“杨（雄）、京（房）、关（指关朗，北魏人，著《关氏易传》与《洞极真经》）、邵（雍）”（见方以智《时论》后跋） 。这指出象数学派的学术渊源系统。
象数学中有不少迷信的糟粕，也有自然科学的萌芽。方以智在《物理小识·总论》中说：
智每因邵、蔡（元定）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
这反映出他的学术中既有象数学的因素，又有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由于他“极事通变”与“善于统御”，方以智对自然科学知识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达到的一定理解。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自序》） 和“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同上《总论》） 的命题。这些应视为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结合起来所取得的成就。
对于传统理学的评价，方以智早年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在《通雅》中，他引证说：
二无公曰：今谓宋儒与晋清谈同科，过矣。伊阳守礼严闲，而文人尚洒脱，经济言权变，故龃龉耳。（《通雅》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蜀、洛则争，子瞻之服濂溪，何如耶？（同上）
胡安定教学分科，王安石选材以验古今，皆一法也。（同上）
以上说明方以智早年继承家学，对理学家有一定的肯定。上文“二无公”指明末常州人张玮，“伊阳”指程颐，“文人洒脱”指苏轼等人，“经济权变”指王安石等。诸人在方以智论述中看来并无轩轾，甚至称胡瑗与王安石有相同之处，这些反映出方以智学术中的调和色彩。
对于朱熹，方以智也有所称引，他说：
朱子曰：“时时穷理，之谓居敬。”终身考究事物不厌。（同上）
方以智在《浮山文集》的《相道》一文中又说：
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毕矣。
关于政治理论中的“公”和“明”本是一般原则，任何学派都会提出。对朱熹此语，方以智是肯定的。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方以智与理学家便发生了歧异。
朱熹的“公”“明”，在周惇颐《易通》中也有过阐说。《易通·圣学》第二十章中说：
明则通，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章中说：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
周惇颐的“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一句反映出道学先生迂阔的学风。在对事物的接触中，必然发生矛盾。必须解决矛盾，才能进一步得到认识，而“能疑”就是能发现事物的矛盾。在这方面，方以智的方法论与周惇颐完全不同。他说：
博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通雅·自序》）
又说：
因前人备列以贻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岂可没哉！（同上）
这虽不是针对周惇颐的，但反映出方以智思想方法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对于理学家的修养方法，方以智早年也曾加记录，如说：
白安石（名白瑜，方以智早年业师之一）曰：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极也。（同上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这是程、朱的传统修养方法，方以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对于读书的对象，方以智则能看出理学家的缺陷，而加以指出。他说：
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同上卷首之一《音义杂论》）
这个论断十分中肯。所谓“宰理”，指社会政治思想和个人修养的方法。《通雅·文章薪火》中说：“专言治教，则宰理也”。又说：“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又说：“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同上卷首之三） 。这是方以智的学科分类法。所以，他在《青原志略》卷三中，又指出“宰理”为“仁义”，“物理”为“阴阳刚柔”，而“至理”为“所以为物者也”。
对于理学家来说，他们只讲修、齐、治、平，讲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理、气、心、性等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哲学，对此方以智加以抉出，是有识见的。他又说：
历数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勿问，故秩序变化之原，不能灼然。（《物理小识》卷一）
又说：
穷理见性之家反不能详一物者。（同上《总论》）
这既指出理学的弊病，又反映出方以智本人的学术途径。
历数、律度指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早在宋代，理学家便不加重视。他们说：“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 [1] 。
理学家的“重道轻艺”传统是形成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不受重视，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而方以智身处明清之际，接触到当时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故能指出理学传统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很有卓见的。
对于传统的朱陆异同或朱王之辨，方以智似乎并不偏向任何一方，他说：
明经正业，今尚《大全》，夫曰大全者谓合诸家之异同而使参详也。执一乎，水济水耳。四明施公（似指施邦耀）曰：“天下病虚，考亭（朱熹）捄之以实，天下病实，新建（王阳明）捄之以虚。”王虚舟师（指方业师王宣）曰：“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通雅》卷首之二《读书类略》）
这里，他对明初的《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做了批评，认为它们“执一”，而不能综合各种学术流派，没有新的内容。所引施、王两家意见也是主张不同学派互相取长补短。对汉、宋、明的学术观点则认为应当综合起来“参集大成”。其中虚与实的具体内容，方以智没有说明。朱学、王学的区别用虚、实来形容也不尽准确、妥当。然而，这里可以看出方以智“古今以智相积……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同上卷首之一《音义杂论·前言》） 的思想，对于各家学术，不片面“执一”，而主张融会贯通。这一主张与他早年接受西学，晚年作为儒者不排斥而吸收释、道思想的学术方向是一致的。
关于性善性恶与无善无恶，是当时理学争辩的主题之一。方以智著作中对这问题，不相沿传统的争论而是别具一格。在《性故》中，他说：
说善即对恶，说有善恶即对无善恶。惟通先后天而明其本自如是、正当如是、适可如是者，绝对待、贯对待。
这是用他象数学中的“公因反因说”来论证的。方以智以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称为“反因”；而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称为“公因”，而“公因”即在“反因”中。上引《性故》中的理论与其《东西均》中“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无对待在对待中”（《三征篇》） 的说法，又是一致的。《性故》中又说：“知止至善而揭之，深几神哉”。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性的“至善”是肯定的。至于什么叫“至善统善恶”，似可理解为至善的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
此外，在方氏思想中，更多涉及的是生死、始终、有无等问题。这反映出时代危机更加迫切，已不同于嘉、隆时代和万历初年学者们空谈心、性，在概念上争执的情况了。同时也反映出他吸收了释、道二家的思想因素。所有这一切表明，方以智与传统理学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迥然不同。
方以智与理学家不同的另一点，是他注重自然科学的思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但形成了他宇宙观上的唯物主义，而且在认识论上，他反对不可知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方以智曾引其父方孔炤的“舍心无物，舍物无心，其冒耳”（《物理小识·总论》） 的话。“冒”有概括之意。这里所说的“心”，是指认识能力。“舍心无物”，是指人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客观事物，故又说：“唯心能通天地万物，知其原”（同上） 。“舍物无心”，是指不接触客观事物则无所认识，故又说：“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同上） ？这里所说的“心”，是指接触事物后所取得的认识。
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思想深度和辩证观点的命题。这命题应与其“盈天地间皆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同上《自序》） 等参合起来理解。这就是他说的“彼离气执理与扫物尊心，皆病也。理以心知，知与理来。因物则而后交格以显，岂能离气之质耶”（同上卷一） ？这里，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了朱学与王学的各自偏颇。
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
人知天地，即宰天地。（《青原志略》卷十二）
人知天地则节天地而用天地。知四时则先四时而补四时。（同上卷五）
明物之则，则能因物用物。（同上卷三）
这些都是极明显的人能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宰天地”的观点，是建立在“知天地”的基础之上的。
至于认识客观对象的方法则是通过事物表面现象进而掌握其规律。他说：
以费知隐，丝毫不爽。（《物理小识》卷一）
又说：
以费知隐，重玄一实。（同上《自序》）
“费”指事物表面现象，“隐”指事物的内在规律。“重玄一实”，是指种种玄妙的现象都有其实际的根源，而且是丝毫不爽的。人要通过表面现象而掌握其内在规律。
在《通雅》中，他举例说：
古人以费知隐，以外形知脏腑，以肤之舒迫，定脉缓急，以五志约为好恶两端，以所嗜所畏所梦，与天时地气、病人声色，而脉知之。各以其类相从而审常变。（卷五十一《脉考》）
认为观察病人所处的环境，肤之舒迫，脉之缓急，而知其内脏，并加以疗治，这是符合科学原则的。这再次说明方以智的哲学概括是有科学根据而超出一般理学家的玄想的。
《通雅》是方以智早年之作（后来虽有补充，只是部分与片段），其中包括文学、声韵、音乐、事制等内容，也包括动物、植物、天文、医药等自然科学的对象。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全部转向于哲学。
《通雅》钱澄之的序中说：
今道人（指方以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
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在《陪集》的《与西洋汤道未先生（即汤若望）论历法》一诗注中也说：
家君（指方以智）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
方以智晚年不能继续研究自然科学与博物学，是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而在其思想中，也与早年一样，包含有融会贯通各种学派的思想方法。他不讳言佛家与道家的言论，并以之与《易经》象数学会通，形成自己的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而其综合各家而提出的“一在二中”“合二而一”“公因在反因”“中五说”等理论，则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与当时理学各流派不同而独树一帜的。
综上所述，方以智早年对理学的朱、王之争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有调和各派吸其可取之处的趋向。他晚年专门治哲学，则是由于黄道周的影响，继承了邵雍与二蔡（蔡元定、蔡沈）的传统，创立自己独特的《河》《洛》“中五”之说的象数学理论；而其中包含有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因素，其作用与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节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方以智四十八岁（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从桐城往江西，曾游庐山、南丰等地，最后居黎川廪山寺。年五十四（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起，定居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度过最后的余年。其间与各方交往仍然不断，而关系最密切的是泰和萧氏与宁都“易堂九子”。
萧氏指萧士玮（字伯玉、万历进士，著《春浮园集》）之侄萧伯升（字孟昉）。《泰和县志》称其豪侠好义。方以智入青原山之前，康熙三年萧伯升曾请其暂主西昌（泰和旧名西昌）之法华庵，改名为汋林。方以智的哲学名著之一《药地炮庄》即由萧氏捐资刊刻于此时。彭士望《耻躬堂文集》的《萧氏世集序》及《萧孟昉六十序》二文中详记了萧氏一门的生平。方以智去世前一年准备移居的首山濯楼，即是萧士玮之弟萧士瑀的陶庵园林旧址，详见彭士望文集中的《首山濯楼记》。
方以智与泰和萧氏的交往密切是清初地方绅士在民族意识基础上与遗民学者互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易堂九子”是清初隐居江西宁都翠微峰的九位学人。九子指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及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李腾蛟、曾灿、彭任等九人。
李腾蛟字力负，号咸斋，宁都人，在易堂中年最长，著有《半庐文稿》，清末胡思敬辑入所编《豫章丛书》中。魏禧《李咸斋私谥议》称其“性诚厚爱人，与人煦煦然”（《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四） 。后私谥贞惠先生。其《介之推论》中称“帝王之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强调人的作用。易堂诸子所着重的是论古以证今。他也是史论派人物。
魏际瑞（公元1620—1677年）原名祥，字善伯，是宁都三魏之长，著有《魏伯子文集》《诗集》《诗经原本》等。陈玉璂在《魏伯子文钞序》中称其“才最大，诗赋词曲六朝骈俪之作无不臻其妙。”魏祥既对《诗经》有较深研究，同时保持了易堂的学风，是关心时务的人。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在宁都被地方推请往吴三桂部韩大任军中游说，后因误会被害。魏禧曾作《伯兄墓志铭》（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 ，详纪其兄生平、学业及去世经过。
魏禧（公元1624—1680年）字冰叔，著《魏叔子文集》《诗集》。此外主要著作为《左传经世》。
魏礼（公元1628—1693年）字和公，在三魏中年最少，著《魏季子文集》《诗集》。魏禧称其“之闽、广，渡海达琼州，北抵燕，过豫，适楚，入秦，上太华，游龙门……足迹几遍天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一《季弟五十述》） ，彭士望作《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序》，记其在南方结交陈恭尹（字元孝）等人，在北方识李因笃（字天生）及鹿善继的后人等。这些也都是遗民学者。
彭士望（公元1610—1683年）字躬庵，江西南昌人。著《耻躬堂诗文钞》，并曾手评《通鉴》及《春秋传》等。关于彭士望与魏禧，下文将详述。
邱维屏（公元1614—1679年）字邦士，魏禧之姐婿，宁都人。魏禧在《邱维屏传》中曾记方以智初至易堂与邱讨论历法、《易数》的事说：“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论算，退而语人曰：此神人也”（《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据魏禧文，邱著有《易剿说》《易数》《历书》等三尺许，垂成未竟。
彭任字中叔，宁都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有《草亭文集》提要，说他“辩朱陆异同，谓学者之病不在辩之不详，而在于行之不笃”。可见其对理学的评论也认为为空言而寡行。彭又曾编《春秋左传约钞》，为儿子讲授。
曾灿原名传灿，字青藜，一字止山，宁都人。著《六松堂集》。甲申（公元1644年）后为僧，漫游两广时即与方以智相识。方以智的《无生梦》系在两广北归前最后一部诗集，集中最后一首《别滴投》五律，方注称滴投“即曾青藜，时言易堂诸公”。
林时益原系明代宗室，后更名，与彭士望一同来宁都，加入九子行列。其事迹下文再述。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方以智从江西黎川廪山去宁都小住，访问“易堂九子”。方除与曾灿早即相识于岭南外，见九子后，与魏禧、彭士望最为投契。魏禧之弟魏礼曾记方对九子的评论是：“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宁都三魏全集》本《魏季子文集》卷十五《先叔兄纪略》，《清史稿·魏禧传》即转引此语） 。可见他们之间的意气相投。这期间，方以智曾用宋人笔法绘当地风景数图，并作《游梅川、赤面、易堂记》，详记其事（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 。魏禧在《桃花源图跋》中也记下方以智来访情况。方曾说“桃源本无有是处，本五柳公寓言”的话（《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二） 。其后两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魏禧在《与桐城三方（指方以智的三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书》中又说：“丈人（指方以智）见易堂诸子，颇以直谅相许，而教诲缱绻，则与益（指林时益）、禧尤笃，是固同堂同室人也”（同上外篇卷五） 。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方以智从青原山去福建武夷访问乡试时座师余飏（字赓之），经过江西新城，再晤魏禧。魏曾作《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见《国朝三家文钞》本《魏叔子文钞》卷六，又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 。与此同时，魏禧又有《与木大师书》，对方以智主持青原时“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出言进行规劝（《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 。
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方以智因粤案牵连，被迫赴粤对质，途中病逝于万安县西门外惶恐滩。“易堂九子”中的彭士望在《与谢约斋书》中记载：
木公病背发，卒于万安。嗜学爱才，之死不变。患难怡然，夫岂易及。望为之三诣吉州，三哭之恸，非偶然也。（《耻躬堂文钞》卷二）
方死后，彭士望在《与方素北（方以智第三子方中履之字）书》中犹言及对方以智去世的悲痛，书中说：
比年贵乡暨我江右老成接踵凋逝，兼及壮强，尊公之丧尤创巨痛深，不特为敝堂知己之感。（同上卷一）
此外，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的《首山濯楼记》详细记载了方以智死难经过，为后人留下了翔实的史料。《耻躬堂文钞》现有道光刊本文十卷、诗十五卷。据其裔孙玉基称：原共有四十卷二千余页，其板久逸，文曰《树庐文钞》。
关于彭士望其人其文以及其对理学的评论，后人很少涉及。当时人刘继庄曾提到说：
近人文字目中所见者惟燕峰（指费密）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见有所唱和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余未见，然当推躬庵（指彭士望）为第一。莽苍浩瀚有大气以举之。南宋以来，未之多见也。（《广阳杂记》清末潘刻本卷四）
这虽是论文，但可见彭士望思想为识者所重之一斑。
彭少年时，在明末多进行政治活动，是黄道周的学生。黄道周被系诏狱时，彭士望往来设法营救。南明弘光时又与其挚友欧阳斌元（字宪万，新建人），王纲（字乾维，乐平人）同在扬州参史可法幕。彭曾与欧阳共同向史可法进策，用所领高杰军会同东下的左良玉军夹攻南京，以清君侧。此计未能实现，辞史而归。不久，杨廷麟守赣州抗清，任彭为湖西道，主持战守。廷麟死后，遂归隐躬耕。彭士望与魏禧相遇也在此时，一见投契，遂全家迁往宁都翠微峰。
魏禧经常说“易堂畏友，吾以躬庵为第一”（《耻躬堂文钞》卷九《祭魏叔子文》） 。又说：“知世有伟人度外事，自交躬庵与林确斋（指林时益）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彭躬庵文集序》） 。
“易堂九子”对理学有肯定之外，而更多的是对明代后期理学空疏不切实际的批评。以彭士望、魏禧为主，对晚明理学及其代表人物大都做了分析评论。
陆麟书在《彭躬庵先生传》中说：
大抵以阳明、念庵（罗洪先）之说为宗，而归于有实用可试诸行事。尝谓天下学者之病在于虚，经义气节旷达文章，进而至于理学、经济，皆虚病也。（《耻躬堂文钞》卷首）
这里，彭士望认为，不但当时的理学，而且经义、文章、经济都有不切实际的虚病。
魏禧在《彭躬庵文集序》中又说：
徙家相就（指彭士望迁居宁都翠微峰），谈数十日夜，尝谓予数十年间天下之病，小人中于伪，君子中于虚。
又亟称司马德操“儒生俗吏，不识时务”四言足与虞廷十六字相配。予惊以为奇论。
司马德操即三国时向刘备推荐庞统、诸葛亮的司马徽。“儒生俗吏，不识时务”的下二句是“识时务者，是为俊杰”（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彭士望用来与理学家十六字心传比较，显有用以相代之意。
这四句的含义，彭士望曾对他的学生们说：
夫所谓时务，谓昨日之事不可施之今日，今日之事不可待之明日。彼人之事不可责之此人，此人之事不可责之他人。要在随宜变通，当机恰合。义精智老，乃为得之。（《耻躬堂文钞》卷十《别同学诸子》）
这里指出对问题要具体对待，批评了一部分理学家死守旧制和不切实际。
用彭士望的话来说，就是“每惜道学于义不精，滞于理。往往无识，不能通万物之情，遂以误天下，而归之于无用”（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在彭的诗中则有以下的评论：
儒生不识时，诵读不论世，如医守成方，如匠执古制。世界一死局，岂复知活意？（同上卷十一《冬心诗》三十首之一）
这与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谓“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是同样的见解。
彭士望对学术的理想是“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实，黜浮伪，专事功，省议论，毕力于有用之实学”（同上卷二《与宋未有书》） ，而检验的标准则是“莅官施政，惟观其便于民，利于君国，此其行断无可疑者矣”（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
以此标准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可说是综核名实，专事功而欲有作为的，然而彭士望论张“峻狭满盈，无兼人量”，理由是“江陵（指张居正）不学无术”（同上《祝工科奏议序》） 。又说：
近百余年，士大夫秽杂虚假，不可描画。隆、万之际，张太岳力惩之以综核名实，而才高识寡，峻狭自是，怨浮于恩，功不救过，以及于败，且蒙恶声焉。（同上卷二《与陈昌允 [2] 书》）
可见，彭士望所理想的是既要通达时务，能表现事功，又要有实学和见识的人物。
在彭士望的见解中，张居正有办事能力也反对虚伪，但过于揽权，又无学识，而学术与见识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彭士望着重批评了那些“秽杂虚假”，“有术无学”的“伪儒”。他说：
天下治乱系于学术，未有学术不素具而足以有为于天下者也……后世之伪儒则有术而无学。（同上卷六《读书简要说序》）
又说：
令天下后世，知三百年（指明代）之治乱盛衰，以学术为升降，而邪伪之心害政遂以亡人国也。（同上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这里的“伪儒”不是指尹焞在《祭伊川文》中自述的“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的不切实际的儒生，也不是《甲申传信录》中所描写的“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的讲学家（均转引《存学编》卷二） ，而是近于李贽所指摘的“假道学”。用彭士望的话说，就是“其人比于猛兽奇鬼，而其言虽古圣贤无以过”（《耻躬堂文钞》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
这些人在李贽眼中，举目皆是。这是易堂与李贽相同的一点。我们试为举例，其中包括嘉靖“大礼议”时的张聪、桂萼，天启时为魏忠贤建生祠立木主的大批人，崇祯时的温体仁、周延儒等东林党对立面。他们依附当权者，阿佞朋比，不惜歪曲儒家经典的原则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以达到猎取名利地位的目的。
魏禧在《里言》中说：
假道学则言清行浊，窃取高名，欺天罔人，坏乱天下心术。（《魏叔子文集》卷一）
在魏此文之后，有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的同学恽日初评论一则如下：
恽逊庵曰：假道学设身名利私欲中，正道学之一蠹。（同上）
这些反映出易堂诸子反对假道学的立场。其言论反映出坚持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的“真理学”与放弃原则的“假道学”之争。从历史角度和整个文化思想史来看，易堂言论是可取的。
彭士望说：
方成（化）、弘（治）间，士大夫之言即其行，在辇毂（指中央）以及郡邑封疆（指地方）则为真经济，在野则为真理学。（《耻躬堂文钞》卷五《内省斋文集序》）
隆、万以来则道学伪，启、祯以来则文章气节操守伪……其有不伪者，则虚美相高、徒慕曾参、孝己之行，而无益于天下安危之大计。（同上卷一《与方素北书》）
对于伪和虚必需纠之以实和真，方能有用。彭士望又说：
古人学问必求有用。有用之学非尽废读书也。须明理识时耳。明理则有益于身心，识时则有益于世务。（同上卷十《葑刍别同学诸子》）
这是封建文化，也可说是儒家传统理想中对学者最高的要求。以这标准论，易堂诸子不是一概反对理学。当时江西两大理学家南丰谢文洊（字秋水，人称程山）、星子宋之盛（字未有，人称髻山），他们都倾向于王守仁与罗洪先的学说。彭士望、魏禧也与他们往还通信。程山重躬行实践，髻山重气节，曾编《江人事》为甲申以来抗义死节者立传。这些是易堂与他们互相推许的主要原因。
彭士望、魏禧对王守仁有甚高评价，他说：
文成出，世之讥道学为无用者间其口而气夺。知行合一正以救知不能行之弊。（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魏禧则说：
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学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来儒者之耻。（《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蔡懋德传》） [3]
这又一次说明，易堂学者所反对的是学术空虚的讲学家及沽名牟利的假道学，而肯定的则是学术事功兼备的儒者。
对于整个宋明理学，他们并不全面否定，而是主要指摘其不能为有用之学。彭士望在《魏叔子五十一序》中说：
汉人文章心术最为近古……其身心存察之工不及宋儒远甚。宋儒理学溯孔子以达尧、舜而无少悖……南宋诸贤以正心、诚意为经术，终无救于宗社，陈同甫（指陈亮）为之叹息。（《耻躬堂文钞》卷七）
这是对于理学的总的评价，既肯定其总的理论原则，又认为理学未能达到有益于时代，有益于国家的要求。
对一些理学人物所起作用，彭士望也有所分析。他曾做一历史的概括说：
南宋崖门之役，张、陆（张世杰、陆秀夫）同时主臣无一人降者……三百年理学节义之报。（同上卷六《琼岛行诗序》）
得宋儒而益彰者其明儒乎，其最烈者首见于逊国之际（指建文帝时，方孝孺等人之死）……逮后珰祸屡见，以及南巡（指正德帝）、大礼（指嘉靖帝）、权相（指张居正），矿税诸役，内外臣之无言责者犹舍生以争之，以拷询为甘饴，西市东厂及北寺为归宁之室。故明之儒不胜书，不徒在于区区诗歌揖让钟鸣击磬讲说之间。（同上卷五《明臣言行录序》）
这里说明坚持儒家传统原则，当事情发展到极端时，不惜从容以身殉义。这里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如宋末、明末的抗敌与死难，也有在皇朝的内部坚持正统与名分之争，如永乐“靖难之役”中方孝孺与嘉靖“大礼议”中杨廷和等理学家的抗议。彭士望认为，这些都是理学家的成就而应加以肯定。
今天看来，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是可取的，而坚持封建皇室的正统与名分已没有意义，说明历史在发展，社会道德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不能苛求于彭士望。
彭士望甚至对吸收佛教思想的儒者，在当时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由于其不虚伪掩饰，也加以推重。在《与陈昌允书》中，他说：
宋时李伯纪（李纲）、张子韶（张九成）、赵元镇（赵鼎）猷为气节，卓犖一时，亦俱从禅入。数公胸中干净直截，不似人情欲掩饰，龌龊包裹，故其功业人品俱有可观。（同上卷二）
对于朱、陆、薛、王等学术派别，则易堂与方以智一样，不偏执于一方，而主张调和一致。彭说：
尝从阳明、念庵（罗洪先）二先生之书，以仰溯周、程、朱、陆诸先生之学，其源盖无不同者。（同上卷一《复宋未有书》）
朱、陆、薛、王，共辅车也，互药病也。其意主于车之行，病之去。（同上）
黄建在彭士望的《与谢约斋书》后，评论说：
讲学偏执宗旨，欲人尊从，盛气争辨。此为意见，非穷理也。……平心读之，考亭、象山、阳明、念庵同归一致矣。（同上）
以上可见彭士望不介入理学内部纷争的态度。他推重王守仁是因为王除学术外还有事功。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认为可以肯定的理学家。他认为：
近代集大成者，必推阳明。而念庵、荆川（唐顺之）、泾阳（顾宪成）、定兴（鹿善继）诸公咸有其意。（同上卷七《魏叔子五十一序》）
又说：
近代理学惟阳明、念庵、泾阳及冀公惟乾（冀元亨）、史公玉池（史孟麟），又近惟鹿公伯顺（鹿善继）。……阳明用大类狂，念庵体坚类狷，泾阳学最正……鹿公真闇然者，更负经济才。（同上）
其所提出人物中也非全属王学系统的。
综上所述，可见以彭士望、魏禧为代表的易堂诸子，他们不全盘反对理学，对程、朱、陆、王，认为各有可取之处。他们并肯定了宋末、明末理学所倡导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气节。他们看到理学的正心、诚意、谈心说性无补于社会国家，尤其反对明代后期百年来理学的空虚不切实际，而主张实学与事功。易堂提出的见解早于颜李学派，也是与颜元全盘反理学的不同处。这便是易堂学术在明末清初理论界所表现的一个特色。
易堂的另一特点是主张在学习中广交师友，通过交游互相规谏，增进学识。陆麟书在《彭躬庵先生传》中说彭士望“生平嗜朋友，海内宿望，结纳殆遍，其规谏过失，竦切深痛，而乐道人之善”（同上卷首） 。
彭士望自称：
士大夫之贤不肖，视师友之多寡。其师友之贤否，天下之安危、世道之污隆，于是乎系。（同上卷七《黄维辑进士五十序》）
这说明交友对学术的重要性。他强调交友又不是结成朋党，他说：
靖康、崇祯之季，党人既起，奄竖乘之，其离合胜负，俱足以败人国家。（同上卷五《祝工科奏疏序》）
他认为即使顾宪成所倡起的东林也是“入附不择，借丛有徒。假经济之名，为富贵功名之实，而混然托处于道德之地”（同上） 。
明末的党争是激烈的。事实上，东林中人才既多，又自命清流，当然也有一部分所谓“小人”混迹托处。东林既失败，后起的复社相沿东林的政治主张，范围更广，势力更大，不少人才皆出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黄宗羲、方以智在内。
东林、复社的相继崛起，是社会动乱时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明末的政治学术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值得评论其功过。彭士望既主广交师友，又要求纯粹无瑕，实际上可能也只是一种理想。
除交友外，易堂所注重的是教育、培养人才。
魏禧的文集卷首称为《日录》。《日录》是指“平日所闻师友教诲，与古人嘉言懿行有得于心者，逐日记录，以之诏诸门人弟子。”
《日录》分《里言》《杂说》《史论》三卷。谢文洊在《日录》序中称“《日录》三篇盖坐可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有所裨益”。作为一个理学家，谢文洊序中又说：“其书于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无好尽之过。”
事实上，不谈空洞的“心性大本”正是易堂的特点。至于“不无好尽之过”，说明易堂对门人弟子谆谆告诫，毫无保留。
魏禧在著名的《答南丰李作谋书》中提出教育人才的要求是：“恢弘其志气，砥砺其实用……孜孜然博览古今之故，亲明师良友以讲求之。”其目的是“然后使之任一职则必称，为一事则必成”（《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六） 。其后，李作谋早卒，魏禧往程山哭于其家，作《告李作谋墓文》，感到失去人才的悲痛。
关于培养人才，魏禧反对科举用八股文。他说：
以八股可观德则奸伪辈出，以八股可征才则迂陋已甚。（同上卷二《杂说》）
他的主张是“变八股，制论策，使人得尽其才，适于实用”（同上外篇卷三《制科策》中） 。颜元在《存治篇·重征举》中说：“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观之宋、明，深可悲夫。”其论八股文与易堂是一致的。
在彭士望的《葑刍别同学诸子》中提出教育人才要始于幼年并选择良师。他说：
盖人生学术邪正，系于童蒙，童蒙之养，系于师傅。君相之所以治乱天下，恃此辈童子与先生数人而已。苟泛然择师而不知尊敬，训童子惟举业与科名，天下乱实由于此。（《耻躬堂文钞》卷十）
对于人才的发现与使用，彭士望在《与顾景范（顾祖禹）书》中提出应当用人之长：
今日人才如龟毛兔角。遍究当世，得逾不易。吾辈见到处，切莫放过。最上表章之，次交连之，又次造就之。要当成其所长，去其所短，知其长中之短，用其短中之长，而后天下无弃才。……此古今圣哲御世之大略也。（同上卷四）
魏禧也说：
知人者必尽知其短然后可用人，用人者取其所长，则其短无害也。（《魏叔子文集》卷一《里言》）
这虽是一般的用人方法，但反映出易堂学者对人才的关切，也说明了易堂学者对社会国家的关切，这是他们的学术方向。
易堂诸子都是参加过实际社会活动或是远游南北，体察民物的。
彭士望与林时益初来宁都与三魏相识，时在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魏禧年二十二岁。前一年甲申之变（公元1644年）魏禧曾与曾庭遴共谋起义兵而未果。彭士望时年三十六，正因佐杨廷麟在赣州反清失败而归南昌。林时益本是明朝宗室，时年二十八，原姓朱名议霶，字中霖。魏禧在《朱中尉传》中称其“年少特以贤名，四方豪杰士多从之游”（《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 。
清兵下九江，朱与彭士望走建昌，后彭士望三至宁都与魏禧定交，彭、朱两家遂迁至宁都翠微峰，而朱改名林时益，字确斋。
由上可见，他们都在从事反清失败后，始相聚一处，躬耕隐居，而不出仕。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魏禧被荐举“博学宏词科”，他借口推托不应。这些都说明易堂中人对新朝廷的不合作态度。
问题在于他们有志用世，反对空谈讲学，积极关心教育培养人才，但是却与当时掌握政权的清政府抱不合作态度。一方面这可理解为易堂学者为了保持和继承传统的文化，使不失坠，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继往开来”，所以自觉地担负关心学术与培养人才的任务；另一方面这可认为他们的关心事务与广交师友活动中还潜藏着反清复明的动机。
从当时的时局来看，在顺治及康熙初年，清室政权并未稳定。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郑成功军从海上攻至镇江，遥祭明孝陵，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张煌言军深入安徽南部徽州、宁国一带。西南的农民军余部也有活动。
康熙初年，三藩与清政府貌合神离。撤藩后，吴三桂军攻入湖南、江西。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吴军占据江西吉安，这便是五年前方以智所居的青原山所在地，而此时成为清、吴两军对峙的前线。
魏禧在《丙辰九月避兵过亦庵礼药地大师爪发塔有作呈中公兼寄令子素北》 [4] 五言古诗中云：
仓黄过亦庵，炮声彻两耳……信步转回廊，遗塔俨然在。惊视再拜兴，泪落滴阶戺。可惜双眼睛，未及见斯事……我闻志气人，苍天莫能死。谁云松柏下，潜寐永不起……（同上卷四）
诗意含蓄。“未及见斯事”的“事”，当指三藩反清。魏禧认为这正是一个时机，而方以智未及见到是可惜的。
再引一事为证。梁份字质人，南丰人，是彭士望和魏禧的门人，著《怀葛堂文集》，也是易堂一流倜傥有志的学者。梁的友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称他“留心边事，遍历河西地……著《西陲今略》凡数十卷，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卷二，清末潘刻本） 。
康熙十五年，梁份时年三十八，清军与吴三桂在湘、赣作战时，《广阳杂记》记当时情况如下：
梁质人自江西为韩非，（“韩非”二字如非刻讹，则似指说客之类）有求援三桂之意。先败安王（指清军统帅和硕安亲王）而后援吉安，订于三月初一日合围。（三桂）留质人曰：汝于壁上观吾军容，归以语东方诸豪杰也。（同上）
如果刘继庄这一段记录属实，再结合上引魏禧诗惋惜方以智未能见及此事；那么，易堂诸人的心志是很明显的。
于此可见，清初遗民都抱有反清意识，即使无实际活动，而希图恢复的愿望是存在着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或理学家“夷夏之防”的思想传统。恢复的志愿是方以智与“易堂九子”交往亲切、互相期许的基础，也是易堂中人关心时务，广事交游，培养人才冀能一旦用世的原因。
然而不及数年，三藩平定。林时益、魏禧先后去世，彭士望也年老隐居，凭著作以传世。时过境迁，这一段遗民的陈迹只能从留存的著作中钩索其概况。
综合上述易堂诸子对理学的评论以及他们与理学的渊源，大致如下：
一、易堂学人不属于理学家范畴，但与理学有联系。他们不反对程、朱，并认为朱、陆、薛、王可以互相补正。又指出宋、明以来理学的空虚无裨实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揭露了晚明一百年来理学流派中“君子”的“虚”与“小人”的“伪”，以导致亡国。事实上，他们的批评说明了理学的走向没落。
二、易堂学人的思想方法不是理学家的静坐论学而是从实际出发，重申“儒生俗士，不识时务，识时务者，是为俊杰”的论点。他们评论《左传》《史》《汉》《资治通鉴》 [5] ，认为天下之治乱系于学术，主张经世之学，广交师友，培育人才。他们与颜李学派在务实上有共同处。政治见解主要是通达时务，较颜元的恢复井田等理想又高出一筹。
三、易堂学人与明末清初大部分士大夫和理学家一样，在不同程度上抱着遗民思想。这些人或是死难殉节，或祝发为僧，或隐居教学，志节皎然。彭士望率学生躬耕种菜，种茶转运以谋生。魏禧不就博学鸿词科而鬻文自给。他们并非标榜清高，而是在清室未稳定前尚有反清复明思想。其思想根源仍是理学所倡导的民族气节，或是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
* * *
[1] 见晁说之《晁氏客语》《宋元学案·景迂学案》转引此条。而《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伊川先生语》中也有此语，字句全同，下加“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一句。究系晁说、程说，待考。
[2] 自注：名鼎新，泰宁人。
[3] 蔡懋德，万历进士，也是王学学者，明末在山西死节。
[4] 中公即中千贤公（名中千兴贤），见《泰和县志》卷二十八，又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童氏禹贡遗书序》。中千兴贤俗姓童，是方以智晚年最亲近的弟子。素北即方以智幼子方中履。亦庵即彭士望《首山濯楼记》所记的濯楼，是方以智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粤难事发，被逮之地。
[5] 魏禧著《左传经世》，自序称：“若于古人经世大用，左氏隐而未发之旨，薄有所会，随笔评注，以示门人。”彭士望手批《通鉴》二九四卷，《春秋》五传（五传指三传及《胡传》《国语》）二十一卷（见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