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部《大全》（下）
第四节 《五经大全》的朱学传注
三部《大全》之中，《五经大全》卷帙最多。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之遂致十分庞大。
《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周易大全》据《伊川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乃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乃朱熹学生。所以《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盖自元仁宗皇庆定科举法，《易》用程《传》及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用郑《注》。明初相沿未改。永乐纂修《五经大全》，一仍元人之旧，唯《礼》改据陈澔《集说》，为小异耳。经过《五经大全》的纂修，经学苑囿乃确立了朱学的统治。
下文分经论述其梗概。
一、《周易传义大全》
所谓《周易传义大全》，传，指程颐《伊川易传》；义，指朱熹《易本义》。《大全》乃据这两部书而博采诸家《易》说以纂修的。卷首《凡例》云，“《周易》上下经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为卷。汉费直初以彖、象释经，附于其后。郑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而别于经。而《系辞》以后，自如其旧。历代因之，是为今《易》。程子所为作传者是也。自嵩山晁说之始考订古经，厘为八卷。东莱吕祖谦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是为古《易》，朱子《本义》从之。然程《传》《本义》，既已并行，而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从程《传》原本，而《本义》仍以类从。凡经文皆平行书之，《传》《义》则低一字书以别之。其《系辞》以下，程《传》既阙，则壹从《本义》所定章次。总厘为二十四卷。”
可知这部《周易传义大全》，是程颐《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的拼合本。经部分据《伊川易传》原本，而以朱熹《易本义》合之，各以类从。传部分《系辞》以下，因程《传》阙，则从《易本义》了。
朱彝尊《经义考》，谓：《易》取诸天台、鄱阳二董氏，双湖、云峰二胡氏。于诸书外未寓目者至多。天台董楷著《周易传义附录》，鄱阳董真卿著《周易会通》。双湖胡一桂著《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云峰胡炳文著《周易本义通释》。这四部书是《周易传义大全》之所取资。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笃守朱熹学说，董真卿则以程、朱为主，而博采诸家以翼之，其说颇为赅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周易大全》“取材于四家之书，而刊除重复，勒为一编，虽不免守匮抱残，要其宗旨，则尚可谓不失其正。”这是说，这部《周易大全》一方面有取材不广的缺点，另一方面则维护了朱学的统绪。所谓“不失其正”，就是不失朱学之正。
卷首所列“引用先儒姓氏”，共一百三十余家，这恐怕是摆摆场面的，无非是用以文其固陋。
卷首的《易说纲领》，引程颐、朱熹两家之说。朱熹之说，言及《易》为卜筮之书，剔抉《易》的性质。朱熹说：“《易》只是与人卜筮以决疑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卜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种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又说：“《易》爻辞如签辞。”这些议论，直截了当，把爻辞比作签辞，戳破《易》的神秘传统，还其本来面目，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二、《书传大全》
《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元代皇庆条制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疏注。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据，因命刘三吾等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则自《书传大全》开始。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二陈氏。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朱彝尊据吴之说，认为，此书较有根柢，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
按蔡沈《书集传序》，“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沈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取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尽尝是正，手泽尚新。”“《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蔡沈又说：“经承先生口授指画。”由此可知，《书集传》之作，出于朱熹的授意。庆元己未冬，为公元一一九九年冬，第二年庚申三月，朱熹逝世。蔡沈始作是书，在朱熹死前的几个月。二典禹谟传写成后，朱熹亲加改定。其余则成于朱熹去世之后。朱熹平日“口授指画”，对《书集传》的写作，当有较大影响。书中又“引用师说”，留下了朱熹的学说。可以肯定，《书集传》虽成于蔡沈，而朱熹对这部书十分关注，作为学生的蔡沈，是在朱熹授意和指导下写成的，这部书是地道的朱学著作。因为《书传大全》以蔡《传》为主，所以考论如上。
《书传大全》卷首《凡例》云：“经文之下，大书《集传》，而以诸说分注于其后者，主蔡说也。”“以朱子冠诸儒之首者，《集传》本朱子之意也。”“朱子于《书》，谆谆以阙疑为言。今采用诸说，一以《集传》为准。遇可疑处，诸说理有通者，亦姑存之。”“朱子之说，或有与蔡《传》不合，及前后说有相同异处，亦不敢遗，庶几可备参考。其甚异者则略之。至于诸家之说，或节取其要语。其有文势辞旨未融贯处，则颇加 栝。”这里明确了《大全》主蔡《传》的特点；明确了以朱熹学说为蔡《传》所本的思想；也表明了《大全》纂修者比较谨慎的、客观的学风。这最后一点是可贵的。
在《书说纲领》里，载了朱熹的一段话，说是：“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周公孔孟，都只如此。……须是量圣人之言是说个什么，要将何用。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这是说，读《尚书》要领会书里的“当然之理”，讲的是什么，讲它是为什么的。要“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不能读过便算。这个意思，与程子读《论语》法一致，是理学家读经典的一贯方法，这就是所谓“切于己”的方法。
《大全》在《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理学家所谓的“十六字心传”下，写了如下一段议论：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心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其中。今舜命禹，又惟（疑当作推）其所以而详言之。盖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这“十六字心传”，理学家津津乐道。上述这段议论，是典型的疏释。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道心，人心为什么危，道心为什么微，如何精，如何一，如何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如何允执厥中，这里讲得很明白了。这里的精髓在乎辨天理（道心）与人欲（人心），在乎“存天理，灭人欲”。这虽然说的是人君传心之要，但就理学家的“切己”方法而论，却有指导所有人的普遍意义。
《书传大全》卷首，列了十幅天文图，如历象授时之图、尧典四仲中里图、日月冬夏九道之图等。明太祖亲验天象，而知蔡《传》不尽可据，则与此类天文图不无关系吧。
三、《诗经大全》
《诗经大全》二十卷，以朱熹《诗集传》为主，更采诸儒的议论以为羽翼。
元延祐行科举法，《诗》用朱熹《集传》，明制沿而不改。永乐修《大全》，一仍宪典。此书名为官修，实则根据元代刘瑾《诗传通释》而稍为损益。删削其过于冗蔓者，改书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刘书以《诗·小序》分隶各篇，此书则从朱熹旧本合为一篇，附于书后。修成以后，颁行天下，取士即以为准。
刘瑾字公瑾，学问渊源，出于朱熹。所著《诗传通释》，大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对于《诗集传》的谬误，瑾亦一一回护。盖专为朱《传》而作，则委曲迁就，势所必然，不足深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径废。”则对于此书确守朱学义理矩范，是颇为欣赏的。
四、《春秋集传大全》
《春秋集传大全》七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发凡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讵可欺乎！”这对胡广等纂修官的欺罔缺失，揭露颇尽。
按《大全》卷首《凡例》，谓“诸传以胡氏为主，大字录于经后，而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虽有异同，辄难去取，今载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变始终之要，分注经下。”检查《大全》内容，确如以上所云，在《春秋》经文之下，具载同一事件的三《传》传文。三《传》传文之后，则载注疏及“诸儒”之说。《大全》的这种体例，其实是抄袭汪氏《纂疏》的，没有新发明。
按汪克宽元代人，所著《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其自序云：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大旨终以胡《传》为宗。（按：辨疑，指元程端学所著《春秋三传辨疑》；权衡，指宋刘敞所著《春秋权衡》）。汪克宽的这部《纂疏》为什么要备列三《传》传文？为什么要以胡《传》为宗？这是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第三十一》载：仁宗时《考试程式》，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一道，各治一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汪氏的书满足士子治《春秋》应试的这种需要，这是十分明白的。《春秋大全》因汪克宽之书，稍加点窜，便算是一部新书，完全是剽窃。
五、《礼记集说大全》
《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以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
《大全》卷首《总论》，引程颐、周行己、周諝、朱熹的议论，阐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天下国家，礼存则存，礼亡则亡”等理论，为封建社会礼教纲常的合乎天理辩护。
《大全》引陈氏《集说》旧例，谓“凡名物度数，据古注、《正义》。道学正论，宗程子、朱子。精义未尽，则泛取诸家。发明未备，则足以己意。”这表明书中的理学思想是根据程颐、朱熹的。诸家之说，则用在发挥详尽。后人谓其“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纳兰性德专作一书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可见这部书以朱学义理见长，而名物度数则疏略。学者认为，经本以明理，但理不是虚悬的。《易》之理见于象数，《书》之理见于政事，《诗》之理见于美刺，《春秋》之理见于褒贬，《礼》之理见于节文，都不是可以空言来说的，《礼》尤其如此。而陈澔《集说》却空言说理，是很大的缺点。《大全》乃据澔书为主，先就失掉了根柢。
朱彝尊《经义考》，谓“云庄《集说》，直兔园册子耳，独得颁于学官，三百余年不改。其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礼云礼云，如斯而已乎？”这是讥斥澔书只是应科举考试的俗书，不足以语于经学的著作。
陈澔在《礼记集说》自序里，说他父亲是饶鲁的学生，师事双峰十有四年。“所得于师门讲论甚多”。以通《礼记》于宋理宗开庆年间成进士。以后撰写了论述《礼记》的书。但是稿毁于火，只字不遗。陈澔继承父业，写成了这部《礼记集说》。“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用为训蒙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饶鲁是朱熹女婿黄榦的学生，则陈澔父子当亦沾溉了朱学的余润。
《礼记大全》以澔书为宗，其所援引“诸儒”之说，也不过是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没有什么新意。
《五经大全》以抄袭成书，为人诟病。顾炎武、朱彝尊皆以为言。《周易大全》全取程颐《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以蔡《传》为主，袭自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诗经大全》以朱熹《诗集传》为主，抄袭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以胡安国《传》为主，袭自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礼记大全》以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为主，亦不免于抄袭。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条，发了甚深的感慨。他说：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违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又说：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顾炎武从经学大师的立场出发，谴责当时纂修诸臣欺蒙朝廷，愚弄天下的读书人，修出这样的所谓《大全》来，是很不像样的，因而认为由于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时候，杀尽了骨鲠之臣，以致士风无耻，又因推行八股，不讲实学，以致经学坠废。这种感慨，不是凭空而发，在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被杀之际，正是胡广等迎降之秋。骨鲠既空，佞臣盈列。以后要粉饰太平，制礼作乐，自然仍是当年的迎降者用起来得心应手。而更主要的是要统一思想。使封建季世也还能一道德而同风俗，永固皇图，自不能不有如《大全》这类著作出现。在明成祖看来，通过《大全》确立朱学的统治，其政治作用还是不小的。以后设科射策，终三百年之世，读书人一头钻进《大全》猎取富贵，即使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这正是逻辑的必然。《大全》由礼部雕版印制，纸张用最高级白棉纸，开本很大，装订精美，至今我们国家图书馆把它作为文物来珍藏。一代的高文典册，掩盖着陋劣的内容，在顾炎武看来，自然免不了要忿忿了。但是也得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个月之内，居然写出二百六十卷的大书，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即使有再大的学问，再深的经术，要不抄袭成书，也是难乎办到的。
第五节 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皇庆条制与朱学统治
朱熹理学思想取得统治地位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熹生前虽然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不少，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但是这个学派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不许传布。学生蔡元定被诬为妖人，流放到道州羁管，一年后死在道州。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有些学生变服易形，以示别异于朱门。学者应科举考试，要自己声明并非朱学。否则，不许考试。朱熹晚年上书朝廷。起草之后，以《周易》筮之，不吉，乃自焚其稿。这表明在政治压迫下，朱熹有严重的疑惧。朱学被禁锢，从朱熹晚年一直延续到死后二十多年。南宋末，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的鼓吹，才取得了较为优越的地位。
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下诏，命中书参酌古今，定科举条制。关于考试程式，大体有如下规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
按照这个条制，蒙古人、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同样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样应《四书》考试。《四书》的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是朱熹定的次序。汉人、南人考经疑、经义；蒙古人、色目人不考，如果愿试，考中者加一等注授。经，用朱学传注，即《易》程《传》、朱熹《本义》，《书》蔡《传》，《诗》朱熹《集传》，《春秋》胡《传》，唯《礼记》用古注疏。这时候，朱熹的注本已有极大的权威，得到元朝政府的尊崇。在元朝这个大帝国内，蒙古人、色目人在科举考试科目上，与汉人、南人比，要求略为低些。前者考两场，后者考三场，前者不考明经，后者考明经。前者如果要考明经，则予以鼓励，考中者加一等授官。这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各民族的要求有了走向齐一的趋势。
所有这一切，表明朱学的统治地位在逐步树立。
皇庆二年的这个科举条制，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推行。这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以后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年（公元1327年），都继续推行，三年一次。科举条制在十四世纪初期推行，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上距十二世纪末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约一百十余年。在这一百十余年中，朱学从“伪学”的地位翻过身来，基本上成为官学。这是不寻常的变化。
从元仁宗延祐二年推行以朱学著作为主的科举，到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编纂成以朱学为主的三部《大全》，又是一百年。朱学于是达到了思想统治如日中天的顶点，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封建学术思想统治的顶点。
明初的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这个制度，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规定文章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这些都沿袭元朝皇庆条制。永乐十三年，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废古注疏不用。
由科举考试中式的进士，取得入仕的资格。这是入仕的正途。元朝规定，会试下第的举人，授教职，有教授、学正、学录、山长、教谕、训导等名目，分别委派在中央及路、府、县学任职，或在书院任职（也有担任教职的人，如山长、教谕、训导等是聘请的）。明朝大体也是如此。这些担任教职的人，为了培养应科举考试的后备力量，就按科举要求，用《四书》《五经》的朱学传注，教授生徒。这样，朱学就首先在教育部门占了统治地位。
二、明初朱学代表人物
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还体现在当时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朱学学者，讲学著书，形成风气。《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序论》谓：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序论》指出，从明太祖开始，就征用儒士，对开国时的文教事业有所贡献。以后薛瑄、吴与弼、曹端、胡居仁等朱学学者，谨守矩矱，“无敢改错”。朱学占统治地位。从陈献章，王守仁起，学术有了分歧。姚江之学，信从者众，风靡天下。嘉靖、隆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没有几个人了。有明一代，经学不及汉、唐，理学则沿袭宋、元的糟粕，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序论》纵论一代学术的盛衰变化，大体符合事实。对明初朱学，概举其代表人物，谓“清修笃学”，“矩矱秩然”。足见其学风的谨朴。现在简略论述几个有特色的理学家，以见一斑。
范祖幹，从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朱元璋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幹持《大学》以进，谓治道不出是书。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祖幹事亲孝，父母终，悲哀三年如一日。学者称“纯孝先生”。叶仪，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隐居养亲。学者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谢应芳，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疾异端惑世，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诗文雅丽，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
汪克宽，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荟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他的经学，完全宗朱熹。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汪克宽的《春秋经传附录纂疏》为《春秋集传大全》所本。
薛瑄，究心洛闽渊源，手录《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札记。瑄学一本程、朱，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年七十六卒，遗诗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意即晚年始通悟性与天道的奥旨。有《读书录》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明儒学案》以为，乃《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诏从祀孔子庙庭，称“先儒薛子”。
吴与弼，年十九，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归则解犁，共食蔬粝。一日刈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英宗天顺初，聘至京师，授左春坊左谕德，固辞不受，放还。所著《日录》，皆自言生平所得。刘宗周谓，予于本期，极服康斋先生。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七十年如一日，独得圣人之心，评为“醇乎醇”。
陈真晟，赴乡试，闻防察过严，解衣脱袜，裸身检查无待士礼，耻之，乃弃去。务为圣贤践履之学。初读《中庸》，觉无统绪。继读《大学》，始知为学次第。以朱子所谓“敬”者，乃大学之基本。求其“所以为敬”。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一”，始于“敬”字见得亲切。此心，静而主于一，则静有所养，妄念不做；动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外诱不能夺。尝语人曰：《大学》诚意章为“铁门关”，难过。“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意思是说，诚意章讲毋自欺，讲慎独，很难做到，像一道“铁门关”，难于通过；只有掌握了“主一”（敬）这把“玉钥匙”，才能开启这道关。做到了“敬”，才能做到“诚意”，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独”。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诣阙上《程朱正学纂要》，奉旨：“礼部看了来说”。既无所遇，归，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
章懋，学者称“枫山先生”。林居二十年，弟子日进。其学确守宋儒，本之自得。致政归，家距城十五里，只是步行。客至，鸡黍数豆，力不能办，多借诸族人。其后迁居城中，小楼二间，卑甚。每作文，绕行室中，冠往往触梁、折角。有田二十亩，家人十口，岁须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当其半，则以麦屑充之。诸子皆亲农事，邑令来见，诸子辍耕跪迎。官南京祭酒日，其子往省。道逢巡简，笞之。知而请罪。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尔不识，又何罪焉？”或劝以著述，曰：“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可也。”
胡居仁，闻吴与弼讲学，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检查。家贫苦，敝衣蔬食，萧然不厌。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终身。曰：“以仁义润身，以牙签润屋，足矣，”所著有《居业录》。学者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
曹端，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太极图》《通书》《西铭》，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有印痕。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先后在霍十六载。卒官，霍人思之。河南理学家，二程而后，有刘绚、李籲著。元代有许衡、姚枢，讲道苏门山。明兴三十余年，而曹端兴崤渑间，倡明道学。学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诸书。端平生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曰：“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谓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时人受其影响。樵者拾金钗，以还失者，人以为异，樵曰：“不欲愧曹先生耳。”某人往观剧，中途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初，端作《月川交映图》，学者称“月川先生”。刘宗周谓端“为今之濂溪”，“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推崇备至。
必须叙述方孝孺，这是因为他的死关系理学家认为重大的名教问题。方孝孺是宋濂最看重的学生：“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建文帝召为翰林院侍讲，又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辄与商议。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门，建文帝自焚。孝孺被执。先是，姚广孝曾嘱明成祖朱棣，“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至是，朱棣欲文饰篡夺丑行，令孝孺草诏，以塞天下人心。孝孺悲恸，声彻殿陛。朱棣劝慰，并向他解释：“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说：“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说：“这是我们的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命杀孝孺，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朱棣这次镇压效忠建文帝、反对自己的政敌，手段极其凶狠、残酷。燕兵入南京的当天，就下令大索政敌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过几天，就杀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死者甚众，谪戍者更多。被杀的人，妻女送教坊，每日令“壮汉十多人伺候着，”即昼夜不断的蹂躏。连不满一两岁的婴孩也遭杀害。景清被杀，剥皮揎草。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过了一百八十多年，到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下令释免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一千三百余人。方孝孺被杀，并夷十族，极大地震动了明朝的读书人。包括许多理学家。《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赞》曰：齐、黄、方、练之俦，“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练，是当时被杀的另一个忠于建文帝的练子宁。明朝末年，刘宗周赞扬方孝孺是“伊周孔孟，合为一人”，“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刘宗周还指出，方孝孺生前，已为人称许为“程朱复出”。可是后世竟有一些人说，节义与理学是两回事，出此则入彼，贬低方孝孺，使他不得与吴澄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黄宗羲谴责朱棣“天性刻薄”，“怨毒倒行，何所不至。”引蔡虚斋（清）之言，赞扬方孝孺是“千载一人。”黄宗羲对方孝孺做了高度评价，说是“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把他许作第二个朱熹。方孝孺被杀，是朱明王朝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而演出的一幕悲剧。以传统的篡夺观点来评论，即以朱熹的《紫阳纲目》的观点来评论，方孝孺赢得了后人的莫大崇敬。他以“十族之诛”维护了天下万世的纲常名教。他的就死，体现了理学原则与忠节的统一，于是他就成为“千载一人”。
以上列举的若干理学家，除方孝孺已经评论外，其他都是朱学学者。他们规言矩行，谨守理学家的做人规范。他们生活于明初，是在朱学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是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纂修前后的若干年内成长起来的。如薛瑄还曾手抄《性理大全》，供自己阅读、研究。他们是明初朱学理学家中的若干代表人物。
以上这些人物的简略介绍，根据《明史》《明儒学案》等书的史料。这些书，叙述他们的生平及言行，流露统治阶级的偏嗜和爱好。平心而论，明初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社会的“正人君子”，安于贫贱，刻苦自励，授徒著书，以此终身。他们自觉的或不自觉地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伦理道德的圈子里打转，渴望有一个封建社会的“好”天下。他们憨态可掬，迂疏无用，在正当从事流血战争以取天下的朱元璋面前，捧出《大学》这部书进见，天真地以此来谈治道。这是十分可笑的。然而他们就这样认真地想、认真地做，毫不怀疑。所谓“以身殉道”，就是这种精神吧，他们不同于口谈仁义、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学。
三、科举制度下的“儒林”
明初的理学家是时代的产儿，已在上文论述。这里还要谈到在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先生”。
元代的皇庆条制，明初继续沿用。明初朱元璋和刘基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是皇庆条制的继续沿用。这个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清史稿》卷一百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写道：“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探花、榜眼，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清朝末年，兴学校，废科举，这个八股取士的制度，才寿终正寝。这个制度从十四世纪中期明太祖（洪武初年）到十九世纪末年（清光绪季年），行了五百多年，如从元皇庆年间算起，则行了将近六百年。
上引《清史稿》《选举志》又云：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可见清代的科举，全袭明制。《大全》虽废，而精神未变。《四书》《五经》，都用朱学传注。在统治阶级手里，这些已成为遴选人才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奔竞在八股取士的科举道路上，做时文，求功名，大多数成为百无一用的废物。其中狡黠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成书于清朝雍正末的《儒林外史》，铸鼎象物，讽刺了形形色色的科举中人。鲁迅谓作者吴敬梓“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义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刻划伪妄，掊击习俗，书中屡见。敬梓“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书中令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月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中国小说史略》） 。
《儒林外史》叙述明宪宗成化末年（公元1465—1487年）以后的儒林，而实则取象于清初人物。鲁迅谓“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儒林外史》所写的“贞士”，鲁迅以为，“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如做裁缝的荆元，缝纫之暇，弹琴赋诗以自遣，性尤恬淡云。这些君子，都非出于科场。
对科举的不足以得人，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章剀切言之。其言曰：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则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舒赫德的这道章奏，全面批评了时文、经义、表判、策论的无用，很有眼光。乾隆下其章于礼部，饬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仍未得废。
上引《清史稿》《选举志》具载其事，足见统治阶级中亦有头脑清醒的人物，灼见科举八股之弊，而仍然为习惯的陋见所淹没。直至十九世纪末，屡败于外敌，割地赔款，一蹶不振，惩创之余，乃始废科举而廓清之。然而其幽灵或尚萦绕于国人之梦寐，足以发有识者憬然之思。
四、朱学统治对社会的思想影响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这话也是对明初朱学统治的一种总结。上文所论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正好是顾炎武这话的注脚。但是，问题并不止此。
《大全》的纂修、颁行，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终于确立。朱学的成书编集在《大全》之中，朱学的理学思想被奉为“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理论指导，八股取士，代圣贤立言，必须以《大全》为依据。读书人的头脑被《大全》所禁锢，在朱学以外要有所探讨、涉猎，就被斥为“杂览”而非“正学”。《大全》的颁行，其意义犹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谓“古学弃”“经说亡”是指学术上的固陋、荒芜。《大全》的垄断体现了朱学的统治。而这种垄断总是不好的，与学术繁荣背道而驰。一经垄断，便同扼杀，学术的生机无从条达。顾炎武着眼于传统经学的保存与发展，还是一种崇古思想。在顾炎武看来，汉儒的解诂，唐人的义疏，考证典故，具明根柢，有功于后学。而《大全》只是誊抄，无所发明，因遭讥斥。
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年而明修《五经大全》。在封建学者看来，是一件盛事。无如《大全》固陋，不免为通儒所讪笑。而其垄断，则又为明哲所诋 。理学史上的朱学统治阶段，遂闇然不见光焰。稍后陈献章倡“自得之学”，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唾弃传注，直指本心，学风于是一变。朱学统治的局面就走向式微。到清朝初年，在康熙帝的提倡下，编纂《性理精义》，重新纂修五经，程朱理学一度呈现回光返照，李光地、陆陇其、张百行等理学家再张朱学旗帜，又热闹了一时，然而颓势已成，无法挽回，汉学终于夺了理学之席而代兴。
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封建社会晚期的影响不可低估。封建思想像一道“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使人们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这种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我们历史的沉重包袱。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一般责之于幼者、弱者和妇女，造成了人间的惨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里说道：“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鲁迅这是评论小说，而小说所反映社会现实，足以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乃属孱弱的女子。在明伦堂里，封建社会的衣冠人物，赞扬王玉辉的这个“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生色”在哪里呢？“生色”就在她活活地饿了八天殉夫而死。《明史》的《孝义传》有二卷，《列女传》有三卷，写的大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者。地方史志上，这类传记更是大量的，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者为数甚多。朱学统治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
明初朱学统治确立以后，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学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的思想影响到处存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人们的言行准则就是朱学。即使在艺术方面，如戏曲，如小说，如弹词，也染有朱学思想的色彩。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纷纷在舞台上出现，在小说里被描写，在弹词的弦索叮咚中被唱出。又通过这些来感染广大群众。
附记： 清朝初年，命理学大臣纂《性理精义》。这部书是《性理大全》的精简本，思想、观点、材料，都没有越出《性理大全》的范围。本书就不另做论述了。在五经方面，也都分经做了纂述，绍承《五经大全》的统绪。本书也不另做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