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产生与北宋时期的书院有密切关系。而理学家们都很重视编写理学的启蒙教材，注意教学方法，还有一套教育理论。这是理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本章以三位理学的教育家为代表，对理学的教育理论及方法进行分析。
程端蒙（公元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
程端蒙先师事江介，为其高足；后又赴婺源，受业于朱熹，领悟理学要旨。著有《性理字训》《程董二先生学则》等，深受朱熹的赞赏。当其逝世时，朱熹曾书《程君正思墓表》，对其早卒“失声流涕”，“为之痛惜”，认为他“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这段评述，说明程端蒙是一位理学的忠实实践者，能够严守理学教义修身律己，教育后学。
程端蒙《性理字训》三十条，基本上是四句成言，共428字。朱熹称赞说：“小学字训（按指《性理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引自《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上》） 。此书形式类似词典，其内容是根据《四书》以及朱熹《四书集注》，从中提炼出命、性、心、情、才、志、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三十个范畴，通俗疏释，和以声韵，便于记诵，作为青少年学习理学基本知识的启蒙教材。其成书时间较陈淳《四书性理字义》为早，其影响亦较深远。南宋程若庸著《性理字训讲义》，即以程端蒙《性理字训》三十条为蓝本，增广为六门一百八十三条，明朱升又增至一百八十四条。此书是南宋末、元以至明初在教育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课本。
程端蒙《性理字训》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人性论，包括命、性、心、情、才、志等心理分析范畴。程端蒙说：
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感物而动，斯性之欲，是之谓情；为性之质，刚柔强弱、善恶分焉，是之谓才；心之所之，趋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谓志。
这里，对理学家“性即理也”的人性论做了简要的概括，其中心范畴是性，含有三点意思：第一，性根源于天理，体现了天理的必然，叫作命，命决定性。因为天所命于人的是“理”，有善而无恶，所以人所禀受的性，也是有善而无恶，即朱熹所谓天赋的“天命之性”。第二，性要通过每个个人才能表现出来，这就产生了影响性善的因素，一是物欲之情，一是参差不齐的才，即朱熹所谓“气质之性”。第三，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虽有为情所累的一面，而心的本体本无不善，只要有坚持天理的正确志向，就能改变气质，恢复“天命之性”。
第二部分讲认识论，含“明理”和“修身”两项内容，这是恢复“天命之性”的认识论途径。“明理”包括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等伦理道德范畴。程端蒙说：
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逊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人伦物事当然之理，是之谓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谓德；真实无妄，是之谓诚；循物无违，是之谓信；发己自尽，是之谓忠；推己及物，是之谓恕。
这是说，理就是人伦物事之当然，也叫作道；仁、义、礼、智就是爱、宜、恭、别之理的表现；德就是得道，得理，对于理的领悟，不能有一点差错，对于理的遵守，不能有丝毫背离。如果根据理表现情，情发就会处处合理，从而符合“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封建社会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文中说到的“为木之神”“为金之神”“为火之神”“为水之神”，其实就是仁、义、礼、智的代名词，是程端蒙袭用阴阳五行说，将五行道德化，以增加“理”的神秘性而已。
“修身”，包括中、和、敬、一等内省体验范畴。程端蒙说：“无所偏倚，是之谓中；发必中节，是之谓和；主一无适，是之谓敬；始终不二，是之谓一。”这里，提出了情发合“理”的两项要求：第一，必须“发而中节”，做到喜怒适当，哀乐适时；否则，就会有所偏倚，任凭私意横溢，造成不良后果。第二，必须居敬主一，这是对朱熹《敬斋箴》的进一步概括。朱熹读张栻《主一箴》后，续作《敬斋箴》，用居敬主一，作为理学家涵养工夫的重点。居敬与主静不同，并不是与外界隔绝，闭户静坐，而是指时刻醒悟“天理”的一种精神境界。主一，即专一，就是心思集中，“不以东，不以西，不之南，不之北”。程端蒙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内省天理的体验工夫，才是达到灭欲的正确途径。
第三部分讲宇宙观，包括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禁欲主义范畴。程端蒙说：
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禀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无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动，是曰人欲；无为而为，天理所宜，是之谓谊；有为而为，人欲之私，是之谓利；纯粹无妄，天理之名，是之谓善；凶暴无道，不善之名，是之谓恶；物我兼照，扩然无私，是之谓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谓私。
这是程端蒙《性理字训》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里集中地表现出程端蒙所概括的理学思想的僧侣主义实质，将人的耳目口鼻看作是不善的根源，将一切物质欲望看作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从而加以排斥，这是宗教思想的一种特点。程端蒙同朱熹一样，正是将人欲视为罪恶，在他的笔下，天理就是谊（义）、善、公；人欲就是利、恶、私。他讲知性、明理、修身，就是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从而达到理学家所臆造的最高精神境界。
《性理字训》的结尾，模仿朱熹《敬斋箴》的笔调说：“小子”啊，对于《字训》应该“敬之戒之”，要严格遵循它，深刻理解它，无限崇尚它，经常学习它，“精思笃行，孜孜勉焉，圣可贤致”。总之，在他看来，《性理字训》是通向圣贤的入门和阶梯。
通过以上剖析可以看出，《性理字训》不是从宇宙论起讲，而是从性论起讲，通过“明理”及“修身”等认识途径，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境界，这在理论上无甚创见，但在论证方法上却有独到之处。我们知道，一些理学家的先辈，其学说是以“理”为中心而展开的，从“理”及于天地、物事、人伦、格致等。《性理字训》的作者并未固守师说，针对青少年这种教育对象的特点，以阐述如何做人为宗旨，以诱发存善去恶为内容，将“明理”和“存理”视作存善去恶的手段和目的，这就更加鲜明地揭示出理学即性命义理之学的内在本质，体现了理学家将性论同认识论相联系的传统特点和心性说的本来面貌。从性论起讲，比较浅近，符合理学入门书的基本要求。
程端蒙《性理字训》的社会效果，从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中可窥见一斑。该《日程》将《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列为学龄前（八岁前）儿童的必读书，要求“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千字文最佳”。《千字文》为唐代的儿童识字课本，内容虽以“夫贞妇节，君圣臣良”之类的封建纲常为核心，但比较粗俗，而且没有同《四书》中的范畴相衔接，显得缺乏理性思维。从朱熹开始，就十分注重童蒙教育的理学化、知识化、通俗化三者的结合，写了《童蒙须知》以及《训蒙诗百首》，做了普及理学宣传的尝试。程端蒙《性理字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朱熹的意愿，以简短的文字，整齐的韵语，对偶的形式，传统的范畴，使儿童谐于唇吻，易于记诵，幼小的心灵就受到理学的熏陶。在他前后，这类通俗读物有的还加上插图，如李元纲《圣门学业图》，将《大本达道》《进修伦类》《为学之序》《存心要法》《求仁捷径》等绘为十图，使青少年见图知义，经久不忘。清代还出版了汉文、满文、蒙文对照的通俗读物，力图将理学及其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灌输到人民中间去。
第二节 《程董二先生学则》——理学教育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
程端蒙除编撰理学的启蒙教材外，还同董铢合作，制订《程董二先生学则》。根据朱熹的说法，理学教育分为小学和“成人”教育两阶段，小学教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之类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及日用的知识技能，《程董二先生学则》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规定，可以说，它提出了理学教育中，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
董铢（公元1152—？年）字叔重，称槃涧先生。江西德兴人。与黄榦同师。据《江西通志》记载，著有《性理注》《解易注》。
朱熹曾为《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他说：“道不远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训导整齐之者，莫不有法，而况于家塾党庠遂序之间乎。彼其学者所以入孝出弟（悌），谨信群居，终日，德进业修而暴慢放肆之气不设于身体者繇此故也。番（鄱）昜（阳）程端蒙与其友生董铢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矣。余以为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岂不美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 ！这里，朱熹强调办教育要有法（即学则），他向所有学校的师长推荐《程董二先生学则》，认为如能依此训导学生，就能培养出有德性、有造就、为封建帝王服务的人才。
《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的概括与发挥。起首两条为学生规定了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和晨昏所应进行的仪式，末条是关于惩处的办法。余皆为学生律己、待人、接物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涉及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讲行为的有八条。地主阶级要求其培养的人才具有本阶级所认为的美德，其标准是所谓“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八项。
这八项标准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谈吐举止，以及容貌视听都做了烦琐的、使人缺乏生机活意的规定。如“居处必恭”要求根据年龄、长幼，排定座位次序，不能乱序。坐时必直身正体，不能盘腿倾倚，交胫摇足，如朱熹所说的“端席”，如后来陈淳所说“坐当如尸”，特别是反对学生白天睡觉，因为孔子就曾经斥责白天睡觉的宰我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就是说，人们在居处的时候，要如敬天敬神那样肃恭。如“步立必正”，规定走路时徐行，站立时拱手，不能超越长者而行，不能背向尊者而立，不能践踏门槛，不能跛颠偏倚，如朱熹所说“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那样，举手投足不能有一点差错。又如“视听必端”，规定目不能流转张望，只能直视，耳不能倾头左右，只能正听，还要求人们说话时轻声细语，时时控制自己的喜怒情感。至于穿戴，既不能穿奇装异服，又不能简单随便，即使在安闲休息时，也不能“衩袒露顶”，在盛暑也不能脱鞋去袜。如此等等。理学家就是把这一类宗教色彩很浓的修养方法，视为读书士子们德行的标志。
讲学习的有五条：“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所以中心是读书，其要求有五：一、先正心肃容。二、在读诵上下功夫。每一书都规定了应读的遍数，如遍数已足而不能背诵，必须再读至能背诵为止。如遍数未足，已能背诵，也必须再读，读满遍数。学生的学习活动就是埋头于背书与诵经。三、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严防学生离经叛道。四、保持学习环境的整齐与清洁。五、课余时可适当弹琴习射等。这同孔子的做法有别。孔子将弹琴习射等纳入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多种技能的人，而理学家则将之列入课余，反映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日趋没落。
讲待人接物的有两条：“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这两条规定了处理师生、长幼、朋友之间关系的原则，强调师道尊严，强调“非其类”不能亲近，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鄙视。
综观上述各条，其基本精神是力图按照道学家的模式塑造学生的形象，使他们个个“道貌岸然”，成为木鸡式的小学究。
黄榦的门人饶鲁在评论《程董二先生学则》时认为，《学则》讲述了“群居日用之常仪”，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内容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则发挥了“学问之宏纲大目”。饶鲁主张将两者并举，才能“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引自《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也就是主张将小学和“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融为一体。所以，在真德秀制订的《教子斋规》中，第一条就是《学礼》，以下才是《学坐》《学行》《学立》《学言》等。在饶鲁、真德秀两人看来，《学则》经如此充实，才更加完备。
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董二先生学则》所反映出的理学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引导学生脱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而专事“空口讲诵”。它带来了严重的流弊，当时就受到陈亮（陈亮与程端蒙同年生）的批判。他指出，理学教育将人培养成无一技之长的废物，“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送吴允成运干序》） 。他用“各务其实”的功利主义同理学的教育思想相对立。
第三节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理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和计划
程端礼（公元1271—1345年）字敬叔，号长斋，人称畏斋先生，受学于史蒙卿。祖籍江西鄱阳，后迁徙至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著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畏斋集》六卷。
胡文楷曾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他说：“宋朱子有读书法六条，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元程畏斋因编为此书，其自称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日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云。《元史》本传称其著有读书日程，国子监以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端礼本其法（指朱子读书法）而推广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这两段话，说明《读书分年日程》是得自朱熹的真传，若依此读书，就可以收到实效，因而成为明初学者读书的准绳。
《朱子读书法》散见于《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据程端礼说，是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日程》） 。
所谓“居敬持志”，朱熹说：“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有顷刻之不存者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这里，强调读书应心思专一，不受外界物欲的扰乱，要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心）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程端礼对“居敬”的解释是：“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日程》） 。即所谓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无事时敬在心上，是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是使处理事情合于封建道德标准。就是说，读书时，思想固然不能受外界物欲的扰乱；闲暇时，思想也不能受外界物欲的干扰。这是对朱熹“存心”“居敬”说的发挥。至于“持志”，程端礼认为即“立志”。他说：“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日程》） 。“四书”中有不少关于“立志”的说教，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讲立志；又说：“好学不厌”，是讲立志而能笃守。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讲志大而坚定。孟子的“尚志”，是讲立志的切要。朱熹也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但都说得比较原则。程端礼对“立志”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认为读书的宗旨在发明义理，而不在谋求功利；读书的目的是做好人（道学家），不当贵人（事业家）。经过程端礼的解释，“居敬持志”，实际上是指读书的宗旨和目的，欲为圣贤，欲为蒲柳，有系于此，这是读书之本，故被列为《朱子读书法》首条。
所谓“循序渐进”，朱熹《论语集注》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云，“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宪问·莫我知也夫章》） 。“循序”，指的是修养工夫，循先“下学”（人事）后上达（天理）的程序。“渐进”，指的是如流水盈科而后进、音乐成章而后达那样，学习也要在前一段学得较好的基础上才能有所进展。在《行宫便殿奏劄二》里，朱熹根据孔子“欲速则不达”，孟子“进锐退速”的说法，反对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怠忽间断”，一种是“贪多务广”，认为这两者都必无所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朱熹的这个观点，是同他的性论中不求顿悟的论点一致的。程端礼在解释“循序渐进”时，则偏重于读书的具体做法上。他说：“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以字句言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以进度言之，“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日程》） 。这是说，读书时宁可点滴积累，逐步深化，也不要好高骛远，流于空虚。他批评陆王心学“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日程》） 。“循序渐进”，既是读书时应持的态度，又是求学问的规律。
所谓“熟读精思”，朱熹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又说：“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请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这里，朱熹认为，人们的学习活动，就是熟读书中的词句，精思书中的义理，除此再无别的途径；一个人学问的高低，不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是看能否“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达到神秘的所谓“心与理一”。程端礼则更加强调背诵的功用，他说：“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日程》） ，读的遍数越多越好。理学家有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说，这个“义”当指封建道义，绝非科学真理。
所谓“虚心涵泳”，朱熹说：“学者读书，须是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又说：“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同上） 。这也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治经必守家法的思想。如读《易》，应以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等人的注疏为依据，反对傍取异说，“慢侮圣言”；否则，就是经学之贼，文字之妖。程端礼的解释是：“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圣与诸家说便了”（《日程》） 。朱熹要求人们在读经时“莫先立说”，程端礼要求人们“不必自立说”，采取生吞活剥的“记”的办法就行了。可见，他们所说的“虚心”，并不是教育人们不骄傲，不自满，而是为了抹煞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
所谓“切己体察”，朱熹说：“切己体察……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又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同上） 。这里，说明宋代理学家同汉代经学家在治经方法上有区别。朱熹既主张治经必守家法，同时又反对“守之太拘”。他要求人们以读书为阶梯去体验天理，内心体验“天理”与否，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全靠读一句书，想一想，做好内心活动的记录。程端礼要求人们着重从行为上体察，如读到“出门如见大宾”条，就要体察一下，我做得怎么样。其实，内心活动也好，行为举止也好，都是讲的自我修养，同社会生活、社会实际毫不相干。
所谓“著紧用力”，朱熹说：“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就是说，读书时不求速成，但必须抓紧、抓深，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精神。比如，你有读二百字的能力，只读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会仔细，读诵烂熟，这样，记忆力差的人，也能记得，理解力低的人，也能体会。程端礼说：“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日程》） 。如救火治病一样急切，如逆水行舟一样坚忍。这里所说的恒心、毅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完全是为求取圣人之道而发的。
读书，本来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必要的考证和训诂也是治学所不可缺少的，科学的读书方法，可以使学者少走弯路。综观《朱子读书法》六条，无论是起首两条所讲读书的宗旨和程序，中两条所讲读书的起步和家法，还是末两条所讲读书的印证和宽紧，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它视读书为认识的唯一途径，内省体验为认识的唯一源泉，从而歪曲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只能将人们引入歧途。其中，有关“循序渐进”、少而精等涉及教学法方面的论述，对后世教育曾起有益影响，但那不是主要的。理解《朱子读书法》，必须看清这些方法为什么服务的本质；否则，就是抽象的研究。
根据《朱子读书法》，程端礼提出了理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计划，即《读书分年日程》。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依年龄划分为三阶段：八岁前为启蒙教育阶段；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十五岁至二十二三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日程”，指每日每周的读书计划，将每日划分为早晚和白昼三单元，又将数日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经，一日习字演文。读史五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史，二日温习经、传、注。读文六日为一周，其中三日看文，二日温习经、传、注，一日温史。作业十日为一周，九日读书，一日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一一登记，逐项检查。
八岁前的启蒙教育，其学习内容为《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程端礼将其比喻为医家脉诀，最便初学，同时佐以《朱子童蒙须知》，使幼童记说。
八岁至十五岁的小学教育，其必读的主要书目有《小学》《四书》及诸经（《孝经》《易经》《诗经》《礼》《春秋》并《三传》）等十五种。
读书的次序，先读《小学》《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后诸经。这种安排，程端礼未做说明，因为这已成为宋、元时期读书次序的公认传统。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如下一段说得很明白的话：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十四）
朱熹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读《四书》有先后次序，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最后《中庸》。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考虑的。第二，《四书》是一套“经书”，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对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古圣人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
《四书》同诸经的关系，据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二程与门徒有过一段问答：“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二程全书·二程粹言》卷一） 。上了阶梯，就可以升堂入室。掌握了《四书》的要领，就可以进一步读五经。程、朱的这种读书次序，影响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六七百年。程端礼就是羽翼其说而作如是论的。这种读书次序是从难易、远近、大小来确定的。
读经的步骤：第一步是读。读时“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不可添虚声”，“句尽字重”，并要“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第二步是背。规定将每一经文分为大段，大段分为细段，每细段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再通大段或全文背读二三十遍。所以，每日早晚都是学生的背读时间。第三步是思。“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背书时就要“思而又思”。第四步是说。先说句注，再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每句都要说得精确成文。
“读”“背”“思”“说”都是为了“烂熟”是书。“烂熟”的标志是：“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也就是“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工夫。程端礼以此标榜他的读书方法优于汉代的“记问之学”。其实，这只不过是用理学教条反对经学教条而已。
习字、考字、演文的训练，也是这一阶段学习的重要内容。习字先以名家字帖影写，可以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影写二三千字，如此写一二月方止。并要掌握用笔口诀：“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据程端礼说，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考字以《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依据。演文以经书为据，先逐字训释经文，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这样反复进行，以收所谓“明理演义一举两得”之效。习字、考字、演文是为读经服务的，是读经的辅助手段。
学生从刚“发蒙”起，就必须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背书，说书，抄书，经过这样七八年的教育，其面貌可以想见了。
十五岁至二十二三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所谓“成人”，按朱熹的说法，就是要使学生达到穷理、养心、力行、泛应、节礼、和乐这六项标准。按程端礼的说法，这是学生的“志学之年”，要以“学道”“学圣”作为自己“为学”“为人”的志向。
这一阶段的中心教材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四书集注》是朱熹用毕生精力把四书纳入理学轨道的书，它以洗练的文字阐述了理学思想，在所有阐述朱熹思想的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正如他的门徒李性传所说的那样，是书“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朱子语类大全·饶州刊朱子语录后序》） 。这是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沉思考才写成的，它所阐述的儒家思想最精确，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明道传世”之作。朱熹的其他著作、文字，内容与《四书集注》矛盾的，只能以《四书集注》为准，其他只做参考。《四书集注》与其他著作、文字的关系是“正”与“辅”的关系。因而读了《四书集注》对于儒家经书，就有了权衡尺度，就能用理学家的“义理”解经书，改变专重名物训诂的汉儒经注传统。《四书集注》同四书、五经相比，它同理学教育的“成人”培养目标更接近些。朱熹曾比方说，五经是“打禾为饭”，四书是“熟饭”。那么，《四书集注》已经把熟饭端上桌了。程端礼视《四书集注》为理学“成人”教育的中心教材，正是为这部书的性质做了鉴定。
读《四书集注》的步骤同读四书、五经基本相仿。不过，程端礼在这里特别强调“居敬持志”的重要。教育学生用“对越圣贤，夫子在座”的虔敬，反复思量，以三年的时间，昼夜专治。这样，“学者之终身大本植矣”。
在“成人”教育阶段，程端礼也很重视基本知识的教育。其一，抄记诸经旨要，以熟记诸家经疏异同精粗，加深对朱子注的理解。如抄记《易》，在正文后，应先抄记《朱子本义》（《周易本义》），次抄记《程氏易传》，再抄记程、朱门人的发挥，最后抄记古注疏。读经注时，亦先读程、朱传疏，后读古注疏，引导学生用理学解经学，培育实用主义学风。其二，学史以《资治通鉴》为主，旁及《史记》《汉书》《唐书》等。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应“虚心反复”，熟习“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尤其应用《四书集注》之“义理”，权衡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等。程端礼甚至还规定，如果当日无所读项目，则应主观玄想，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对每事的处理能否符合四书的精神，还要用簿册抄录，同诸儒“论断管见”，对照“纲目凡例”，以验所谓“学识之浅深”。纸上论事，纸上谈兵，就是理学家的“学业”和职业。其三，学文以韩文（韩愈文章）、《楚辞》为重点，以韩文为例，选择其中“叙事”“议论”两体兼备的七十余篇，日熟读一至二篇，亦须百遍成诵，以打下作文的基础。对于如何看文，亦有烦琐的规定，每篇先看主意，次看叙述，再将一篇分为大小段，于大段中看“篇法”，小段中看“章法”，“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从中追究作者的心思意图。程端礼似乎也反对抄袭模仿。他认为，文章篇篇“有法而无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日程》） 。所以，他要求学生学习韩文，超过韩文，“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同上） 。他借机吹捧朱熹，称朱熹“文字皆是用欧曾法（指欧阳修、曾巩），试看欧、曾曾有朱子议论否”（同上） ？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他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者综合思考。他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具体做法是，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以朱熹的意见衡量是非得失。这样，就能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熔为一炉。他自我吹嘘说，这就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将来“一旦在朝庙，免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之诮”（《日程》） 。程端礼教育学生读书、作文，就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统治人的“第一等人”，其教育的阶级实质，昭然若揭。
“成人”教育阶段的最后一项学习内容是作文，以应科举考试，为封建王朝输送可供选择的人才。元代科制规定，每三年开试一次，对蒙古、色目人试两场，对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经问，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第二场古赋；第三场对策，即所谓“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与此相应，《日程》制订了作文的有关立论根据和程式。如作《经问》，必须以《四书集注》为准则，严守所谓“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的家法，不能独立思考，不能有所发挥，更不能离经叛道。作文要“以主意为将军”，意必先立，再以平日所记经史史料充填。据说就可“一笔扫就”了。这是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于这种应举式的文章，清代颜元曾斥之为国家的“四害”之一。他说：“为治去四秽，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颜习斋先生年谱》） 。时文即指这种虚文。
当然，《读书分年日程》注意读书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把读、背、写、练贯串于教学的全过程，从方法上看，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有一定裨益的。它注重经、史、文的结合，保留了文史一家的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对后世治学也是有影响的。
程端蒙等人的教育思想，以宣扬理学教条为宗旨，以闭门穷经为手段，以读书做官为号召，其流毒很深。它使广大知识分子，以毕生的精力研读理学经典，专门注重辞章声韵，徒尚浮华，追求利禄，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甚至国家民族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