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史》撰著完成了。全书两卷，上卷二十八章，下卷三十六章，共一百三十万余言。经始于1980年，至1985年年终写竣，历时六载。同志们十分辛瘁，晨窗握笔，午夜摊书，六年岁月是在勤奋中度过的。今日回顾，倍感欢愉。
《宋明理学史》上卷于1984年4月出版，得到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胡绳、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张恒寿、王明诸先生，或驰书勖勉，或相见问讯，均殷殷以下卷早日出版为望。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美国学者田浩，亦深表关切，给我们以精神鼓舞。对此，谨致谢忱。
《宋明理学史》下卷的撰著工作，实始于1983年夏季。是年6月，撰著诸君，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诸同志，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有关同志，集会于北京，商讨下卷的编撰工作。与会诸君得悉《宋明理学史》列为国家“六五”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极其振奋，同时感到责任重大。会议根据前三年所拟的编撰提纲，讨论通过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章节目录。此后，下卷的撰著工作就全面开展了。
1983年11月，中国思想史全国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会议期间讨论了《宋明理学史》下卷的编撰工作，修订了章节目录，调整了编撰力量，推动了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85年冬季，《宋明理学史》下卷撰著基本完成。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诸同志阅读史料，研究问题，操觚染翰，昼夜焦劳。有些章节，三易其稿。其间，步近智同志受主编委托，陆续编印了《编撰通讯》，交流情况，互相启发，促进了工作的进展。侯外庐先生经常听取编撰工作的汇报，给予亲切的指导。
《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国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扬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论，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面，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这里举一个事例。南宋理学家陈淳的生卒年，《宋元学案》卷六十八《北溪学案》说：嘉定九年，陈淳待试中都。“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据此，则陈淳卒于宋宁宗嘉定九年的第二年丁丑（公元1217年）。上推六十五年，则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壬申（公元1152年）。经过考证，得知《宋元学案》的这个记载是错误的。
陈宓所作《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云：“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陈先生卒。”又云：“先生讳淳，字安卿，漳之龙溪北溪人。淳熙己酉，与计偕。嘉定丁丑，该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职郎。享年六十有五。”
陈淳的门人陈沂作《叙述》，记载陈淳的生平很详细，云：“岁在丁丑，待试中都。”
《福建通志·陈淳传》云：“嘉定十六年，以特奏恩，授安溪县簿，未任而卒。”
《漳州府志·陈淳传》云：“嘉定九年，待试中都。…十六年癸未，以特奏恩授泉州安溪簿，未任而卒，年六十五。”
以上材料，均见《北溪全集·外集·传》，比较详确。陈宓《墓志铭》，陈沂《叙述》为当时第一手材料，尤为可贵。所记陈淳生卒生平，最可信据。根据这些材料，理出年表如下：
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元1189年），与计偕。
宁宗嘉定十年丁丑（公元1217年），待试中都（《漳州府志》作“嘉定九年”，误）。又该特奏恩，明年戊寅（公元1218年），授迪功郎。
宁宗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元1222年），以恩循修职郎。
宁宗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授泉州安溪县主簿。未任而卒，时为四月一日。年六十五。
陈淳卒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年六十五，三份材料记载相同。上推六十五年，则生年应为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
又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云：淳愿见先生，“奈何事与心违。……今三十有二年矣。”按：朱熹守漳州，为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公元1190年），时陈淳三十二岁。由此上推三十二年为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这与据陈宓等三份材料所考得的陈淳生年，完全相符。
又陈淳《敬恕斋铭》附《后记》云：“嘉定戊寅春，临漳北溪陈某书。”嘉定戊寅为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上距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公元1158年），为六十年。再过五年，陈淳才死。这也足以证明《宋元学案》谓陈淳卒于嘉定十年是错误的。
做此类烦琐考证，似乎无关大要，但是足以表明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历着认真严肃的摸索，即使一个细节也不敢忽略。而以上所举陈淳生卒年的考证，正是由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审稿时据《宋元学案》提出疑问，然后据考实的结论，胪陈史料，以资取信的。类似情况，时有所遇，随时解决，此不琐陈。
我们有幸在首都工作。这里有藏书十分丰富的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例如，北京图书馆的明永乐年间内府初刊本《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是很珍贵的。六百年前的这部白棉纸初刊本，纸张厚实洁白，大字，大开本，非国力富盛的封建国家的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办此。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高，但印制规格却是头等的，很少有书能同它比拟。我们得以坐在该馆的善本书室里静心地阅读，这事实本身说明我们的幸运。这部书，国内该是很稀罕的了。另有一部桑皮纸本，是明初南京印制的，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版式字体开本与内府刊本相同，只是纸张不同，也是国内稀有的善本了。我们有幸得借阅以与内府刊本相校。这真是我们撰著工作中的喜事。何心隐的集子现在有了刊本，而当初只有容肇祖先生收藏的抄本。过去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蒙容先生慷慨借予。这也只有在北京有此方便。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然而没有兰台石室之藏，没有天禄琳琅之富，则巧妇也难于做无米之炊，任是曾窥二酉，也就失去了做学问的根本凭借。新中国成立以前，书籍的匮乏，曾使学人搁笔。兴言及此，不胜慨叹，读者当与我们抱同感的吧。
还要说一说学术研究方面的互相帮助。五十年前的老同学王作寿君，从浙江省江山县的图书馆，为我们抄辑了宋、明时期江山县的三位理学家的生平资料，为我们论述当时理学传播的广泛找到了证明。王君谦逊，说江山是“山僻小县”，人物有限。然而我们感到，就在这里竟然出了三位理学家。他们虽非大家，而弟子数传，著籍亦有千百人之众。现在摘引这份资料如下：
徐存，“字诚叟，从龟山杨时学。既有得，讲道于家，执经者前后千余人。时相秦桧欲识之，不能得。朱晦庵夫子屡过访，甚敬服。所著有《六经讲义》《中庸论孟解》《潜心室铭》。门人有周贲、周孚、柴卫、柴瑾、郑升之、西安郑雍、陆律、常山江泳，皆卓然名世。卒后，朱子有诗吊之。”朱熹少时，见存于清湖，存告以克已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朱熹又谓，放心之解得力于先生为多（据汪浩《江山县志》） 。可知徐存为二程再传弟子，与朱熹有交往。其著作，仅传《潜心室铭》，余皆佚。
周积“字以善，号二峰，居镇安，天性诚笃，潜心理学，专务实践，动准古人。师事章枫山，受《易》蔡虚斋。举乡荐，复师王阳明。其友王龙溪曰：君于枫山得其旷，于虚斋得其博，于先师得其立诚之旨，可谓信道有闻者也”（据汪浩《江山县志》） 。“性喜讲学，晚年矫其弊曰，为学如治病。学不身体力行，是徒讲药方类也。人以为知言”（宋成绥《江山县志》） 。
徐霈“字孔霖，号东溪，居市后，师事阳明，独契良知之旨。任谏议大夫，疏救夏相国言，受廷杖。……（归）筑东溪讲舍，集同志讲学，多发宋儒所未发。年九十，好学不倦。士林翕然宗之。著有《东溪文集》”（据汪浩《江山县志》）。
宋、明时期江山县的三位理学家，徐存为程门再传，与朱熹有学术联系；周积初为朱学，后转师王守仁，“得其立诚之旨”，立诚之旨即是“致良知”之旨；徐霈师事王守仁，“独契良知之旨”。他们都讲学，门徒众多，影响不小。在一个县里，先后出三位理学家，表明理学传播的确广泛。
学术研究上互相帮助，诚然是学术得以更好地发展的一个条件。
要说明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颇非容易。而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赅括说来，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的，一是政治的，一是学术思想的。所谓社会的，就是风俗习惯的。纲常名教，居家处世，交际往还，婚丧仪节，都属社会影响的范围。
宋明理学的学术思想影响，如水银泻地，渗透无遗。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都深受影响。哲学谈天理、良知。历史传孝义、忠烈。文学歌颂高人雅士、才子名媛。艺术塑造飞天药叉，绘制胜水佳山。偶或离异，则斥为叛逆，不齿于衣冠。何心隐、李卓吾不获善终。曾静、庄廷 斫棺戮尸。关汉卿一生坎坷。徐青藤发狂以终。这些人的遭际，正是理学思想笼盖下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学术思想史上值得记取的教训。
宋明理学，是我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清代考据，方驾而无愧色。在《宋明理学史》两卷之中，我们已论述了主要的理学思潮，许多重要的理学派别、理学家及其理学思想，肯定了其中的积极成果。理学所讨论的心性问题，本体、功夫问题，道德规范问题，人生究竟与要求问题，社会政治理想问题，思维内容与形式问题，“牛毛茧丝，辨析毫芒，”达到了理论思维的很高水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我们在有关章节做了充分肯定。然而，宋明理学与其他学术思想相似，也是瑕瑜参半。所谓参半，不是刻板的一半对一半，而是瑕瑜并呈，妍媸互见，孰轻孰重，要根据实际，具体分析。
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从头至尾探索了一遍。不敢说，这全过程已经探索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对宋明理学的认识比过去确实进了一步。它的性质、作用，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内部分歧，它的回旋起伏，它的衰颓终结，我们的认识比过去具体得多。特别对重要的理学派别，理学思潮，对著名理学家的思想与活动，对主要理学著作的内容，等等，有了较清晰的了解。所有这些，表明我们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也使我们相信，通过这部《宋明理学史》将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中国思想史宋、元、明至清初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收获吧。譬如看山。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它际天蟠地，它高耸入云，它林木苍翠，它溪涧琤琮。我们大体对它有些了解。于是我们攀登，拾级而上，攀悬崖，登高峰，升降流连，渡溪涉涧，越过峻坂，徜徉平冈，然后浩歌而归。这个时候，我们是确实看过这座山了。对这座山的险夷幽邃，千岩万壑，获得了具体的认识。写下来，乃成为一部《山志》。这部《山志》，还是粗略的，不免有遗漏，也有失误，但总堪作揽胜之一助。更有进者，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这部《宋明理学史》，对清理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有所裨补。青蓝冰水，则寄厚望于将来的作者。
《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卷的撰著，前后经过六年。同志们十分辛瘁。然而终于完成了，大家也感到欢快。外庐先生久淹病榻，仍经常问起撰著的进度，了解书中的重大问题，指导我们解决。这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全书的学术组织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承担。黄宣民同志安排人力，完成书稿，贡献了力量。
《宋明理学史》下卷的定稿工作，张岂之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卢钟锋同志在统一全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使书稿的质量提高了一步。
邱汉生
198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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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序原为邱汉生先生为该书第一版写的后记，收录于此谨为读者提供当时编撰时的真实情况，亦有存史纪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