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信由来甚古，从三代开始，由皇帝以至庶民，就知道盖用印信，以资信守了。周沿旧制，而盛于秦，到了汉代才算完备。玺也就是印，皇帝的称玺，臣庶的叫印。据传说，“传国玺”始于秦代，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李斯写的小篆，至于传国玺的镌制年月，历代金石考古家其说各异，大约是嬴秦并吞六国，统一天下所制。秦始皇传给二世，二世再传子婴，刘邦兵临灞上，子婴降汉，献出传国玺，传到了汉平帝。平帝故后，传国玺藏在太后住的长乐宫。王莽篡汉，曾经派王舜入宫强索，太后怒极，把传国玺掷向王舜，玺上的螭纽跌断了一角。玺归王莽后，为求玉玺完整，用乌金镶补，就是后世所谓金镶玉玺了。其后传国玺传到了献帝，到了司马氏手中，由六朝各帝历传，至唐太宗，迭经后梁、后唐，以迄唐废帝在洛阳玄武楼引火自焚，从此传国玺就下落不明了。
依照汉代的印制，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各有不同用途，设有符节令丞掌管。当年北平有名金石家寿玺（石工）对于古代印玺研究精深，他对天子的六玺的用途各有解说：皇帝行玺是敕诏之用，皇帝之玺是传檄诸侯的，皇帝信玺是用于征伐的，天子行玺以征兵编籍为主，天子之玺总持国之大事，天子信玺敬祀天地鬼神。这种印制，历代相沿，并没有什么更动，印玺的字号由钟鼎大小篆而分隶，渐次演变而成的。至于赫赫有名的传国玺并不在天子六玺之内，只是由秦代传下来的那颗传国重宝，凡是改朝换代，被大众所拥戴的“真龙天子”，必须拥有那颗国宝，否则会被人视为草鸡大王而非正统的皇帝了。例如东晋从元帝起历经明帝、武帝、康帝、穆帝，一直都没有找到传国玉玺，所以有人叫他们“白板皇帝”。
民国初年，北平制印高手张志鱼，颇受日本人推崇。日本制印名人松崎达二郎说：“张氏制印不但力劲神匀，纳须弥于芥子的磅礴手法，除了北齐（白石）、南吴（昌硕）之外，不作第三人想。”其实张志鱼刻竹、制泥样样都精，对于金石考据，更有独特的见解。张氏曾经谈到传国玺的材料，是来自陕西蓝田玉石，而各种古籍记载，都说是玉，那是毋庸置疑的。陕西蓝田县东方，在骊山之阳有座玉山，软玉硬玉均有出产（白玉属软玉类，翡翠属硬玉类）。不过如说是用楚人和氏璧来雕琢的，就难以确定它的真实性了。古代印玺，对于纽式，是各有定制、不容混淆的。传国玺是镌的盘螭纽，各种古籍记载相同，谅来是不假的。至于传国玺的尺寸，依据古籍描述，以四寸见方者为多。张志鱼有一张拓片，有两个传国玺拓模，裱成一轴条幅。上面印模是虫篆，印文“受命于天，既寿且昌”；下面是小篆，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文字篆法，两者均有差异，不是一真一假，必定是两者皆伪。后唐废帝引火自焚失去下落之后，历代帝王总觉得，没有那颗传国玺，虽然贵为天子，总非国之正统。而一般慧黠奸宄之徒，千方百计制作伪玺，编造一套圣德应瑞、天禄祯祥的故事，冀求厚赏。受宝的皇帝纵或察觉其伪，也不愿自行拆穿，也就将错就错，让率土臣民，知道他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不敢怀有二心了。夷考宋元两朝史册，迭有献宝的记述，就是这个道理。张志鱼挂在书房的传国玺条幅，是金石家张海若送给他的，据说就是存于故宫的伪玺拓下来的，虽然明知其伪，但把它拓裱挂起来，倒也古朴 赫，令人莫辨诡谲呢！
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国玺自然需要重新雕琢了，但良玉难求。到了民国六年九月十日， 国父在就任大元帅后，有人献了一方琼玉，于是延聘粤东名家陆玖安雕琢，并委元帅府秘书连声海为造玺官。历时八阅月，这颗高二寸七分、宽二寸六分的“中华民国之玺”才镌成启用。
民国十七年全国统一后，国务会议以原有中华民国之玺尺寸太小，决议重镌中华民国之玺一方。这颗玺，是用方形翠玉精雕，重三点二公斤，玺身高四点三厘米，连同国徽纽高十厘米，玺面十三点三厘米见方。民国十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当年十月九日完成，国民政府并明令于十八年国庆日启用。从此举凡国书、批准书、接受书、全权证书，以及外交文件，一律盖用此一玺。
民国十九年有人呈献政府一块质地温润的羊脂玉，于是又镌了一方荣典之玺。玺成，重四点三公斤，玺身高四点六厘米，连玺纽全高十一点一厘米，玺面十一点六厘米见方。此玺篆法神采雄浑，崇玮高超，不知出于哪位名家手笔，于民国二十年七月一日启用。此后凡是奖褒一类匾额文件，一律盖用此玺，以彰有功。民国二十四年吴礼卿先生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时，江苏六合有位孝子为他寡母九旬正庆，地方人士申请褒扬，由政府明令颁赠“松筠励节”匾额，笔者曾亲见加盖玉篆朱泥荣典之玺。据闻这两方玉玺均已携带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