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尚没有学者能撰写成一本好的《中国社会史》或《中国经济史》，但有关上述两书之材料则极多，而且也易于找寻，且由政治制度可反映出经济、社会诸方面的问题。
中国对社会经济问题向来重视“均”，故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地权”为中国历史上之传统历史与政策，其反面则为兼并，此为传统历史所反对。对于商业资本，中国则主张“节制资本”。故孙中山先生不仅为革命家，且为政治家，其所提出之两点，是同时配合世界新潮流与中国旧传统的。
井田制为我国封建社会之制度，为后人所永远歌颂，因其制度乃是平均地权，亦等于西方今日之歌颂希腊。封建制度破坏后，接着“耕者有其田”，但是授田政策，土地权在政府，政府要收回。而等到田地可自由买卖时，就变成兼并了。
到秦汉时代，田地可自由买卖，汉时租税只收十五分之一之半，租税虽轻，但农民却得不到政府的实惠，而兼并者却得了便宜。因农民向地主缴租要缴百分之五十，即二分之一。后来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政策，即对人民拥有田地定出了最高限额。此后陆续有人提出各种不同的土地政策。到王莽时提出“王田”制，即主张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重新分配土地。可是全国人民反对，因此王莽失败了。
三国时天下大乱，全国皆兵。此时已无种田人，土地全为国有，又可推行土地政策。晋代并无好制度，但有“占田”制度，即“限民名田”，规定每户人民可占多少田地，即是限止拥田过额。到北魏有均田制，等于古代井田制，至唐代则为租庸调制。
我国大多数时期均主张平均地权，少数时期如汉代只注意商业赋税，而并不注意土地问题。而唐代却不注意商业，只重视收税。但唐制比汉制为佳，因为下属人民不会太穷。汉代时政府不许人民太富，太穷的则不管；唐代时则不许人民太穷，但可以太富。
唐德宗时，杨炎为相，定出“两税制”。其制度之重要处是，不管赋税制度，而专讲土地政策。因租庸调制虽是赋税制度，但实以土地政策为背景，两者是相混的。租庸调制的手续十分麻烦，有簿册，人死要收回田地，要调查、登记户口，太为麻烦。如户口册一乱，此制度便不能推行，故必须改革。中国是有户口册最为完备者，但调查困难，故仍易于作弊也。实施两税制度，则问田不问人，一千年来推行此政策至今。
古代井田制度是小国寡民，所以易于实施。由于财政制度的牵涉，故土地制度不能彻底推行，而忽略了经济政策，此为中国历史上之中心政策。
政府要轻徭薄赋，故行政开支要尽量节约减省。政府有一缺点，即不愿人民多出钱，故政府行政经费要减轻，那就使行政手续尽量简化，因而很多理想的方法只得放弃。两税制度之优点，首先是手续简化，不再收租庸调，只需要单收田租。租额是杨炎所订定，即先确定每一年政府费用标准之数额，此后即照此数征收。
唐以前之政府希望社会平均，无大穷大富，政府亦希望租税全国平等。但两税制度施行后，其弊端在于租税永远照原来所定，故田租增或减均是相同，遂造成田地租额之不平等。全世界各国均有赋税与徭役，但中国自唐以后则免去徭役矣！
唐代之租庸调制，赋税有关土地，徭役有关人身，贡纳有关家庭。而两税制是一种单一税制，因手续太简，后来仍有徭役。宋代王安石有免役法，到明代整顿其赋税与徭役之法，但失败原因仍为手续太繁。故理想之政策必须简单而不马虎，最好是实行民主及地方分权。
关于国家对国民之赋税，《墨子》书上说：布帛之征是家的土贡，即所谓调；粟米之征是田的地租，即所谓租；力役之征是身的劳力，即所谓庸。即每一国民对政府应有负担，但国家给每一国民以田地，此即“为民制产”。中国是把土地、财政与赋税三者合而为一。
汉制之缺点是土地未有严格管制，魏晋时土地制度破坏了，晋时的赋税名叫“户调”。唐代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制的原因是因为手续上的问题，中国土地多，户口调查、田地变卖等问题甚多，因此为了行政手续的简化，便得想出办法。
中国学者中有学问的，在古代很容易登上政治舞台，并推行其思想于政治上变成制度，因此可以写成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按钱穆先生早年时，大概一九三几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撰成一册《中国政治制度史》稿本，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后，本来欲将此稿交给研究所首届毕业生孙国栋校友整理成书出版，后因孙君行政事务过于忙碌，惜未成事）。但西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因彼等不理是否受官方重视故也。
中国有选贤与能，即今西方之选举。由于中国地大人众，故须以考试制度代替选举制度。
中国欲将两税制变成单一税制，但其势为不可能，其后须有改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