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一国即一城，城市中必有一市区，中国城市往往是政治兼商业中心。古代的城市，“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凡市，必有一特定之场所，也必有一特定的时间。
所谓“市肆”，“肆”者，陈列之义也。当时之市场到了特定的时间必清场，有的定数天一聚，或逢单双日一聚。如北京之天桥市场，代表古代形式，有聚有散。城市中之住宅区叫“坊”，买物区叫“市”，古代之市、坊分区而不混杂，一直到唐代。《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有一市场建筑图。又有唐《长安巷坊志》一书，对于街坊详细情形有描写。
唐代以前是特定市区，宋代有城外之住宅区，叫“厢”，其中有驻军叫“厢军”。唐代以后有“草市”，不在城市中，而在非城区。因为城市之间每每相隔数十里，故设草市。
宋时辽京为燕京，宋为汴京（开封），此时汴京之形态与宋以前不同。当时有一本《东京梦华录》，书内有很多经济资料，内容与今日之《香港导游录》相似，说明当时汴京之社会情况已与唐代不同。当时已有行卖小贩，街上到处都有商店、酒楼、旅馆与戏场，此时的市已无时间限制，可日夜不断经商，店铺也成为不移动的了。南宋京都迁移至临安（杭州），有一部书叫《梦粱录》，亦为笔记，从中可以知道京都之情形。此时北京之书铺尚有古代市场之风。
除了市之外，尚有所谓“行”，行业古称三百六十行，或一百二十行。古代的“行”在市区，一条街往往只卖一种货，如菜行或酒行等。宋以后之市场不分了，故在市中亦不再分行了。“行”者，唐代以前即表示各市区之列肆，为市区中依类分聚之列肆，市区由各种“行”所构成。到宋代以后，市与坊不分了，仍是同业相聚。“行”仍是有，而变成市了，但并非古代之市，不过是散布在各区域，而非只有特定一范围为市区了。
我国有行业组织，即行会（公会）。西方中古时期除了有地主、教会和贵族之外，尚另有自由城市，因城市非贵族地主所能管到，因此也有行业组织。西方所有的公司组织，乃是为了商业有保障。西方既有自由城市及行会组织，但与中国的行会组织不同，因中国城市是不自由的，是由政府统治的，但政府亦赞成有行业组织。例如《续通考》载明世宗嘉靖二年所定的市场法中说：“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②又曰：“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论罪。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诈者杖。”③此处说明商人不能把持行市，贩鬻之徒与牙行亦不能串通为奸，否则当处罚也。
① 《易经·系辞下》。
② 《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
③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