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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南北朝到隋唐的海外交通

唐代有三个重要的制度:一是科举制,是有关学术文化的;二是租庸调制,是有关农、工、商的;三是府兵制,是有关战斗和军兵的。

其实,中国自古就不闭关自守,也不夜郎自大。南北朝时,北方外国人多,此时有佛教流入,由于对外交通极盛,路有两条:一为从甘肃进入玉门关,为中国与新疆(西域)间的交通,张骞曾经由葱岭到达波斯,其随从者曾到过地中海。当时罗马有了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我们卖出的是人造物品,从外国买回来的是天然物品。西汉时有张骞,东汉时有班超,张骞到新疆后,才知道还有印度。另一条为从四川到云南大理,再出而至暹罗及印度。汉末大乱时,北方人逃到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渡海到达安南(即东南亚)。

南北朝时已有外国人来华通商,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来往。到了隋唐时,国人对海外的地理知识已很熟悉了,如隋代人裴矩作《西域图记》,书中说明自敦煌向西出去有三条通道,又如唐人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及《海内华夷图》等书,都与世界地理有关。清人吴承志也读到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及地理知识的书。又如玄奘法师,原姓陈,他从隋末出国,到唐初回国,著有《大唐西域记》。梁启超曾著《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均有谈及这些史实。

关于海舶方面,中国的海上交通亦很早就有。《论语》中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①孔子已讲到国人可自由去海外了。战国初吴国攻打齐国是自己造船舶,从上海直航烟台。秦代时,秦始皇派徐福带一班童男童女乘船去寻求海外三神山,徐福后来不再回来,住下来之地方叫“夷洲”。三国时代已有大批人由海路去安南,可见中国航海事业很早就有。

三国末年晋国攻打吴国时,吴有长江天险,晋于四川造船而下,一条船可载2000军队,尚可在船上骑马,可见船之巨大。东晋时卢循(卢是海盗)作乱,根据地在广州,是从海路而上去攻打江苏,是用八槽舰,船有四层,高十余丈。

隋时杨素造五牙舰,船有五层,高百余尺,《通俗文》中云:“吴船曰艑,晋船曰舶,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字林》云:“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一条船的容量,大者可载万斛。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唐太宗伐高丽,在沿海造船,船长100尺,广50尺,准备次年去攻打高丽。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②有人作此小说文章,可以想见唐人的商业盛况如何矣!又有刘梦得(禹锡)的《夜闻商人船中筝》诗云:“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也说明此时江南扬州的游船是如何的庞大了。

二、唐代的海外贸易

唐代一开始,海外交通便十分频繁,已形成了国际局面。当时已有域外交通,这域外交通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西北的陆路交通,一是东南的海上交通。

东晋南朝时,有很多外国宗教徒来华,主要是印度的佛教徒,北朝时佛教很盛。

东晋时已有海上的军事冲突,如著名的海盗卢循捣乱。

宋、齐、梁、陈四朝,海上交通极盛,说明中国并不闭关自守。

南北朝时,我国自称蛮夷,却称印度为世界文化之中心。

隋唐时代出了很多地理学家,如隋之裴矩、唐之贾耽等均是。

中国人的海舶及海上交通的发展早于西方人,至于内河交通,《旧唐书》中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指四川和襄阳),前指闽越(越指粤),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来,昩旦永日。”③陆上交通叫“关”,海上交通叫“津”。我国在中古时期的海陆交通已非常发达,但西方在此时期的交通则未能如此发达。

以上谈到海上交通,便可想见唐代的商业是如何的发达了。并且我国早有发明机船,在南齐时已有了。当时有祖冲之造出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形容此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④。

说起祖冲之,顺便一谈。近人陈寅恪用“孙行者”之名来对“祖冲之”,但亦有人对以“胡适之”(按钱穆先生讲到此处,顺便谈起一件趣事。当他18岁时,在家乡一小学教书,有一位同事造了一只船,可以用脚踏划行,可以说是一位现代祖冲之,一笑)。

唐代李皋做洪州(南昌)观察使时,曾造成战舰,可挟两轮合蹈之,愬风破浪,疾如挂帆。

宋代有杨么在洞庭湖为海盗,他曾驶驾载军队的轮船。宋将亡时,宰相贾似道家中亦备有用机器踩踏的船。

又有王彦恢,曾制造飞吊战舰,船下装四轮,每轮有八楫,用四人管四轮,可日行千里。

谈起早期的,则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更早期的则有墨子做木鸢,但此木鸢不能控制。

这里只讲说中国造的船已有机器,并不说明中国的科技发达,而是说明当时船的需求大而且要行走快捷,这只是证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兴盛。

三、唐代的市舶使和贸易港

唐代开始有市舶使。宋末蒲寿庚曾做市舶使,日本人曾为他写了一本书,为全球研究东方历史者所传诵,此书说明了宋代的海外商业。但在中国历史上,市舶使只是一小官而已,为我人所轻视。

谈到贸易港,我国最久而最著名者厥为广州。广州为了不起的大港,当时孙中山先生主张开辟黄埔港口岸,以截断香港。唐末广州有庞勋之乱,此时广州已居住很多外侨(回民最多)。

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除广州外,尚有交州、杭州与泉州。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有一部“二十四史”,可说是重视学问的。当时孙中山主张在杭州湾开辟一港,以阻截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的利益(按钱先生说,他年青时崇拜孙中山,无锡的一位友人送他一本“三民主义”的书,但他并不爱好政治活动)。

唐代时,扬州亦是一主要的贸易港,有诗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⑤。因此一般人都很喜欢扬州。据新旧《唐书》记载,扬州有一次大乱,商胡(波斯人等)死者达数千人,见《田神功传》。

唐代开元年间有位小官李勉,后来官至宰相,他曾沿汴水至扬州、睢阳(当时睢阳亦是一大商埠)。当时有位患病的波斯商人乘坐李勉的船同行,此病人十分感激,对李勉说,他是波斯的王族,家有三儿子会来探望他。船经泗州时,说失去一珠宝,如有人复得者可得大官。后来此人死了,将他埋葬,此人将此珠置于口中,李勉寻访其子,后来终于找到了。这说明中国在当时已是国际上珠宝古器的集散地,也可见唐代当时商业之盛、资本之丰厚。如要看此类唐代故事,可看《太平广记》,此中许多小说有新材料在其中。

四、唐代的商业

外国人在华经商,在法律上是有治外法的。《唐律疏议》中有一条说:“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实较国家观念为重。如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闹事,则按照中国法律处理,若是同一国人犯法,则依照该国之法律处理,可见我国之宽大。

至于外侨遗产如何处理,有《新唐书·孔戣传》记载道:“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

当时外国人来华者甚多,故订出条文。至于藩汉通婚,《唐会要》中载贞观二年有一敕曰,外人娶华女为妾者,不许携回。可见唐太宗贞观时已有此制度。《资治通鉴》中有一条说道,安史之乱后,回纥人来长安的极多,不许其穿着中国服装,以免与华混淆。《通鉴·唐纪四十八》“贞元三年条”云:“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可见我国亦不禁藩汉通婚。

当时的商胡亦有在华任官的,也有做盗贼的,也有从商的,是为“胡贾”,可见在华的外国人极多。我们如看《太平广记》,便可找出许多此类材料。商胡的行踪很广,有洛阳、广州、扬州、长安、凤翔(扶风)、永修(建昌)、南昌(洪州)、睢阳、苏州等地。由上可见胡人来华经商主要是在广东、江苏、江西及长安、洛阳等地。

唐时尚有外国人在华开展览会的。当时有外商各献出贵重之物以作比赛,有一胡商展出明珠四粒,中有直径达一寸者。

当时在酒店中亦有胡姬(酒家胡)。此外尚有昆仑奴,多为南洋一带人,肤色深黑,每一家富户都雇养数位。

唐人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中载一故事,言唐贞元某年,长安大旱,皇上下诏于南市求雨。当时有康昆仑为音乐家,能演奏琵琶,他在一彩楼弹奏,对面西楼有一扮女之僧侣亦弹琵琶,两人比赛决胜,后为皇帝知道,命彼去宫中表演。僧对康说,君所弹奏有杂声,且带邪音,因康当初为巫所教,遂停奏达十年之后,再跟此僧重新学习。康昆仑为一摩尼教徒,僧为佛教徒,由此故事可想见唐代之盛。又如当时尚有骑马玩高尔夫球的,那是极奢侈的运动。

吾人如欲详细研究唐代社会,便须读《全唐诗》及《太平广记》等书。

五、唐代的驿站

古代中国有“亭”,亭长由社会产生,唐时变为“驿”,由政府管理。史载唐时每州皆有一驿,每驿有“舍”,路上则称“馆”。唐代共有1643驿,其中1297驿为陆驿,260驿为水驿,水陆相兼的有86驿。驿由兵部中的驾部郎中管理,是军事的。驿用驿马,死生肥瘠要每年报告。每驿设有驿长,下有驿夫,驿长是轮番当差的役。政府设有馆驿使,用以监察全国驿站。

驿站最大的叫“都亭”,“都”者,大也,养75匹马。次者称一等驿,养60匹马。其次二等驿,养45匹马。三等驿,养30匹马。四等驿,养18匹马。五等驿,养12匹马。最小的为六等驿,养8匹马。由于唐当时的中央政府在长安,如到广州,可按驿限定日数,不会误时。

驿站养的马叫“官马”,马身上有印,在头上有一“驿”字,并印明机关名及岁数。每一驿站均有驿田,养一匹马,给40亩田(宋代则为一匹马25亩田),田里种苜蓿,用以喂马。驿站之马每三年一换,老瘦换壮健的,山坡高地、低湿地则用蜀马(即小马)。官吏可供给驿马,供给驿马的数量按职位高低而定,一品官可取用8匹马,二品官6匹,三、四品官5匹,五、六品官3匹,七品官以下的2匹。

另有“传马”,是驾车辆的,用来载货,可随后慢行。传马也按官级高低而分配数量:一品官10匹,二品官9匹,三品官8匹,四、五品官5匹,六、七品官3匹,八、九品官1匹。凡官吏家客过往,只供给传马。除马外又有船,水驿事忙者有4船,次则3船,再次者2船。

驿站有东厅(别厅)、西厅(上厅)。此外尚有楼,如李商隐有诗云“猿上驿楼啼”,又孟浩然有诗云“南陵问驿楼”。驿内又有库,有酒库、茶库、葅库。驿内也有亭(即花园),杜甫《秦州杂诗》云:“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指细竹)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驿站内规定只准停留三天,亦有不准入内的,亦有可入内而不得受供养的。凭符照等级招待,分角符、传符(符上画龙,铜制)及银牌三种。此符可沿路使用,不过水路和陆路是分开的,不能混用。

唐代韩愈弟子孙樵曾作《书褒城驿壁》一首,是说此驿出名,天下第一,因为此驿近中央政府之长安。但此驿中之池水浅而浊,船漏缝渗水了,园中青草芜杂,廊下破烂了,马养在客厅中,鹰在大堂上走动。这篇文章示意大唐王朝的没落而将垮台,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一个知名驿站却落得如此凄凉衰败,其他更不用说了。

明末穷了,裁了部分驿夫,因此驿夫造反了,即李自成、张献忠造反了。

六、唐代之交通运输

从润州(镇江)到长江口本为陆上运输,但刘晏将之改为水上运输。自扬州运输至河阴,则照昔日办法。当时一斗米需40钱,刘晏造歇艎支江船2000艘,每艘船可载千斛,10艘船曰一“纲”(即一队),一纲300人,再加250名篙工,200纲即11万人。自河阴可运至渭口,自渭口可直达太仓。此种船用两旁马路拉牵索,用巴蜀襄汉所出麻与竹做绹索,索朽坏时用来做燃料。历史上说如此运送,每年可运110万石。

宋代苏轼文中亦有谈及,可见文人亦注意到国计民生。当时造一条船需500贯钱,刘晏所造船之费用则加倍,需1000贯钱。有人非议刘晏,刘反驳道,造船要有大船场。由于费用巨大,因此造船者均发大财。运输很通行,造的船很坚固,也不易坏。如此维持了50多年,后来经费一减,造成船政腐败,情况便不好了。可见刘晏采取的方法好。

中国是大一统之强大国家,全国的交通运输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要有良好的陆运与海运。其实元代时已有海运。

明代自南方运粮至西北,当时为了打边寇用,由于政府经费不足,故要请商人运送。运到后可给一“引”,凭引即可换得相等之盐,且此盐不会被视作私盐。由于当时之盐要受政府之管制,因此没有造成独占资本,但政府也不主张与民争利,任由商人做生意。

① 《论语·公冶长》。

② [唐]李肇《国史补》。

③ 《旧唐书·崔融传》。

④ 《南齐书·祖冲之传》。

⑤ [唐]徐凝《忆扬州》。

⑥ 《唐律疏议·名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