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最古的中国社会并非原始共产社会,而应称为“氏族社会”。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业为始,世界各国文化的开始都是如此。

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文明发源都是从农业开始。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其实中国不同于上述三国,因农业发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国农业的发展并非单靠一条河。此外,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均位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纬度、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与巴比伦面积小,印度较大但比较单纯,而中国却幅员广大,此点亦与上述诸国有别。

再者,中国古代北方的农作物并非稻、麦,向来有所谓“五谷”,即黍、稷、稻、粱、麦,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再加上别的,则称“九谷”。农作物的品种,照理是由一处散布至各地,各种生物均然。所谓“生物一源”,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人如要研究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根据历史来研究。

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是黍与稷。最早产于北方的便是黍与稷,我国的《诗经》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讲到占卜年成好坏,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记录,但未见有“求麦”。因为黍贱易种,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人求丰年只求黍。这是历史材料,当我人研究此种甲骨文之史料时,应该产生问题,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麦。原因如上所说,因黍不值钱而易种,是商代人的主要农业作物,这证据可在《诗经》中找到,因“黍”“稷”两字很多。

我国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有神农。“后”者,上帝也。“后”与“神”都是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两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或“后麦”而称“后稷”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最古的农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盘庚后之文物,是我国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由传说而来,不一定可靠,此乃由推想而来的假说。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农作物,因为郑玄说:“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①今日北方以麦为主,种麦处即是种稻处,我国南方以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要的水分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分少,故生在高地为宜。

今提出另一证据,束皙《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是指山地、丘陵之义,即黍开花于山上。长江流域地区的山上可种稻,但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山上则种麦。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种高地山上的农作物,是旱地作物,证据是“舜耕历山,渔雷泽”②,这是说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鱼。

又一证明:后稷发明教人种田就在山西的稷山(并非陕西),自古就有此传说。

再一证明:神农一名“烈山氏”,意即神农氏发明农业,将山上的树木烧掉作肥料来种田,并非用水利灌溉来种田,所以又称为“烈山氏”。

又一证明为《吴越春秋》:“尧遭洪水……尧聘弃(即后稷)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时的浙江人,此处所谓“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种田。

由上述各种证明,可知古代人种田均在山坡上,种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

二、古人居住于高处山地考

易经》中云:“上古穴居而野处。”③证明古人住在山上。又《礼记·礼运篇》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也;“营”者为一个个散布的窟窿。北方的太行山区,今日仍见到其半山区有此种穴居。故所谓“穴居”者,并非地下挖洞,而是在山上挖洞。又有《孟子》中云:“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④

《诗·大雅·绵》中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复”即“”,总之穴居者即是“山居”,居住在山上是也。

山居与山耕同时,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今日在北方仍有遗迹可见。黍是极简单的农作物,生长于高地,这种黍稷文化亦可称为“陵阪文化”。

中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不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其支流的渭水、泾水、汾水及洛水一带。其实这已是后期了,因中国最古的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可称为“高原文化”,故并无西方人所谓的“在摇篮中孕育的文化”。埃及、巴比伦的花是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的则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并非花,而是松柏,即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所谓“氏族”,中国古代均称“氏”,如神农氏、烈山氏、轩辕氏,直到春秋时代,尚有“氏”之称谓。“氏”者,《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⑤“堆”即“”,石堆也,亦有称为山堆、山阜者。

“”或“”,即“岸”字,“山”表形,“干”表声而已。“氏”即“”,即山旁有一块东西好像要掉下来,故许慎说“氏”者“巴蜀名”,不一定对。与许慎同时之应劭说:“天水有大阪,名曰陇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⑥“山堆”即山阜、山崖。《晋书地道记》云:“汉阳有大阪,曰陇坁,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此处所说之“汉阳”即汉水北,“”即氏,“”即,“”是不明白而特意多加上去的。“氏”即,“阝”即阜。“”者,许慎说“秦谓陵阪曰”,是对的。故“氏”与“”实乃同一字,而许慎将之分成两个字,其实秦(陕西)、蜀(四川)的说法是相同的。

“氏”摔下来时,声闻数百里,四川的扬雄在文中曾说:“响若氏隤”⑦,“氏”即。许慎《说文》中引用扬雄此句,说这是四川人的说法,但其实陕西人亦是如此说法。

总之,“氏”即高山上之土堆,可以居人,也可耕田,因此住在那里的人,叫某氏某氏,这是我钱穆的独有见解。“民”字是从“氏”变来,即是“”,故《康熙字典》中查“民”字在“氏”部。住在“氏”处的人叫“民”,人即民,民即人,民非君民之民,是无阶级的。梁启超说,民即老百姓,是被统治阶级。其实,民不分阶级,例如“厥初生民”,“民之初生”⑧。古代大部分人住在山上,故称某氏某氏,即“胙之土而命之氏”⑨。古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统而氏分,如姓姬者,即凡姓姬者即属同一血统,氏则是分开的。

由于古代农作物种在高地,人居于山上,字写作“”即“氏”,加“”即成“民”字了。但书上并不说古人住在山上,“氏”者即山上住人的地方。又一证明为“邱”,从“”,亦可写作“”或“”或“”。“”即北,“”即地,人住在地上。此字从“北”从“一”,因人居在丘南,故从“北”。又《广雅》云:“小陵曰丘。”

总之,“丘”是“土之高也”(《说文》),人住在高地上也,也有写作“”的,即二人住在丘上。何以人居于山上?又一证明为:

《孟子》云:“得乎丘民。”⑩

管子》云:“乡丘老不通。”⑪

庄子》云:“丘里。”⑫

周礼·周官》云:“九夫(夫,家也)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这时候的人已不住在山上,但“丘”仍作为人居住的社会单位,故不叫村而叫“丘”。

左传》云“八索九丘”⑬,形容人学问广博,读过这些书。汉人注云,“九丘”即九州亡国之戒,即指古代的历史也,说明此人研究古代史很清楚。另一种说法为,“丘,聚也”,以国名丘,可见从前国家的人民住在山上。由以上可见,“丘”有三种解法:一为人住在丘上;一为乡丘、里丘;一为国丘。又,“虚”即“大丘也”⑭,《易经》上说“升虚邑”,可见此“虚”是高的,“升”者即要建高之意。历史上说,鲁为少皞之虚,卫为颛顼之虚,陈为太皞之虚,郑为祝融之虚,晋为实沉之虚。即《左传》上说,这些国家都是住在山坡上的。

又如曲阜,即高地也,今仍可见。陈国叫“宛丘”,亦是一丘。又如唐尧所居之处叫“陶丘”。

我国古代这些事实,因有史书记载,可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又有一证明:“舜居蒲阪”,“阪”即山陂。章太炎曾作《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考》一文,此文为一创见,但有一病,即“神权时代”用于中国不妥当,此乃模仿自西洋。章氏曾见过日本人译书,曾云天子居山,即民众居下,这就不对了。民众当然也居山,正如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均居住山上,朱贵只是派往山下而已。

又《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或云:“人所居高丘也。”⑮周人居镐京,即人居于高丘。

《诗经》云“如坁如京”⑯,是说农民收成之本,“坁”即,“”即氏也。

国语》云:“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⑰“九京”是指死人葬地,古人葬死人即葬在家中。

我人可由“九京”联想到,“九原”亦是人死后之葬地也。《说文》云,“原”是高的、平的野,故“原”者,是“高平之野人所登”。

《说文》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⑱

《诗经》云:“周原膴膴。”⑲

《左传》云:“原田每每。”⑳

段玉裁注《说文》云:“凡陆阜陵阿皆高地,其可种谷,给食之处皆曰原。”即高地上可种田处叫“原”,故郑康成注“原”云:“高平曰原。”

尚书》云:“既修太原。”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阿即高地)”㉑。

穆天子传》云:“天子西征,升九阿。”又云:“平陆。”

“陆”亦是高地,故今日人说“大陆”是不对的,因黄河、长江流域均非大高地也。高地可种谷处叫“原”,高而平的才可叫“原”。今人称“民阜物丰”,此处何以人多用“阜”字?因为古人住在阜上。

由以上诸证,即可说明古人住在高原(穴居者即是在山上挖洞)。《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就”者,即是往高地而居。因当时古人还不知道在平地上造宫室,所以就在山地上挖洞而居也。

三、古人住在山上

上节谈到《公刘之诗》的“陶复陶穴”,据徐锴解释是在地旁岩下筑室。马融的《长笛赋》云:“岹窗岩。” 徐锴的注释即是根据马融之说而来,故“复”即“”,说明古代人穴居在山洞中。

荀子·解蔽》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唐时人注曰:“石,穴也。”则荀子时仍有人住于穴中。又《诗经·东山》曰:“洒扫穹室。”此两字均从“穴”。

以上证明古人的房子是造在高地上的。

“”“”两字,即是因岩为屋之意。例如“庐”字,照理此屋应造在山上,如今则是造屋在田间之意,但观其字形是造在山岩处的。

又如“庶”字,人口众多,所以用“广”旁,因古人本是住在山岩处的。

又如“民阜”,即人口多是住在山岩处,“阜”即“”。

又如“危”字,用“”为偏旁,是说人在屋脊上,故危,如范痤“因上屋骑危”㉒。故从《说文》中便可了解古代社会。

中国古人何以要住在山上?一说人为避洪水,故居山上。孟子曾如此说过,《孟子》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㉓孟子时,人民大多已住平地,但根据“营窟”二字,即可证明人住于高地。此处孟子所说,与《易经》和《墨子》说法不同。

古代称人曰有虞氏、有夏氏、陶唐氏,但对殷不称“有殷氏”,而称“殷人”,可见殷商时已搬下来住,不住高地了。故如用“氏”与“人”来分别的话,商代以后可称今代,夏代及以前可称古代。

当时古人对黄河仍不能做有利于农业灌溉之利用,至于黄河诸支流,也要等人对农业智识极高时才有用。

总之,中国古人何以住在山上,尚待吾人做实地考察之研究。

四、氏与族之分别

我们可称古代为氏族社会。

“禹会诸侯于塗山”,“防风氏后至”㉔。所谓“禹会万国”,古代无国而只有氏,故此处称“防风氏”,而不叫“防风国”。一个氏即一个部落,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族”者,即在一面旗帜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这是游牧民族,所游过之处,他人不得侵犯。

“物”字从“牛”从“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种,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种说法。“物”本来是分别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沪语“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读作“勃”,考察之义。故“物”者是在旗上画一个手,这证明古代是图腾社会。

今由“物”讲到“族”,“族”是带着弓矢到处去打猎,是个游牧社会。

族是可迁徙的,氏则较安定。

至商代时,人民已迁居至低地,但种麦者仍稀少,此时亦没有稻。由“氏”“族”两字来看,我国古代社会是游牧兼耕稼,可能游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耕稼民族反而住在较高的山坡上。人若要住在平地耕种时,需要有堡垒防御,但当时仍无城墙,相传鲧发明筑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我人可否根据黄帝轩辕氏“邑于涿鹿之阿”一句,来说明当时有城?

农业民族与商业游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长住的、无争的,后者则是战争的、流动的、争夺的。

农业民族没有防御的必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没有国家和团体观念。

西洋人有悲剧,有惊险,因为是商业的;中国的农业则平淡无奇,亦无惊险。

氏有地域观念,后来转而为家族观念,因此由氏族社会转而为宗法社会。

古代的中国人是平铺的、散漫的,物质上是贫弱的,但可自供给足,因为穷,因此没有奢侈。西洋社会是吃了奢侈的亏,中国则否。

中国社会是散漫而不团结,但相安无事。自小处讲,变成家庭观念;自大处讲,则变成国家观念。

我在以上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氏族社会,一是黍稷经济。

① 《孝经》郑玄注。——编者注(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下文不再标示。)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周易·系辞下》。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说文解字》卷十二。

⑥ 《汉书》注引应劭语。

⑦ 《汉书·扬雄传》。

⑧ 《诗·大雅·生民》《诗·大雅·绵》。

⑨ 《左传·隐公八年》。

⑩ 《孟子·尽心下》。

⑪ 《管子·侈靡》。

⑫ 《庄子·则阳》。

⑬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⑭ 《说文解字》卷八。

⑮ 桂馥《说文义证》。

⑯ 《诗·小雅·甫田》。

⑰ 《国语·晋语八》。

⑱ 《说文解字》卷八。

⑲ 《诗·大雅·绵》。

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㉑ 《史记·五帝本纪》。

㉒ 见《史记·魏世家》。

㉓ 《孟子·滕文公下》。

㉔ 《左传·哀公七年》《国语·鲁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