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本书缘起）
此书之作，动念于十年前，其初意乃为个人之补过。原余于十七年前，即曾作一长文，名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当时曾提出"天人合一"与"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继后三、四年中，曾陆续对中国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皆有所论。后辑成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予正中书局出版。在此书印刷之际，正个人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及该书印出，即深致不满，并曾函正中书局，勿再版。然书局仍续有再版印行，遂欲另写一书，以赎衍尤。原该书自表面观之，内容似甚丰富，且根本观念与今之所陈，亦似相差不远，然实则多似是而非之论。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馀在当时，虽已泛滥于中西哲学之著作，然于中西思想之大本大源，未能清楚。当时余所谓天人合一之天，唯是指自然生命现象之全，或一切变化流行之现象之全。馀当时在西方哲学中，颇受柏格孙、詹姆士，及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之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唯于心之虚灵不滞、周行万物一义，及自然宇宙之变化无方无往不复二义，有一深切之了解。此二义亦保存于本书中。然当时对于西方理想主义或唯心论之形上学，无真认识。对东方思想中之佛家之唯识般若，及孟子、陆、王所谓天人合德之本心或良知，亦无所会悟。盖吾性多理障，初解知识，即喜疑难，时与先父辩论。先父信性善，馀则信善恶二元。先父崇儒，馀则以儒与诸家平等，或加诽谤。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尝躬蹈之。吾于写该书之前七、八年，亦曾闻熊十力师、欧阳竟无大师，与吕秋逸先生讲唯识、唯心之论，吾甚佩诸先生之为人，而终以为唯心、唯识之论，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尝自思四论证破之，后见其与新实在论者破唯心之论证暗合，乃广读新实在论书。又受新实在论者批评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观念之影响，遂对一切所谓形而上之本体，皆视为一种抽象之执著。故余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开始即借用易经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此文初出，师友皆相称美，独熊先生见之，函谓开始一点即错了，然馀当时并不心服。馀当时答辩谓，即此变化流行之本身，即为不变。变之为变之理，即变化流行之现象之本体，故即体即用云云。当时又读柏拉图之帕门尼德斯对话，及黑格尔逻辑，见其自有无二范畴，推演出一切思想范畴。而变之概念，原可以有无之交替说之。于是以为可用"有无之理"之自己构造，为形上学之第一原理，以说明宇宙，并尝以之解释老、庄、易传、中庸之形上学，成数万言（亦见该书），实则全为戏论。
唯继后因个人生活之种种烦恼，而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乃有人生之体验（中华出版）、道德自我之建立（商务出版）二书之作。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时又读友人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商务三十年出版），乃知纯知之理性活动为动而愈出之义，由此益证此心之内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来与牟先生论学甚相得，互启发印证之处最多。对此心此理，更不复疑。而馀十年来之哲学思想，亦更无变化。于中西理想主义以至超越实在论者之胜义，日益识其会通。乃知夫道，一而已矣，而不讳言宗教。并于科学精神、国家法律、民主自由之概念，渐一一得其正解。至对中国文化问题，则十年来见诸师友之作，如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之论中国哲学，钱宾四、蒙文通先生之论中国历史之进化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先生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先生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熊、李源澄、邓子琴先生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及其他时贤之著，皆以为可助吾民族精神之自觉。较清末民初诸老先生及新文化运动时，留传至今流俗之论，夐乎尚已。而西哲中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凯萨林哲学家旅行日记，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圃、汤恩比对中国文化之论列，亦多旁观者清，而颇有深入透闢之论。盖文化乃天下之公物，范围至大，凡人有所用心，皆必能有所发现。顾馀仍以为憾者，则引申分析中国哲学之智慧，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价值"之著，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者，尚付阙如。故于此十年中，复不自量力，先成文化之道德理性基础一书，以明文化之原理，再进以论中西文化之精神价值。二书卷佚浩繁，一时不易出版，故将后一书下部论中国文化者提出刊行，是即此书。
吾之此书，成于颠沛流离之际，平日所读书皆不在手边，临时又无参考之资，凡所论列，其材料大多不出乎记忆之所及，而宛若自吾一人胸中自然流出，固亦有其美，然终不能无挂一漏万之憾。身居闹市，长闻车马之声，亦不得从容构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孙，正视吾数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为封建之残馀，不惜加以蠲弃。怀昔贤之遗泽，将毁弃于一旦，时或苍茫望天，临风陨涕。乃自勉自愤，时作时辍，八月乃成。此书乃以我所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于具体之历史社会之事实，所论者较少，而于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则力求以较清楚之哲学概念，加以表达。对中国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宗教智慧，通常惟恃直觉了悟者，吾皆以"方以智"之道加以剖析，而终归于见天心、自然、人性、人伦、人文、人格之一贯。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此意亦吾今昔之见解之最相反者，盖亦屡经曲折之思维而后得之。余于中国宗教精神中，对天地鬼神之观念，更特致尊重，兼以为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并可以为中国未来之新宗教之基础。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仁心即天心也。此义在吾书，随处加以烘托，以使智者得之于一瞬。在中国文化之哲学概念方面，则恒随文加以分梳，其涉及哲学问题深处者，如关于性与天道方面者，皆以西哲之胜义为较论之据，势不能不引申触类，发古人之所未发。而文约旨远，又实无法使之更通俗化，必需读者于此中问题，先曾反复究心，方易心领神会，则吾之过也。
又吾书之论中国文化，虽重在论其过去，而用意则归向于中国未来文化创造道路之指出。吾在此借用古人之太极、人极、皇极三极一贯之意，以明圆而神之中国文化精神，对方以智之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摄取之理由，以展开中国未来之人文世界。顾吾又不承认中西文化之融合，只为一截长补短之事，而以之为一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当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故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二极，吾书可谓以与一在哲学理念上之真实的会通。此会通之当有，与由此会通后，中国未来文化必有一新面目，自吾之哲学理念观之，乃为天造地设者。吾知今之中国学人皆不喜此神秘之论，然吾望人虚怀体察本书之立义，再定其是非。
吾书辞繁不杀，又喜用西方式之造句，以曲达一义，然中心观念在吾心中，实至简易。唯当今之世，简易者不加以界画敷陈，多方烘托，则乾枯而无生命，人不易得所持循。故首四章以纵论中国文化之历史发展。第五章至第八章，论中国先哲之自然观、心性观，及人生道德理想。第九章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面：先之以人间世界，以论中国之社会文化，与人在自然之生活情趣；次之以艺术文学精神以论美感；再次之以人格世界，以论中国所崇敬之人物之类型；终之以悠久世界，以论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最后三章，则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以解除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纠结，而昭示中国未来文化之远景。吾书每章皆自具经纬，各章之义复互相映照，而每章立义，皆先浅近易晓者，以次第及于精微。故即在初学，但循序以读，皆可得解。亦可先阅艺术文学精神、人间世界、人格世界数章，因所论较为具体，可引发兴味，再及其他。吾年来另以语体文所写之孔子与人格世界、西洋文化之省察，及在《民主评论》与《人生》诸刊所写论文，并与此书相出入，而说理较浅近而切合现实，读者宜参看。吾书自谓有进于以前论中西文化者，而颇详人之所略。后来者固当将进于我，而详馀之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此固非一人之事也。
民国四十年孔子二千五百零一年九月二十日唐君毅自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