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説新語文學類云：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
劉注云：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寅恪昔年撰「論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其大旨以爲六朝之清談可分前後兩期。後期之清談僅限於口頭及紙上，純是抽象性質。故可視爲言語文學之材料。至若前期之清談，則爲當時清談者本人生活最有關之問題，純爲實際性質，即當日政治黨系之表現。故前期之清談材料乃考史論世者不可忽視之事實也。世説此條之劉注實爲前期清談重要資料，而昔年之文所未及釋證者。今略論之，以補昔文所未備也。
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爲兩類人羣。一爲内廷之閹宦。一爲外廷之士大夫。閹宦之出身大抵爲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之類。（三國志魏志陸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語。）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爲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絶大多數則爲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爲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爲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徵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爲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説，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爲其生活實際之表現。一觀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資料，即可爲例證。然在西漢初中時代，大學所言尚不過爲其時儒生之理想，而蘄求達到之境界也。（小戴記中大學一篇疑是西漢中世以前儒家所撰集。至中庸一篇，則秦時儒生之作品也。寅恪别有説，今不具論。）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魏爲東漢内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争勝敗問題。自來史家惟以曹魏、司馬晉兩姓之關係目之，殊未盡史事之真相也。本來漢末士大夫階級之代表人袁紹，其憑藉深厚，遠過於閹宦階級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於是當時士大夫階級乃不得不隱忍屈辱，暫與曹氏合作，但乘機恢復之念，未始或忘也。東漢末世與曹孟德合作諸士大夫，官渡戰後五十年間（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即公元二〇〇年。司馬懿奪取曹爽政權在魏齊王芳正始十年，即公元二四九年。）多已死亡，而司馬仲達，其年少於孟德二十四歲，又後死三十一年，（曹操生於後漢桓帝永壽元年，即公元一五五年，死於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二二〇年。司馬懿生於後漢靈帝光和二年，即公元一七九年，死於魏齊王芳嘉平三年，即公元二五一年。）乘曹氏子孫孱弱昏庸之際，以垂死之年，奮起一擊。二子師、昭承其遺業，終於顛覆魏鼎，取而代之，盡復東漢時代士大夫階級統治全盛之局。此固孟德當時所不及料，而仲達非僅如蔣濟之流，老壽久存，遂得成功。實由其堅忍陰毒，有迥出漢末同時儒家迂緩無能之上者。如晉書壹宣帝紀所云：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可爲例證也。
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讀史者於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今迻録孟德求才三令，而略論釋之於下。
三國志魏志壹武帝紀建安十五年云：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書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説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吴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東漢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於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農楊氏之類，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於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義，所謂「禹貢治水」，「春秋決獄」，以及「通經致用」，「國身通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範圍，或違反此標準者也。此範圍即家族鄉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以此等範圍標準爲本爲體。推廣至於治民治軍，爲末爲用。總而言之，本末必兼備，體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爲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産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爲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顧亭林論此，雖極駭嘆（日知録壹叁正始條），然尚未盡孟德當時之隱秘。蓋孟德出身閹宦家庭，而閹宦之人，在儒家經典教義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對此不兩立之教義，摧陷廓清之，則本身無以立足，更無從與士大夫階級之袁氏等相競争也。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爲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與之同者，即是曹黨，與之異者，即是與曹氏爲敵之黨派，可以斷言矣。
夫仁孝道德所謂性也。治國用兵之術所謂才也。當魏晉興亡遞嬗之際，曹氏司馬氏兩黨皆作殊死之鬥争，不獨見於其所行所爲，亦見於其所言所著。四本論之文，今雖不存，但四人所立之同異合離之旨，則皆俱在。苟就論主之旨意，以考其人在當時政治上之行動，則孰是曹魏之黨，孰是司馬晉之黨，無不一一明顯。職是之故，寅恪昔文所論，清談在其前期乃一政治上黨派分野向背從違之宣言，而非空談或紙上之文學，亦可以無疑矣。兹更略徵舊籍，以證實之於下。
三國志魏志貳壹傅嘏傳略云：
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遷尚書。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以功進封陽鄉侯。
三國志魏志貳捌鍾會傳略云：
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内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黄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户。及［諸葛］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
據此傅、鍾皆司馬氏之死黨，其持論與東漢士大夫理想相合，本極自然之理也。
世説新語賢媛類王公淵娶諸葛誕女條劉注引魏氏春秋曰：
王廣字公淵，王凌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同異，行於世。
三國志魏志貳捌王淩傳云：
［淩子］廣有志尚學行。［淩敗并死，］死時年四十餘。
三國志魏志玖夏侯尚傳略云：
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師］所親待，然私心在［夏侯］玄。遂結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據此，王、李乃司馬氏之政敵。其持論與孟德求才三令之主旨符合，宜其忠於曹氏，而死於司馬氏之手也。
世説此條所記鍾士季畏嵇叔夜見難擲與疾走一事，未必盡爲實録，即令真有其事，亦非僅由嵇公之理窟詞鋒，使士季震懾避走，不敢面談。恐亦因士季此時别有企圖，尚不欲以面争過激，遂致絶交之故歟？今考嵇、鍾兩人，雖爲政治上之死敵，而表面仍相往還，終因毌丘儉舉兵，士季竟勸司馬氏殺害叔夜。世説記此一段逸事，非僅可供談助，而論古今世變者，讀書至此，亦未嘗不爲之太息也。
抑更有可論者，嵇公於魏、晉嬗替之際，爲反司馬氏諸名士之首領，其所以忠於曹魏之故，自别有其他主因，而叔夜本人爲曹孟德曾孫女婿（見三國志魏志貳拾沛穆王林傳裴注引嵇氏譜），要不爲無關。清代吕留良之反建州，固具有民族之意義，然晚村之爲明室儀賓後裔，或亦與叔夜有類似之感耶？因附論及之，以供治史論事之君子參證。
（原刊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