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先生在《鞑靼考》一文中假定阻为鞑靼之倒误，后来王静如先生根据《滏水集》证明此说之不可信，但是这还只是孤证，论者可以说，元人既能够删改辽、金史旧文，也何曾不能窜改《滏水集》。明人记载中的“建夷”、“奴酋”很多就给清朝改成了“大清”、“大兵”。我想静安先生既然说“阻卜”或“阻”是字面上的涂改，那么就决不能真有以此为名号的种族，因此假使有阻卜或阻的异译发现，静安先生之说也就不攻自破。现在我们恰好在史籍中找到了异译。
（一）术不姑。这个种族在《辽史》中时常见到。照契丹人的读法应该就是阻卜。《辽史》卷六九《部族表》太宗会同五年（942年）七月载：“术不姑、鼻骨德、于厥里来贡。”卷四《太宗纪》却写作七月辛卯，“阻卜、鼻骨德、乌古来贡”。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九月《表》载：“术不姑诸部皆叛。”卷一七《圣宗纪》却写作八月，“自是阻卜诸部皆叛”。卷七〇《属国表》在太宗天显八年（933年）十月载：“术不姑来贡。”卷三《太宗纪》记“九月庚子，阻卜来贡”。本年七月《表》上固然有“阻卜、术不姑来贡”一语，似乎可以反对我的说法，可是在《太宗纪》本年七月却只有“阻卜来贡”一条，可知《表》的阻卜与术不姑并举乃是重出。
（二）术保。“阻卜”一名宋人有时称之为“术保”，《东坡奏议》卷一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第二状》云：“大抵北虏近岁多为小国达靼、术保之类所叛，破军杀将非一。近据北人契丹四哥探报，北界为差发兵马及人户家丁往招州以来，收杀术保等国。”这个“术保”，自必是阻卜、术不姑之异译。这里达靼与术保并举，似乎有助于王静如先生的“阻卜非达靼”说，但是根据《辽史》的纪载，此说还有问题，这里不想多说。
（三）速不。蒙古有大将速不台。照蒙古以种族为名的惯例，“速不台”应该与兀良哈台、南家台、弘吉剌台一样，以种族命名。此外，宋人所杀的蒙古使者名“速不罕”，《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作“搠不罕”，《元秘史》作“主不罕”，“速不”、“搠不”、“主不”应皆为“阻卜”的异译。阻卜的名号，我们还可以推得更早，《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同），说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征河西，隶属于匈奴的诸族中有一种称为“遬濮”，本年去病再度出征，他的将领赵破奴又曾斩了个“遬濮王”。这个“遬濮”的译音可能与辽、金时期的阻卜或阻有关。
关于阻卜的人种问题一般都相信阎复的说法，认为沙陀后裔，我想也有疑问，当别论之。关于阻卜的字源，我完全同意王静如先生的说法，但是我想最好能解决为什么一个突厥族却采用藏语Sogpo为名号。
（原载1947年5月16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
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响
金源建国之初，未有文字，当时所用者皆契丹文。《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所云“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关于女真文字之创制，《希尹传》记述甚详，今不赘述。然女真字创制之后，契丹字承用不废，此固由于女真国境半为契丹故壤，包有大量通用契丹语文之民族，而此外又似有别一原因可以为解释者，《金史》卷九《章宗纪》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癸巳：
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
据此则其先女真字盖先译为契丹字而后重译为汉文也。女真起自边陲，其于汉族文化较之契丹所涉深浅悬殊，而天会之后，入据中原，不能不以传统汉文法约束之，此所以必借契丹文字为居间，而其礼乐刑政之效中土诸朝者又多间接自契丹传习而来，则女真字与汉字之间自必有赖于契丹字之媒介也。故在金太祖阿骨打时，诸臣多学契丹文字，《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
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宗雄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
本传虽以契丹、汉人并称，然诸子所学者为契丹字，故当时女真人通契丹字者多，而能汉字者盖鲜。宗雄所通为契丹大小字，而同卷《胡十门传》称“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则虽能通汉语，仍不解汉字也。他若完颜宴、纥石烈胡剌得等，《金史》本传并称其通契丹大小字而不及汉字，足以证明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及天会以后，女真人颇有通习三种文字者，《金史》卷六五《斡者附孙璋传》、卷七二《仲传》、卷七三《宗雄子阿邻传》、卷八一《夹谷谢奴传》并称通女真、契丹、汉字。惟所谓“通汉字”，疑亦止于粗解字义而已。但观金初使宋诸臣，如高庆裔、萧仲恭、萧庆之属，或奚人，或渤海人，奚与渤海广义言之，皆契丹也。是知使宋之职犹非稍通汉字之女真人所能胜任也。《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天会六年（1128年）刘彦宗薨，企先代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七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大定）十一年（1171年），将图功臣像于衍庆宫，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置功臣画像中，亦足以示劝后人。”
按企先虽是汉人，而自知古以降，世为辽贵臣，辽代初步创改制度，知古实与其事，而其裔孙企先复以此教女真，可云巧合。辽代制度南北面分立，亦即汉与契丹不同制度并立。企先为金创制立法，自必本之辽制。然则天会、皇统之时，女真与汉族语文间既借契丹人之通译，其创立制度又仿自契丹，其统治中原汉地则委之故辽降臣。此所以契丹文字在当时居于重要地位，而在女真文字创制之后仍承用不废也。
契丹文字既具有沟通女真、汉人之作用，故在官府中特置契丹令史，而契丹文字亦得与汉及女真文字并立而三。楼钥《北行日录》云：
又闻彼中有三等官，汉官、女直、契丹三者杂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学者亦以此为别。
按楼钥北使在南宋乾道五年，亦即金大定九年（1169年），在海陵王实行汉化之后，而官府文书及教学，契丹文字犹得与女真、汉字相抗衡者如此。《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
通契丹、汉字，尚书省辟契丹令史……正隆南伐，兼领契丹、汉字两司都事。
按移剌慥，契丹人，以兼通契丹、汉字而为契丹令史，其后又兼领契丹、汉字两司都事，契丹人之作用可思。同书卷九《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八月壬寅制：
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
如上所述，知自金初以讫明昌，凡有关文法之事，并由女直、契丹、汉人三分其额也。考金代政治，胥吏实居极重要之地位，刘祁《归潜志》卷七：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1)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
据此则省令史实为仕宦捷径，而其职则女真、契丹与汉人分处之。此虽不尽由于行用契丹文字之故，而仍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金史》卷九《章宗纪》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乙酉称：
诏罢契丹字。
同书卷五二《选举志》二“女直进士令史”条云：
明昌三年，罢契丹令史，其阙内增女直令史五人。
废契丹字与罢契丹令史之关系固甚明显也。据刘祁之说，省令史实为仕宦捷径，今既罢契丹令史，则契丹人由此以登相位之道绝。是以大定以前，契丹、奚、渤海人为宰执者较多，海陵时尤盛，而章宗一朝止一移剌履官至尚书左丞，嗣后则寂寥无人。盛衰之际与文字之兴废时间略同，夫岂无故哉。
至于契丹字之废于明昌，盖亦有故，《金史》卷五三《选举志》三称：
国史院书写，正隆元年（1156年）定制，女直书写，试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汉人则试论一道。
据此知海陵时，国史院吏之考试女真人为契丹与女真文对译，而契丹人则为契丹与汉文之对译，由此亦知女真人通晓汉文者之少。当时海陵方力行汉化政策，不以契丹之居间稗贩为已足，而谋直接仿效宋人，其事非兹篇所能详，但由此而促使女真人学习汉文，则势所必至。《金史》卷七三《宗尹传》：
宗尹乞令子银术可袭其猛安，会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袭其谋克。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世宗曰：“此二子。吾识其一习汉字，未习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汉字曾学其一者，即许承袭。”遂著于令。
夫以世宗之崇尚旧风，力谋维持女真语文之通行，而女真贵胄乃有但习汉字者，其契丹字之不被重视，更可想而知。令文虽女直、契丹字并言，恐习契丹文字者罕矣。《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大定十九年（1179年）……择日使皇孙行师弟子礼。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
按世宗挟帝皇之威力，持种族之成见，力图挽回女真人汉化之趋势，而其孙辈至不能作女真语（见卷九《章宗纪》），其教之也亦不能屏汉语不学。盖既为汉地之君主，统治众多文化居于优越地位之汉人，既不能强汉人之习女真语文，又不能长恃契丹人之转译，于理于势，宜其然也。女真贵胄既通习汉文，不借转译，则自无习学契丹文之必要，以故章宗、宣宗启蒙之教不及契丹文矣。
女真人学汉文者渐多，则契丹文之居间作用亦渐消失，至女直进士科之建立，遂命女直省令史自进士中选取。《金史》卷八《世宗纪》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闰十一月戊午：
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
考进士为省令史，行于皇统，罢于天德，复于大定者文资令史也。是时女真人无中词赋进士者，即女直令史之选犹以右职、荫任进。以右职、荫任进之省令史，未必尽通汉文，如世宗所云“三者通一”之流当必有之。至于女直进士，虽法令上所试并无汉文，而史籍所载就可知者数之，殆无不兼通汉文者，此所以二十三年之制行而不越十年遂废契丹令史也。
世宗创立女直进士科之用意，乃在保存女真语文以挽回海陵以来女真人汉化之趋势，然其所以教者既仍借资于汉籍经典之女真译本，则企羡汉文化之心理将更因之加深，而亦终不能屏斥汉文。其所发生之作用乃横及于契丹、奚人之仕途及其政治地位，所以大定以降，尚书省长官自左右丞至参知政事犹多汉人、南人，而明昌以后，契丹、奚人寂焉罕睹，此又岂始计之所能料哉？
（原载1947年6月23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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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迁”一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