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归义军节度建立以后，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其事迹国内外不少人曾加考证，日本藤枝晃氏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引据许多资料，最为详尽。我在1957年于科学院图书馆从显微胶片中抄录了一些斯坦因盗窃去的敦煌文书，其中也有涉及归义军节度的资料，回来后发现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曾稍加整理。但此时尚未见藤枝晃的论文。1961年在北京忽促借阅了此文，觉得有些资料还没有利用，但旅途中未带原稿，未及检对。今草成此稿，仅对这些资料加以介绍而已。我所抄录的资料很不完备，又多误字，现在难以校正，一定存在着许多错误，希望指正。
一 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
自从张义潮于咸通八年（867年）入朝长安之后，沙瓜地方政权即由其侄张淮深掌握。一般认为即在此时或义潮在长安逝世后（咸通十三年，872年），淮深就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这从张景球撰的《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张淮深变文》这些资料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疑问。(1)其正式任命如《墓志铭》所述：“乾符元政，以功再建节髦，特降皇华，亲临紫塞。”则应在乾符中（874—879年）。这里所云“再建节髦”和《张淮深变文》中的“虎旗龙节曜双旌”，都只能是指朝廷授予节度使名义。《通典》卷三二“都督”条、《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都指出唐代节度使皆给予旌节。《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上“州刺史”条注还说明所赐的为双旌双节。因此唐代通常把赐旌节作为授予节度使名义的代用语。
然而在敦煌文书中却发现有与之相矛盾的资料。斯一一五三号是沙州驻长安的进奏院上本使的状。文书末尾已残，所以上状的年月缺失，但据状中所述之事考之，应在光启三年（887年）。文书一开头就已经标明“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后”，也即是向“本使”报告关于授予节度使名义的交涉经过。文书中说在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三般专使都到兴元驾前。(2)他们面见军容长官和宰相，(3)具说“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指，今因遣（宋）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话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论节”，即为了交涉节度使名义的授予。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问题已经拖延了二十余年了。以后皇帝到凤翔，他们又追随到凤翔，继续交涉。他们不断的上状给宰相和军容，并嘱托中书门下的书吏所谓“堂头要人”，乃至行使贿赂等等。这些事都在文书中详细报告。文书只叙到这年的三月廿二日，以后怎样结果，由于残缺，我们不知道。
按张淮深之死，据《墓志铭》在大顺元年（890年）。光启年间遣使论节的所谓“本使”或“仆射”非淮深莫属。文书中一则云“廿余年朝廷不以指”，再则云“二十年已前，多少楼罗人来论节不得”，从光启三年上溯二十年恰好是咸通八年（867年），即张义潮入朝长安的那一年。当时张淮深代替义潮掌握瓜沙政权是无疑的。那时他大概只以节度留后名义继任。(4)所以从那年起，他就不断遣使要求实授节度使。文书中说“修文写表，万遍差入，涉历沙碛，终是不了”，一直拖了二十年，要求并没有获得满足。
如上所述，张淮深继任后，长期并未授予节度使名义。但据《张氏勋德记》却说淮深曾“加授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这可能是自称。例如张承奉在光化三年（900年）才授予节度使名义，但斯四四七〇号乾宁二年（895年）《施物疏》中张承奉的具衔已经是“归义军节度使”了。所云尚书职衔的授予也未必是实。按照唐代后期惯例，检校官以太子宾客为兵马大使，军使的加官，节度留后或副使一般止加检校散骑常侍。检校尚书是初任节度使的加官。《张淮深变文》称“诏命貂冠加九锡”，又云“去岁官崇总马政，今秋宠遇拜貂蝉”，所云“貂冠”“貂蝉”，均指散骑常侍而言。(5)《通典》卷二一《职官》“散骑常侍”条云：“散骑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可以为证。按所谓“今秋”即变文中所述李众甫等到沙州时，变文说他们到时正是“红桃初熟”，“碧空秋思”，符合于初秋到仲秋时的景色。由此可知，这一回实是授予检校散骑常侍的官衔而已。我们有理由说，截止至李众甫等到沙州时，张淮深并没有加授尚书。光启三年的交涉如果成功，那么授尚书、赐旌节即在此年或次年。如果这次仍没有解决，那么所谓尚书也和仆射一样都是淮深在其境内的自称，实际上他终身未曾获得长安政府授予节度使及所带官位的正式任命。
当然，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状中所述奉命论旌节事并非奉淮深之命，或者所论者并非淮深之旌节而是别一人。但状中称“本使一门，拓边效顺”又论节达二十年之久，很难称之他人，而且此时既然由张淮深掌握政权，沙州不可能另有一人得以派人为自己论节。或者还可以解释，所论者不是归义军节度使名义，而是另一节镇，(6)那就除非是张淮深要求两镇节度使的名义，但不能设想二十年前刚继位时已经提出这个要求。
获得长安旌节与否实际上关系不大，因为不管怎样，二十年来张淮深总是事实上的节度使。这里可怪的倒是朝廷的态度。我们知道懿僖之间，长安政府日益腐朽，对于藩镇的控制权力更为削弱，但是除河北三镇以外，世袭的节度使并未普遍化。在先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坚持不准刘稹承袭泽潞节度使，其理由是“泽潞内地，不同河朔”。(7)可能对张淮深的承袭，也由于不同河朔而不即真除。《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陇右道云：“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然咸通时唐还能派兵去戍守凉州，(8)可能在义潮入朝后朝廷曾企图另派节度使，所以迟迟未批准张淮深的请求。而以后则因循拖延，视瓜沙得失为无关痛痒，所以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这番交涉中，沙州专使中有两种不同态度。宋闰盈等主张继续交涉，说“如不得节者，死亦不归”；另外张文澈等却主张立即还去，他们说“仆射有甚功劳，觅他旌节”，认为继续交涉也是无济于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沙州中下级军将对于张淮深的态度并不一致。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张淮深死于非命，(9)相去不过三年，从使者的态度上也可以窥见他在沙州的统治并不巩固。他之所以不惮“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未必由于尊重长安的朝廷，倒是企图凭朝廷的任命以加强自己的统治。至于张文澈等坚决要求还去，一方面表示他并不忠诚于张淮深的委任，另一方面也为了道路的艰难。宋闰盈等奉使的年月在这件文书上并未记载。斯三八八九号中和四年（884年）肃州防戍都所上状中提到由于党项抄掠，“宋闰盈一行□□凉州未发”，可能就是出发到长安之时。他们经过了四年之久才到达内地，却又正逢到李克用、朱玫等继续占领长安，僖宗奔逃凤翔、兴元的混乱局面。张文澈认为“路次危险”，希望“跟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来”，(10)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 张承奉题名结衔考异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后面有两行题名：(11)
□□（乾宁）元年（894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敕封宋国（中缺）伊、西等州节度使兼司徒张淮深；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中缺）史（中缺）等州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下缺）
按第一人张淮深的结衔，所缺应是“公前沙瓜”四字。淮深称宋国公仅见于此，如上所述，爵和官恐皆是自称。第二人结衔所缺应是“等州”二字，下一“河”字恐有误。这个张淮何时为节度使，或系追赠，均无可考，但此人独标妻弟之称，当系义潮之子。第三人名已残，乾宁元年（894年）可以称为节度使的有二人，即索勋和张承奉。这里列名的前二人皆张氏，似以张承奉为较合。千佛洞张一三五号窟内有如下的题名：(12)
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
这个高官是什么时候加上的呢？就在这窟内与张承奉题名南北相对的另一个供养人题名为：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
索勋在景福元年（892年）已为节度使，但他所带检校官却远较张承奉为低。《容斋三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条：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唯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
索勋之称散骑常侍和懿、僖以前的常规相合，但在此时却显然觉得低了。他在另外一处洞窟中的题衔为：(13)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诸使，定□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开国公，食邑贰阡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
其中“定□军”三字难以解释，(14)或有误。其余是合乎规制的。此窟题名时间按索勋官阶应在一三五号窟之后。前窟张承奉的结衔很高，向觉明先生认为“所残缺或者即《旧唐书·昭宗纪》之节度副使诸官勋”，恐有误。《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光化三年（900年）八月己巳称：
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昭宗之时唐朝基本上已经瓦解，节度使所带检校官三公、三师不足为奇，但对索勋、张承奉的官爵却还以旧例对待，这正和对待张淮深请节的态度一致。我们看在光化三年未正授之前，张承奉所带官位很低，无论如何和题名的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联不起来。三公使相的崇高职衔即使在此时也不可能成为节度副使的加官。我以为一三五窟题名是在索勋初任节度使时。据《索公纪德碑》，他在景福二年（893年）曾接受朝廷诏命。从他的具衔较低，而且和光化元年张承奉所受官职相同这点看来，倒可以相信唐朝确曾给予正式任命。不久，他由散骑常侍升尚书亦是按级升迁，虽未必出于朝命，却与旧制亦合。张承奉的题衔却是太高了，我以为这是索勋给他的尊称，所以安张氏之心，而非来自长安。否则很难设想，至少经过了九年之久，反而贬降几级，由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变作检校散骑常侍。《李氏再修功德记》所云“星使两临，亲抵敦煌，颁宣圣旨”，那时所授的应即是《昭宗纪》所称的节度副使及加官，而非石窟题衔之高官。
根据上引资料，我认为当索勋为节度使时，张承奉的官位比索勋高，虽非朝廷任命，却可以由此断定他不是节度副使。索勋尊之以虚衔而自揽实权。乾宁元年（894年）或稍后，张承奉自称虽是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等等，但他所受的正式官职仅是节度副使及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等。那时没有节度使，承奉以副使权知兵马留后。这也是通例，我们试检《唐书》藩镇诸传，就知道凡旧节度使去职（不管是被杀、被逐或病死），军中拥立一人，朝廷派中使到该镇观察，即授以副使或留后之职，以后才授予使节。当时朝廷还是遵照在内地早已行不通的旧例办理。而张承奉在其管内的称号也非朝廷所能制。斯四四七〇号乾宁二年（895年）张承奉和李弘愿的《施物疏》便自称为归义军节度使，而据《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他获得节度使的任命远在五年之后。
唐末的长安政府虽然十分衰弱，但朝廷派往沙州的使者却一直被尊重，张淮深时代是这样，张承奉时代也是这样。《李氏再修功德记》把星使降临作为一件大事，说是“遐曜天威，呈祥塞表”。他们所重者不在于所授官爵，再高的官爵他们都不妨自称，长安无法加以干涉，而且事实上他们也都以自称的官爵题衔。所以看重长安的遣使，他们只是通过“星使降临”这件事向辖区内表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已。而这一点可能为在这个地区内维持其政权所必要的条件之一。
三 曹议金的继任及其卒年
张承奉直到天复末年还是称节度使，除了向觉明先生所举例证之外，(15)斯五七四七号文书称：
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南阳张公□以牲牢之奠敢昭告于风伯神。
文书纪年为天复五年（905年）正月五日，亦即天祐二年。这个张公自然只能是张承奉，那时他检校官已称司空，不久他便自称为西汉金山国白衣天子了。(16)
西汉金山国终于何年，我们还不能确定，一般根据《宋史》卷四九〇《沙州传》和斯一五六三号《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认为至早不得在梁末帝的乾化四年（914年）前。曹议金代张氏而掌握沙州地方政权也不能确定在哪一年。《瓜沙曹氏年表》根据贞明六年（920年）五月所书《大佛名经》卷九题记有“府主尚书曹公”之称，认为议金在贞明间（915—921年）已主州事，但又认为议金称尚书，则“仍是以长史为留后，以领州事，非己为节度”。可是我们却发现一个与此不合的资料。斯四三九八号《曹元忠献硇砂状》的题衔为：
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御史大夫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元忠
（中略）
天祐十四年五月日新授（衔与前同，略）曹元忠
天祐十四年即梁贞明三年（917年），那时议金之子元忠已称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司空，议金当已为节度使。《佛名经》后的题记所云府主尚书曹公就很难确定其为议金了。三年之前，儿子已是检校司空，三年之后，父亲还是尚书么？据此，曹议金之任节度使便需要提早几年。而且张承奉既称天子，归义军节度使也可以早授与别人，他不能以天子兼任节度使，那就张氏之绝和议金之为节度使也不必在一时。当然也可能在张承奉称天子后便废去节度使不设。
斯四二七六号文书标题为《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表内具名为：“归义军节度右都押卫，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县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表是草稿，故表内人名只称某乙，且已残，不知道上表何事，向谁上表。表的内容是叙张义潮（称为张某乙）恢复河湟和入朝之事。表内“唐风”“大中”“唐史”都抬头写，显然是上给唐朝的表。但却有这样一句，“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建节龙沙”。从大中二年（848年）起算，到天祐四年唐亡（907年），共六十年，与此不符。我想这应是上后唐的表，后唐皇室虽出沙陀，却自称中兴，所以抬头格式一遵对李唐之制。从大中二年到后唐庄宗的同光元年（923年）是七十六年。《瓜沙曹氏年表》已引《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议金进贡事，此表可能即随这次的入贡所上。同光二年之入贡和此表之由管内三军百姓上奏，都是为了要求旌节。表中列叙张氏之事正是说明自己继任的由来。可惜后面残缺，否则一定可以为张、曹继代之际提供一些资料。
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曹议金死于天福五年（940年）二月，这是报讣到达朝廷的年月，近人已经论证。按斯四二九一号《归义军节度使批准百姓张富子女胜莲出家文牒》有云，“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剃削”，署年为“清泰伍年二月拾日”，具衔为“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曹”，署名为一个“元”字。清泰伍年实即晋天福三年（938年）。在此时，文牒中的“父王”非议金莫属，显然此时已死，而从“忌日”来推测，至少已经是周年，则议金之死至迟不出天福二年（937年）二月，或更早一、二年。
议金死后的继位人，《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天福五年说是“元德”，但《宋会要》、《宋史》、《文献通考》诸书的《沙州传》都说是元忠。上引斯四三九八号文书，远在贞明三年（917年）元忠已称节度留后，照惯例，这便是指定继承人的职位，为什么又经过元德、元深二代才由元忠继任呢？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
四 归义军节度和甘州、凉州的关系
斯三三二九号《张义潮传记》(17)叙述当时收复河西地区的经过，大中二年（848年）“敦煌、晋昌收复已讫”，这年是收复了沙、瓜二州，又云“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那是说在大中三、四年间（849—850年）攻取甘州和肃州。又据斯九三六号《沙州伊州地志》大中四年义潮又收复西州。而在上述的《义潮传记》又述及收复凉州事，但不记年月。按《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863年）三月称：“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此事不见两《唐书·懿宗纪》。斯六三四二号是一个关于收复凉州事宜的表和批答。今录如下：(18)
张议朝奏：咸通二年（861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此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昨方解辨，只得抚柔。（缺文）使为豺狼荆棘。若（缺文）馈送不充，比于赘疣。置（缺文）弃掷与犷俗，连耕相卛（率）状尧（？）犯閞为寇，国家又须诛翦，不可任彼来侵。若征举兵戈，还挠州县。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武西去，□为毳菷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冲要，为东夏閞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指则外无墙堑之固。披圆可矜（？），指事足明，不得□言，希□圣鉴。今岂得患欺盗，给放为寇仇。臣恐边土之人，坐见劳弊。臣不可伏匿所知，偷安爵位，俾国家劳侵，忍霄肝（宵旰）忧勤。臣不言有□负于国，言而不用，死亦甘心。噬齐（脐）虽□□，祭庙亦彰于唐典。
后面是批答：
敕凉州朝廷旧地，收复亦甚辛勤，蕃屏□陲，固不抛弃。但以麹长申奏，粮料欠□，途暂见权宜，亦非久制。近知蕃□状，不便改移。今已允依，一切仍旧，□心推许国，遽有奏论，念其恳□，深可嘉奖，宜令中书门下宣示。
十月三日召 张
仆射相公中书门（下缺）
此表哪一年所上，没有写明（或是残缺），也没有具衔。上表时，张义潮在长安或在沙州也难断定。文书上九月廿五日进表，十月三日即批答，似应在长安，但也可能所记月日乃是进奏院上表之时而非义潮上表之日，那就也可能还在沙州。
据此则收复凉州在咸通二年，较《通鉴》所记早了二年。按《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正月记左拾遗刘蜕上疏云：“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西凉即凉州，筑城一事也未见其他记载。这里暗示在四年正月以前，唐朝已在凉州筑城，义潮奏中的二年收凉州或是言其始，而《通鉴》则言其终。
义潮奏中特别提出了嗢末，并指出嗢末“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三年末云：
是岁，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19)
这段记载和义潮奏中所述虽似不合，却可以互相补充。嗢末是由吐蕃的奴隶组成的部落，其中大概不小一部分即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可以设想，嗢末之组成部落决非由于“奴无所主”，恰巧相反，正是广大的奴隶队伍展开了对吐蕃奴主的斗争，摆脱了奴主的羁绊，才能够组成独立的部落。嗢末的出现正好说明吐蕃奴隶主国家的衰落既是吐蕃本族人民反抗统治者的结果，又是汉族和其他各族奴隶对奴主斗争的结果。阶级矛盾尖锐化是吐蕃奴主阶级走向衰亡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另外研究，这里不可能讨论。
张义潮上奏是要求朝廷加强经营凉州。我们知道咸通年间唐朝业已接近崩溃，裘甫领道的浙东农民起义表明了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对南诏的战事已经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又导致了庞勋领道的徐州戍兵起义。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加强镇压人民，对于凉州当然没有余力来经营。因此虽然说“固不抛弃”，而且也一度派兵和筑城，却终于如义潮所说“弃掷不收”了。
关于唐末凉州的情况，《五代史记》卷七四《吐蕃传》有简略的记载：
长兴四年（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20)
这段记载以义潮为张掖人，与诸书记载不同，当误。谓凉州已东为突厥、党项所隔，此时突厥已衰微，与当时形势亦不尽合。至于以义潮为凉州节度使亦未见他书。然《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称“咸通四年（863年）置凉州节度，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又云：“河、鄯、西三州隶凉州节度。”却未言节度使为谁。如《五代史记》所述可信，那么凉州于咸通二年或四年收复后，张义潮即被任为凉州节度使。如果这样，那就是身兼两镇了。斯三三二九号《张义潮传记》称收复凉州后，义潮“赐功勋甲士……司空、食实封”，可惜后面残缺，不知道是否恰巧残缺的是兼领凉州的记载。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归义军节度下咸通四年亦引《新唐书·方镇表》，但又说“今检诸书无除凉州节度使者，惟《通鉴》于乾宁二年（895年）十二月书胡敬璋为河西节度，应考”。(21)可知咸通四年虽有置凉州节度的记载，却没有任凉州节度使的人。而且所云凉州节度所属支郡也是奇怪的，河、临、鄯、洮四州本属陇右，其中河、鄯两州在大中初张义潮进献的十一州地图之中，此二州割归凉州节度，那么十一州中的兰、岷、廓三州怎样呢？如果还属归义军节度，那就隔越了凉州。而凉州节度的支郡又有西州，这也在义潮进献的十一州地图之中，地在沙州之西，又怎样能越沙州的归义军节度而远属凉州呢？因此，《新唐书·方镇表》的记载是可疑的。我以为凉州收复后即属归义军管内，河西节度使本治凉州，大历以后改治沙州，(22)所以归义军亦即河西节度的军名，所管有凉州是当然的。(23)《五代史记》所载拓跋承谦的话也可以解释为以张义潮为河西节度使，不一定是凉州别设节度使，而义潮兼领。
收复凉州经过了一段艰巨的战斗，而且收复以后还不断发生战争。《沙州文录》载《李氏再修功德记》称李明达：“二十余载，河右麾戈……克服神乌，而一戎衣。”按神乌乃凉州属县。又《索法律窟铭》称，索忠“助收六郡，毗赞司空”，(24)又云“许国之称已彰，攻五凉而克获，驻军神乌，镇守凉城，积祀累龄，长冲白刃”，可知在凉州的战斗延续了一个时期。这个索忠镇守凉城，后来就“枕疾殂殒武威”。《索公纪德碑》先云“（上缺）韬钤而五凉廓靖”，则凉州已收复，而下面又说“姑臧寇扰”，则克复之后，又有战事。凉州既然经常发生战争，沙州镇戍军也就长期留居其地。斯五一三九号《凉州节院使押卫刘少晏状》：
右伏以少晏等当初惣是沙州本躰骨肉，自从张太保□上政直，河西道路安太，弟（递）牒便统戋（老）兵马，惣是本州之人，放首（守？）凉州□土经年。前般老人惣以不残，只残后辈男女。
同样的文书有二件，后一件已残，前一件是完整的，但别字多，文理也不通顺，有几处很难辨认和解释。纪年在乙酉，应是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见下）。根据这个文书，可知张义潮收复凉州后，曾留沙州兵士驻守，刘少晏等即其子孙。状称“前般老人惣以不残，只残后辈男女”之残即“回残”之残，即是剩的意思。犹云老人已皆不存，只剩下后辈男女。
前引《五代史记》就凉州使人拓跋承谦语谓凉州汉人皆郓州戍兵子孙。按郓州兵出戍自是事实，藤枝晃曾引斯四三九七号《观音经题》加以证实。(25)但这里却强调了沙州戍兵的后辈。我想二者应皆有之，所以说得不同，只是由于申述者本人和讲话的对象不同。拓跋承谦所以这样说恐由于后唐明宗曾作过郓州天平军节度使，企图拉上关系，而《刘少晏状》则是要求沙州的救援（见下）。
如上所述，可知自咸通二年（861年）之后，凉州属于归义军，沙州军队留戍其地，并长期进行战斗。但二州之属归义军为时并不太久。到了张淮深统治时期，便逐渐不能控制。斯二八八九号中和四年（884年）《肃州防戍都营田□汉君县□张胜君等状》有云：
榆略等七人从邠州出河州，路过凉州。其同行回鹘使并□□州。先淮诠（？）郎君路上遭贼，落在党项之心（？）。邠州节度续□邠州，郎君二人及娘子家累军将常□等廿人，榆略等亲自见面，并在邠州。淮诠郎君拟□嗢末使发来，缘装束不办，发赴不得……游奕使白永吉、(26)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宋闰盈一行□□凉州未发。
这里所称榆略等七人是从邠州经河州、凉州而到达肃州的。大概肃州防戍都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个叫做淮诠郎君的和他的家属在路上为党项虏去，由邠州节度赎往邠州。又说到两个军将白永吉和阴清儿等到达了凉州的属县嘉麟，却因凉州（指武威）闹乱，不敢东行。所云凉州闹乱是因为郑尚书和另一个什么人争位。尚书是初授节度使所带官，可能这时凉州自有节度使，已不属沙州管了。《张胜君状》后而又说：
其甘州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
从这段话看来，甘州受回鹘的压力很大，正在讲和。而且似乎甘州也不属沙州管了。斯三八九号也是肃州防戍都给归义军的报告，详细叙述了甘州情况，今录如下：
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拨乞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駈（驱），眷属细小等圤（？）已来随往，亦其苦切。余者百姓、奴、客并不听去。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往向南；二人牵拢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由其回鹃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质）：“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质），奈可自死。”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堪充只（质）。更有迆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一人及十五家只（质）。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云：“我龙家和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往甘州，似将罕（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
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卫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佰玖人，退浑达票（？）、供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柒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佰伍拾柒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居（下缺）
这件文书由于残缺年月不明。从所叙事看来正和上件“回鹘和断事未定”一语相合。上件纪年为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叙事有十月十八日事。这一件叙事自十月卅日起至十一月九日止，可能就是接着上件所打的报告。
从状中所说的情况看来，甘州这时是回鹘、吐蕃、龙家等族角逐之场。吐蕃和部分退浑从甘州撤退的原因，显然由于不能抗拒回鹘。吐蕃撤退后，甘州的占领者是龙家。(27)这从状中龙家自称为“我甘州”便可知道。前状所云和断是指回鹘和龙家之间的事。照状中所述，龙家虽发使议和，背地却在威胁嗢末给他援助，牢固甘州。嗢末的回覆怎样状中未述，但龙家却终于考虑“城内绝无粮用”，而继吐蕃之后带着丁壮细小及其他部落退往肃州了。看来龙家和沙州是有关系的，但他们似乎是独立的部落。状中始终不提甘州驻军和官吏等等，文状开头就说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虽不知是谁的使者，却也暗示甘州不属于归义军。当时吐蕃、退浑、龙家都已撤离甘州，城内绝无粮用，在这种情况下，回鹘自然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甘州。
回鹘何时占领甘州，史籍都没有记载。《旧五代史》卷一三八、《五代史记》卷七四都只说梁乾化元年（911年）十一月，甘州回鹘遣使入朝进贡，其占领甘州当在其前。上引之状如果与《张胜君状》确在同时，那么唐中和四年（884年）回鹘曾占州城。但乾宁元年（894年）所立的《李氏再修功德记》称李弘谏为“使持节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说他“洎分符于张掖，政恤茕孤”，似乎不是空名遥领。那么在中和四年以后归义军曾经重又把势力扩展到甘州。然不久回鹘占领甘州已经巩固，归义军终于不能维持其在甘州的地位。这一些近人已经据敦煌所出《龙泉神剑歌》和《梁乾化三年（913年）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书》有所说明，这里无须赘述。
凉州虽然邻近吐蕃、嗢末，但自唐末以来，郓州、沙州戍兵的子孙仍然掌握地方政权。《五代史记》卷七四《吐蕃传》称“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而凉州自立守将”。(28)从上引《张胜君状》中也可看出唐末的凉州已经脱离归义军。两《五代史·吐蕃传》都曾述及唐长兴四年（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使入朝，后唐明宗授予节度使之事。上引斯五一三九号刘少晏上归义军的状在此以前。状中叙述了凉州的情况：
甘州回鹘兵强马装（壮），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昨此回鹘三、五年来，自乱计作三（？），气（兼）及土（番）二人会兵劫取凉州。今经三五年来，沙州骨子、心儿屈铁，不放下悇（祭）城隍，至今全得好在安乐。后便（值）太保阿郎政直，开以河西老道。使人内外亟归进奉来前。以册（？）凉府之人惣是沙州百姓之人数，奉俗（番）人教乱劫剥，政此不放，大受饥馑，粮用不充，人艮（？）教（？），伏乞太保阿郎仁恩照察，凉府先郡之人，赐乞候良（糇粮）帖兵及余二邑。
状后署“乙酉年六月日凉州节院使押卫刘少晏状”。从咸通二年以后第一个乙酉即咸通六年（865年），第二个乙酉是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第三个乙酉是宋雍熙二年（985年）。雍熙二年，凉州已为吐蕃占领，与此状所述情况不符，咸通六年去张义潮收复凉州至多四五年，若如《通鉴》所载，咸通四年才收复凉州，那就只得二三年，不应有“前段老丈总以不残，只残后辈男女”的话。而且甘州回鹘此时还弱，更没有占领甘州，岂能“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和三五年来和吐蕃“会兵劫取凉州”。因此此状不能置于咸通六年。既然如此，这个乙酉就只有是同光三年，状中所称的太保也应是曹议金。状中前称张太保，后称太保阿郎，也暗示后面的太保已不姓张。《旧五代史》卷三二《后唐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五月授予曹议金的检校官是司空，似与太保之称不合。但是凉州的刘少晏是未必知道得那么清楚的，很可能以称张义潮之官称之，而曹议金也有可能在沙州境内久已自称太保，我们知道远在梁贞明三年（917年），他的儿子已经自称检校司空了。
同光三年（925年）至长兴四年（933年）孙超上表时只九年。《刘少晏状》中强调“凉府土人总是沙州百姓之人数”。凉州几年来遭受回鹘、吐蕃的联合进攻，也由于沙州人“心儿（如）屈铁”，保卫了城隍。这时由于“大受饥馑”，要求太保阿郎接济粮食和给予援兵。由此可见沙州戍兵后裔是凉州军队中的一份力量。不可能只隔九年凉州便只存在郓州戍兵的后裔。刘少晏是凉州节院使押卫，他没有说谁是节度使，可能缺位，才由押卫出面。曹议金对于刘少晏的答覆我们不知道，但议金后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采取和亲政策，未必能支援凉州。
在张淮深统治时代，肃州设有防戍都，经常向他报告东方的情况。到他的末年，肃州也脱离了归义军。伯二五六九号《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龙堆牒》就已把肃州使和西州回鹘、凉州嗢末等使并列。(29)又斯一三六六号寺院帐中甘州使、伊州使、于阗使也和肃州使同在一起，其中还有狄寅及使一项，狄寅即回鹘可汗狄银，(30)那是较迟的事了。大致在张淮深末年归义军节度所管虽然仍称河西十一州，实际上只有沙、瓜二州而已。
（原载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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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本三分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
(2) 这时唐僖宗为避长安的兵乱，逃奔兴元。
(3) 按状内称“二月二十日参见四宰相、二军容”。四宰相当是韦昭度、孔纬、杜让能和郑从谠。《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表》从谠列于三公，不在宰相中，《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二年三月”条云：“按《新传》，拜司空，复秉政，进太傅，兼侍中，从至兴元，以太子太保还第。《新表》误也。”按从谠罢为太子太保在光启三年三月僖宗到凤翔时。沙州使者所见的四宰相应有从谠。如据《宰相表》则此时只有三宰相，由此亦可见《通鉴》的精审。所见的两军容，其一是杨复恭，复恭此时为左右神策十军观军容使，另一人无考。然当时宦官中没有人可和杨复恭的地位相并，或兼指军容和中尉，复恭此时是以左军中尉为观军容使，其右军中尉亦无考。（记载也有以复恭为右军中尉的，疑误。）
(4)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0页引张编四六号石窟供养人题名，张义潮已加右神武统军衔，这是他入朝所授之官，而张淮深的具衔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下缺），这也不是节度使的加官。
(5) 据《敦煌变文集》卷一。按孙楷第先生以为貂蝉指侍中或中书令，疑误。即使孙说张淮深在乾符中即检校尚书，也不可能在“今秋”即加侍中、中书令。唐代在懿僖时虽然官爵已滥，但藩镇加侍中、中书令还得有个资历，岂能由尚书一跃而至，越过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6) 徐松《西域水道记》以为张淮深在咸通十三年（872年）曾迁伊西节度使，似乎可以解释归义军节度曾分为二镇。但徐说恐是误以《李氏再修功德记》的残缺结衔为全衔，不知归义军节度本有伊、西二州。徐氏所以置于咸通十三年的根据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点，罗振玉的《张义潮补传》已有说明。
(7)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8) 《五代史记》卷七三《四夷附录吐蕃传》。（见下本文四引）
(9) 《沙州文录》张景球撰《张淮深墓志铭》。
(10) 韩相公当是灵、夏节度使韩遵。由灵州到凉州是当时一条大道。韩遵不见史传，参考《唐方镇表》卷一。
(11) 见《沙州文录》。
(12)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4页。
(13)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3页。
(14) 按照这里的地位应该是散官，即银青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等。
(15)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425页。
(16) 西汉之汉当指汉族而言。
(17) 斯六九二四号也是《张义潮传记》，疑是一卷裂为二段。
(18) 本件抄录很草率，有些空格不一定原件辨认不清，而是抄得可疑，所以暂缺，以后检对原件，再行补正。
(19)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也有此记载。
(20) 《五代会要》卷三〇“吐蕃”条注亦云凉州汉人为郓州兵的子孙。《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不载此语。
(21) 按《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十二月称：“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胡注：“河西谓凉、瓜、沙、肃诸州。”按胡注仅就河西旧管诸州来解释，恐未必然。李茂贞的势力不可能达到凉、肃诸州。《五代史记》卷四〇《李茂贞传》称其盛时有地二十州，下注岐州以下二十州名，并不包括凉、肃、瓜、沙。这个河西节度使恐不是旧河西道。
(22) 吴氏《方镇年表》卷八河西节度下大历元年杨休明，引《通鉴》大历元年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新表》同。
(23) 按《李氏再修功德记》称李明达上长安献捷，“别敕授凉州司马”，李是在收复瓜、肃后奉义潮命到长安的使人之一，其授凉州司马也暗示凉州为归义军管，但此时凉州尚未收复。
(24) 司空是张义潮收复凉州后的加官，见上引《张义潮传记》。
(25) 据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转引。《东洋学报》十二期第三分。
(26) 伯三四五一号《张淮深变文》见先锋游奕使白通吉，疑是一人，抄录有误（《敦煌变文集》卷一）。
(27) 《五代史记》卷七四《回鹘传》称：“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鹘小异。”据光启元年（885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云：“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日本羽田亨曾有叙述，译文见《唐代文献丛考》90页。
(28)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同。
(29) 据《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十二册第四分。
(30) 帐中甘州使和狄寅分开，当是狄银还未继任可汗时，即在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