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上一篇论文中申述北镇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同时，我们也认为北镇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所以具有这样的色彩，是由于这次镇民起义是和北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山胡、敕勒人的反魏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而北镇镇民不小一部分即来自山胡、敕勒，他们和本族人有着一定的联系。
由于这场斗争具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北魏统治者有时把它笼统地说成好像和拓跋本族人与汉人无关的少数族起义。《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载孝昌三年（527年）褒奖柔然可汗阿那瓌的诏书说：
北镇群狄，为逆不息，蠕蠕主为国立忠，助加诛讨。
阿那瓌帮助北魏政权“诛讨”的正是包括拓跋本族人在内的北镇镇民，诏书一概斥为“北狄”，这只有说明北魏皇室久已自外于他的北镇同族人。《元天穆墓志》叙述北镇起义事，(1)说：
于时塞虏叩关，山胡叛命。
上一句是说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塞事，下一句也是指北镇起义。根据北镇起义的首义人破落韩拔陵的姓氏，是所谓匈奴单于之后，(2)亦即当时所称的“山胡”，但是他所领道的北镇群众决不限于本族。这样以山胡代替北镇镇民，同样是不正确的说法。
不管被称为“北狄”或“山胡”，总之是把这场斗争纳入列代所谓“边患”的范畴中。同时，也表明了在北镇起义中敕勒、山胡人的反魏斗争使北魏政权感到很大的威胁。
胡人是北边的老住户，在北魏末期他们大致分布于汾河两岸，主要是西岸吕梁山区，(3)跨过黄河，经陕北以至秦陇。“胡”是极其广泛的称谓，虽然记载上常常说是匈奴后裔，实际上被称为胡人的和匈奴的种族关系可以很不相同。汾水西岸的汾胡，或分称为离石胡、吐京胡，从地域上看来，即是魏晋时期五部匈奴的居地，可能和他们有关。住在黄河西岸陕北和内蒙古、甘肃间的胡人被称为河西胡，情况就更复杂，他们和卢水、屠各、铁弗，还有苻坚所分的东西曹应该都有关系，(4)甚至还包括一些鲜卑、氐、羌。秦陇地区的胡人，仍然称为屠各，他们似乎正在与当地的氐、羌融合。
在胡人居住地区，北魏早期曾设置许多军镇。以后，这些军镇逐渐改置州郡。汾水流域诸镇，肆卢镇早在真君七年（446年）就设置了肆州，吐京镇在太和十二年（488年）改置汾州，六壁镇也在太和中改置西河郡。(5)但北魏末年汾水西岸还有个离石镇和秀容护军，(6)东岸有阳曲护军，都是为控制胡人而置的。(7)在陕北的统万镇，太和十一年（487年）改置夏州，后来又分置东夏州。(8)设置州郡之后，那里的胡人一部分列于编户，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统治，(9)但恐怕不列于编户的为数更多。《周书》卷四九《稽胡传》：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
这里写的是周代的稽胡，稽胡是诸种胡人的通称。他们的居地大致上还是汾水西岸以至河西陕北一带，和魏末差不多。我们知道齐、周时期在这个地区增设了一些州郡，(10)但仍有一部分“未尽役属”。这些不属郡县的胡人被称为“生胡”。《周书》卷一九《杨忠传》提到“银、夏之间，生胡扰动”，卷三一《韦孝宽传》曾说“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据此可知直到周代，不属郡县的胡人仍然遍于汾西、陕北，北魏时可能更多。列于编户的胡人承担租调徭役，虽说“轻其徭赋”，由于官吏贪污，兵役繁重和所居都是山谷瘠之地，实际的负担决不会轻。不属州郡的胡人自然仍由自己的酋豪管理，人民对北魏政权似并没有直接承担固定的义务。但北魏政权经常在他们中间强制征发出征和戍守的兵士，(11)在北魏前期还强制迁徙胡人到代京或其他郡县，以便奴役。(12)
自从北魏建国以来，胡族人民的反迁徙、反征发、反饥饿以及其他反压迫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北镇起义时期的胡人起义是和整个北魏时期无数次的起义联系着的。
在北镇及其附近地区还住着大量敕勒即高车人。早期迁入内地的敕勒人称为丁零，在北魏末期已经不见记载。住在北镇一带的敕勒人是新住户，从魏初以来，由于北魏的军事强制，或由于企图摆脱柔然统治者的奴役而陆续迁居到这里。他们的分布很广，周一良同志曾据《魏书》纪传说明六镇和高平、统万、上邽都有敕勒。(13)绵延于这条线上的敕勒大致分为东西部。(14)敕勒人对北魏政权承担兵役和贡纳的义务。北魏政权经常征发他们出征和戍守。崔浩曾说：“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15)可以知道迁徙敕勒与扩大北魏的军事力量有关。《北史》卷九八《高车传》又说拓跋焘所徙的敕勒人“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这份贡纳足以影响到牲口的市场价格，可见数量是不小的。
敕勒人一直保留他们的部落组织。《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北魏统治者正是考虑了敕勒人的特点，为了便于役使才容许保留他们的原有组织。在军镇控制下，通过他们自己的酋长来进行征发军队和缴纳贡献，这比较分列郡县可能更为有效。这里统治方式直到魏末没有变化。敕勒人民承担漫无限止的兵役，缴纳贡献，同时对自己的酋长必然要承担义务，还要加上军镇将吏的私自奴役和剥削，处境当然十分困苦，因此反魏斗争也是史不绝书。(16)特别严重的是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以袁纥部树者为首的反抗征发南征的斗争。这次斗争击败了北魏大将宇文福，制止了孝文帝南征，破坏北镇城堡，部分军镇因此后撤或暂废。最后还是采取招抚办法，慰劳首领树者，重把投入柔然的敕勒人招还来。(17)
北镇起义时期敕勒人的反魏起义也是和整个北魏时期无数次的起义联系着的。
长期以来山胡、敕勒人民对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他们进行的反魏活动是反对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由于实行剥削压迫的统治者是鲜卑拓跋部和汉族的地主阶级，而进行反抗的是被统治的胡族、敕勒劳动人民，这个特定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两个对抗的阶级恰恰分属于不同民族，这就使阶级矛盾赋予民族矛盾的形式。矛盾主要产生在不同民族的两个阶级之间。当然，由于生产、语言、风俗等的差异和所属民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同地位，不同族的劳动人民间也可能从某种隔阂而产生矛盾。但这类矛盾既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必然的。相反，由于各族人民的交错来往，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使彼此更为接近，特别是作为阶级，彼此同样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利害的一致性超过了差异性。因此双方人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必然会通过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而逐步获得消除。
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不同族的对抗阶级间的矛盾，但我们还应该充分考虑被统治族的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山胡、敕勒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没有阶级？如果还没有阶级分化，那么反魏斗争就是全部落、氏族的，如果已经存在阶级，那么他们的统治阶级怎样对待反魏斗争呢？
二
关于山胡和内迁敕勒人的社会形态，留下来的资料是非常少的。《周书》有篇《稽胡传》，却几乎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北史》卷九八《高车传》主要叙述塞外高车，(18)内迁高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说。因此判断他们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借助于一些旁证加以推论。
如上所述，山胡的名称实际上包括了许多种族。在魏末，部分山胡还保留部落组织，但这种组织实际上业已超出血缘关系的范畴。我们知道和山胡多少有联系的汉代匈奴人已经建立过奴隶制国家，铁弗人、卢水胡人、羯人也都建立过短暂的王国。在北镇起义时，山胡酋长刘蠡升曾经“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以后，他的儿子、孙子还相继称过帝。(19)他们的渠帅，“颇识文字”，这些渠帅（即酋长）大体上是世袭的。既然山胡的祖先过去早已阶级分化，曾经建立国家，此时和以后胡人也曾企图重建国家，我们认为在北魏时期也应该存在着阶级。由于山胡深居山谷，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氏族残余还在起作用，但不可能还处于氏族社会。
敕勒人的情况与山胡有所不同，塞外高车的阶级分化并不显著。但《北史》卷九八《高车传》说：“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又说婚姻时，女党往男党取马，“马主立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随后“夫党还入其（女）家马群，极取良马。父母弟兄虽惜，终无言者”。可知已经存在牲畜私有制，贫富也必然业已分化。塞外高车大致正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内徙之后，贫富分化很鲜明，通过北魏政权的一些措施，酋长和豪富之家构成了统治阶级。
北魏时期，敕勒没有解散部落。山胡乃至鲜卑、氐、羌也有一部分保留着部落组织，虽然那些名为部落的实际上常常是一种基层的军事行政组织。不管哪一种部落，都有自己的酋豪，北魏通常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统治各族。通过北魏政权对于山胡、敕勒以及其他各族酋豪的某些措施，巩固了他们原有的世袭地位，也培养了一批新的酋豪。
第一，诸部酋豪由朝廷任命为领民酋长或庶长。《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其事在拓跋珪以前，直到魏末一直沿袭这个制度，(20)这些酋、庶长大致就是原来的世袭酋豪，看来朝廷任命只是形式上的加委。但是，这决不是毫无意义的。首先委任领民酋长和封土常常相互联系。《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北史》卷五四《厍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
秀容川本是契胡部落的居地，经过分封，这一片方三百里之地就在法律上成为尔朱酋长家族的世袭领地。(21)腊汗山地方百里，不管是原居或迁徙，也成为厍狄酋长家族的世袭领地。(22)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一经分封，酋长就成了封建领主，但是土地既是酋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部落成员对他们的酋长就构成了依附关系，他们将逐渐成为封建部曲。当然这个变化将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封土。各族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并不一致，或者不待封土，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或者还处于前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只是个因素，甚至有的还没有这种因素，因此产生的后果，也不一定相同。但无论如何，通过这一措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加强了酋长在部落中的统治地位，也规定了这些部落对北魏政权的从属关系和贡纳义务。
朝廷委任领民酋长还便于确定新酋豪的地位。由于部落内部发生的变化，也由于北魏政权力图把势力更加深入到部落内部，从孝文帝以来除了老的世袭酋长以外，有迹象出现由朝廷委任的新的酋长。周一良同志指出：(23)
魏末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自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新立战功，朝廷欲以传统之美称羁縻之，冀得其用。
这个意见是对的。但在老世袭酋长以外，委任新世袭酋长，恐在北镇起义前早有先例，而且在开始时恐不仅是一种称号。《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
云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
按独孤、贺兰都是在北魏建国前与拓跋争霸的强部。贺兰部早经离散，(24)很难设想和平以后，还有个独孤部被迁往武川。而且始迁武川的俟尼不云为领民酋长，则库者充任此职并非得自世袭，而是朝廷新任。他所领的部落恐不是原来的独孤部，而是重新组合起来的北边新部。《周书》卷二九《李和传》：
陇西狄道人也。后徙居朔方。父僧养，以累世雄豪，善于统御，为夏州酋长。
这里所云陇西狄道人，当出依托，实是胡人。(25)李僧养之得为酋长，也非出于世袭。独孤俟尼和李僧养被任酋长的时代虽不明确，总在北镇起义前。这两个例子说明部落中新的酋豪通过朝廷委任成为新的领民酋长。此外，还有个特殊的例子也可作为旁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四《皇甫墓志》：
安定朝那人也……延兴中，泾土夷民一万余人家，诣京中诉，请为统酋。然戎华理隔，本不相预。朝议不可。圣上以此诸民，丹情难夺，中旨特许。
所云统酋当即领民酋长。泾州地区氐、羌、屠各错居，不知道“夷民”指的哪一族，或者包括几个族。《墓志》说明汉人是不能充任此职的，只因“夷民”奏请，皇帝才特旨批准。以汉人充任酋长，自然是特例，但却突出地说明远在延兴年间酋长不限于世袭，甚至不限于本族人。在这种情况下，部落有时只剩下个名称，实际相当于一种军事行政基层组合。后来宇文泰所施行的以他的将军继承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后也就是这种制度的继续和扩大。
这里似乎有两种类型的领民酋长。一种是老的世袭酋长，通过朝廷的任命和分封确立他们的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部落的地位。另一种是新选拔出来的酋长，他们是在部落进一步瓦解，阶级急遽分化或发生变化的形势下产生的，也是通过北魏政权的委任而确立他们在所谓“部落”内的统治地位。
其二，北魏政权还通过禁卫军和皇室近侍的选拔加强和各族统治阶级特别是和酋豪们的联系。
北魏的禁卫军羽林、虎贲除了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职令从第四品上有“羽林中郎”、“羽林郎将”，又有“高车羽林郎将”，从第四品下的虎贲将军分列“戟楯”、“募员”、“高车”三种名目。从第五品下的虎贲司马和虎贲将也是“戟楯”、“募员”、“高车”并列。从第五品中有“羽林郎”，从第五品下又有“高车羽林郎”，从第六品上有“虎贲郎”，从第六品下又是“戟楯虎贲”、“募员虎贲”、“高车虎贲”并列。总之，羽林、虎贲从官到兵，都另列高车，自成一个系统。太和前令基本上沿袭代京制度。这里最一般的羽林郎、虎贲郎、虎贲都在六品以上，羽林郎只比统率他们的郎将低一品，虎贲也只比虎贲司马和虎贲将低一品。他们是兵，也是贵族子弟的起家官，(26)能够被选拔的高车羽林郎、高车虎贲当然不是一般的敕勒人民。太和后令取消了这种并列的名目，也没有了羽林郎和虎贲，只在第六品下列虎贲中郎将和羽林监。那时的羽林虎贲地位大为低落，再也不是贵族子弟的出身官了。(27)但直到魏末，通过吏部铨选，由羽林、虎贲出身的武人还可以当清官。肃宗时张仲瑀建议“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激起了羽林、虎贲的一次兵变，打死了张仲瑀的父兄，火焚张宅，(28)迫使灵太后下诏“武官得依资入选”。(29)羽林、虎贲为了排斥武人当清官而愤怒，可见他们直到此时还是有资格当清官的，过去的特权还没有完全丧失。即使到此时，充任羽林、虎贲的敕勒人毕竟和征发出征戍守的敕勒人还有区别。
纪载上没有说明选拔高车羽林、虎贲的条件，却有一条选拔殿中武士的资料。《魏书》卷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称：
高祖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简选不平。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
殿中武士是直宿宫殿的卫士，由殿中尚书统率。(30)选拔殿中武士的条件是“豪门多丁”。(31)胡莫寒由于“简选不平”被杀，但却没有说明是由于没有被选上而恨他呢，还是求免不得而恨他？
既然选拔禁卫军有豪富兼丁的条件，当选的自然是敕勒上层分子的子弟。通过这条道路，敕勒富豪的子弟起家为官，从而密切了朝廷与敕勒上层分子的关系。
挑选卫士，包括羽林、虎贲、殿中武士，除拓跋本族人以外主要是敕勒人，其他各族人可能以应募的方式选充，即所谓“募员虎贲”。氐、羌、蛮诸族人充当羽林、虎贲的虽未必没有，人数大概是不多的。但各族高级酋豪子弟入直宿卫、充当近侍却像汉魏以来的“侍子”一样，是一种制度，至少其中也包括胡人。《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燕然馆条云：
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
我们在史籍上可以见到这一类“雁臣”的例子。(32)《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荣袭爵后，除直寝、游击将军。
尔朱荣袭爵在他父亲生前，袭爵便到洛阳去入侍，充当直寝。本传又附见子菩提，云“肃宗末，拜羽林监，寻转直阁将军”，这时尔朱荣尚未起兵入洛，想是他还秀容后，菩提以长子入侍。卷七五《尔朱彦伯附弟世隆传》云“肃宗末，为直斋，转直寝，后兼直阁，加前将军”，当和菩提同时。《魏书》卷八〇《叱列延庆传》：
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正光末，除直后。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附兄平传》：
魏景明中，释褐殿中将军。
按斛律平是最老的一家敕勒世袭酋长，他也是以长子入侍。以后其弟斛律金被任为第二领民酋长，也是“秋朝京师，春还部落”，(33)可知被任为领民酋长的，不是本人便是儿子要在朝廷当近侍。《金石萃编》卷二七《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阴题名有“直阁武卫中臣高车部人斛律虑”，必是斛律部酋长或其子弟，论时间应是斛律金的祖父辈。《北史》卷五四《厍狄干传》：
魏正光初，扫除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
厍狄干封有腊汗山之地，已见上引。高欢称他为“鲜卑老公”，(34)当是鲜卑部落酋长。(35)
上面所举诸人包括了契胡、敕勒、鲜卑三族领民酋长。这和殿中武士、羽林、虎贲主要在敕勒族中挑选不同。但未见氐、羌。从《洛阳伽蓝记》所述看来，似乎入侍只限于北边的酋长。他们充任的如羽林监、殿中将军是官，直寝等相当于清代的所谓“内廷当差”，不是正式的官，(36)因此往往另外给予某种将军官号。
侍子自然也是“质子”。但是通过入侍，北魏政权常把这些酋长子弟提升高官，这就不仅是一个部落的酋长，而且参预了中央政权。上面所举的这些人都是最高级的部落贵族，又和北魏朝廷有紧密的联系，在北镇起义时也都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第三，在改镇为州的地方，部落酋豪又成为地方大姓，通过州郡辟举，以长史、主簿之类起家。《魏书》卷八《世宗纪》正始四年（507年）九月记载“夏州长史曹明谋反”。曹氏是统万、朔方胡族酋豪，夏州即统万镇所改，曹明当是以地方大姓身份为长史。《金石萃编》卷三二《焦延昌造像碑》：
祖父故曹，为勾雷平奠将军第一领□酋长
父拔拔，西夏朔方郡功曹
按西夏州当是西魏初设置，朔方郡由东夏州割属。(37)《文苑英华》卷九〇五庾信《拓跋俭碑》：“大统元年，授持节西夏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郅支抱马，如闻耿秉之战；单于愿识，似畏王商之威。”从所引典故，知为胡人聚居之地。焦延昌祖是领（民）酋长，父是郡功曹，乃以胡族酋豪被辟举。《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九《刘懿墓志》：
长子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都督肆州诸军事、肆州刺史元孙
次子肆州主簿徽彦
刘懿即《北齐书》卷一九有传的刘贵。传称“秀容阳曲人”，属肆州。(38)他本是秀容胡人。(39)长子为肆州刺史，在当时所谓“衣锦”，认为一种“宠异”。次子任肆州主簿，与前焦拔拔同例。
焦、刘两石刻时代较迟，(40)然在少数聚居之地设置州郡，辟举酋豪子弟充任掾属是必然的。正始三年（506年）秦州起义领导人吕苟儿是秦州主簿，又说是“羌”。(41)我们知道吕本是氐族大姓，魏时这里的氐、羌已经不甚区别，所以称之为“羌”。魏末南秦州刺史崔游曾辟仇池氐渠帅杨松柏为州主簿。(42)这两个例子也可以作为旁证。
在改镇为州地区，不管部落组织业已解散与否，酋豪们仍以大姓身份享受辟举权力，他们也仍然掌握地方政权，并由此起家为官。
如上所述，通过原有世袭酋长的加委与封土，新酋长的委任，领民酋长子弟的入侍，敕勒豪富的选充殿中武士和羽林、虎贲，州郡的辟举等措施，部落酋豪在本部内的统治地位获得提高与加强，同时又扶植了一批新的酋豪。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享受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地主的特权，这就使他们的利益和北魏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走向一致。同时，通过这些措施，对于阶级分化还不显著的敕勒人显然加速了它的进程。
不管山胡、敕勒的社会结构有如何的差别，在北魏末期，他们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受到北魏封建政权的剥削压迫，而且也受到本族的奴隶主、封建主酋豪的剥削压迫。另外一个是由新旧酋豪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愈来愈变成整个北魏封建地主阶级的构成分子，愈来愈成为北魏政权统治各少数族的政治力量。最终，他们不仅在阶级利益上和自己本族人民相互对立，而且在民族利益上也日益从自己本族中分裂出来。这也是必然的，阶级利益不一致，民族利益也不可能一致。阶级矛盾是对抗性的，哪怕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族内的阶级矛盾也还是不可调和，斗争也远不会停止，只不过通常以反魏和拥魏的面貌出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或低估各族酋豪和北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人所共知，即使在同一族内，为了争夺剥削人民的权益，统治阶级内部也必然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激化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北魏政权的强制迁徙，无休止地征发兵马牲口，受损害的首先是人民，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大量人口、牲畜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到酋豪们的利益。北魏政权虽然重视乃至扶植酋豪们的特殊地位，但毕竟不能完全与鲜卑贵族、汉族门阀地主平等，他们也会受到镇将们的欺侮。为了恢复他们统治、剥削人民的独占轨辙，乃至为了满足其个人野心，各族酋豪在他们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也会反对民族歧视，也企图摆脱北魏政权的控制。(43)这样的矛盾本质上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却由于彼此处于不同的族类，也就给矛盾加上民族的色彩。由于对北魏政权存在着矛盾，酋豪们就有可能参加人民的反魏斗争，甚至常常作为起义的领导者出现。有的时候，酋豪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发动的暴动和本族人民的利益完全相违反，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把正义的人民反魏斗争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阶级利害既然不同，斗争的出发点及其目的也必然不同。这个分歧在斗争过程中迟早会暴露出来。
其次，各族酋豪一般地说和北魏政权的利益基本一致，同时又存在着矛盾，但是具体到大小酋豪又是有差别的。在矛盾极端尖锐，斗争激化的时候，各族酋豪内部又有分化，有坚决反对和镇压起义的最反动分子，有动摇妥协，参加了起义又投降了的分子，其中作为个别的人也有坚持斗争乃至殉难牺牲的，酋豪们内部的矛盾也必然在这时暴露出来。
三
北镇是为外御茹茹、高车，内制山胡、敕勒而设置的，因而北镇镇民起义本身就意味着北魏控制力量的瓦解，从而鼓舞了山胡、敕勒的反魏起义。其次，由于镇民中不少是从山胡、敕勒中征发出来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北镇起义爆发后，大致自正始三年（506年）恢复北边镇戍以来，(44)入于低潮的山胡敕勒起义就又开展了反魏斗争高潮，和北镇镇民起义汇成一股洪流。
山胡起义大致爆发在三个区域。一是与沃野镇相邻的怀朔镇。在怀朔镇驻有破落韩部落。破落韩拔陵想即是从这个部落中征发出来的沃野镇戍兵。当他举起了义旗后，他的同部就投入了战斗。世袭酋长破落韩孔雀被任为大都督，封平南王。(45)这个部落和起义军一起作战，直到起义军被茹茹可汗率领的军队所镇压。破落韩孔雀的下落，据《魏书》卷九《肃宗纪》说，孝昌元年（525年）六月茹茹主阿那瓌打败起义军时牺牲了。但在《北齐书》他儿子《破六韩常传》中却说“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我们不能断言哪一种说法正确。《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曾孙昕传》提到“阿那瓌擒逆贼破落汗听明、出六斤等”，没有说孔雀。(46)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管。总之，这个部落的人民参加了这次决战，酋豪中有的牺牲了，有的在遭受挫折后就率部投降。
另外一个在怀朔镇的胡部是万俟普所率领的。(47)破落韩拔陵起义后给他太尉的名义。以后他就“率部下降魏，授后将军，第二领民酋长”。《北史》卷五三《万俟普传》说“破落韩拔陵构逆，逼授太尉”，可以知道他原来不愿意参加起义，只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勉强接受太尉名义。他在什么时候降魏，史无明文。
万俟普、破落韩常投降后没有和六镇流民一起南迁，他们挟持他们的部落成员留在河西。万俟普当了西魏秦州刺史，破落韩常也和他在一起。以后在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又一起率部投降东魏。(48)
第二个区域是陕北的夏州、东夏州、豳州、北华州。这里就是所谓“统万胡”、“朔方胡”、“三城胡”的居地，胡族人民反魏斗争最活跃的场所之一。破落韩拔陵起义后，有一支起义军南下，统万胡人就“与相应接”，一起包围了夏州。(49)夏州城中粮尽，刺史源子雍自己去到东夏州运粮，却被朔方（东夏州属郡）胡帅曹阿各拔俘虏。曹氏是胡姓大族，史籍纪载统万、朔方、吐京胡人起义有好几个姓曹的领导人。(50)但是曹阿各拔却是个动摇分子，他开头就不敢与北魏政权决裂，对被俘虏的源子雍十分尊敬，“常以民礼事之”。在源子雍的恫吓诱惑下，他已准备投降。未及成事，他就死了。其弟曹桑生接任统帅，便公然降魏。使源子雍得以到达东夏州，搜括人民脂膏，“征税租粟”，运到夏州；二夏因此得以困守一个时期。这时“东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结”，起义军声势很盛，源子雍原先带的只是一些羸弱，又经邀截，大概留不了多少，他却居然“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仍平东夏”。他的兵力突然雄厚起来，显然是和曹桑生的投降有关。(51)源子雍得以困守二夏，不仅内仗夏州豪强宇文贵组织的反动武装，而且还外倚朔方胡帅曹桑生之众。
这个地区的起义军虽以破落韩拔陵的旗帜举事，但和高平镇的起义军有更密切的联系。《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十月：“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壬午，诏都督北海王颢率诸将讨之。”卷二一上《北海王详附子颢传》：“其后，贼帅宿勤明达、叱干骐等寇乱豳、华诸州，乃复颢王爵……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讨明达。”宿勤明达、叱干骐虽接受胡琛的命令，却不是高平人，他们实是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军首领。《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都称宿勤明达为夏州人。他大概是已列于编户的夏州胡人。宿勤即《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之宿六斤氏，乃赫连氏的分支，其族久居于统万、朔方。(52)叱干也称薛干，魏初是居于三城的一个胡人部落，《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附述薛干部事，和铁弗、赫连勃勃有密切关系。(53)叱干和宿六斤一样，部分成员迁到代京，成为代人，列于《官氏志》的四方内入诸姓内。但在原居地仍然存在他们的部落。《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东夏州徧城郡广武县有三城。叱干骐当亦是东夏州胡人。他们所统率的恐亦是二夏、豳、华的胡人及其他少数族人。所以《元颢墓志》吹嘘元颢西征功绩，说什么“英风暂驰，戎夷震慑，义声所及，种落知归”。事实上正好与墓志的吹嘘相反，孝昌元年（525年）春天，高平义军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进攻泾州，大败政府军，悍将崔延伯阵亡。(54)这时正当莫折念生领道的秦州起义军为萧宝夤所败，破落韩拔陵领道的六镇起义军为茹茹军所败的时候。泾州之捷，挫败了政府军，北边建立了以高平为中心的起义形势。
宿勤明达、叱干骐等主要在二夏、豳、华活动。孝昌三年（527年）正月萧宝夤又一次在泾州被秦州起义军击败。北海王颢、夏州刺史源子雍、豳州刺史毕祖晖等纷纷弃城逃遁。东秦州刺史潘义渊投降起义军，岐州城民执刺史魏兰根接应高平起义军入城。这时叱干骐占领了豳州，胡引祖占领了北华州。(55)夏州的情况不明。《源子雍传》称：“宿勤明达遣息阿非率众邀路。华州、白水被围逼，关右骚扰，咫尺不通。”迫使夏州刺史源子雍弃城东遁。他走了后，可能即由宿勤明达占领。宿勤明达是坚持战斗到最后的一位胡人起义军的领袖。直到尔朱天光入关，高平镇、水洛城都已陷落，关陇起义军已被镇压之后，他从平凉北走，“收聚部类”。那时叱干骐已降北魏，他“欲并其众”，没有成功，就还到东夏，在二夏地区坚持斗争。到普泰元年（531年）四月，尔朱天光北出夏州，才被擒殉难。(56)
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是和过去历次统万、朔方胡人起义相衔接的。同时由于这一支起义军是在高平镇民起义领袖胡琛、万俟丑奴直接指挥下的，因而也成为高平起义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镇镇民来自各族。高平镇本是赫连夏的重镇，与六镇建于空荒之地者有所不同，它的镇民似乎仍以胡人为多，因此和二夏、豳、华的胡人更容易结合起来。(57)
第三个区域是在汾水两岸，主要是西岸。《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十二月称：“汾州正平、平阳山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起义军击败了章武王融，围困汾州治所蒲子，迫使刺史裴良率城民逃奔西河郡。但西河也没有守住，孝昌二年（526年）为起义军攻取。(58)汾胡的活动是和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军有联系的。《北史》卷一八《章武王太洛附孙融传》称：“汾、夏山胡叛逆，连结正平、平阳”，是汾、夏并提。《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说他自夏州逃跑的时候，“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生擒维摩。又攻贼帅契官斤于杨氏堡，破之”。按《水经》卷四《河水注》河水出龙门后云：“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崌谷即锯谷，在今陕西韩城县，《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冯翊郡韩城县之鬼谷，疑亦即此锯谷。《河水注》下面又云“其水（溟水）东南注于河，昔韩信之袭魏王豹也，以木罂自此渡”，棠桥当在此。下面的杨氏堡即杨氏壁，屡见《周书》，亦在韩城县南。这些地名都可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七《延安府》下以为当在今延水以南的洛川、宜川间是错误的。由此渡过黃河，即与当时活动于正平、五城龙门山区的汾胡相接。当时由夏州直到韩城，胡人起义军处处屯聚，汾、夏交通线掌握在起义军手中，可以推测彼此是有联系的。
充任镇压这个地区汾胡起义军的刽子手是住在闻喜的门阀大地主裴氏。闻喜亦正平郡属县，胡人起义军直接威胁了他们的老巢。北魏政权利用他们在本乡的势力，他们也必然出死力来对抗起义军。裴延儁、裴良被任为西北道行台的尚书和左丞，裴庆孙组织地主武装，协同政府军作战。(59)这支起义军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遭到挫折。但不久在汾水上游的山胡刘蠡升重新集结了队伍，进行反抗。(60)刘蠡升居于云阳谷，建号称帝，设置百官。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高欢偷袭蠡升，消灭了这个胡人政权，俘获胡、魏五万户。下一年，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又聚众反抗，“署立百官，年号平都”，也被高欢镇压。武定二年（544年），高欢又一次进攻山胡，“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61)
魏末汾胡起义仍是这一地区历次起义的延续。但却具有过去未见的特点。第一，除了刘蠡升以外，胡族大姓刘、曹没有作为首领出现。见于《裴良传》的吐京群胡薛羽，五城郡胡冯宜都、贺悦回成，见于《裴庆孙传》的有称王的吐京胡薛悉公、马牒腾、郭康儿和被称为“贼帅”的范多、范安族。这些姓氏像是汉姓，在汾胡中很少见到。(62)这个现象我们还难以判断，是改了汉姓呢？还是本是汉人。(63)但却可以反映在这次起义中旧的刘、曹诸酋豪不居于重要地位。第二，宗教活动在这次起义中极为显著。《裴良传》说：“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这种服色是流行的弥勒教派特征。(64)刘蠡升也是“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65)蠡升虽然姓刘，可能并非世袭酋豪或有权势的人，所以需要以宗教来扩大影响。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记载着两起胡人起义。一是“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66)杀太守”。这件事没有年月，但记于李崇北征茹茹后，南秀容牧子起义，杀太仆卿陆延前，应在正光四年（523年）四月至五年八月间。尔朱荣充当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便是从这一次开刀的。二是“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瓜”字当是“汾”或“并”之讹。“内附胡乞”下有脱文，也可能是上面“内附胡乞扶莫于”的衍文。步落坚自即步落稽，即稽胡。刘阿如和刘蠡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这两次起义都在汾水东岸的肆州或其属郡秀容，即被秀容反动头子契胡大畜牧主酋长尔朱荣所镇压。
在上面我们叙述了三个区域的胡人起义，秦陇地区我们打算另外讨论，这里没有涉及，薄骨律镇的胡人起义缺乏记载，大体包括在牧子之中，在上一篇论文中已经谈到，也不再重复。从上面所述的情况看来，从破落韩拔陵起义之后，具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胡人同时并起，和北镇起义相互呼应，甚至直接成为北镇起义军的组成部分。因此《元天穆墓志》竟然把整个的北边起义说成“山胡逆命”。魏末胡人起义是和北魏建国以来无数次反魏起义相衔接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很明显。但决不是全部胡人都参加了斗争行列，胡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酋豪们除了个别以外，或者是像尔朱荣那样自始至终坚决以血腥镇压为己任的反动头子，或者是犹豫动摇，终于叛变投降，破落韩常、万俟普、曹阿各拔弟兄都是这样。宿勤明达是最坚决的胡人起义领袖，他不像是酋长。汾胡起义军的领道人中没有出现叛变分子，他们不是传统的酋豪。酋豪中像尔朱荣那样的人也是不多的。他不仅是一般的领民酋长，而且他自己是南安王元桢的女婿，(67)他的女儿是肃宗妃嫔，(68)和皇室有特殊关系。他的贵族身份决定他的反动活动。万俟普诸人是世袭酋豪，但在朝廷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反对或者不愿意参加反魏斗争，从他们的现有地位来说反魏是冒一种风险，所以曹阿各拔一经源子雍“晓以安危”，就立刻动摇。这一批人也终于跑到北魏的阵营中去了。
两个阶级，两种立场的情况在敕勒族中甚至更为明显。
起来响应北镇起义的敕勒人分布很广。遍布北边的东西敕勒，大致在正光五年（524年）已经一起发动。(69)但关于敕勒起义的记载却很缺乏，所见到的只有西部敕勒，而主要是斛律部、叱列部的活动。《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大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金）初为军主……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
金兄平……正光末，六镇扰乱，隶大将军尉宾北讨。军败，为贼所虏。后走奔其弟金于云州，进号龙骧将军。与金拥众南出，至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部落离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酋长。
斛律部居于朔州，亦即怀朔镇。这个部落内徙很早，人口相当多。斛律金的祖先是部落的世袭酋长。他一度参加起义后，就叛变降魏。本传说他诣云州请降，看来时间相当早。据《魏书》卷四四《费于附孙穆传》，他在李崇、元渊自云州（那时还叫朔州）退还平城时，留下他守城，这时云州已在起义军包围中，“行路阻塞，粮仗俱尽，穆知势穷，乃弃城南走，投尔朱荣于秀容”。费穆不知于何时逃遁，但总在孝昌元年（525年）七月破落韩拔陵领道的起义军战败之先。斛律金既然于云中（即云州）降魏，云州自必尚在政府军手中。所以他降魏可以肯定正当起义军声势极盛之际。(70)他的哥哥斛律平随尉宾北征，乃是正光四年（523年）李崇北征茹茹事，和六镇起义无关。(71)但所云“军败，为贼所虏”，却又不可能为茹茹所虏，因为李崇出征，根本没有和茹茹接触就还来了。传所云之“贼”，当指北镇起义军。他不愿留在起义军中，脱身逃走，干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他们弟兄二人大概留在云中不久，孝昌元年（525年）初就跟随费穆弃城逃跑。以后又逃奔秀容，依托尔朱荣。斛律部人民参加了这场战争，但被他们的酋长出卖了。
朔州斛律部的世袭酋长还有个斛律羌举，他以后“从尔朱兆入洛”，不知何时投奔秀容。(72)
斛律部的酋长投降了，但是斛律部却仍有人坚持斗争。《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二年（526年）三月称“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干，西与河西牧子通连”。那时破落韩拔陵起义军已被镇压，起义中心已移河北。但河西牧子和二夏、豳、华及高平的起义形势还在发展，形成了另一个中心。斛律洛阳为首的这支义军就联系牧子，继续展开战斗。起义地点在桑干西，据《水经》卷十三《水注》魏所置桑干郡即在黄瓜堆东。这个地方正是斛律金被起义军截击，“部众离散”之处。(73)很可能斛律部人不愿随他们的酋长投奔秀容，在起义军邀截时抛掉酋长，留在那里。随后又发动了起义。《北齐书》卷二〇《叱列平传》称：“后牧子作乱，刘胡仑、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以平为都督，讨定胡仑等。”斛律洛阳和可那律的关系不明了。但他们都与牧子有联系。镇压斛律洛阳的是尔朱荣，(74)叱列平是他的亲信，也许实是一事。刘胡仑据《北齐书》卷一九《高市贵传》称为“恒州内部敕勒刘仑”，“内”当是“西”之讹，则也是西部敕勒人。此外《周书》卷一五《于谨传》说“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似在较早时。
西部敕勒中曾经起义的部落还有个叱列部。《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列载被他镇压的起义军，其中之一是：
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
“北列”是“叱列”之讹。《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恒州善无郡属县有沃阳，其地在善无西北，这里当是叱列部所居地。起义时间据《尔朱荣传》列在斛律洛阳起义前。叱列部人曾经起义，但这个部落的酋豪见于记载的都是镇压起义军的反动人物，其中被镇压的也包括他们本族人民。上举叱列平，就曾经镇压敕勒刘胡仑、斛律可那律的起义。本传说他“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又说他“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按卷七四《尔朱荣传》称他为“西部高车叱列杀鬼”，所谓“代郡西部人”也即是刘胡仑之“恒州西部敕勒”。这一家是在北魏朝廷有地位的敕勒贵族。他的叔父叱列延庆《魏书》卷八〇有传，从叱列延庆的曾祖以来便世袭临江伯，父亲在孝文帝时任越骑校尉。延庆入侍朝廷，当直后。后来随尔朱荣入洛，参加镇压葛荣领道的起义军，“除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延庆是尔朱世隆的姊婿，叔侄二人是尔朱荣的至亲和爪牙。又《周书》卷二〇《叱列伏龟传》：
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至龟……嗣父业，复为领民酋长。魏正光五年（524年），广阳王深北征，请龟为宁朔将军，委以帐内兵事。寻除善无郡守。
“叱列伏”一作“叱伏列”，亦即叱列。(75)称“代郡西部人”，与叱列延庆、叱列平同例。他所以除善无郡守，即因家于善无。叱列延庆和他什么关系虽不知道，想必是一个家族。叱列延庆叔侄为第一领民酋长是较晚的事，可能他袭职在先。他一开始就从事镇压北镇起义军的活动。以后他跟着高欢，沙苑之战被西魏所俘，传称宇文泰“以其豪门，解缚礼之”，可知这个家族在北边的声势。
从叱列部三个酋长的行动上，证明他们是和敕勒族乃至本部落的人民相对立的。
关于西部敕勒，史籍上还记载着如下的一件事。《周书》卷一五《于谨传》：
正光四年（523年），行台广阳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谨为长流参军……遂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时魏末乱，群盗蜂起。谨乃从容谓广阳王曰：“……今殿下奉义行诛，还临关塞，然丑类蚁聚，其徒实繁，若极武穷兵，恐非计之上者。谨愿禀大王之威略，驰往喻之，必不劳兵甲，可致清荡。”广阳王然之。谨兼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领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76)谨曰：“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乜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乜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乜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乜列河之众。
传称正光四年自为五年之误。《通鉴》卷一五〇把此事置于梁普通六年即魏孝昌元年（525年）六月。所以置于此时，当因传称破落韩拔陵兵众不少，而七月则拔陵已为阿那瓌所败，但确切时间很难断定。
于谨的阴谋，第一步是离间分化，诱使敕勒酋长投降；第二步是让起义军要击敕勒，使两败俱伤，他坐收其利。这一回对于整个北边起义形势有严重的影响，西部敕勒的主力在这次恐怕损失殆尽。当然，这件事主要出于敌人的狡计，但酋豪们的妥协投降却是狡计得逞的关键。还应当指出，乜列河等降附时破落韩拔陵的起义军还是“兵众不少”，不是最后被击败的时候。
东西部敕勒在六镇还没有全面发动时就已经起来响应破落韩拔陵，曾使北魏统治者大为震惊。敕勒人的起义也是和过去历次的斗争联系着的。它是又一次的摆脱北魏民族压迫的斗争，同胡人一样，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敕勒族内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叱列部的三个世袭酋豪一贯敌视起义军，从记载上他们像尔朱荣家族一样和北魏朝廷有特殊的关系。斛律金弟兄和酋长乜列河等，一度参加了起义，但终于叛变投降，出卖其本族人民，给整个北边起义造成严重的损害。尽管如此，敕勒人的斗争即使在破落韩拔陵领导的起义已被镇压之后，也仍在继续。在反魏和附魏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正是反映了在同一族内不同的阶级利益。
四
山胡、敕勒的起义是民族斗争，北镇镇民的起义是阶级斗争。由于都在北边，斗争交织在一起，也由于北镇镇民不少来自山胡及其他各族，因此给北镇镇民起义带来民族斗争的色彩，但毕竟是有区别的。
中国从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中，各族人民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关系，也通过共同的反抗封建统治建立战斗的友谊。无须讳言，历史上也曾经发生各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但是这种战争的根源只可能在两族或若干族的统治阶级之间产生而不可能在人民之间产生。虽然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不同族的人民也有民族隔阂，从而产生一定的狭隘的民族情绪，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一般不会导致真正的战争。
历史上由少数族进行的民族斗争存在着不同情况。一种是反对民族掠夺、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这完全是正义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斗争就是指这类正义的斗争。另外一种是由统治阶级或上层贵族挑起来的，他们煽动和利用所属人民的民族情绪来巩固或恢复其落后统治，并进行民族掠夺和民族报复。这是违背人民利益的，非正义的。
由于斗争是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的，由于各种矛盾交互渗透，更由于统治者总是企图利用其本族人民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因此往往令人迷惑。为了弄清楚它的性质，我们必须以阶级观点来具体分析。首先是必须把一定的民族斗争纳入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的范围内，具体观察族内的阶级动态，观察和斗争联系着的不同族的人民间、统治阶级间的关系，最后从历史发展倾向来考察其作用。
根据这一些分析，我们认为北魏末年山胡、敕勒的反魏斗争是正义的。这是因为：
首先推翻北魏政权的腐朽统治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由北镇镇民起义开始的遍及于北魏全境的人民起义包括了汉族、山胡、敕勒、氐、羌、蛮乃至皇室的本族鲜卑人。这时北魏政权早就是代表鲜卑、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构成最高统治集团的是门阀化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门阀地主。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他们反对鲜卑、汉族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已经不只是反对拓跋族统治者的问题，因而在广大地区内阶级矛盾处于主导地位，北镇镇民起义便是阶级斗争性质。北魏的北方边境上住着许多少数族，他们和北魏政权的矛盾仍然是民族矛盾。少数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斗争，锋芒指向组成北魏政权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门阀地主，因而实质上也是阶级斗争。由于斗争目标的一致性，山胡、敕勒的起义不仅和北镇镇民起义交织在一起，汇成反魏洪流，而且也是整个大起义的组成部分。这次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各地豪强地主，打击了北魏政权并促使其崩溃。特别是通过共同斗争，各族人民将在共同的阶级利益上逐渐消除民族隔阂，从而推动各族人民的融合（广泛意义上的融合）。虽然由于山胡、敕勒人民的起义或者很快就被镇压，或者局限在山谷地区，没有进入中原，直接的效果不显著，融合也还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在总的斗争形势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魏末山胡、敕勒人民的起义是和长期以来的斗争联系着的，长达百年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不仅加强了他们本族内部各部落间的联系，使魏末形成整个胡人与整个东西敕勒一时并起的形势，而且也加强了与当地包括汉族、鲜卑在内的人民的联系，形成北镇镇民、河西牧子一时俱起、相互支援的形势。长期的斗争不仅每一次都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而且还制止了北魏统治者的南侵，其性质是正义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判断这次起义的性质和作用不仅要和同时俱起的起义浪潮联系起来，而且也要和贯串着北魏历史的山胡、敕勒的反抗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也还看到，山胡、敕勒的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他们本族的大酋长、大贵族的镇压。在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刻，一度参加起义的贵族酋豪就动摇妥协，投降北魏。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山胡、敕勒人民和北镇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民站在一边，他们的贵族酋豪却迟早站到了北魏政府这一边。族内阶级的对立充分说明起义是违背贵族酋豪们的意图的。对立的形势非常清楚，如果否定山胡、敕勒起义的正义性，那么是非就得颠倒过来，镇压起义的大酋长、大贵族尔朱荣、叱列伏龟等以及河东大门阀地主裴良等都将站在正义的一方，当然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论断。
（本文由黄惠贤同志协助收集资料，并联名发表于1964年《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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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肆陆。
(2) 《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
(3) 在北魏初期自汾河东岸以至太行山区，如上党等地还有很多胡人居住。《魏书》卷三《太宗纪》神瑞二年（415年）以白亚栗斯为首的河西胡人起义便在上党。但魏末汾东的胡人除肆州（即今山西忻县）以外就很少见了。
(4)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以南郡县，屯于马兰山……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毂惧而降……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以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同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还见到贰城胡曹寅。
(5) 肆卢镇改肆州，吐京镇改汾州并见《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志》虽不举镇名，但据有关诸传，可以知道。六壁镇改西河郡见《水经》卷六《汾水注》。
(6) 《元和郡县志》卷一四石州离石县条：“本汉旧县……汉末荒废，魏黄初复置，后陷刘元海，石勒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帝改为离石镇”，《太平寰宇记》卷四二石州条称（北齐）天保三年（552年）改为昌化县。知魏末至东魏有此镇。
(7) 秀容、阳曲两护军见《水经》卷六《汾水注》。
(8) 统万镇改夏州见《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志》又于东夏州下云：“延昌二年置。”卷四二《薛辩附曾孙和传》称：“永平四年（511年）正月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诏和发汾、华、东秦、夏四州之众讨龙驹平之。和因表立东夏州。”知是夏州之分。
(9) 《魏书》卷二七《穆崇附玄孙罴传》：“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罴请之。”从这条记载可知吐京镇改州之后，胡人列于编户，由地方官统治。
(10) 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北地、雕阴、延安、朔方等郡，卷三〇《地理志》下龙泉、离石等郡。
(11) 《魏书》卷二八《刘洁传》提到“洁与建宁王崇督诸军，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遭到胡人的反抗。魏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卷五〇《尉元传》，说彭城的戍兵，多是胡人，这些强制征发来的胡兵曾经进行武装斗争，尉元为此深感不安。
(12)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末说道武帝破灭了薛干部，“徙其人（民）而还”。薛干部居于三城，这次迁徙了一部分，但以后的三城胡可能还是和薛干部有联系的。《魏书》卷二八《庾业延传》称：“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聚党反叛。”据卷二《太祖纪》，这事发生在天兴元年（398年）。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记载太武帝“西至吐京，讨徙叛胡，出配郡县”。在真君九年（448年）又曾徙西河、离石胡五千余家于京师。此外本纪所载“内属”、“内附”的胡族部落，通常即指徙入畿内而言。
(13)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43页。
(14) 《通鉴》卷一三三，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三月，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条胡注：“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车、敕勒皆来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外以西谓之西部，以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按胡注似误以高车、敕勒为二。所云北部似乎无此称谓。《魏书》卷四上《世祖纪》记神四年（431年）十月称：“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胡注当据此，但此北部敕勒恐即指塞外高车。东西部敕勒以后常见，其分布大体如胡注的分界，但亦不知胡注所本。
(15)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6) 关于敕勒人的反魏斗争具见周一良同志的论文，《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40～144页。
(17)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卷一六《京兆王黎附孙继传》、《北史》卷九八《高车传》。《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怀传》，他在正始元年（504年）到北边去巡视诸镇，上表说：“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可知这次敕勒的反抗，加上旱灾使北镇几乎废毁，直到景明四年（503年）才“复镇阴山”，则在此以前处于最前线的军镇已废弃或后撤可知。
(18)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已亡，后人即以《北史》补。
(19) 《周书》卷四九《稽胡传》。《北史》卷六《齐本纪》上亦有天平三年（536年）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的事。
(20) 关于领民酋长，周一良同志有详细考证，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本文很多采取了一良同志的研究成果。
(21)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说他的父亲尔朱新兴“家世豪擅，财货丰赢……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这样多的牲口，谁替他放牧的呢？可能有奴隶。但他既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又是部落酋长，自然可以役使部落成员。
(22) 《魏书》卷二三《刘库仁传》：“库仁西征厍狄部，大获畜产，徙其部落，置之桑干川。”又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399年）三月称庾真、奚斤“讨厍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厍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善无不在桑干河傍，也许是天兴二年所徙，也可能即是所云太浑川之原居地。
(23)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82页。
(24)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贺讷传》。
(25) 《周书》卷二五《李贤传》：“陇西成纪人也。”《北史》卷五九《李贤传》却说：“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李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回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所谓陇西成纪，或陇西狄道人，是因自称为李陵之后。在当时这种依托是很流行的。
(26) 魏初充任羽林郎的都是贵族子弟，如长孙肥之子陈、弟亦干（见《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又如刘尼（卷三〇本传）。
(27) 迁洛以后，特别是太和二十年定姓族之后，贵族起家大抵和南朝相似。《通典》卷一六载肃宗时清河王怿上表所举“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又提到“公府正佐”“上宰行僚”，知魏末贵族起家以散骑侍郎、秘书郎、著作郎为上，还有三公府（包括大司马、大将军）的高级掾属。羽林虎贲是寒人起家的道路。《魏书》卷九三《恩幸寇猛传》说“少以姿干充虎贲，稍迁羽林中郎”。寇猛自称上谷寇氏，实是寒人。
(28)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
(29)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30)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魏书》卷一四《顺阳公郁传》：“高宗时，位殿中尚书……高宗崩，乙浑专权……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
(31) 《魏书》卷八二《常景传》。
(32)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又《厍狄干传》，《魏书》卷一五《元晖传》。
(33)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34)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
(35) 《北朝胡姓考内篇四》“狄氏”条（185页）疑厍狄氏即高车狄氏。又以为诸姓氏书所云“厍狄氏为鲜卑段匹磾之后”，据《周书》卷三三《厍狄峙传》，乃“厍狄峙个人家世，非厍狄氏皆为匹磾之裔也”。但也认为厍狄干“当亦段氏之裔”。若如此说，则厍狄部有两种来源。但出于高车似无确据。
(36)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按“比视官”即是品令所不载的非正式官吏，或差遣。
(37)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卷一，朔方郡有关于西夏州的详细考证。
(38)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阳曲属永安郡，不属秀容。然《志》乃“录武定之世”（543—549年），志立于兴和二年（540年），在武定前或曾改录。又志称“弘农华阴人”，乃依托郡望。
(39)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跋此志已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去卑之后”。周一良同志《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文中更引《北史》卷三一《高昂传》刘贵称汉人为“头钱价汉”的话，证其为胡人，甚确。
(40) 《焦延昌造像》不纪年月，王昶跋，以《曹续生造像》有焦姓沙弥比丘五人，而此刻末有“威列将军□□令、□阳县开国男□续□乘马”，其官与《曹续生造像》合，以为“当与彼碑同时（大统五年即539年）同地所立”，甚是。《刘懿墓志》是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都在北镇起义后。
(41) 《魏书》卷八《世宗纪》、卷一九上《济阴王小新成附子丽传》、卷五八《杨播附弟椿传》。
(42) 《魏书》卷五七《崔游传》。
(43) 《魏书》卷四〇《陆俟传》说太武帝时陆俟为怀荒镇将，诸高车莫弗控诉他严急，“待下无恩”，要求前镇将郎孤还任。太武帝接受了这个请求。到明年，诸莫弗又杀掉郎孤，发生了暴动。陆俟认为郎孤被杀的原因是由于开始“专欲以恩惠治之”，弄得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于是“人怀怨怼”，引起暴动。这件事发生在早期，那时敕勒人的阶级分化还不甚显著，因此莫弗亦即酋长们的行动还不能说只代表他们本身的利益。但可以看出莫弗是在镇将控制下的，这种情况在后期基本上也存在。
(44) 《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怀传》。
(45) 《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
(46) 《北史》卷五三《破六韩常传》说“孔雀少骁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尔朱荣”。删去从拔陵事，又似其降在拔陵没有战败之前。那么孔雀降后，他的部落至少有一部分留在起义阵营中，参加了与茹茹军的决战。
(47) 《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太平是朔州属郡，朔州为怀朔镇所改。《北朝胡姓考·外篇一》“万俟氏”条据《续高僧传》卷三《那连提黎耶舍传》以为万俟氏是鲜卑族。但齐周时期鲜卑名称极为广泛，凡非汉族北镇人之内迁者往往称为鲜卑，甚至自云渤海高氏之高欢一家，也自居为鲜卑。史称匈奴别种通常是指胡人，又《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称万俟普子受洛干为费也头。费也头是牧子，则是表示其身份，而非种族。
(48) 《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北史》卷五三本传。
(49) 《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称“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围夏州”，《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孙子雍传》称“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子雍婴城自守”，知当时破落韩拔陵曾遣军南下，与当地胡人起义军一起围城。
(50)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八年（447年）称“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卷七上《高祖纪》延兴元年（471年）“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楼堡，杀军将”，卷八《世宗纪》正始四年（507年）“夏州长史曹明谋反”。
(51) 以上均见《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
(52) 《魏书》卷三〇《宿石传》：“朔方人也，赫连屈孑弟文陈之曾孙也。”卷一一三《官氏志》：“宿六斤氏后改为宿氏。”《北朝胡姓考内篇》“宿氏”条（154页）以为“宿勤氏与宿六斤氏的地望相合，‘勤’‘斤’音又极近，疑宿勤即宿六斤之省译”。
(53) 《北朝胡姓考内篇四》“薛氏”条（204页）。
(54) 《魏书》卷七三《崔延伯传》。
(55) 以上并见《魏书》卷九《肃宗纪》孝昌三年、《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孙子雍传》。
(56) 《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卷一一《前废帝纪》。
(57) 首义的胡琛，据《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年）四月条，但称为“高平酋长”，没有说哪一族。《北史》卷四八《尔朱荣附从子天光传》始称他为敕勒酋长。《北史》卷四八《尔朱天光传》较《魏书》卷七五《天光传》增加了关于胡琛的一些事，乃采自别的资料，如破落韩拔陵作“夤”，魏、周、齐三书都无此写法。但这个资料很难凭信，例如说破落韩拔陵派人杀胡琛，就是很离奇的捏造。因为直到拔陵败后，胡琛还活着。以胡琛为敕勒酋长大致也出于这个资料，我们就不能信此孤证。而且在高平起义军将领中一个也找不出敕勒人，这也是和领袖为敕勒酋长之说合不上的。我以为较大可能是胡族酋长。继任领袖万俟丑奴，据《北齐书》卷二七《万俟普传》，乃匈奴别种，亦即胡人。《周书》卷二五《李贤传》提到和万俟道洛一起守高平的一位将领费连少浑，《北朝胡姓考内篇四》“费氏”条（208页）据《通鉴考异》引《十六国春秋钞》和《魏书》卷四四《费干传》证明费连是赫连属部。而且此部可能长期以来就居于高平。《北史》卷四八《尔朱天光传》又说高平首义的镇民叫赫连贵恩，其为铁弗族更不须说。《魏书》卷五六《崔辩附子模传》载有万俟丑奴将郝虎，郝是稽胡姓，也是匈奴姓，自是胡人。见于记载的高平起义军将领必定还有鲜卑人、敕勒人等。如见于《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的太尉侯伏侯元进，行台尉迟菩萨，见于卷八〇《贺拔岳传》的侯机长贵，便可能是鲜卑或其他非胡族的少数族人。
(58)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
(59) 以上并见《魏书》卷六九《裴延儁》、《裴良》、《裴庆孙》等传。
(60) 《魏书》卷六九，裴氏诸传。《周书》卷四九《稽胡传》。
(61) 以上并见《北史》卷六《齐本纪》上。
(62) 《魏书》卷四二《薛辩传》。蜀人在魏末也曾暴动，但在豪族地主控制下完全成为军事割据的活动。又蜀人在魏末虽然仍被认为少数族人之一，实际上和汉人看不出有任何区别。薛氏虽也有由胡部薛干或比干所改，但汾胡中从未见过，而近邻河东薛氏乃是汉化的蜀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73～174页有考。
(63) 汾河区域内胡人是与汉人错居的，高欢灭掉刘蠡升的王国时，就获得胡、魏五万户。
(64) 《隋书》卷三《炀帝纪》：“（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以后在唐代也有关于这种穿白衣的弥勒教徒的记载。
(65)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66) 《通鉴》卷一五〇梁普通五年（524年）八月作“乞伏莫于”。然《册府元龟》卷三五四《将帅部》《立功》亦作“乞扶”，或是《通鉴》以“乞扶”不经见，故改“乞伏”。
(67) 《魏书》卷一九下《南安王桢附孙略传》云：“尔朱荣，略之姑父，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纥，荣兼衔之。荣入洛也，见害于河阴。”尔朱荣对他的岳家是不满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在孝文定姓族之后，他还能与皇室结亲，说明他的家族有特殊地位。
(68) 《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69) 《北史》卷一六《广阳王建附孙深传》称深上表说“二部高车亦同恶党”，其时在正光五年（524年）七月崔暹败于白道之后。传又云：“东西部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深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魏书》卷九《肃宗纪》改镇为州之诏在这年八月。
(70)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说：“孝昌元年（525年），北边扰乱，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和斛律金弟兄都是先投云中，后归尔朱荣。
(71) 《魏书》卷二六《尉古真附从曾孙庆宾传》。
(72) 《北齐书》卷二〇《斛律羌举传》。
(73) 《传》称为杜洛周所破是可疑的，因为杜洛周起于上谷，南攻燕州，入河北，似未向平城以西发展。
(74)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干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掎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逐牧子于河西。”又见《魏书》卷九《肃宗纪》。
(75) 《北朝胡姓考外篇四》“李氏”条注四。
(76) 《通典》卷一五六《兵九》作“析敦岭”，《北史》卷二三《于栗磾附六世孙谨传》作“折郭岭”，疑作“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