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通训定声》是应读之书。清人治《尔雅》者有郝懿行、邵晋涵两家，郝书较好。
《说文》：“有，不宜有也。”与“幻有”之说相合，疑非许叔重创说，当本古书。“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生万物”，亦不似许氏之言。是必有所本，而不可考耳。
见惠影印马远画山水册，极佳。观题跋，审为王弇州旧藏，尤可喜。陈老莲画虽微逊，亦入能品。画师各尽物态，所谓“无声诗”。如马远，盖有神韵在笔墨蹊径之外。今时谈艺术者未足与于此也。
看电影，可悟相续相是妄。若取电影底片视之，本各各不相连。九观中“观识如灯”，正谓前焰非后焰，前念灭已，后念更生，遂成相续云。实则当体即空，妄计成片段耳。《楞伽经》谓“当生即有灭，佛说刹那义，但为智者说，愚夫不能知”。此实易明事，争奈众生总是执有。若看似费解，便且置，切忌穿凿下语，纵饶下得相似，必不是也。
请学文。答云：寝馈经术，熟于义理，自然能文，不必刻意为文人也。
记先生论及韩柳语，未得当。批云：贬驳韩柳，下语须有分寸。凡议古人之失，皆须极其谨严，不可轻下一字。又云：凡说经及古人得失处，下语极须斟酌，有分寸。
论中西画法云：西人对中国书法固不了解，而中国画之意境亦所不知。郎世宁可谓意大利人之留学中国者，虽得中国钩勒之法，画马极工细，与赵子昂几不相上下，而着色则一呆一活，大不相同。中画讲渲染，着色如不在纸上，西画则堆垛而已。吴墨耕笃信天主教，是以中画参用西法者，故用墨甚浓，然其术及身而绝，未闻后继之人。
请学为文，先生云：文章当根本经术。汉人文字如董仲舒、刘向，非后人所及，以其经术湛深也。郑玄说经之文亦佳。韩退之文章技巧可谓到家，而经术尚疏，骨干便缺，故《原道》一类文字说理多疏。后世如朱子之文，以技巧论，似有可省处，而说理则甚精。伊川《易传》《四书集注》文字，两汉以降鲜能及之，虽郭象注《庄》，辅嗣赞《易》，方之皆有逊色。《集注》尤字字精当，天地间之至文也。《礼记》，七十子后学所为，文章平实，为学文计，亦当熟读，但读《礼》殊不易耳。说者或言学周秦诸子，诸子之文如《庄子》，岂可学而致哉！又，四史熟者文章必佳，韩退之得力于《史》《汉》，东坡手钞《汉书》几遍，近世如汪容甫之熟《后汉》，章太炎之熟《三国志》，皆可观于其文而知之。
先生临王右军《曹娥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出示学者云：自汉碑以下，无论魏、晋、李唐，结体尽管各不相同，而用笔秘诀则在笔笔断。如“山”字、“国”字、“糸”旁、“示”旁，转捩处无一不断。楷、隶、章草皆然。特碑帖镌刻有显有不显，学者或不悟耳。黄石斋一生学钟、王，书非不佳，终有不足处，不悟此诀故也。
先生避日寇，暂住桐庐阳山畈汤庄。丰子恺来谒，为论艺术云：辜鸿铭译“礼”为Arts，用字颇好。Arts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文，有所谓“多数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吾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数的统一”是也。又如乐谱必合五音六律，抑扬往覆而后成，然合之有序，自然音节谐和，铿锵悦耳。序、和同时，无先后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平时如此，患难中亦复如此。困不失亨，而不失其亨之道，在于贞。致命是贞，遂志即是亨。见得义理端的，此心自然不乱，便是礼。不忧不惧便是乐，纵使造次颠沛，槁饿以死，仍自不失其为乐也。颜子不改其乐，固是乐，乐必该礼。而所以能是者，则以“其心三月不违仁”。故仁是全德，礼乐是合德。以其于体上已自会得，故夫子于其问为邦，乃就用上告以四代之礼乐。会不得者，告之亦无用。即如此时前方炮火震天，冲锋肉搏，可谓极乱，而吾与二三子犹能于此负暄谈义，亦可谓极治。即此一念，便见虽当极乱之时，治机固未熄灭。扩而充之，未必不为将来拨乱反正之因（编者案：原作“机”字，改为“端”，又改为“因”）。非是澹然漠然不关痛痒，吉凶与民同患，自然关怀，但虽在忧患，此义自不容忘，亦非故作安定人心之语。克实而言，理本如此，所谓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也。礼乐之兴，必待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吾今与子言此，所谓“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善会此义，而用之于艺术，亦便是最高的艺术。人之大患在于习气增上，己见犹存。玄奘《西域记》记提婆学于龙树，学既成，欲往破外道论议。龙树止之，因设为主客，力扶外道义，与之论难，尽三日夜，外道义穷。龙树曰：“可矣。”提婆遂往，尽破外道之说。其后外道遣人刺之，剚刃入腹。提婆自理其肠，顾谓其人曰：“我诸弟子己见犹存，汝当速去。”既而弟子毕集，睹状悲愤，咸欲得外道而甘心。提婆止之曰：“彼自杀其福报耳，焉能杀我哉？”寥寥数语，人己之见泯然净尽。所以然者，色法可毁，心法不可毁。提婆以身殉道，色身虽毁灭，而其所证之理则为法身，无始无终，永不毁灭。欲坏虚空，何从下手。吾前与子书有云“敌能治我都市，不能夷我山川”，犹是浅言之耳。今世所谓国家、种族，皆是缘生法。凡须缘生者，皆无自性，故可毁灭。自来夷狄入主中原者，清祚最长，蒙古盛极一时，元魏亦百数十年。然其始也虽勃然而兴，其终也亦忽然而亡。看来虽似年代久长，其实不过一瞬。时间之久暂，本是自心流注想相所现耳。《世说新语》记殷仲文讨桓玄，师次庐山下，往见远公谈玄，临别请一言为赠。远公云：“愿檀越安隐，彼亦无他。”仲文闻之爽然。知道人之怀，固非常情所能窥测也。远公之言，不知者几疑为悖，实则自彼视之，孰顺孰逆，犹之小儿攘臂，不过五十步百步之间，正不须强生分别也。今人但于习气中生活，故不见性，习气廓落净尽，真性乃见。须知国土性空，本无此物。朱元璋之灭元，论者咸以为不世之功。不知种族革命直是诳人语，彼曹亦是阶缘时会，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蒙古人自取灭亡，非彼能亡之也。《春秋》书“梁亡”，《公羊传》曰“自亡也”（僖十九年）。如今日日本人亦岂能亡中国？中国若亡，亦是自亡耳。
近读《楚辞•远游》，其文甚美，颇忆三十年前在日本从鸟泻隆三读歌德之《浮士德》，意境有相似处。
先生暂住桐庐船形岭，为黄宾鸿说漫画与艺术云：漫画重现实，艺术则以美为归宿。现实不必尽美，故漫画不足以言艺术。现实有美，亦有丑恶，艺术家须是独具只眼，加以别择，美者存之，丑者去之，乃能成其为名世之业、不朽之作。漫画则重在题记，意托讽刺，可以谋生而不可以传世者也。譬之山川，固是自然生成，画家却须胸中丘壑，超脱自然，然后运思落笔，乃能巧夺天工。即以桐庐山色而论，江北不及江南，阳山畈不及皇甫村，船形岭则了无足观，七里滩中多幽秀，鸟石滩以上则有逊色。漫然不分美恶，一一写之，即使逼真，固已瑕瑜互见矣。又如树木，一林之中，不必皆美材也；一本之上，不必皆秀枝也。画家具有剪裁手段，便能删繁刈秽，撷英擢秀。即以摄影而论，取材无非现实矣，然能者为之，亦须揽胜寻幽，久而得一佳境；既得之，又必审其方位，度其距离，夫而后或综揽全局，或剪取一角，着手若是其不苟也。《学记》所谓“释回增美”，实为教育根本，亦即艺术原则。“释”，舍也。“回”训邪，即指不善。美即是善。为学务在变化气质，画家本领则在于变化景物，去其不善而存其善。会得此理，乃可以言艺术、言教育矣。子为画家，又为小学教师，当深体此意。学画贵能师古，尤贵深研理论。深研理论乃知美恶之别，师古乃有法度可寻。西洋画中，希腊、罗马所遗宗教文物多可观者。中国画秦以前不可见，传世者当以武梁石刻为最古。顾恺之依《鲁诗说》画《关雎》诗意，犹存伦敦博物馆中，皆古朴。唐人王摩诘画中有诗，作《雪里芭蕉图》，虽现实所罕见，而设想甚奇。元人画以倪云林为最高，题咏亦佳，枯木竹石，澹澹数笔，令人想见高士雅致。明人画，余尝见董玄宰着色《秋林图》，渲染甚工，骤看似是信笔点去，谛观之，则远近浓澹跃然纸上，盖皆点染五、六次而后成者，决非一番工夫所能就也。又尝见王邈达藏八大山人画明月西瓜立轴，题以禅语，意境亦非常人所有。詹允明藏石溪《风雨归舟图》，悬之壁间，便觉凉风满堂，山雨欲来。是皆非率尔可以几及者也。清人恽南田有《五清图》，以松一枝，竹数竿，溪流一曲，白石数峰，明月一轮，合为一幅，设想之工，堪称神品。陈老莲工人物，宗李公麟，衣褶全用篆书笔法。西泠五布衣奚铁生、金冬心等皆能绘事。冬心又宗老莲。诸如此类，更仆难数。总之，博观古人名作，深究艺术理论，而后可以合真、美、善于一炉。此言虽浅，实则最高艺术亦莫之能外，子其勉之。
尝见辜鸿铭以情、理、事、物当文学、哲学、史学、科学，虽未尽当，亦自有其见解。
问：王梦楼书法是否近似董香光？答云：王书无骨。钟太傅云：“多骨丰筋者圣，无骨无筋者病。”
谈西洋文学云：浪漫主义失之浅，古典文学多有可观。浪漫主义之在中国，当于袁中郎、袁子才一辈人见之。西洋文学如莎士比亚之戏曲，群推为至高之作。其状人情亦颇深刻，然超世出尘之境界则绝少。歌德之《浮士德》略有此意，如元曲则数见不鲜矣。问：此是道家影响否？答云：来源不一。老、庄自有影响，然如神仙之说，佛氏之道，亦均有关系。西人少鉴别力，伏尔德译《赵氏孤儿》为法文，盛称之，不知此在元曲中最为俚俗。如马致远之典雅，则非彼所能了解矣。黑格尔尝称中国丧礼，然《丧服传》固非彼所能知，《祭义》更无论矣。礼诚难讲，以其博大之至，无所不贯也。
问：《西游记》可谓浪漫主义作品乎？答云：不然。此在中国，神仙家以为必读之书。孙悟空表心，唐僧表元神，八戒、沙僧亦皆各有所指，而不出乎一人之身，自应归入宗教小说。西洋虽亦有宗教小说，无非寄幻想于天国，求如《西游记》者亦不可得。
西人所译中国经典，或纰缪百出，或俚俗不堪。吾人如能自译，庶几此学可明于海外。顾此亦大难。中国学术固须通明，西洋文字尤贵畅达，能通希腊、拉丁文，则西文原字不敷用时，不妨自铸新词。中国人能为拉丁文者有马相伯，而年事过高，又于中国书阅读太少，亦难着手。林语堂等英文虽好，而见解错误，但足以欺西人耳。
问绘画，答云：此是游艺之事，当在依仁之后。既有兴趣，不必抑止。但须知最高艺术，当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今人论画，说轮廊线条，其说皆粗。古人论画，则说气韵，其说甚细。
说画法流变概略：大抵初期但有人物故事。佛法既入中土，乃有造像，道教造像亦杂其间。唐代山水分南北二派，五代孟蜀盛倡花鸟。宋徽宗创设画苑，画法工细，极一时之盛。元人四大家一变而为枯木澹烟，乃有写意，所以寄其不满当世之思。明初画法稍复宋代画苑之旧，而写意山水亦有名家。清人稍有受西洋影响者，如吴墨耕是。至于晚近海派如吴昌硕辈，气味恶劣，不可向迩矣！
问西洋论文学者，向有一派，主张应与道德分开，各不相谋，答云：此则我所不解。即以艺术作品而论，既是文字，总有意义，似此何所取义？桐城派曾涤生等尝谓古文不宜说理。说理固非易事，然远稽往古，《系辞》，孔子说理之至文也。老、庄皆说理，老子言简，庄子全是文学意味。《礼记》亦儒家说理之至文也。魏晋玄言，如王辅嗣、郭象、张湛，皇侃《论语义疏》所引十余家，以及《弘明集》，文字皆佳。唐人渐有逊色，犹能说佛法。《通书》文字甚精，二程、横渠以及朱子《四书集注》皆说理精当，朱子集中文字亦然。即舍义理而专论篇章，亦均自有结构，古文何尝不能说理？惟韩愈以降所谓“八家”，均短于此事，彼始无理可说耳！
先生为印人马万里题字云：行布不离圆融，圆融不离行布。客问何义，答云：出此《华严经》。行布是礼，圆融是乐。“礼主别异，乐主和同”，故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无序则不和，故序和同时。然序非人为，和贵自然。勉强而为之序，终不能和；人为之和，亦不能久。以艺术譬之，如万里先生善治印，字画排列必有当然之序，既得其序，自然可观，即是和也。又如音乐歌谱，必有抑扬高低，不容颠倒，是为序；得其序，则铿锵悦耳，便是和。和即圆融，序即行布也。
论乐云：今日大学无国乐，有乐悉是用夷变夏，亦是怪事。西洋音乐多发扬蹈厉之意，或为靡靡之音，歌声颤动，弦索亦然。中国古乐和平中正之音当不如此，惜沦亡已久（纵有琴瑟，亦歌词同奏）耳。
集部，唐以前家家可读，唐以后便太多。荆公集可全读。东坡、放翁则无论如何读不完，以其诗多率易，文亦不必全存也。
谈书法云：昨为张知白写一联云：“万事从来风过耳，一生几见月当头。”略无笔墨痕，直是神品。何子贞一生不能到此境界，伊墨卿庶几近之，然犹着急。何书结构本好，祇是太着意。吾书乃了无意。是日作书廿余件，神品惟此一件，此亦不可强求者。
董文敏书视赵子昂有骨干，画不常见。曾见黄宾鸿所藏《秋林图》一幅，施丹黄，绝无笔墨痕，直是化工，亦神品也。
唐宋以降，各代文学皆自有其面目，而清最黯然无色。迄于今日，但有新考据，上承乾嘉之余韵，旁挹欧美之流风，此外毫无所有矣。
观丰子恺画展，先生言：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未能空灵。名家杰作，令人望去几乎不知是画，此乃空灵之妙也。
说书画之益云：可消粗犷之气，助变化之功。吾书造诣，亦知古人规矩法度而已。每观碑帖，便觉意味深长，与程子读《论语》之说相似。
倪云林画入逸品，虽祗枯木竹石，而饶有精神，决不枯澹。
北宋李详有《营造法式》一书，叙历代建筑沿革及宫殿构造形式甚详。所用名词，悉皆典雅。又：雕刻已有西来之风，如拂菻者，则出于希腊，乃天神之傅翼者也。至于埃及狮身人面像，亦经采录。大抵六朝以来，外国建筑渐入中土，至唐益盛。此书世少传本，民初朱启钤为中国工程学会会长时曾为印行。所据本着五彩，甚精致。今则言工程者群以西洋为法，此书乃罕有知者。数典忘祖，是可叹也。
北京宫殿建筑，大都辽金以来遗物。明有匠人雷姓者，有巧思。凡都门或大内有兴造，图样皆出其手，号“样子雷”。子孙世其业，亦以“样子雷”为号。清末犹不衰。吾尝于南京展览会见其宫殿模型，甚精好，尺度一一有定制。以视旧京宫阙，但有小大之殊耳。
欲作文字，当致力于经，言之乃能有物。参之《左》《国》《史》《汉》，方知文章体制，下字乃能不苟。如韩、柳文字非不着意求工，犹不免疏于经术，故有时说义理或未当。《左氏》不可作经读，说义远不及《公》《谷》。《国语》文字较精练，陈义亦不苟，可与《礼记》相发。与《左传》不必定出一人之手，然序次有法，断制谨严，往往以一句结之，而全篇归宿于是可见。汉人虽作小文字，如诏令尺牍，不必有意为文，而无一不佳。
先生论晚近书法云：有清一代，当以伊墨卿为第一，以其兼该众体，有魏晋气味。钱南园学颜平原，亦其亚也。刘石庵结体自佳，而伤于痴肥。乾嘉间赵、董盛行，往往流于轻，一二学古者亦未免于俗。包慎伯学北碑，独好刁惠公，亦不知择。近人惟沈寐叟晚年书以章草阁帖参之北碑，融为一家，自具面目。张季直亦有来历，郑孝胥结体未善。若民国诸贤以书家称者，吾不欲观之矣。弘一法师一生不出《张猛龙》，亦自有其面目，晚年微似枯槁。谢无量先生不好临摹而天才卓异，随手挥洒，自然佳妙。至于学力，吾或差有一日之长。所谓大家者，取精用宏，不名一家，不拘一体，然后能语于此也。
古人不可轻易贬剥，如韩退之《进学解》与班孟坚《宾戏》、扬子云《解嘲》更无优劣。韩文之至者无愧汉人也。
俗所称仿宋字，不知起于何时。以吾所见，元本犹不类此。明初陶宗仪刻《说郛》，字体乃渐方正，南北监本及汲古阁所刻书皆然。清初刻本多用楷书，实较精美，《全唐诗》《全唐文》犹然。武英殿聚珍本字用铜铸，乃用仿宋体，自较木板铅字为佳，后乃渐为宦官盗卖，良可惜也。
昔人评钟元常书，谓其“沉着痛快”。吾比临古人书，颇识此意。反观自己所为，沉着则有之，痛快犹未也。作书亦可悟道。推而言之，作诗亦须沉着痛快，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忠信笃敬，谈何容易！笃实便是沉着，反之则是不诚。
梁肃《心印铭》，杭州万松岭附近原有摩崖。公路兴修，石刻竟毁，拓本乃不可复得。“常昏而未尝不昏”句，当作“常昏而未尝或昏”方合。
问：黄山谷书势劲挺，撇画或类竹叶，郑板桥是否从此悟入？答云：山谷间架阔张，用笔自是二王遗法，板桥则失之野。
包慎伯之为人，余所不喜。写大字不甚好，而小楷颇精。跋白真真题壁诗极可观，诗亦当是依托之作，盖以自寄怀才不遇之感者。
往在杭州，阅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意吴越之与楚中，水土气候不甚相远，得好事者依此遍求而树艺之，为《离骚》草木圃，使游人一目了然，岂非艺苑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