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同契》用坎、离,虽祇是道家养生之术,祇是气边事,然有明效。《华严》用艮、震,艮即是止,震即是观。李长者深知此义,故云:“文殊是少男,普贤是长子。”善用《易》者引归自己,则全阴是阳,凶化为吉,不善用者反是。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即是易,一身亦即天下。全气是理,《易》亦可以不作矣。

击壤老人不识帝力,想是巢父、许由一流人物,逃尧之事,不见古书,庄子传之,亦是衰世之言。孔子称逸民事多不传。作者七人,当是击壤、荷蓧、长沮、桀溺、楚狂等人,皆有道家思想者。杜威所说道家思想与农业之关系未必尽是,老子书中未尝言及农事,许行为农家者流,其志在“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亦与道家有别。

顾亭林以“行己有耻”对“博学于文”,可知其未闻道。“博学于文”之下,祇说得“约之以礼”。“耻”之义小,以其专就事上说也。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百年来传为名言。实则亭林所言“天下”仍是国家,就国家言有兴亡,就性分上言无兴亡,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

古之外道,无不读书,神仙家若葛洪陶弘景,皆极博雅。今不独儒书束阁,即好外道者亦祇是单传口决,不解读书,故无往而不自安下劣,真可慨也。

《世说》多隽语,《证录》所载禅师家言隽永简远往往过之,然在禅师家并无故作隽语取悦于人之意,妙在自然耳。今人于古人修辞立诚之旨全未识得,独喜称逻辑,以为治哲学者所必由。不知逻辑本身便是一种执,律以破相之旨,便在当破之列。如禅师家言,非情识所到者,岂可辄以逻辑妄加格量?不是之思,而断断不已,但以增学者之执着而益其迷妄耳。

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训诂,今文家、古文家末流并专锢而好攻伐,故言经学必不可存今古、汉宋之门户。

“缘督以为经”,郭注训“顺中以为常”,此义颇长。今以督为主宰义,则近于列子“力命”之说,非庄子意也。

赖振声谈北大哲学系教授某君译黑格尔哲学,以之与朱子相比较,译Absolute为太极,Infinite为无极,如何?先生云,分际不能相当。因言:名言隔碍,异国为甚。即如佛学之在中国,译史甚长。例如“真如”一词,移译不可谓不佳,而“阿赖耶识”、“涅槃”等名词则不能不用音译,“禅”亦音译,鸠摩罗什译作“思惟修”,历四百年,玄奘始用《大学》字样,译作“静虑”。盖名言诠表,终不易恰如其分,世界玄名便难统一。西人所译《易》,微论内容简单,单说《易》之一字,所涵变易、简易、不易三义,便决非Change一字所能尽。庄子云:“得言忘象,得意忘言。”“言”是能诠,“像”与“意”是所诠,冥会意象,则言诠可忘。《系辞》言:“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说到最后,也祇能说个“此”字。因举案上熊先生所著《佛家名相通释》第十页后半所论冥亲之说、现量之义云:此段分疏甚好。譬如眼察五色、舌辨五味,当其合下有觉,忘眼与舌,是名现量,觉得有个眼与舌在,必已有病。投足举步,亦复如是。方其健步,则行所无事,觉得有个足在,便是病生。此喻心缘义理,犹须推度思索,拟义寻求,便是尚有隔碍,否则心与理一,冥然独会,便觉圣哲之言恰如吾意。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此之谓也。

问儒家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教则云“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答云:中土圣人之言浑然一体,人己无问。彼教之说,人己对待,故虽兼爱博施,祇是“煦煦为仁,孑孓为义”,徒见其小而已。于此须认得分明,自然无惑。

问西洋哲学宇宙论、人生论之分。答云:象山有言:“宇宙内事乃吾性分内事。”天即人,人即天,言有先后,不能同时出口。程子云:“说个以人合天,犹觉剩了个‘合’字。”天人本一故也。

客有谈西洋思想者,先生云:思想,名词不妥。依五蕴说来,“想”以取相为义,犹是虚妄。今异说纷纭,各不相同,皆是虚妄,而非真知。真知无有不同,人人同具,无有增减,无有彼此多少。今但贪求知识,则有多有少,前日以为是者,今日更睹一说言之成理,便以为非,可见终不可靠。

探究西方学术,须得其人,又有余暇从容将事。今译述芜杂,不堪入目。是当有人究心本国文化,沉浸六艺,文词足以自达,然后着手移译专集,兼及史传。润色之事,吾虽老,得其人尚可与共为之。但缘不具,亦不可强求耳。

实理与今言思想不同。《大学》首言“明德”,是人性本具之实理,尽人皆同;思想则是安排撰造出来的,故因人而异。条理亦是自然的,组织则是人为的,此时人习用语,以之说经则不类。

科学若不应理,则不成其为科学。彼发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科学本身安有过咎,制器尚象,若以利民,亦冬官之守也。今用以杀人,则成大恶,恶在用之不当耳。

岁甲辰,当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余初至日本。时尼采书新到,风行一时,中国尚无知之者。其后王静庵东渡,始以介绍于国人,译名亦彼所定。实则尼采虽才气横溢,不可一世,情绪乃近狂人,卒成心疾,殆如中国徐文长一流人耳。

夏灵峰先生震武,文学昌黎,气势盛,后人罕能及之。持丧之严,宋儒以后殊不多见。有田八十亩,弟子来自四方,贫不能自给者,每赡给之。晚年困甚。此在儒家,可谓独行。早起坐床上背《孟子》,朗诵之以为常云。

问顾亭林,先生因而论及船山、梨洲云:三人者,顾为上,王次之,黄又次之。文辞亦当推亭林较为修饬,船山著书太多,梨洲亦失之粗。品格均高,然终似有霸气,未及于醇儒也。

诸葛武侯教后主读《商君书》,谓能益人神智,或是对症下药。《商君书》祇有昏人神智耳,安在其能益人?益人神智者,佛书足以当之矣。武侯疏于经术,治蜀多用法家,特其君臣之际,诚恳悱恻,差有儒者气象。文中子遽许以复兴礼乐,言之太过,惟如周公者乃能复兴礼乐耳。

康有为言论多陋,文字甚至有欠通处。《大同书》盖有本于谭嗣同之《仁学》,皆怪诞之论也。

清初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所志尚大,其后考据家失之小,而讲微言大义如《公羊》学家者又失之诞。降至今日,如顾颉刚之考据孟姜女,进而为《古史辨》,则既小且诞,兼而有之矣。

孙夏峰《理学宗传》强分正统、闰统,欲以天下之公归之一二人之私,未可为训。

宗教中人,在彼邦可云首出庶物。中土圣人甚多,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佛说小乘亦本婆罗门教义,回教吾所不详,耶苏崛起一隅,创为教义,遂以风行遐迩。但不免过中,是“行仁义”,非“由仁义行”,又似“煦煦为仁,孑孓为义”,未能无象,是为可惜。

西人不知有性,故无“性”字。翻译欲求相当,大非易事。将来须是西人能读中国书,方知此理。佛经翻译之妙,以魏晋间人深于玄义,故用字能得恰合。即如“真如”之名,的当不移,不妄名“真”,不异为“如”,是真极翻译之能事者已。

老氏善观变,盖深于《易》者。至后来流为阴谋,非老氏原旨。答曹子起书,有“老子祇具一只眼”之说,学者因问“何以老子祇具一只眼”,先生默然不答。

神仙家辟谷炼丹,祇是想把自己这个肉团身锻炼,使它长生不死。在儒家看来,此正是妄想。道教修炼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尽性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