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同契》用坎、离，虽祇是道家养生之术，祇是气边事，然有明效。《华严》用艮、震，艮即是止，震即是观。李长者深知此义，故云：“文殊是少男，普贤是长子。”善用《易》者引归自己，则全阴是阳，凶化为吉，不善用者反是。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即是易，一身亦即天下。全气是理，《易》亦可以不作矣。
击壤老人不识帝力，想是巢父、许由一流人物，逃尧之事，不见古书，庄子传之，亦是衰世之言。孔子称逸民事多不传。作者七人，当是击壤、荷蓧、长沮、桀溺、楚狂等人，皆有道家思想者。杜威所说道家思想与农业之关系未必尽是，老子书中未尝言及农事，许行为农家者流，其志在“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亦与道家有别。
顾亭林以“行己有耻”对“博学于文”，可知其未闻道。“博学于文”之下，祇说得“约之以礼”。“耻”之义小，以其专就事上说也。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百年来传为名言。实则亭林所言“天下”仍是国家，就国家言有兴亡，就性分上言无兴亡，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
古之外道，无不读书，神仙家若葛洪、陶弘景，皆极博雅。今不独儒书束阁，即好外道者亦祇是单传口决，不解读书，故无往而不自安下劣，真可慨也。
《世说》多隽语，《证录》所载禅师家言隽永简远往往过之，然在禅师家并无故作隽语取悦于人之意，妙在自然耳。今人于古人修辞立诚之旨全未识得，独喜称逻辑，以为治哲学者所必由。不知逻辑本身便是一种执，律以破相之旨，便在当破之列。如禅师家言，非情识所到者，岂可辄以逻辑妄加格量？不是之思，而断断不已，但以增学者之执着而益其迷妄耳。
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训诂，今文家、古文家末流并专锢而好攻伐，故言经学必不可存今古、汉宋之门户。
“缘督以为经”，郭注训“顺中以为常”，此义颇长。今以督为主宰义，则近于列子“力命”之说，非庄子意也。
赖振声谈北大哲学系教授某君译黑格尔哲学，以之与朱子相比较，译Absolute为太极，Infinite为无极，如何？先生云，分际不能相当。因言：名言隔碍，异国为甚。即如佛学之在中国，译史甚长。例如“真如”一词，移译不可谓不佳，而“阿赖耶识”、“涅槃”等名词则不能不用音译，“禅”亦音译，鸠摩罗什译作“思惟修”，历四百年，玄奘始用《大学》字样，译作“静虑”。盖名言诠表，终不易恰如其分，世界玄名便难统一。西人所译《易》，微论内容简单，单说《易》之一字，所涵变易、简易、不易三义，便决非Change一字所能尽。庄子云：“得言忘象，得意忘言。”“言”是能诠，“像”与“意”是所诠，冥会意象，则言诠可忘。《系辞》言：“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说到最后，也祇能说个“此”字。因举案上熊先生所著《佛家名相通释》第十页后半所论冥亲之说、现量之义云：此段分疏甚好。譬如眼察五色、舌辨五味，当其合下有觉，忘眼与舌，是名现量，觉得有个眼与舌在，必已有病。投足举步，亦复如是。方其健步，则行所无事，觉得有个足在，便是病生。此喻心缘义理，犹须推度思索，拟义寻求，便是尚有隔碍，否则心与理一，冥然独会，便觉圣哲之言恰如吾意。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此之谓也。
问儒家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教则云“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答云：中土圣人之言浑然一体，人己无问。彼教之说，人己对待，故虽兼爱博施，祇是“煦煦为仁，孑孓为义”，徒见其小而已。于此须认得分明，自然无惑。
问西洋哲学宇宙论、人生论之分。答云：象山有言：“宇宙内事乃吾性分内事。”天即人，人即天，言有先后，不能同时出口。程子云：“说个以人合天，犹觉剩了个‘合’字。”天人本一故也。
客有谈西洋思想者，先生云：思想，名词不妥。依五蕴说来，“想”以取相为义，犹是虚妄。今异说纷纭，各不相同，皆是虚妄，而非真知。真知无有不同，人人同具，无有增减，无有彼此多少。今但贪求知识，则有多有少，前日以为是者，今日更睹一说言之成理，便以为非，可见终不可靠。
探究西方学术，须得其人，又有余暇从容将事。今译述芜杂，不堪入目。是当有人究心本国文化，沉浸六艺，文词足以自达，然后着手移译专集，兼及史传。润色之事，吾虽老，得其人尚可与共为之。但缘不具，亦不可强求耳。
实理与今言思想不同。《大学》首言“明德”，是人性本具之实理，尽人皆同；思想则是安排撰造出来的，故因人而异。条理亦是自然的，组织则是人为的，此时人习用语，以之说经则不类。
科学若不应理，则不成其为科学。彼发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科学本身安有过咎，制器尚象，若以利民，亦冬官之守也。今用以杀人，则成大恶，恶在用之不当耳。
岁甲辰，当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余初至日本。时尼采书新到，风行一时，中国尚无知之者。其后王静庵东渡，始以介绍于国人，译名亦彼所定。实则尼采虽才气横溢，不可一世，情绪乃近狂人，卒成心疾，殆如中国徐文长一流人耳。
夏灵峰先生震武，文学昌黎，气势盛，后人罕能及之。持丧之严，宋儒以后殊不多见。有田八十亩，弟子来自四方，贫不能自给者，每赡给之。晚年困甚。此在儒家，可谓独行。早起坐床上背《孟子》，朗诵之以为常云。
问顾亭林，先生因而论及船山、梨洲云：三人者，顾为上，王次之，黄又次之。文辞亦当推亭林较为修饬，船山著书太多，梨洲亦失之粗。品格均高，然终似有霸气，未及于醇儒也。
诸葛武侯教后主读《商君书》，谓能益人神智，或是对症下药。《商君书》祇有昏人神智耳，安在其能益人？益人神智者，佛书足以当之矣。武侯疏于经术，治蜀多用法家，特其君臣之际，诚恳悱恻，差有儒者气象。文中子遽许以复兴礼乐，言之太过，惟如周公者乃能复兴礼乐耳。
康有为言论多陋，文字甚至有欠通处。《大同书》盖有本于谭嗣同之《仁学》，皆怪诞之论也。
清初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所志尚大，其后考据家失之小，而讲微言大义如《公羊》学家者又失之诞。降至今日，如顾颉刚之考据孟姜女，进而为《古史辨》，则既小且诞，兼而有之矣。
孙夏峰《理学宗传》强分正统、闰统，欲以天下之公归之一二人之私，未可为训。
宗教中人，在彼邦可云首出庶物。中土圣人甚多，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佛说小乘亦本婆罗门教义，回教吾所不详，耶苏崛起一隅，创为教义，遂以风行遐迩。但不免过中，是“行仁义”，非“由仁义行”，又似“煦煦为仁，孑孓为义”，未能无象，是为可惜。
西人不知有性，故无“性”字。翻译欲求相当，大非易事。将来须是西人能读中国书，方知此理。佛经翻译之妙，以魏晋间人深于玄义，故用字能得恰合。即如“真如”之名，的当不移，不妄名“真”，不异为“如”，是真极翻译之能事者已。
老氏善观变，盖深于《易》者。至后来流为阴谋，非老氏原旨。答曹子起书，有“老子祇具一只眼”之说，学者因问“何以老子祇具一只眼”，先生默然不答。
神仙家辟谷炼丹，祇是想把自己这个肉团身锻炼，使它长生不死。在儒家看来，此正是妄想。道教修炼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尽性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