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言，将来拟作《四学考》。因言：历来讲学术源流者，多是作哲学史，注论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见处。《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须是明其归致，然后辨其涂虑。涂虑不辨，则失之笼侗；归致不明，则忘其本源。《汉书•艺文志》叙各家短长颇详，亦不必尽当。如论道家，以为“人君南面之术”，便不是。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仲弓便知居敬行简之道。是以人君南面，非赖有术。又杂家、小说、纵横之流，亦不足数。余尝于民国初年为《诸子汇归序》一文，但论儒、墨、道、法，将来亦祗须以判教方法分别论之。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颇少干涉，不过亦是穷理之一事耳。道家出于《易》，《易》长于语变，老子深知之。法家出于《礼》，故荀卿言《礼》，一传而为李斯、韩非。道家之失，如庄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俭。实则一为礼之失，一为乐之失。乐之失为奢，为流。奢病较小，流病便大。
《四学考》玄学当以王辅嗣为祖，义学以肇公为祖，禅学以大鉴为祖，理学以濂溪为祖。其后支派繁衍，得失互见，当各为立传，加以判断。
中土圣哲名言简要，不欲说得太尽。然学者祇治理学，便易涉于笼统，故须兼治玄学、义学、禅学。但老庄之书，亦殊不易读。义学分析入微，极有条理，隋唐间无人能抵得过。韩柳一辈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语微。然祇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扫荡一切，举而空之。濂、洛、关、闽诸大师亦是生得其时，适承禅学之后，因将理学发挥而光大之。
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惟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
儒学虽一切均说实理，而不能体究，便又是祇记得语言文字。《宋元学案》载林艾轩答人问忠恕七绝一首云：“南人偏识荔枝奇，滋味难言祇自知。刚被北人来藉问，香甜两字且酬伊。”可见言语不到处，贵能自己领悟。
问儒书概要，答云：读经，注疏不可废。此外则《诗集传》、严粲《诗缉》、《韩诗外传》及《御纂七经》中《诗说》、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卫湜《礼记集说》、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慎修《礼书纲目》、《尚书蔡传》《东莱书说》《易略例》、韩康伯《系辞注》、朱子《易学启蒙》、伊川《易传》、《春秋》四传（《公》《谷》《胡传》长于义，《左氏》详于事。《胡传》多讲攘夷，明朝列入学官，用于科举，入清废之。不知《三传》亦说攘夷。至于康有为一派说孔子托古改制，则不可信）；四书用《集注》，《孝经》用黄道周《集传》；又《近思录》《二程遗书》《张子全书》《朱子大全》《语类》，象山、阳明之书，皆不可不读。
玄、义、禅、理四学之起，皆与时代有关。大抵世太恶浊，便使人有出尘之想。
《通书》：“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朱子亦未说明，但云“说中可以概智，说正可以概礼”而已。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后实有着落。“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动是变易，静是不易，皆是绝待。立天之道是气，立地之道是质，立人之道是理。“太素者未见气也”云云，亦是分论气质形象，此甚分明。
气质之性，当以刚柔善恶之言，当孟子之所谓“才”。若耳目口体之性，乃横渠所谓“攻取气之欲”，亦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类。孟子亦姑顺时人之说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谓性也”。耳目口体之性与气质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语，横渠立此名（案，指“气质之性”）不是指耳目口体之性，与孟子意自别。但耳目口体之性亦是气之所为，此名亦可该摄耳。
朱子《诗集传》释《皇矣》“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全用佛说。畔即背觉，援即合尘也。
张子韶《孟子传》语多玩弄光景，以用为性。使朱子见之，必与痛驳。总之，读书太不细心，下笔又多率尔故也。说经不可有一毫胜心在，慈湖亦有信笔写去之病。
格物之“物”，温公所说，单讲亦是好话，说《大学》便差。即如阳明天泉证道答问，“为善去恶是格物”，亦是好话，讲《大学》便非。要建立宗旨，便是败缺处。《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亦是未审对机之义，不免犹有个我在也。孟子“舍我其谁”，说来犹有个“我”在。孔子“天生德于予”，则无我矣。此语乍看可异，实则人人皆是“天生德于予”，无足惊异。但从孔子口中说出便是，在王莽口中说出便非耳。
朱子文词虽和缓，然其剖析义理，下笔斩截，自有一字不可移处，不可但取气势。象山气势之盛，凌厉无前，然江西之学，于变化气质上不甚注意，亦是一病。船山气较粗，亦是气质之病。是以为学之道先重涵养。
问程、朱、陆、王异同。答云：象山学本自悟，不假师承，直指人心，重在察识，其资秉近于上蔡。上蔡初见明道，说史事背诵如流，明道责之云：“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为之汗流浃背。又语之云：“即此便是恻隐之心。”不云羞恶而曰恻隐者，以恻隐之心失，则麻木无所觉也。上蔡从此悟入，故遂以觉言仁。孟子之说四端，明道之讲识仁，阳明之说良知，皆是重在察识。朱子初宗延平，延平教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延平出于罗豫章，豫章出于杨龟山，龟山之学近于伊川，重在涵养。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也。朱子当时未甚得力，及见南轩，其学一变。南轩出于胡五峰，五峰出于文定，而文定出于上蔡。南轩于上蔡为三传，所重亦在察识。朱子因之，既而又返于侧重涵养一路。故论湖南之学有云：“发强刚毅之意多，宽裕涵泳之意少，遇事不免失之粗豪。”于延平有“孤负此翁”之语。晚年教人，惟拈“涵养须用敬”二语。实则涵养不密，察识便不能精。虽亦有时绰见天理，而流弊所至，或不免卤莽承当，阳明末流便有此矣。
刘蕺山立“独体”之名，以独为体，不知发用时体亦未尝离。其言远不如朱子《中庸章句》所言“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细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可谓字字精切。
阳明天泉四句教付嘱龙溪，自谓建立宗旨。其事不可为法，其语亦不免渗漏。
评《龙溪论学书》云：“无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语亦有病，彼固隐然有个珠在。（《龙溪论学书》云：“驱龙护珠，终有珠在。”“无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弗忘弗助”，“成性存存”，与龙溪之言异矣。“坐忘”之说，本庄子发之，多却一“忘”字，正见其不忘，以其有得相也。就本体说，固常存；就功夫说，却要存着“不待”字不得。在学者分上，祇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龙溪之言不可用。
阴阳之说甚古，道家讲阴阳，儒家亦讲阴阳。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神仙家起于方士，秦皇、汉武志求长生，徐市、文成之徒应风而起。淮南好客，招来八公。《鸿烈》之书，亦间有神仙家言。然淮南应属道家，不能作神仙家看。神仙家称首之书，当推魏伯阳之《参同契》，其中谈《易》，谈阴阳，不及道家一字。至《抱朴子》始合神仙与道家、阴阳为一编，然其书以神仙黄白之术为内篇，以道家为外篇。汉后道家流为道教，如张道陵之流，但托始黄、老以资号召，实与道家无干。至寇谦之而道教又有革新一派，如马丁路德之于天主教矣。
老、庄皆有得于《易》。
老子判自然、道、天为三，故为佛家所贬驳。吾儒则天即是理、性、命、道、教，初无二致。此乃一真法界，惟《华严》圆教与之冥符，亦无执性废修之失。
庄子言：“世与道交相丧。”道者，人所共由，世则因人而异，千差万殊。各人习染不除，气质不变，即是世丧，更值道丧，则无可为力矣。
老氏之自私，其相深细。法家酷烈，又不止于用智而已。明道此言（案，指《定性书》：“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于自私而用智。”）未遽说到道、法二家之失，祇说不能适道之因，因此蔽耳。
邵尧夫云：“孟子得《易》之体，老子得《易》之用。”其言允当。老子盖长于语变，观变甚深者也。其所说有无，可当于般若宗之空有，但说来犹不如《中论》“八不”、《华严》“六相”剖析之详耳。
老子言有险易，义有纯驳，不免后人搀乱。
程子所说“减法”，即老子“为道日损”之论。其言“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持论甚好。
老氏语（指“我无为而民自化”云云）虽好，总有着意在，不得谓之率性。
庄子亦是有激而言，终有外物而自全意在，但其计较高人一等耳。至乡原之乱德，不独儒者恶绝之，老氏亦恶绝之。
禅师动辄呵斥，语多难解，解人既少，谤议遂多。乍见之，颇疑其何故如此，实则人心陷溺之甚，非此不足以启而振之。有如像山所云，阴霾郁积之久，非霹雳一声不能拨云雾见青天也。
在教家说，则有了义，有不了义。万理俱空是不了义，故见辟。了义则法法皆真，万理俱实。在禅家说，则真实犹不许说，以本来真实，说来便是头上安头，故祇可寄之于默也。
知是神通妙用，则运水搬柴，亦可行所无事，否则读书亦祗滋劳攘。
说船子和尚接沩山一段故事云：“既得传人，便覆舟而逝，亦复何妨。”
行者唾佛，总不是。法师如有手眼，便当还唾其面。
六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和尚出云：“是诸佛之本原，神会之佛性。”祖呵之云：“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以其仍作义解，未离名言也。渠如言下了悟，便当问：“既是名无无字，何以唤作一物，试请拈出来看何如？”如是，则六祖便下堂归方丈去矣。
看《灯录》当知着眼处，如猕猴唤六窗之喻，重在后半□仰山一问，前半则极其浅近也。
禅师家有云：“骑贼马，追贼队。”“藉婆衫子拜婆年。”接人之道，皆是因问有答，因材施教。
雪峰禅三句：一曰涵盖乾坤句，谓浑然一理，无分方所也。二曰截断众流句，如抽刀断水，特见力量也（如习性之别，义利之分，辨之至明，剖之入微）。三曰随波逐浪句，谓俯顺来机，从缘施设也。佛氏有三德三身之说，以《中庸》三句配之：性是法身，道是报身，教是应化身。性即法身德，道即般若德，教即解脱德。禅家三玄三要亦即是此三句。“天命之谓性”是涵盖乾坤句，“率性之谓道”是截断众流句，“修道之谓教”是随波逐浪句。谈义说理都是教，知性乃是闻道，闻道乃能说教。就性道言，则性为体，道为用；就道教言，则道为体，教为用。以道为用，则教是用中之用；以道为体，则性是体中之体。所谓一句中具三句，三句仍是一句也。“天何言哉”是真谛，“四时行，百物生”是俗谛，真俗双融，理行气中，即真而俗，即俗而真，是中道第一义谛。“吾有知乎哉”是真谛（圣人无知，故无所不知，如其有知，必滞一隅），“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俗谛（竭两端便是一贯之道），无知而无不知是中道第一义谛。《大学》“明明德”是自觉，“新民”是觉他，“止至善”是觉满，亦即是此三谛。自觉是真，觉他是俗，觉满是第一义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般若德，“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解脱德，“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法身德。“诚精故明”是法身德，“神应故妙”是般若德，“几微故幽”是解脱德，亦是此三句。三德亦可说为三大：法身是体大，般若是相大，解脱是用大。总之，此理是活鱍鱍的，见性则横说竖说，无往而不是；不见性则纵有道着处，亦是亿则屡中，不离情识知解也。
耳闻目见，皆可悟道。前人有闻雷而悟者，有听檐前水滴声而悟者，有闻木犀香而会者。“吾无隐乎尔”者，虽非孔子本意，而会得自好。
问圭峰之书。答云：先看《圆觉大疏》，再看《普贤行愿品疏钞》。二书亦是义学要典，为人人必读之书。圭峰得力在此。今似宜先看《起信论贤首疏》，明究其义，方可徐及二书。
问《朱子语类》卷十四有云，禅家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答云：不昧即具众理。禅家有不了当者，祗是说不昧，未到真不昧耳。
论《五灯会元》云：此书不可不看。宾主四料检，虽儒书亦可如此会。例如孔子语颜、曾便是主勘主，语子贡便是主勘宾，惟宾勘宾处殊不多见耳。
《起信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张子“心统性情”之说，及《通书》“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者可同会。
“安忍”是佛氏言，译语省略，具言当曰“安乐忍可”。忍者，谓一切境界皆能顺受也。今与不忍对言，义不相属。如《左传》言“阻兵而安忍”，反“相忍以为政”，便不是好字。大凡属文，下一名言，需求精当，使义相了然方可。如“安忍”字，别用不妨，今与“不忍”字连用，则疑于为不忍之反矣。
见闻不用，意识不行，然非同于木石也。此迦叶入灭意根境界，非可袭而取也。
先生以水喻性，以波喻情。因举杭州净慈寺壁间一偈云：“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继云：前人有“全水是波，全波是水”之说，亦可仿说全性是情，全情是性。发而中节，则全情是性；颠倒错乱，则全性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