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是王羲之生平得意书,出于醉笔,最富天真。历代学书者无不在此寻源取法,用下最大的工夫。为何本文只提“趣味”一端呢?这不是不主张用功;而是从临摹之外加一方法。

《兰亭》真迹据传早已被唐太宗拿去殉葬了。虽然更有温韬盗发之说,但到北宋已经只有拓本了。宋人对《兰亭》无不重视的,藏的刻的聚讼纷纭。所以《兰亭》唯一可学的路子没有了。黄庭坚学《兰亭》常为人所笑,说“不像”。黄却正以“像”为病。他是在笔法上学,又主张将著名法书张开来仔细观察玩索的。因之他所得的是笔法,至于字形他反不大留心。这就是他以“像”为病的理由。他有赞美杨凝式的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兰。”乌丝兰是一种专为写字而织成的丝织品中的黑色直格子。如米芾的《蜀素帖》真迹,即是现在还存在的实物。他说那些摹头描脚的人们学《兰亭》,一辈子也寻不到换俗骨的金丹,不料杨凝式一写就入格了!这就是从笔法入门,而不甚重视字形的功效。笔法原极简单,但是必须心知其意,方能变化无穷。因此,我们不能不仔细用功临摹,在字中去求细处,如赵孟頫便是好榜样;却更须博览深尝各种《兰亭》的趣味,在字外去求大处,不但杨凝式、黄庭坚是好例,连赵孟頫同是好例。(赵临《兰亭》甚多,细处极精密,大处皆不拘束于所法的拓本。)

为了在字外求《兰亭》趣味,除博览各种拓本及影印的摹本外(前辈云“兰亭无下拓”,每种皆有其可玩索的趣味),除张之于墙、陈之于案外,还须更进一步,讨究其由来以及有关王羲之的种种事迹。这样趣味就更广大些。这种离开书法的间接趣味,对于书法助益极大,越是年深日久,越显其功。

姑举例言之,相传羊欣笔阵图》曾经记载“右军三十三书《兰亭》,三十七书《黄庭经》”。这记载如若不误,取以与王死于升平五年,年五十九的记载考核其书学的进程,不是很有趣吗?又《兰渚集录》云:“兰渚之会合四十二人。右军制为诗序,笔精墨妙,号为第一。后人诵其辞,玩其迹,拓其书,犹足以想其风流于千载。列传言右军自为之序。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阳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古今雅俗俱称兰亭,至高宗所御宸翰题曰禊帖,于是兰亭有定名矣。”这也是一种资料趣味,由此再进一步,我们从兰亭文辞中,推索王羲之当时的思想,以及他在实际政治上的主张,勘以他自己在行政工作上的事实,其中积极和消极两面都有很大不同。何以发生了这些矛盾,就不能不研究自刘曜、石勒以来到桓温、殷浩,甚至他自己和王述之间的种种大小历史背景。不如此,我们无从论世知人,自然也不足以深知他书法风格的特点。苏轼自谓能了解晋人书中的萧散风味。我们相信他不曾说诳。但了解“萧散”,并不专限于萧散的人,也许反而由于奔忙,才能了解萧散。这样思考,趣味的范围就大了,书法变成了被了解的一小部分了。因之其了解书法的程度也更深了。

总之,我们不反对临摹《兰亭》,虽然有人一辈子抱着《兰亭》不放,越写越坏,但却强调从字外去寻《兰亭》的大处高处,强调临摹之外,更加培养《兰亭》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