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墨是字形中渗出笔画以外的墨沉。由于笔中所含的墨汁甚多,或笔画之间的距离较近,一些墨沉容易在其间渗出。其更大的原因则是纸与墨不相配合,以致如此。在熟纸上写字渗出墨沉,往往由于前两种原因;在生纸上,则往往由于后一种原因。生纸质松,蓄水量极小。笔一着纸,即渗出墨沉。(所谓熟纸即纸张成形后,又经加工制过的;生纸则未。)
这种渗出的墨沉,使笔画不清,锋铩不显,本是写字中的失误、毛病。但在书史上还是有些书家有意作出这种形状来,一般称之为“涨墨”。这好像犀角中的“通”,瘿木中的“瘿”,因病成妍。在书家则以此为新面目,极为履险如夷,因难见巧了。
不仅写字如此,中国画中,许多画家好用生纸,使得墨沉渗出,在其渗出的范围有远有近之中,露出浅深的墨采,以增长画的生动气氛,而求其效果的更有情趣。尤其明代以后,释道济以下,更多相习成风。至于画家,则以清代的包世臣为首,以至一些学“包派”的人们,几乎更以“不避涨墨”为书派的特色。其中最后一位,恐怕要数康有为了。事实上他们不是“不避”涨墨,而是“提倡”涨墨的。这其中共同的一点即是用长锋笔,用生纸。长锋笔含墨特多,生纸蓄墨特少,求其不为涨墨而不可能。因此之故,当“包派”盛行之时,如若不会用生纸和长锋笔,几乎便被人笑为没有写字起码资格。同时还有一个间接影响,足以推波助澜。那便是学汉碑和北碑的风气与涨墨有些关联。无论汉碑北碑,都是有残缺的。其笔画最易与“石花”相连,而模糊不清。(石花乃碑石残缺处。)有一些写字的人仅知在形状上模仿,连石花和笔画也一并仿去,以为这样才“古”。不幸的是涨墨恰好供给了这种不正确的模仿方法以方便。
画家用涨墨(或放宽名为“涨色”吧),是合理的。为的作画需要渲染。(但如李伯时画马之类,则纯以“有起倒”的线条为主,渲染就破坏了线条了。)写字则不需渲染。字的形体和精神全仗笔画(线条)表现。若涨墨臃肿,笔画湮澌,凭了一块黑墨团,从何表现字的精神和形体了呢?其所以仗笔法表现的道理,正是由于写字完全运用笔法。笔法原极简单,而其变化则不可思议。各种形体俱由此出,换言之各书家的特点和功夫高下俱由此出。无论北碑南帖均无例外。这种论证,尤其由于近年实物被发现日富,而愈加确定了。自来卓越的书家,真积力久,究竟坚固,从无靠涨墨的戏法哗众取宠的。因此,涨墨的作风不足为训,而应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