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写字时，只注意到笔画的起落、转换与字形的结构，至于墨色是无暇顾及的。渐渐学得有些程度了，认识也深起来，要求也高起来。这时方有精神注意到墨色，方知墨色之中大有奥秘。它不仅能助长书法的美，并且它自身几乎也是一种美。这就叫作墨趣。
古代写字用石墨。石墨中没有胶。后来才发明掺胶法，于是墨的光彩因胶而显，开了崭新的奇丽境界。这恐怕要从韦仲将说起，相传“仲将之墨一点如漆”。《文房四谱》中载仲将墨法云：“烟一斤，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下铁臼捣三万杵，多尤善。”关于这些技术上的记载，另有专书，此处不谈。总而言之，墨采由胶而发，用胶的轻重之间有伸缩。
写字的人不一定造墨。他们只用已成之墨而评定其优劣，其关键仍看写出来的笔画中所呈现的色彩为衡。因之在这中间，由于趣味不同，亦有喜浓墨与喜淡墨的分别。这两者各有其角度，很难说浓淡两种，究竟何者为最优。
从历史追溯，古代是喜浓墨的。前文所谓“一点如漆”已是绝好证据。再看相传的墨迹，如写经，如陈隋以来钩摹的两晋及六朝人书迹，乃至唐人墨迹，几乎都是墨光黝然而深的。北宋苏轼尤喜用浓墨。他曾写自己的诗赠给他的夫人留存，后面即跋明因有好纸佳墨才高兴写了的。他曾论墨色应“如小儿眼睛”，可谓精微之至。我们试想小儿眼睛又黑又亮又空灵是怎样的一种可爱颜色！后来元朝赵孟頫，清朝刘墉，都是笃学古法的书家，也都喜用浓墨。
然而浓墨用得太过了也出毛病。即如苏轼好用浓墨，笔画又肥，所以董其昌笑他“不免墨猪之诮”。因之相反的一派便喜欢淡墨。北宋黄庭坚用墨有时随意，常常用淡墨。那是因为他家中替他和了“一池淡墨”也将就写了。米芾有时也用淡墨，甚至墨干了，还用笔在纸上擦出字来。用淡墨最显著的要算明朝的董其昌了。他喜欢用“宣德纸”或“泥金纸”或“高丽镜面笺”。他的笔画写在这些纸上，墨色清疏淡远。笔画中显出笔毫转折平行丝丝可数。那真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明·董其昌《草书七绝扇面》
但这里却透出一段消息来。这三种纸都是非常滑不留墨的。非很浓很细的超级好墨不易显出墨色。因而可知虽然看去是淡的，实际上并不淡，毋宁说是很浓的！这样“拆穿西洋镜”，董其昌还是一个“浓派”。不过除董以外，真是用淡墨的人也还不少。
为何要拆穿这西洋镜呢？因为墨的浓淡趣味是要配合的。某一种纸适合于某一浓度的墨，是要具体解决的。解决得好，能使字迹增色，意味悠长；不好，则当然减色，甚至失败。说来说去，最后的关键还是一个“用功”的问题。只要用功日久，经验宏富，自会控制自如，甚至因难见巧，化险为夷。俗话说“熟能生巧”，写字又何尝例外呢？
磨墨自身，也是一种趣味，苏轼诗云：“小窗虚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赵孟頫诗云：“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都写出磨墨的趣味。我们试想坐在书斋，静静磨墨，看着墨花如薄油、如轻云似地在砚石上展开，重玄之中，一若深远不测；若更得晴天日光相映，则其中更现出紫或蓝的各种色彩，变化无方，真是一幅幻丽的童话境界！
世上有许多藏墨家，他们保存文物很有功。但写字的人与他们不同，或正好相反。因为写的人要“磨”墨的。这是“藏”墨家所最忌的。不过写字的人却不一定要“古”得很的墨，这又似乎与藏者不大冲突。我们已知墨之功能系于胶，所以只要胶轻细的墨就可用。太旧的墨，胶性已退，反而不好用。一般说来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墨尽有佳品，实在好用。并且现在求之不难。墨磨后四边仍平整齐硬，无弯曲翘起者，证明此墨甚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