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运动概况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茅盾这样叙述了本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
……抗战结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虽已经垮台，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把全中国人民变成美帝的奴隶。在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莫不有文艺工作者的参加。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并颁布“戡乱”法令，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暗杀绑架，肆行无忌。但是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压迫，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坚持岗位。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电影艺术。由于电影艺术界同人的努力，虽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之中，还是竭尽可能制作了好些优秀的作品，帮助群众从现实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动群众斗争的作用。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饥饿、反“戡乱”的群众运动中，文艺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总目标下进行工作，所起的影响不仅限于海外各地的华侨，而且还渗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而到达国统区内的人民大众中间。
这是关于本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带有总结性的说明。它指出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党领导下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压迫和摧残下，经过许多文艺工作者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开展和取得胜利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和摧毁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起了配合和推动的积极作用。
当抗日战争一宣告结束，邵荃麟就在《文艺杂志》（新一卷第三期）上以《在伟大的胜利前面》为题，郑重地说明了在新的形势下国统区文艺运动所应该担负的任务：
在八年抗战中间，中国的新文艺曾经坚持着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今后仍然将坚持着这同样的立场。在总的方向上，应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新的变动，人民愿望更迫切地需要倾诉，以及文化辐射区域更加广阔，文艺工作便将更加复杂和繁重了。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的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吐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巨大的时代浪潮正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必须以加倍的力量，去和这浪潮相搏击而不致被淹没，而也只有从这种猛烈的搏击中间，才能深入到时代精神的深处，同时也从这中间去获得巨大的艺术力量。
邵荃麟这段话指出了如下两点；第一，抗战胜利后的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必须继续坚持在抗日时期已经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立场，继续成为人民生活和愿望的宣扬者，它必须为彻底消灭一切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斗争；第二，文艺工作者如果要担负起这样一个重大任务，就必须英勇地投身于现实斗争中，在斗争中培养自己的力量，以求得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的密切结合。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前进，而且这也是符合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根本精神的。在政治上为捍卫民主主义而斗争，在文艺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这是国统区文艺运动的主要特点。
抗战胜利后，原来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改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继续领导文艺界进行争取民主，反美蒋、反内战的斗争。当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文协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如下的战斗号召：“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并说：“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牛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1)。
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中，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作过不少的工作，也遭受到了反动统治者百般的无理迫害。当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时候，重庆文艺界（茅盾等三十人签署）和文化界（力扬等二百余人签署）都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些主张，传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并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文艺界的严正态度。在这以前，当昆明的学生和教授为了反内战、争民主而遭受了反动派的可耻屠杀时，重庆的作家和诗人们也都曾去电慰唁，并这样坚决表示：“我们发誓和你们站在一起，反对屠杀，为彻底实现民主的胜利而奋斗。”(2)
旧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努力，经过剧烈斗争，而通过了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但是蒋介石丝毫没有执行这些决议的意思。就在开会时期，他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协代表住宅事件。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他又利用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打伤政协代表、著名作家和诗人郭沫若。在这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之下，积极发动内战，使中国陷于内战、分裂、恐怖和贫困之中。
反内战、反饥饿、反“戡乱”的斗争在国统区各大城市里普遍地展开着，文艺工作者英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而且以他们的作品推动了这一斗争。文艺界同各界进步人士一样，受到了蒋介石匪帮的无理摧残和卑鄙屠杀。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正是蒋介石指挥全部兵力向解放区举行全面进攻的时候），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惨遭特务匪徒的暗害。闻一多的横遭杀害激起了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莫大愤怒。下面是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悼念文章中的一段：
在偌大的土地之上，以一个身为诗人学者的闻先生，不仅是室如悬罄，家无隔宿之粮，就连平安地生活下去都不容许。这冷酷的现实明白地反映了什么？我们可以知道时局已经临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现状已经踏入了何等黑暗腐败的地步！……闻先生是不能白死的……闻先生却也是不会白死的，虽然他死得这样惨，挺直地躺在道旁鲜红的血泊里。笨伯的屠户们满以为杀了一个就少一个，或是杀一儆百。岂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岂知千万人的心上更产生了千万个“不妥”的萌芽？无数的闻先生是杀不完的。(3)
不仅是暗杀闻一多，对于整个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和青年学生，国民党反动派都采取了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下面是南通惨案的一幅真实的画图：
…………
二十日通城各处即谣传已拟定黑名单，共计逮捕八十一名。风声到处，草木皆兵，各街巷满布便衣特务，各学生代表住家四近则终日站人。二十二日晚九时一刻，顾迅逸（文艺协会理事）、孙日新（青艺剧团团员）、郑英年（天声无线电料行职员）于返家途中失踪。二十五日晚《国民日报》记者孙平天则于回宿舍失踪。执行小组于四月二日离通后，全城特工开始大举捕人。三日夜半，便衣八人至省通中将教员钱素凡架走。于两日中被秘密逮捕者计有李天泽（文协会员）、陶应衍（青艺剧团歌咏指挥）及省中学生二十余人，女子师范学生四人。
二日晨于天生港江面发现浮尸一具，经证明为记者孙平天之尸身，手脚用铁链紧绕，并缚于大石，眼鼻为刀挖去，状极凄惨。全通闻讯后，人心惶惶，各学生家长则寝食不安。省中学生孙锦襄等九人，于五日夜离城，步行二昼夜，绕道海门来沪。
南通已陷于腥风血雨中，全城戒严，继续搜捕，声言“宁可冤杀九十九，不愿错放一个！”来沪商人，则遭受严密检查，邮电全部封锁，杀人与浮尸之谣，日有所闻，居民惶惶不安。(4)
反动统治者这种“腥风血雨”的凶残行为，不仅施之于南通一处，全国各大城市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都遭到了类似这样失去人性的毒手。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统区，完全成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公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了近五十种争取民主的进步书刊。许多进步作家和文艺团体失去了创作，出版和演出的自由。但是革命的文艺运动并未因此而中止下来，相反地，他们采取了很多的活动方式，依然坚持而且发展了这种斗争。阳翰笙在《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一文中，曾就戏剧方面的情况，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怎样在这种迫害下进行戏剧活动呢？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活动方式，把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第一，大批戏剧工作者转入与戏剧最亲密的姊妹艺术电影界里面去。第二，从事地方剧的改革运动，就上海来说，新越剧团因为增加了新力量电起了相当好的影响。第三，职业化的戏剧活动不能干了，就转化成业余的戏剧活动。第四，从事学校剧团运动，帮助学校剧团的发展。第五，被迫解散的五队七队另组成一个中华戏剧歌舞剧社，深入南洋；在监视和迫害下的北平演剧二队则全部进入解放区。这样把戏剧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没有扑灭这个运动，相反地，却使这个运动更深入到各方面去了。……这些都给国民党反动派无耻的反动措施一个响亮的回答：人民的力量是越压越大，越压越强的。
许多知名的革命作家，在日益加甚的迫害之下，一部分进入了解放区，另一部分则南走香港，继续与美蒋作斗争。本时期的香港也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文艺中心。在殖民地的香港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虽然会遭到很多困难，但由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克服，依然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的关于“主观论”的批判，在与披着“革命”外衣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作斗争上，发生了很重要的澄清作用（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而关于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也就是作家的自我改造与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的讨论，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文艺运动的估计等，也都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正确方针加以阐述，对于整个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
对于国统区的反动文艺，在《大众文艺丛刊》上也展开了相当猛烈的轰击。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就制订了一套法西斯的“文艺政策”，借以限制和摧残国统区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运动，并企图以反动的御用文艺来维护他们垂死的统治。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各种反动“文人”更其营营蠢蠢，闹得乌烟瘴气。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5)一文中说，“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更全面地揭露了一切反动文艺的丑恶本质：
反动的文艺思想影响，在中国可谓极微弱的，早已为群众所唾弃，但是在反动统治直接支持之下，它们仍然不断的出现，或化装而露面。对于这些，我们必须揭露它的毒害性，而予以彻底打击。在这里，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文化侵略。这中间，有麻醉广大市民的美国黄色的电影，有鲁斯系杂志所介绍过来的黄色艺术，特别是最近美国所宣布的文化援华计划，是种深谋远虑的阴谋。这一切必须为我们所揭露和打击。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这中间有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之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有徐仲年的“唯生主义文艺论”和“文艺再革命论”，有顾一樵的“文艺的复兴论”，以及易君左、萧乾、张道藩之流一切莫明其妙的怪论。这些人，或则公然摆出四大家族奴才总管的面目，或则扭扭捏捏化装为“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但同样掩遮不了他们鼻子上的白粉。不久前，连沈从文之流，也来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鼓吹新第三方面的活动了……以一个攻击艺术家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干这些混水摸鱼的勾当，它的荒谬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
再次，是那种黄色的买办文艺。这中间，有色情的，恶劣趣味的，鸳鸯蝴蝶的，宣传西欧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它们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的帮闲文艺，然而却具有麻痹城市小市民意识的恶毒作用。他们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一方面又是反动统治的恶劣宣传者。在色情与无聊文字中间夹杂一些反共反苏的宣传，国民党的机关报刊中就充满这一类的黄色文艺。
这些反动文艺思想，它们共同的目的，即是企图掩遮今天统治阶级崩溃的命运，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宣传反共反苏，反人民翻身，毫无疑义是应该列为我们直接打击的敌人。
当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美蒋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对于反动文艺流派及其腐朽思想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实在是思想战线上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大众文艺丛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总起来说，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是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的。在这三年当中，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极端困难险恶的环境下面，以文艺为武器，配合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各种实际运动的要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我们有不少进步作家，由于没有经过思想改造，还不可能接受或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从进步文艺界总的倾向说来，则仍然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其主流，与解放区的文艺在基本上是并无二致的。“一直到最后，这支文艺军队并没有被打垮，而且产生了一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6)待到大陆土地完全获得解放，原来在蒋介石反动政权下坚持文艺工作的进步作家们，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无微不至的教育和爱护之下，努力与工农兵斗争生活密切结合，他们也都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积极创造者了。
三年来，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是完全胜利了的。
二 作家和作品
在这一节中，我们拟就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本时期国统区文艺创作的一般情况和成绩。
政治讽刺诗的众多成为了国统区诗歌创作最显著的特点，诗人们在写作方面的成就主要地是属于这一方面的。道理十分明白：当漫漫长夜行将破晓，在天空中弥漫着的黑暗更加浓重的时候，一首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就必须成为撕穿黑暗帷幕、照彻夜空的明亮的火把。在这里，诗人体现了人民对于暗夜似的反动统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朝阳似的革命力量的饥渴一样的追求。它一针见血地揭发敌人的阴谋诡计，对敌人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无情的嘲笑。它使被讽刺者的罪恶的心感到恐惧和颤抖；它在人民的善良的灵魂里煽起愤怒和反抗的火焰。在反对和摧毁蒋介石反动王朝的剧烈斗争中，在国统区出现的许多政治讽刺诗，起了相当巨大的教育人民的作用。
臧克家本时期写的诗大都收在《生命的零度》和《宝贝儿》两个诗集中。他在《刺向黑暗的“黑心”》一文（《〈宝贝儿〉代序》）中说：“讽刺不是耍聪明，也不是说漂亮话。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坚决，尖锐，厉害，这些情形下产生的诗，才有力。力，从诗人传给诗，从诗传给群众。”又说，“当眼前没有光明可以歌颂时，把火一样的诗句投向包围了我们的黑暗叫它燃烧去吧！”正是强烈的愤恨与讽刺构成了诗人本时期诗作的主要风貌。
当抗战的胜利因为人民的八年苦斗而取得的时候，住在自己的祖国的诗人却有了“陌生”和“恐怖”的感觉（《胜利风》）；当“八个年头的风雪日子都在流亡中磨过去了”的时候，诗人所迎接到的却是“夜最长，也最寒冷”的“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冬》）。诗人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稀奇的世界：
这年头，那儿去找繁荣？
繁荣全个儿集中在战地；
这年头，什么都冰冷，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发热的只有枪筒子》）
多数人叫苦，穷愁，
一步一步逼到了生的尽头，
少数人欣喜，狂欢，
一个黄金梦实现在白天。
（《飞》）
这样一个世界，不能不使得诗人“愤怒在心里咆哮，象大风里的烈火一样”，他不能不“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了那些冻死在街头，打死在战场上的，为了那些把眼泪流干了的全中国的受难的同胞们”而流下苦痛和愤懑的泪水（《眼泪》）。他变得更坚强了起来。他要：
走出阴暗的屋子，
加入年青的一群，
走出阴暗的屋子，
走到太阳底下。
（《快活歌》）
现实的教育使得诗人在思想和生活上有了新的开拓，同时也使得他在艺术上有了新的进境。在《生命的零度》的序文中，臧克家说：“我相信我自己是在变着的。把这个集子里的东西前后一对照，也可以看出这个变的踪迹来。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里挣扎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生活得，斗争得，如同一个老百姓，最真挚的憎爱用最平易的字表现出来——表现得深，表现得有力，表现得美！’当然，这只是给自己竖立了一个标竿，我并没有够上它。但，我在努力的，自觉的去够！”我们自然期望着诗人给予我们以更坚实的诗篇，但从《烙印》到《宝贝儿》和《生命的零度》，这中间也标志了作者思想和艺术的可喜的发展。
袁水拍在上一时期就写了一些政治讽刺诗。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马凡陀的山歌》（下简称《山歌》）在当时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
《山歌》的题材，往往来自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来自当时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的事实。这些事实，在读者心中可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可能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是一经作者运用犀利明快的艺术形式把它揭示出来，就使读者分明地感到它的丑恶和不合理，因而产生憎恶愤怒的感情和变革现实的愿望。《山歌》用辛辣讽刺的手法，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可耻嘴脸，例如：
军阀时代：水龙、刀，
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辣狠，
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
（《一只猫》）
由于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的感情和意愿，加上它们具有通俗浅易的民歌形式与鲜明具体的形象刻画，因而能够拥有大量的读者。但《山歌》对黑暗事物的揭露讽刺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战斗性不够强烈。
袁水拍还有另外一些诗歌，收在本时期出版的诗集《沸腾的岁月》和《解放山歌》里。
其次，我们谈谈小说方面的情况。
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作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是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农村生活的重要作品。它与作者上一时期的作品《淘金记》主要不同之点，就是：它不仅描绘了国统区农村的阴郁灰暗的画面，而且也写出了农民的日益高涨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旧中国农村的一幅典型的生活图景：
要想详细追述林檎沟的全部发展历史，那是很困难的。但有一件事可值得提一提：自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那种支配全沟人社会生活的某项规律，便已经失效了。
这规律是：每隔一二十年，必有几户人家，带着自己辛勤的积蓄，搬向汗坝里去，而另外一批在汗坝里，或者邻境其他丰饶土地上被地主恶霸剥削得破了产的，则用箩筐担了婴孩、破锅和破棉絮，搬进林檎沟来，慢慢舔治自己的创伤。他们可能一代代伴同落后的生产方式，苟延残喘，永远陷在这穷山沟里，但也可能侥幸回转平原上去。
然而，人口的移动可也有的，只是出去的全是逃亡，抗战以后，则多半是被拔了壮丁，而且总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因此，虽然满清末年，全沟还有六十户人家，现在，可只有三十户上下了。它的衰落原因之一，是三十年前出过一帮土匪，吃了官兵一场狠心的围剿。人们至今还很伤悼那些强悍的反抗者，而咒骂着官兵们太毒狠。
人们怀念那帮土匪，这不是没理由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林檎沟的居民，才勉强象个人样，至少并不比野猫溪其他地区的居民逊色。以后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上街去卖柴草、卖粮食，总是他们吃亏。每一个大利盘剥者都有权脱去他们最后一条象样的裤子，或者把他们捆在米市坝晒太阳。说到捐税徭役，他们的负担也特别比别处重。
故事就发生和发展在林檎沟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里。农民冯大生的回家（他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他的妻子金大姐的被恶霸强占，地主恶霸的合谋掠夺农民笋子利益，通过这些事件的叙述，作者一步步把旧中国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作者锋利的笔端，给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以穷形极态的剥露，但也给了农民的善良的、然而逐渐走向了反叛的性格以满怀同情的刻画。对于冯大生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是比较着重地来刻画他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旧中国农民的坚韧顽强的性格。他从军队中逃了回来，不是由于他不肯抗日，而是由于他忍受不了国民党军队中非人待遇（这样的军队根本就是不抗日的）。回到家中看见妻子被占，在他的心里马上燃起了复仇的怒火。随后，在保卫笋子利益的斗争中，他是站在最前边的一个。他不为个人安全打算，他始终没向地主阶级低下头来。他以他的被抓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若果不起来抗争，他们往后的命运将更不堪设想！”最后，当他在家乡不能再生活下去的时候，他终于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个“大家裤子都没有穿的，还要受盘剥”的地方。其他几个人物（如张大爷、金大姐等）的性格，也写得很生动而真实。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农民，再不是那种“白痴式”的愚昧怯懦的人物了。
当然，《还乡记》中农民的反抗还全然是自发性的，冯大生最后的出走也没有显示出农民斗争的必然的前途；但我们在这部小说中所看见的到底不仅是国统区农民的沉重的苦难，而且还有他们最初的集体的抗争与胜利了。这较之《淘金记》，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展吗！(7)
收在《呼号》和《医生》两个短篇集中的小说，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与事态的艺术描绘，真切具体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这里面有在抗战胜利后就向反动政府要还丈夫，但却遭到无理监禁的农妇廖二嫂，她的激越的反抗的呼号——“我们说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来的！姓廖的又跟共产党没冤没仇”——强烈地摇撼着读者的心灵（《呼号》）。《范老老师》中的主人公范纯嘏是小市镇上一个“年逾古稀”的知识分子，报纸消息不止一次撕破了他的梦想，但他却永远坚持着他的“内战·怎么不会停呢？没有一个老百姓欢迎啦！”的单纯而牢实的信念。虽然这篇小说没有表现人民要求和平的强有力的行动，但还是传达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滔天罪恶。《选灾》一篇是乡村中选举伪国大代表时的一幅真实的谑画，《医生》一篇写的是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后农村社会破产的生活画面。在这两篇中充满了作者对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强烈憎恨，也放射着作者所特有的讽刺与机智的艺术光芒。应该这样肯定：沙汀本时期的这些小说，由于作者对于国统区社会生活的敏锐深刻的观察和理解，由于作者的概括和表现生活的创作才华，它们是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腐朽，罪恶的本质，尽了暴露黑暗、教育人民的战斗任务的。
同沙汀一样，艾芜也是本时期在国统区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文艺工作，而且取得了丰富创作收获的一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山野》（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南部一个山村里在一日一夜间抗击敌人的斗争。作者并不是斗争的亲身参与者，他的题材和人物都来自他的一个朋友（他“跟当地的人民，一道生活过，一道打过侵略的日本兵”）的口述；但这些“英勇的战斗事件和许多可敬的卑微人物”也曾给作者以感动，他们的“为自由而战争”的精神，使作者“在生活的坎坷路上，增添不少勇气”(8)。这构成了《山野》这部作品的主要优点和缺点：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但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概念化的毛病。作者在书中刻画了这样几个人物：城中工商业全被日寇摧毁，具有某种程度抗日积极性，但也有着妥协倾向的韦茂和；一味主张屈膝投降，甘心附敌的地主韦茂廷、徐德川；因为不堪地主压迫，离开家乡，当了矿工，而后来组织游击队坚决抗日的韦长松；还有不怕牺牲，一心抗敌的青年农民阿劲、阿树、阿龙等。至于徐德川的儿子徐华峰，和韦茂和的二女儿韦美珍，则是以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作者企图通过这些人物在抵抗日寇的斗争中的各种表现和活动，来显示抗战期间各个阶级的不同面貌及其相互关系，并进而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才是抗战中的主要力量。这样一个企图无疑地是值得称许的，而《山野》这部作品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这样一项重要法则。在塑造人物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观爱憎来。这些都是《山野》一书的重要优点。较之另一个长篇小说《故乡》，作者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作者缺少实际斗争生活的体验，因此，全书的生活气息还不够浓厚，几个正面人物，都没有得到栩栩如生的描画，给与读者的感觉是比较单薄而缺少力量的。(9)
《一个女人的悲剧》是艾芜本时期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借农妇周四嫂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向旧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周四嫂和丈夫周老四在地主阶级的层层盘剥下，过着卑微贫困的日子，后来周老四被拉了壮丁，被反动派杀害，儿子也病死了，地主阶级又抢去她地里的包谷，于是她携着两个女儿跳崖自杀了。这是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残酷迫害农民的血腥的记载，读了它，叫人感到一种难以遏抑的愤懑。但是，周四嫂的性格写得过于软弱了，她是应该而且可能有一些反抗复仇的念头与行动的。那样将会使读者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启示。
在本时期，艾芜也写了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其中如《都市的忧郁》，写出了国统区都市的忧郁的画面：物价不停地上升，人们的生活不停地下降，贫穷和饥饿，瘟疫和死亡，还有在深夜里的拘捕和捆绑，这些都带着无比的真实再现在作者的细致明净的文字里。《石青嫂子》写的是抗战结束后四川农村生活的悲惨情况。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辛勤开垦了土地，为什么他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石青嫂子的性格是比较坚韧而顽强的，丈夫拉了壮丁，她自己又被地主从她所熟悉的土地上赶走，但她能够“鼓起勇气，咬定牙巴地想：‘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指她的五个孩子）的！’”虽然作者没有让石青嫂子对于自己的生活遭遇作进一步的思索，因而产生出更深更广的仇恨感情来，但同《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的周四嫂子比较起来，石青嫂的性格是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的。《暮夜行》一篇，描写了两个青年在投奔人民武装的路程上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性格，而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从这一篇中，可以看出生活在黑暗里的青年们是怎样向往着光明和自由的天地。
艾芜本时期的创作，一般地说来，是具有相当高的质量的；但因为生活与思想的局限，它们还各自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点，作者在解放后说：“年轻时候，真有着无穷无尽的勇气，我现在还要保持那种勇气，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欢欣鼓舞地来迎接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并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体验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文艺来表现我们伟大的、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人民。”这说明了作者在文艺事业上更远大的抱负。
作家巴金和老舍在本时期艰苦环境下，也始终不曾放下他们的创作的笔来。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以沉郁的笔墨写出了不合理社会中小人物的凄凉的境遇，也吐出了作者自己的沉重的心情。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前记》中说：“《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得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的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培育之恩，或者用另一些人的说法，积了阴德了。”在《寒夜》的《后记》中又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写作这些小说时的严肃的态度，和它们所发生的比较良好的社会影响。老舍的《四世同堂》共分三部：《惶惑》、《偷生》、《饥荒》，是具有宏大规模的反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艰苦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沦陷后的北平，以祁姓人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了剧烈复杂的对敌斗争的描写。老舍对于北平社会生活非常熟悉，同时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这就保证了这部作品在创造人物和表现时代生活上的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也由于作者生活幅员与思想水平的限制，这部作品也同国统区其他许多小说创作一样：还不能本质地描写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绘少；因此，就不能不限制了作品的深刻反映历史现实与教育鼓舞读者的巨大功能。
再其次，谈谈戏剧创作方面的情况。
剧本的创作，在本时期国统区收获不多，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进步剧运多方摧压。应当提及的有田汉的《丽人行》，于伶等集体创作的《清流千里》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剧。这些剧或则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历史，或则给了走向灭亡的反动派以无情嘲讽，在不伺角度上勾画出了时代的面貌，在观众和读者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后，是散文方面的情况。
郭沫若的《天地玄黄》，茅盾的《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是本时期国统区散文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品。
《天地玄黄》中的文章，都是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后两年写的。前大半部收的是杂文；后一小半部是几篇学术性的论文。这都是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在其中的一篇文章(10)里，作者说：
法西斯细菌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他们在死命地挣扎。叫嚣，侮蔑，扯淡，敷衍，阴一套而阳二套，骗，打，恐骇，暗杀，收买，豢养，嗾使，……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图延长其自私自利的虺蜮生命。
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
《天地玄黄》中的全部文章，应当说，就是“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因为作者是一个诗人，体现在文字中的丰富热烈的情感使得这些文章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政府的民主运动中具有着很强大的动人力量。
茅盾的《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都是他于一九四六年访苏回国后所作。《杂谈苏联》是一本有系统的介绍苏联的作品，而《苏联见闻录》一书，则是作者旅苏期间见闻感触的真实记载。观察的锐敏、深入与文字的细致、清新，正是作者所有写作的共伺特点。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国统区文艺创作的一个概略叙述。总起来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在数量上并不怎样丰饶，但它们依然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它们反映了这个斗争，同时也推动了这个斗争。作品的题材大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战争时期社会动态的描叙，饥饿，穷困和走向反叛的农村生活，还有都市的忧悒阴暗的面貌的描绘。这里面强烈地体现了国统区人民争取解放、争取民主的正义的呼声和愿望。一般地说，作品中暴露黑暗的多，正面歌颂光明的少；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还难免透露一些感伤和忧悒的情绪来。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确是太黑暗艰难了啊。但是作家们生活和思想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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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全国文艺畀协会总会：《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五期）。
(2) 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及同学电，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一期）。
(3) 载《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
(4) 南通文艺协会等五团体《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载四杂志《联合特刊》一卷五期。
(5) 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6)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7) 这里关于《还乡记》的评介，系根据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
(8) 《山野·后记》。
(9) 这里关于《山野》的评介，系根据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重印本。
(10) 《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