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歌
写在抗战胜利后最初年月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献给走向解放和自由的人民的第一首长诗。因为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真实地写出了一个革命与恋爱的历史故事，正确反映和热烈歌唱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历程，人民翻身运动的正义性以及胜利的必然性，所以它被认为是人民翻身和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1)。又因为这首长诗运用了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它采用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具有着民间歌谣所特有的单纯易解、深刻感人的特色，所以它又被认为“给我们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说得更广泛一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2)。
《王贵与李香香》叙述了陕北三边的一桩动人的故事：一九二九年陕北大旱，第二年又逢上春荒，王贵的父亲因为无力交租，活活被死羊湾地主崔二爷打死。十三岁的王贵怀着杀父的深仇，当了崔二爷家的长工，忍饥受寒，挨过长长的岁月。李香香是穷老汉李德瑞的女儿，她“自小就爱庄稼汉”，她和王贵发生了纯真的爱情。但是地主崔二爷却想用“吃喝穿戴”来引诱香香。他遭到了香香的严词拒绝，因此恼恨王贵，想暗暗地把他害死。这时“陕北起了共产党”，“红旗举到天半上”，农民们人人都有“闹革命的心思”，王贵也“暗里参加了赤卫军”，“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开会闹革命”。听说“王贵暗里闹革命，崔二爷头上冒火星”，将王贵捆起毒打，王贵始终坚强不屈。李香香跑到游击队去送信，游击队打来了，“红旗插到死羊湾”，农民们有了土地，“人人脸上发红光”。王贵与李香香也结了婚。王贵打算长远闹革命，报名参加了游击队。但是“大红晴天下猛雨”，逃走了的崔二爷又随着白军回到了死羊湾，对农民进行残酷报复。王贵跟随游击队走了，香香在家又遭到崔二爷的毒手：“暗心歪尖赛虎狼，下了毒手抢香香”。香香一点也没屈服。正当崔二爷大宴宾客、饮酒作乐的时候，王贵和游击队又打进了死羊湾，活捉崔二爷和白军连、排长，王贵与李香香也再度团圆了。
长诗的最大特色，是它揭示了社会生活中这样一项真理：农民的自身幸福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具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王贵与李香香的坚贞不移的恋爱，只有在革命胜利、地主崔二爷之流的东西被消灭了的时候，才得完满实现。这样，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不仅展示了旧中国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
穷人多来富人少，
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
那块地不属财主家？
而且也鲜明地指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方法和农民斗争的无可置疑的胜利前途：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
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
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
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
把穷人的幸福和“闹革命”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指出只有闹革命才能够给农民们以幸福，这就是《王贵与李香香》一诗要教给读者的主要道理，也就是它的主题思想。“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这是王贵和李香香在长期困苦和斗争中亲身体会得来的经验，也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所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历史真实。
长诗在人物形象的塑绘上，显示了作者丰厚的阶级感情，也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的不平凡的才能。作者赋予了劳动人民的高贵的道德品质以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描写了他们的“威武不能屈”的坚贞不移的精神：
我一个死了不要紧，
千万个穷汉后面跟！
这是王贵遭受地主毒打时发出来的响亮、乐观的声音。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
小刀子扎进没深浅！
这是李香香遭受地主强迫时的坚如磐石的复仇意志。他们的英雄的形象在广大读者心灵中唤起了深深的激动，唤起了摹仿和学习他们的强烈愿望。
诗人也满怀憎恨地描画了地主阶级的丑恶不堪的典型形象。当农民们“五六月饿死没人埋”的时候，“崔二爷粮食吃不完”。他在“县长跟前说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他对农民是“一句话来三瞪眼，三句话来一马鞭”。“张开嘴瞭见大黄牙，顺手把香香捏了一把”，这是他对待劳动妇女的下流姿态。“连着打断了两根红柳棍，昏死过去又拿凉水喷”，这是他对待革命农民的毫无人性的拷打。但是游击队终于回来了：
点起火把满寨子明，
庄户人个个来欢迎。
以崔二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力量终于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和翻身农民的强大威力下归于消灭了！在塑绘崔二爷这样一个否定典型的时候，诗人的笔端是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的，因此，它在读者心中也点亮了仇恨和反抗的火光。
在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上，《王贵与李香香》也达到了比较成功的境界。在这首长诗中，诗人运用了单纯、准确和简约的语言来表现农村中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种语言的特色是诗人向我国民间歌谣艰苦学习的结果。诗人曾经这样叙述他自己学习民歌的经过：
我之开始学习民歌，最初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劳动人民是有艺术创作才能的，民歌，这就是人民文艺的主要宝库之一。（这当然是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所得到的启示。）那时，我尚是一个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这之后，不是由于文艺思想的学习上，而是在政府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件事例，初步的纠正了我对民歌的看法。因为政府错误的处理了一件离婚案件，并且由此引起了一场人命案子。一个放羊的创作了一首歌。在这首民歌中，不仅深刻、辛辣的批评了某些干部的立场不稳，也真切的描述了案件的起因、经过和本质的矛盾所在。当时，我正担负着调查这个案件的任务，这首歌，大大的帮助了我的工作。在当时，我所读过的描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新文艺作品中，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单纯易解，而又深刻感人的东西。从此，我对民歌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利用工作余暇，不间断的进行民歌搜集工作。辑录得最多的是“信天游”（在陕北三边一带，这也是主要的民歌形式）。收集得越多，我也就越发入迷的爱好它。(3)
诗人曾经为我们人民的“具有气吞山河之气魄的”“雄壮的战歌”和那些“单纯而又深刻的诗句”所强烈地感动过，他热爱那些“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用生命、血汗创造了新社会，而且也用生命、血汗创造了无数优美诗篇的纯朴的男女农民们”，这就有力地保证了他的诗作的高度人民性的内容，同时也保证了他的诗作的纯朴坚实的艺术风格。《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无疑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国新诗创作中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诗歌领域内最初的胜利，当然也是诗人创作事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用长篇叙事诗的形式来反映农村土改运动和农民翻身后所掀起的劳动生产、拥军支前的热潮，成为了本时期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色。张志民的诗集《死不着》(4)中的五首诗就全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诗作。其中《王九诉苦》一诗以农民王九家破人亡的苦难日子全面地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沉痛有力地说明了“农民起来要翻身”的正义的性质。全诗共分五段：第一段《孙老财》，是关于地主孙老财的概括的描写：
进了村子不要问，
大小石头都姓孙。
孙老财在街里一跺脚，
孙家庄的树枝儿摇几摇。
精炼、生动的诗句，在读者内心里立刻唤起了对于封建地主的愤怒和憎恶。第二段《王九的帐》，是农民的一本混和着血泪的冤仇的记录。孙老财逼死了王九的女儿葱葱，又摔死了他的患着重病的老爹，他到县衙门去告状，但是
有钱人买得鬼推磨，
穷汉子有理没处说。
这就是广大农民在其中生活了多少年代的旧社会的黑暗天地。第三段《逃生》，叙述的是王九“全家被赶出逃生”以后，儿子饿死、老婆投河的“刀子挖心肠子碎”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但王九却没有眼泪，在他心中燃烧着的是熊熊的复仇火焰。第四段《报仇》，表现了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复仇意志，也表现了天下穷人休戚相关的阶级感情。第五段《控诉》，描写的是王九诉苦时的动人场面：
苦难的日子多少年，
阴天也会变晴天。
王九的心里象开了锅，
几十年的苦水流成河。
封建压迫要连根拔，
永远不叫它再发芽！
多少年来埋藏在农民心中的仇恨是深重的，团结起来的农民的威力是巨大的。“王九的话没说完，农民的口号响震了天”，这种掀天动地的变革的力量，使得这首诗的尾段具有了壮阔的气势。这是一首比较完整的诗歌，它有鲜明的艺术形象，而作者所采用的民歌的形式也使得它具有通俗和简练的特点。它在当时受到欢迎和称赞，是有理由的。
但是《王九诉苦》这首诗还存在一个相当重大的缺点：它没有写出党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叫人感到农民的翻身斗争仿佛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力量。这自然是一个不应该有的缺点。不过这个缺点，在《死不着》一诗中就完全得到克服了。
《死不着》除了写出“五十七岁翻身农民死不着的回忆”外，还鲜明突出地描写了党和毛主席领导农民翻身的海样深的恩情：
盼春暖呀盼河开，
我盼着毛泽东早点来。
白天想啊夜里梦，
我就象看见了毛泽东。
这是受苦受难的农民们期待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焦灼心情。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因此也是动人心弦的。等到“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救命的共产党”以后，农民们分得了房和地，分得了羊和驴，连五十七岁的老汉死不着也接了新媳妇，又变得年轻起来了。
我吃不愁呀穿不愁，
一心跟着毛主席的道儿走。
从死不着心中发出的这样的感谢和誓词，正是出自农民肺腑的一种深刻感人的诗的语言。
张志民的另一首长诗《野女儿》叙述的是一个穷苦女人的充满灾难的一生。她在旧社会里“血血泪泪”地过了几十年，但她终于越过“冰山”，跳过“火海”，而有了“东方发明太阳出”的一天，觉悟到“不靠地也不靠天，就靠咱人民起来干”。《欢喜》和《接喜报》两诗是对于农民“翻身的日子”的热情颂歌，在其中鲜明夺目地勾画出了农村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丈夫在前线是“当兵就要当英雄”，女人在家是“闹好生产，养好娃”（《接喜报》）。在人民嘴里响起了这样欢愉的歌声：
雨停了！
天晴了！
杨树梢儿发青了！
翻身的日子过红了！
（《欢喜》）
读了张志民的这些诗，你仿佛看见了在解放战争期间日益走向活跃和咆哮的北中国的农村，你仿佛看见了日益成长起来的新的农民的集体斗争的威力。它对于敌人的罪恶，是一种无情的揭露，而对于站立起来的人民来说，则又是一个相当巨大的鼓舞力量。它诅咒了恶贯满盈的旧世界，也尽情地颂扬了人民的光辉胜利。作者说：“我没有写诗的天才，我只是靠着勤苦地挖掘生活实际，因此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野女儿》等诗就是在与农民一起吃糠饼子的生活里写出来的。我发现到他们新颖的言语，他们喜欢的格调，我以他们的话记录了他们的斗争，生活，又读给了他们听，当他们认为那一句那一字不实在时，我就毫不怜惜的去删改那些字句，直到他们认为‘真了’‘行了’也就算完成了我的诗。”(5)这一段话，说明了生活内容的真实与艺术形式的朴素新鲜，是构成一首现实主义诗歌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也说明了一个作家只有真正和人民发生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真正当了群众的学生的时候，他才可能使他的作品发生教育人民的深厚的艺术力量。
收在《圈套》（《人民文艺丛书》）一书中的阮章竞的长诗《圈套》，也是本时期一首著名的反映农村斗争的诗篇。在这首长诗里，作者描绘了农村中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地主阶级对于农民干部的阴谋陷害，农民干部缺乏警惕误入地主圈套，一个农妇冒险送信，西路民兵赶到，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将恶霸地主处死。这是土改运动中很常见的故事，用通俗明快的形式将它表现出来，对于广大农民也就有了广泛的教育意义。
收在同书中的阮章竞的《送别》和《盼喜报》两诗，都是关于农村参军热潮的描述。《送别》一诗借一个老太婆对于出征的儿子的叮嘱和鼓励，表现了农民对于眼前翻身日子的热爱，表现了农民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不共戴天的仇恨：
咱们今天象做好一锅饭，
蒋介石狗们要伸手来扒！
咱们今天象盖好一座楼，
蒋介石狗们要来搬倒坍！
因此，她要他的儿子“去当咱毛主席个好部下”，要他“有空多擦枪常瞄准，打仗的时候更把稳”，“砂锅捣蒜就这一槌，把蒋介石狗们连根拔！”这是广大农民翻身后的真情实感。而这些，在《送别》诗中是得到了自然真切的刻绘了。
天寒热泪也冻成冰，
冻不住心头的爱和恨！
咚咚的鼓响镗镗的锣，
漫山遍野来送出征人。
诗的结尾也是饱含力量的。
《盼喜报》一诗是“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里面充满了一个妻子对于出征丈夫的关切和想念，也充满了对于丈夫立功的期望和鼓励：
春风吹，草发芽，
加油早把功立下。
人民军队为人民，
为了大家也为了咱。
这是一首动人的抒情诗歌，它的美丽体现在这个农妇的不加雕饰的朴素的情感里，也包含在诗人的朴茂锤炼的诗句里。应当说，阮章竞的这两首抒情诗歌，是表达了解放战争期间广大人民的愿望和理想，表达了时代的主要精神和风貌的。
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漳河水》，是阮章竞本时期另一首有名的长诗。它歌唱了解放后农村妇女的幸福生活，歌唱了她们的辛勤的集体的劳动，它采用了漳河之滨的人民所喜爱的歌谣作为表现形式。所有这些，使得这首长诗具有了真实、健康和新鲜的生活内容，洋溢着人民的胜利的劳动和欢愉的气息，而在艺术形式方面，则又具有民间歌谣所特有的朗润丰腴的色泽与和谐响亮的音节。
诗中描写了漳河边上三个姑娘（“一个荷荷一个苓苓，一个名叫紫金英”）在解放前的“断线风筝”似的不幸婚姻（第一部）；也描写了她们扭断了封建锁链后的崭新的生活——
减租减息闹土改，
妇女飞出铁笼来！
漳河发水出了槽，
冲坍封建的大古牢！
荷荷是重新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且成了生产互助小组的领导人，她是——
早从东崖上，晚夕下西坡，
生产的歌声永不落。
苓苓也参加了互助小组，她的男人在新社会里受了教育，改变了自己的脑筋，觉悟到了——
妇女解放了不简单，
男人的活儿也能干。
男女这样闹光景，
种下石头长黄金。
成了寡妇、“厚着脸皮偷偷活”的紫金英，也因为荷荷苓苓的帮助而积极生产，得到了大家的体贴与鼓励，从此“踏上了新道路”（第二部）。于是一片快乐的歌声，在漳河边上响彻了云霄：
万年的古牢冲坍了！
万年的铁笼砸碎了！
自由天飞自由鸟，
解放了的漳河永欢笑！
（第三部）
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它热情横溢而且色彩鲜丽，歌叙了在革命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妇女前后迥异的生活，描绘了她们的栩栩如生的明朗的形象，预示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日益走向集体化的新的农村的广阔前途。
李冰的《赵巧儿》，也是运用歌谣形式来反映农村土改斗争的一首叙事长诗。在这首长诗里，作者刻画了赵巧儿这样一个农村女性，通过她的灾难和斗争的道路，显示了埋藏在她心底的始终不渝的阶级仇恨，显示了她的永不屈服的顽强战斗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具体地、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为许多作品所反复证明了的道理：中国的广大农民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能够冲出漫漫的黑夜，走向自由和富裕的明天。长诗以赵巧儿的爱人虎儿（民兵队长）和民兵们参军作为“尾声”，
翻身的农民要上阵，
支援前线立大功。
这样的歌声里也蕴藏了广大农民坚决保卫翻身岁月和人民民主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赵巧儿》一诗在表现艺术上也有很大的优点。它接受和运用了民间歌谣的许多表现手法，但是舍弃了它的陈腐的套语，而只采取了它的活泼有力的方面。有许多地方的描写，我们读起来，常常会感到它是如此地古老，又是如此地新鲜。它夸大，但不流于空洞j它细腻，然而又非常简练。赵巧儿这个人物的性格始终是明朗的，她的内心里的变化与她所处的环境的变化是紧紧地符合着的。（其他人物的描写也是这样，例如虎儿。）这就保证了活跃在诗人笔下的人物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因而也增加了诗篇的感染力量。
田间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除序诗外，共分十五回，叙述的是贫农石不烂的受难和翻身的经过。石不烂被地主朱桂棠逼娶了他的女儿蓝妮，他烧了朱家的楼房，“搭的麻布袋，扶的木拐棍”，到河北去把车赶。他要找共产党，他认识到：“受苦人要翻身，要走三条路：第一条：换脑筋！第二条：结团体！第三条：要领导！”他找到了共产党员金不换，他们——
都是穷佃户
好比一个蔓
结的两个瓜
好比一个巢
飞的两个鸟
好比一个园
长的两个树
血肉上也不远
心眼上也相近
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像前，开了群众会，诉了苦，成立了农会。在斗争了朱桂棠以后，蓝妮回到了石家，重又做了人。石不烂——
他扛起大红旗
红旗飘上天
这首诗的意思是在告诉“天下受苦人，请走翻身路”，这就是“好比搭一挂车，同过山、同过水，同走毛主席的路”。这样的主题无疑地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赶车传》还有着这样的缺点：它的描写有些不必要的铺张，有许多地方都显露着词藻的浪费和堆砌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整个作品不够明晰，力量涣散，而读者也很难从其中得到豁朗鲜明的印象。其次，为了过分追求五字上下的句法，有时也不能不失却人民口头语言自然、准确的特点，而在好多处所都造成了不合语法、生硬不易上口的毛病。诗句的节奏和韵律，有的地方也显得不大和谐。所有这些缺点的存在，妨碍了人物性格的真实刻画和主题思想的确切表现，也比较局限了诗作的教育人民的重大作用。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一个概略叙述。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本时期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收获，是与诗歌工作者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斗争生活，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分不开的；在本时期解放区涌现了不少新的诗人，他们都是在斗争生活里，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培育和成长起来的。第二，人民为解放自己而进行的战争和在广大农村中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是本时期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本时期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它们，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它们。工农兵成了现实生活里的主人翁，也成了诗歌创作中的主人翁。他们的爱国主义的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创造劳动，开辟了生活的美好前途，也照亮了诗歌的壮丽篇幅。第三，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与民歌形式的运用，成了本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道理非常显然：迅速发展的革命斗争与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事迹，既要求诗人给予详尽而具体的描绘；而诗人的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与创造民族风格的意图，又使得他们不能不采用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朴素优美的民间形式。这就是本时期大多数诗人运用民歌形式来创作长诗的主要原因。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新的胜利和收获。
二 小说
小说创作在本时期呈露了更为丰满的收获。
康濯的短篇集《我的两家房东》共收小说三篇，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初两年中描写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抗日战争的炮声一响，康濯就参加了革命，进了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后从延安到敌后，一直搞农村群众工作（农村剧团和群众识字工作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在敌后斗争中，他“看到了一些农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特别是看到了一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深刻的斗争和矛盾”。当“敌后环境更加残酷”的时候，他“和晋察冀的军民一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反蚕食，经历了复杂的减租查租运动，经历了吃树叶和糠并从生产上战胜了灾荒的时光”。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欢喜的看了又看，几次三番地背诵着‘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需要‘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斗争’”。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使他“在人民当中找到了母亲”，他“想起了斯大林同志说过的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的故事’”。他说：“就是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比较踏实，与群众的关系也慢慢地比较自然和亲切；我不仅从工作当中，从劳动人民的智慧当中，锻炼了我的立场，而且也从民间文艺里边学了一点东西，特别是工作锻炼了我的语言和文字。……我变成了一个有点用处的人，一个在伟大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战士。”(6)——思想感情的变化、生活与艺术上的长期锻炼，为作者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十分有利的基础，使得他的创作集《我的两家房东》成为了本时期值得珍视的收获。
《我的两家房东》集中三个短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细致而真实、生动而朴素地描画了抗日时期解放区农村的新的面貌，写出了那些在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显著然而是异常深刻的变化。《我的两家房东》一篇，以妇女金凤与农村干部栓柱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新的农村女性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写出了她们选择对象的新的标准（金凤所爱的是当青救会主任、青抗先队长的积极分子栓柱，而她所要离的是在农村选举时被斗争过的“不务庄稼活”的过着剥削阶级生活的人），同时也写出了她们在学习上积极努力的情况。对于金凤这个人物，作者没有简单而表面地来表现她的积极和进步，他写出了她的复杂、矛盾的一面；不过，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什么是她性格和思想中的主要的、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向前发展着的东西。她还不懂什么叫做“妇女社会地位”，不懂关于“离婚结婚”中的一些问题，但她把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布的《双十纲领》跟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她“一个劲”地发问，她加紧学习，要明白其中的道理，要从其中获取解放自己的力量。她也带有一个妇女所通常具有的那种“害臊劲”，但她在爱情上却始终是勇敢大胆的，虽然“村里谣言还很重，老头子陈永年脾气好象更大”，她和栓柱的恋爱关系却一直正常地发展下去，而且“早就说合定了”。结果是“两家都同意，区里也同意，正式订了婚”。从金凤身上，我们发现了解放区农村妇女的新的生活、新的命运和正在成长着的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栓柱这个人物，也是被描写得相当成功的。“作者对于这个农村的觉悟青年，丝毫没有渲染他的青救会主任的部分，只写了劳动的，学习热情很高的，和恋爱的部分，但丝毫没有削弱了这个积极的性格，反而使他平易近人。”(7)老头子陈永年这个老农民，在旧社会里过了大半截苦日子，到了新社会他减了租，改善了生活，他热爱着自己的新的日子，他拥护党和政府的一切法令政策。可是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他总是不大闹得通，但等到看见女儿和儿子们的欢乐情状，他也受到感染而一同高兴起来了。这个老农民的性格，作者虽然没有给它以很多描写，却也是纯朴感人的。
《初春》中的老汉也是一个可爱的老农民。他的大儿子是村干部，二儿子当了八路军。鬼子打走了，“他的心情又平静、又痛快”，盘算着要“加劲生产，把边区闹好，痛痛快快过几天”。但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却总要经过一个轻微抵抗的心理过程。在用活底粪篓的时候是这样，在每年区干部要开会动员生产的时候是这样，在对二儿子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也是这样。但他依然是新社会的积极拥护者和建设者，他慢慢地克服着他的旧的思想意识，他和年轻人一起劳动着，勤劳而且愉快。在这篇短短的作品里勾绘出来的，正是新的农村的一幅充满着欢乐和劳动的初春的画幅。
《灾难的明天》，写的是冀察晋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生产救荒的故事。它以农民祥保一家三口的互相憎恨吵闹转变为互相亲爱合作的情节，写出了党对于边区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切和教育，写出了边区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面逐渐摆脱旧的剥削制度所造成的有害影响与恶习，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因而大大地改变了灾荒所加于人民的深重苦难。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发掘，人物性格的发展被放在现实斗争的发展中来刻画，因此，具有真实明朗的特色，而新、旧社会的对照，也特别鲜明有力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语言的生动、亲切和明快，是康濯这三篇作品的共同特色。有好多地方的描写，看起来是那样平淡，但仔细咀嚼，一种抒情诗的味道却又十分浓厚地洋溢在字里行间。运用语言的成功，一方面固然要归功于作者长期农村工作的锻炼，而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农民们象宝石一样可贵的东西”有着真切的体会和爱好，也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抗日战争时期，柳青就写了短篇集《地雷》，其中八个短篇，从各个方面真切地描写了解放区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完成于一九四七年五月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是柳青一部反映抗日时期解放区农村生活的相当成功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近二十万字的篇幅，以清涧王家沟的集体种谷工作为主要线索，展示了农民在走向集体互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故事的历程不过二十多天。三月中旬，县里布置下来了集体种谷的指示。在减租减息斗争后变工组织上已具有相当基础的王家沟，在农会主任（共产党员）王加扶的领导之下，立刻召集了村民大会，大家同意在变工小组过去的基础上合并扩大，或者重新组织；并决定在四月初一以前，下了雨便开种。会后，村干部分途宣传联络，进行加强变工组织的工作。但是村中行政主任、富裕中农王克俭却是一个思想落后、政治动摇的人物。为了动员他参加变工组织，费了不少气力，好容易他答应参加了，但是反动的经营地主王国雄又借伊盟事变，来对他恐吓拉拢，他又发生了动摇，私自下了种。另外还有八家也跟着这样做了。王克俭的自私落后的行为招致了广大群众的愤激，区长接受群众请求，撤销了王克俭的行政主任职务，另外改选了劳动模范王存起担任。于是王家沟集体种谷的工作，才在一片劳动和欢乐的歌声中胜利地进行下去。
《种谷记》的几个主要优点是应当着重指出来的：第一，这部作品并没有孤立地来处理在王家沟这个地方所进行的集体种谷运动，而是把它和全中国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描写的。王家沟在农业生产上所进行的斗争，是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部分，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在革命的发展中，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是农民对于党的政策的无条件的拥护，农民对于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领导干部（例如程区长、农会主任）的衷心爱戴和高度信任，还有农民自身的保守落后思想的逐渐被克服，另外一方面则是日就没落的地主阶级（例如王相仙、王国雄）的垂死挣扎与疯狂破坏。这一切正是抗日时期革命的与反革命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的生动具体的表现。《种谷记》以委曲尽致的笔墨反映了客观现实中这样一项重大的斗争，显示了边区人民与党和政府血肉相连的关系，显示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与众志成城的斗争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地主阶级（他们是蒋介石政权的支柱）的日趋孤立、没落的命运。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就具有了重要的教育意义。第二，在塑绘人物形象上，《种谷记》也表现了作者的优异的艺术才能。书中几个重要人物，无论是思想前进、工作积极的农会主任王加扶也好，是瞻前顾后、动摇犹豫的富裕中农王克俭也好，也无论是“奸滑堂”的主人、反动地主王国雄也好，……在书中都得到了相当逼真的描写。往往在简短的对话和叙述中，十分灵活地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面貌，而作者的主观爱憎也强烈地体现在细腻明快的文字里。人物形象的真实具体，应当是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功所在。第三，《种谷记》的语言，也是异常优美清新的。有好多地方的描写，带着比较浓厚的抒情的性质，显出了作者把捉与表现生活的巨大本领。在运用方言上，作者一方面把握了某些地方语汇与结构的特殊含义和风趣，但也没有因为运用方言而破坏小说语言的统一的风格。——所有以上这些优点，使得《种谷记》在当时被视为一部实践了文学工农兵方向的较好的作品。
不过，我们也得指出《种谷记》两个比较重要的缺点：第一，通篇小说对于党的领导的描写是显得不够鲜明突出的。关于王加扶这个人物，作者虽然告诉过我们——他是一个党员，但是在整个小说中，我们看不见王家沟党组织的任何活动，王加扶的一切行动仿佛都是属于个人的；这样，就使得读者不容易在作品中看出党在群众走向集体合作道路上的领导作用。第二，书中关于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的描绘，虽然细致逼真，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繁琐，因而也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效果。这原因是在于作者“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8)的缘故。
长篇小说《高乾大》的作者欧阳山，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而且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创作成绩。人物对于现实生活的倔强和执着，和在语言、形式上过度欧化的倾向，成为欧阳山小说创作上的两个特点。《高乾大》一书是在一九四六年完成的，这是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后一个重要的收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他过去的小说有着显著不同的面貌。全书围绕着抗日时期（整风运动前）陕甘宁边区发展合作社经济的事件，比较成功地创造了农民出身的干部高生亮（即高乾大）这样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描写了一个叫做任家沟地方的合作社怎样从衰落、赔钱的状态走向发展和胜利的道路，同时在合作社的成长过程中，高生亮慢慢地克服了他的残余的农民思想意识，成为了边区办理合作社的模范人物。作者笔下的高生亮是一位受人敬爱的老同志。他担任着任家沟合作社的推销员兼副主任。他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意见，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又能坚持原则，勇于斗争。当时边区建设厅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高生亮的方向是与它完全一致的。因此，任家沟合作社取得了许多成绩，受到了各方面的奖励。与高生亮相对照，作者也写了思想作风上都存在严重缺点的合作社正主任任常有，严格地批判了他的脱离群众、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高生亮与任常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两种思想和两种工作作风之间的斗争。高生亮的成功与任常有的失败，给了读者以非常深刻有益的教育。
《高乾大》的语言、形式，也非常素朴明净，迥异作者从前的艺术风格。从抗战时期写的那样晦涩而又过分欧化的《战果》进到平易生动、引人入胜的《高乾大》，无论是从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来说，都是一个不算是短的发展过程。这是作者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与工农群众有着密切结合的胜利成果。因此，尽管这部小说，在描写高生亮与巫神的斗争上花去了过多篇幅，因而在结构上显露了比较散乱和不够集中的毛病，同时书中也缺乏足够的人民生活环境的发掘和反映，但是它仍要算是本时期一部重要的作品，特别是从作者创作发展的途径上来看，更其值得我们重视。
抗战爆发后，丁玲来到延安，写出了《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这样一些有错误的作品。一九四六年丁玲参加了河北的土改工作，一九四八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小说所反映的历史范围，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期，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全国土地会议以前的这一段时间。故事发生在暖水屯这个地方，为时不过一月，但在北中国原野上进行着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封建斗争，从土改工作团下乡，群众的觉醒团结，一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和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而英勇地参加战争，这一整个过程都在小说中得到较为真切的反映。小说描写了在这场激烈而曲折的斗争中农村的巨大变革，歌颂了在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战胜封建势力争取自身解放的胜利道路。
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真实和深刻地描写了斗争进行中的农村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显示了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同时，由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去描写，也就能够赋予他们各有特色的性格，从而给读者以较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干部和积极分子形象。当小说描写农民在斗争中成长变化的过程时，也毫不掩饰地描写了人物的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例如雇工出身、后来当了农会主任的程仁，就由于与地主侄女黑妮的爱情关系，而陷于“常常想要勇敢些，却总有个东西拉着他下垂”的矛盾挣扎的心情。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进展，程仁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这才毅然批判了自己思想里的危险倾向，而坚决站在农民一边，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在描写某一人物的时候，作者常常用恰当的篇幅来追述他的过去的历史，使读者了然于这个人物性格所由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基础。例如在介绍张裕民这个领导人物的时候，在“第一个党员”一节里，就特别郑重地交代了这个“胆大心细”，“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过去“受压抑和冤屈”的困苦、孤零零的岁月，和他的成为共产党员的非常离奇却又非常自然的经过。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就使得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显得鲜明而真切。
小说在描写地主阶级人物时，也没有落入一般化的窠臼中。书中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一类是李子俊和他的老婆。李子俊当革命的风暴将要来临时，就胆怯地逃走了；而他的老婆则竭力隐蔽自己对于革命和群众的刻骨仇恨，企图用伪装的眼泪来软化农民。另一类地主是钱文贵。这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毒辣阴狠，而且有着颇为深远的算计。他采用了种种狡猾手段以图保存自己的反动势力，破坏土改。他在表面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煊赫的势力，但他的确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这个人物的存在，说明了要在广大农村中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自然，历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决战”的时机一到，钱文贵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终于在群众的愤怒和复仇的火焰里全部灭亡了。
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例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的场景，就写得有声有色，富于生活气息。
总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反映当时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但它也有缺点。小说没有把这场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的宏伟气势充分表现出来。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没有写出坚实丰满的正面形象。在描写农民时，往往过于渲染了他们身上的因袭的负担和消极因素，而没有突出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斗争精神。几个党员和干部都写得比较单薄，不能有力地表现党对农村斗争的坚强领导。这些都影响了小说对生活作更深刻、更本质的反映，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鼓舞力量。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本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大收获。这部作品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部过程（上卷写的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全国土地会议前这一段时期，下卷写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段时期），描写了在东北广大农村所掀起的“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9)的土地革命斗争。它是一部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历史活动和塑绘了那些为新的生活理想与新的社会制度而坚强战斗的英雄形象的作品。
在写作《暴风骤雨》之前，周立波就是一位具有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的作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就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深入了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一九四六年来到东北以后，他更亲身参加了土改运动，在生活和感情上和农民群众完全打成了一片。《暴风骤雨》里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半都有真人真事作为模特儿。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作者也力求其不违反实际情形。在运用间接材料的时候，作者除注意详细调查之外，还运用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知识和发达的想象能力，对人物和事件加以细密的推想”(10)。所有这些，都是《暴风骤雨》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主要保证。
《暴风骤雨》比较突出地创造了两个新的农民赵玉林、郭全海的形象。在上卷中，关于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发展过程的描写，是以赵玉林逐渐觉醒坚决领头斗争的事实为中心来展开的，而最后，则以他的英勇抵抗韩老七匪帮的袭击，负伤牺牲，作为结束。赵玉林的性格面貌在作品中是刻画得很细致而鲜明的。他是属于那些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彻底觉醒起来的先进农民的典型形象。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的漫长岁月里，他受尽了地主韩老六的剥削和迫害。他一连出了四回劳工，遭到了母死妻儿流落的悲惨境遇；但他是一个硬汉子，他没有淌下一滴眼泪。他说：“穷人要是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哭鼻子，那真要淹死在泪水里啦。”当他在土改工作队的帮助教育之下，认识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是那样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打垮地主阶级的这场剧烈的斗争，他说：“咋不敢来？咱死也不怕。”他在工作队的领导下面，开始艰苦地做起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是那样坚决大胆，细致深入。他生活在群众中间，但又走在群众的前面。他以他自己过去不幸的遭际来引出大家的苦水。他以他自己的无畏的斗争做了别人的榜样。尽管推翻地主阶级的斗争是那么曲曲折折，但是他的斗争的意志却是始终不渝的。正像他的入党介绍人萧队长所说的一样，他“为工农解放事业抱有牺牲一切的决心”。他光荣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领导群众斗垮了恶霸地主韩老六，拔掉了日本强盗和蒋介石国民党在元茂屯这个地方埋藏下的一个大的祸根。上卷是以赵玉林的牺牲告终的，但显然地，这不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它在读者的思想感情深处所引起的决不是恐怖或者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是相反地，它唤起了广大读者对于赵玉林这个人物的学习的愿望和崇敬的心情。透过赵玉林的死，读者所望见的不是一个黯然无光的前途，而是无穷无尽的充满着战斗和胜利的光辉灿烂的日子。因为赵玉林虽然中途倒下了，但是千千万万的人们将要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更高地举起他中途抛下来的革命火把，向着更壮阔更伟大的胜利前景大步迈进。
郭全海是下卷的中心人物。他在上卷中就得到了比较着力的刻画，这样就为他在下卷中更重要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一个被创造到相当成功的人物。他同赵玉林一样，在旧社会“雨里风里，车前马后”，该受了多少折磨和苦难，这使他逐渐认清了地主阶级的狰狞面貌，也培养了他对于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他是这样想的：“我碎身八块也要跟共产党走，和反动派一直干到底。”他在和敌人的反复曲折的斗争里，在党的不断关怀教育下，得到了更大的锻炼和成长，他也光荣地成为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个成员。他忠诚勇敢，深得农民的信赖。当元茂屯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他就离开他的新婚妻子，带头参军了。如果说，上卷以赵玉林的牺牲作为结尾，是预示了下一卷农民更高的觉悟和团结，是土改工作更巨大的胜利，那么，下卷结尾时郭全海的报名参军，就更显示出了由于土地改革和农民觉醒而必然要到来的全国解放的胜利前景；它告诉读者，推翻了封建统治后的农民是具有怎样饱满的革命热情，怎样不顾一切地以全力来摧毁行将坍台的反动统治阶级。这样一个结尾，既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鲜明地表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时代精神。
除了赵玉林、郭全海这两个人物外，作者还生动地描写了土改工作队队长萧祥关心群众生活、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显示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高贵品质。萧祥的出现和活动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走向胜利的主要关键，这也是无可争辩的生活真理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书中其他几个农民（如白玉山、老田头等）的形象，也都具有丰厚的血肉和明晰的面貌，能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感染。成功地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的农民的典型形象，并通过他们的活动和成长的过程展示出时代的真实风貌，这就是《暴风骤雨》这部小说在国内外都受到欢迎和重视的最主要的原因。
地主韩老六（韩凤岐）的形象，在书中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伪满时期，他效忠于他的日本主子。日本鬼子垮台以后，他又成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干人物。他有着很广泛的反动社会联系。他认为：“有钱要有七个字：奸、滑、刻薄、结实、狠。”他的毫无人性的行为实践了这一条反动统治阶级的“哲学”，他的手上沾满了农民的鲜血。作者满怀憎恨地勾绘出了这个人物，写出了即使是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他还有着那样大的威势，而且还想千方百计地破坏土改运动。因此，掀掉压在元茂屯农民头上的这一块大石头，就不能不是一场艰难而曲折的斗争。作品真实地显示了：斗垮地主阶级的过程也就是发动农民和教育农民的过程。而同时，正是在与韩老六、杜善发、唐抓子这一群否定人物的激烈斗争中，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这些肯定形象就显得更有光彩，充满了活力，而且也显示了旧的腐朽的反动阶级之无可避免的灭亡与新的工农群众集体力量之迅速的成长。
因为作者对于社会生活中正在成长着的东西，具有那样多的热情和敏感，所以在全书明朗而生动的画图里，往往渗透了强烈的抒情诗的素质，洋溢着对于新生事物的热忱的颂赞和对于腐朽事物的无穷的憎恨。当在斗争大会上，恶贯满盈的韩老六被宣布死刑的时候，作者以极其简练的笔墨传达出了广大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刻骨的仇恨：
“拥护民主政府！”人堆里，一个叫做花永喜的山东跑腿子这样地叫唤，“拥护共产党工作队。”千百个声音跟着他叫唤，掌声象雷似地响动。
赵玉林和白玉山挂着钢枪，推着韩老六，走在前头，往东门走去。后面是郭全海和李常有，再后面是一千多个人。男男女女，叫着口号，唱着歌，打着锣鼓，吹着喇叭。白大嫂子扶着双目失明的老田太太，瞎老婆子一面颠颠簸簸靠着白大嫂子走，一面说道：
“我哭了三年了，盼了三年了，也有今天呀，裙子，共产党毛主席作主，今儿算是给你报仇了。”
而当作者的笔端接触到翻身农民热爱党热爱集体的高贵品质的时候，则总是透露出那么不可遏抑的叹赏和赞美的心情。下面是第二部中分马的一节：
三百来户，都欢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不乐意。她跟她俩小子，没有挑到好牲口。牵了一个热毛子马。这号马，十冬腊月天，一身毛退得溜干二净，冷的直哆嗦，出不去门。夏天倒长毛，蹚地热乎乎地直流汗。老王太太牵着热毛子马，脑瓜搭拉着，见人就叹命不好。……
郭全海看着老王太太灰溜溜的样子，走拢来问道：
“怎么的呐，这马不好？”
“热毛子马。”
郭全海随即对她说：
“我跟你换换，瞅瞅拴在窗台边的那个青骒马，中意不中意？”
老王太太瞅那马一眼，摇摇头说：
“肚子里有崽子，这样大冷天，下下来也难侍候，开春还不能干活。”
郭全海招呼着一些积极分子，到草垛子跟前，阳光底下，合计老王太太的事。郭全海蹲在地上，用烟袋锅子划着地上的松雪，对大伙说道：
“萧队长说过：先进的要带动落后的，咱们算先迈一步，老王太太拉后一点点，咱们得带着她走。新近她又立了功，要不是她，韩老五还抓不回来呢。要不抠出这个大祸根，咱们分了牲口，也别想过安稳日子。”
老孙头点头说道：
“嗯哪，怕他报仇。”
郭全海又说：
“如今她分个热毛子马不高兴，我那青骒马跟她串换，她又不中意，大伙说咋办？”
老孙头跟着说道：
“大伙说咋办？”
老初说：
“她要牛，我把黑牤子给她。”
白大嫂子想起白玉山叮咛她的话，凡事都要做模范，就说：
“咱领一个青骡子，她要是想要，咱也乐意换。”
张景瑞继母想起张景祥参军了，张景瑞是治安委员，自私落后，就叫儿子们瞧不起，这回也说：
“咱们领的兔灰儿马换给她。”
老田头跑到场子的西头，在人堆里找着他老伴，老两口子合计了一会，他走回来说：
“我那沙栗儿马换给她。”
老孙头看老田头也愿意掉换，也慷慨的说：
“我那玻璃眼倒也乐意换给她。”但是实在舍不得他的小儿马，又慌忙添说：“就怕儿马性子烈，她管不住。”
老初顶他一句说：
“那倒不用你操心，她两个儿子还管不住一个儿马子？”
郭全海站起来说道：
“好吧，咱们都把马牵到这儿来，听凭她挑选。”
…………
从这一幅明净生动的画图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并不需要太长的时期，农民们在党的教育下已经逐渐地克服了他们作为小私有者的自私落后的一面，而快步地走向集体主义的大道了。作者给了这个巨大、深刻的变化以十分形象的描写，而且在其中注满了作者自身的强烈感动。这样，就使得人物的精神面貌显得更真实，更活跃，也更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这是我们在谈到《暴风骤雨》的艺术成就时，所决不可忽视的一点。
《暴风骤雨》也还有这样的缺点：从通体结构看来，上卷比较紧凑，而下卷则略嫌松散；上下卷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难免给读者以兀突意外之感。在语言方面，整个说来，是丰富生动的，但采用了过多的方言也给作品带来了一些瑕疵。但这些都不过是“白璧微瑕”，《暴风骤雨》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它是我国最初出现的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代表作品。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也是本时期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同《暴风骤雨》一样，取材于东北地区的土地斗争，以江山村这个地方在十天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在平分土地运动当中，农民们怎样“以主人的身份走进了这个世界。他们来了，给这个世界添置新的财富，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气派、智慧和天才”(11)。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相当鲜明的人物性格，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动人的艺术力量。较之作者以前写的《滹沱河流域》一书，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在作品的语言上，作者采用了很多的东北方言，这虽然给作品增添了亲切、丰富的乡土彩色，但是缺乏必要的选择和提炼，有许多词汇的意义，带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同时运用歇后语的地方也嫌过多一些。在人物的描写方面，金成与周兰的恋爱故事的穿插，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也缺乏一种紧凑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本书较大的缺点。在共和国成立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就又在各个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作者原有的水平了。
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写于一九四八年），是本时期描写中国工人阶级为恢复工业生产的斗争生活的一篇优秀作品。在写作《原动力》以前，草明就是一位具有比较久的创作历史的作家。抗日初期，她就写下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在战争中受难和反抗的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她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所写的文章，“是属于所谓‘欧化’那一类的”(12)。《原动力》不仅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工人阶级在获得解放后参加建设的英雄事迹，展示了新中国未来的灿烂远景，而且也以其艺术形式上的“深入浅出”的特点，标志了作者创作发展上的一个新的跨进。
《原动力》描写了东北地区的一个水力发电厂，由于先后遭到日本强盗和国民党匪帮的破坏，在”八·一五”解放后呈现了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厂里一个老工人孙怀德和其他工人们，发挥了劳动创造的精神，铲除了掩盖着机器的冰雪。他们在共产党和王永明经理的领导之下，成了水电厂的真正主人，战胜了公开的和暗藏着的破坏分子，修复了这个破坏已久的水电厂。在专署举行工业界劳动英雄大会时，水电厂有三位英雄受到了光荣的奖励。——这就是《原动力》一书的故事梗概。高尔基曾说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是一本很有意义的、很好的书，书中在革命时期内初次牢牢地采取了和辉煌地照出了当代的最有意义的题材——劳动”。草明的《原动力》在思想和艺术的广阔深厚上，比起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来，虽然还有逊色，但它同样地描写了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一桩重要的事实：我国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劳动热情，及其战胜困难、英勇前进的雄伟气概。它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在他们心中激发起革命的思想和感情。
老孙头（孙怀德）是书中所着意刻画的一个正面人物。这个从山东省饥饿贫穷的农村流亡出来的老工人，在伪满时期一串艰辛的日子里，失去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心中怀着冲洗不净的仇恨。当东北的土地获得解放以后，他就坚信工人阶级作奴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坚决地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他的身上鲜明突出地表现了我国人民的正直、热情、坚忍、勤劳和聪慧的高贵品德。他热爱群众而又为群众所热爱。作者给了这个人物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王永明和吴祥泰，却没有得到他们所应得到的那样具体生动的描写。这对于全书来说，自然是一个缺点。
刘白羽是本时期运用报告和小说的形式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位最有成绩的作家。他在本时期所写的报告，下一节当有所论述，这里仅就他本时期两个重要小说集子《战火纷飞》和《火光在前》作一简要评介。
短篇集《战火纷飞》是刘白羽的自选集。其中包含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写的十个短篇。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是人民革命战争具有关键性的一年，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在东北以至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在广大农村中实行了土地改革，在部队中普遍展开了诉苦教育，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自然也大大加速了战争的步伐。作者在《战火纷飞》的十个短篇里，以东北的一些重要战役作为背景，或对这些重要战役作直接的描写。历史时代的特点是那么明澈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读着刘白羽的这些作品，读者常常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气氛，一种激动和鼓舞我们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确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以后和进行了实际的阶级教育以后新的特点”。(13)而这样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更显著地表现在那个题名《无敌三勇士》的著名短篇里。
在《无敌三勇士》中，作者以简练通俗的笔墨描写了三个战士从不团结到团结的动人事实：老战士阎成福、李发和与“俘虏兵”赵小义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同在一个班里，但他们却闹了不团结。班长李占彪想尽方法来使他们团结，但是“一肚子热情换了一肚子苦恼”，依然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部队掀起了诉苦运动，他们三人发现了彼此在旧社会里都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大家都是阶级弟兄，认识了：“我们是穷人，我们有苦处，苦变成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天下无敌。”从此，他们在“火线上生死抱团结”，成了“无敌三勇士”。这样的一个主题，无疑地是十分正确深刻的，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质，告诉了读者什么是他们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的源泉。这三个战士的性格，是被塑绘得相当生动真实的，他们具有着阶级共性，也各自有其个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作者参加了部队的实际生活，熟悉而且热爱他们的缘故。洋溢在全篇里的部队生活的浓厚气息，把读者带进了人民部队的生活领域。《无敌三勇士》的确可以算是一篇思想与艺术相当和谐统一的作品。
中篇《火光在前》完成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它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的一个巨大进展。这是一幅描写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伟大历史行动的壮丽画幅。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以富有诗意的抒情的语言，满怀信心地写道：
这个故事就在这里宣告结束吧！最后的胜利进军还正在蜂拥前进。过去，在战场上我们走过多少路程啊！多少次风雨晴阴不定的黑夜或黎明，我们看见前进的方向上有火光闪闪，那是灾难的火光，现在我们到了最后扑灭它们的时候了，敌人就要全部、彻底、干净的覆灭。黎明正在升起，在我们的前面，出现的将是新的火光，太阳的火光，真理的火光。
这种充满着信心与欢乐的抒情的素质，构成了《火光在前》的基本情调和色彩，它使得人民解放军为了最后消灭反动派残余势力而发动的强大攻势，能够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火光在前》出色地描写了我军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中几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场面：南方火热的季节，高山、湖沼地带的冒雨进军；天险长江的夜袭；被敌机炸毁的渡口的安全渡过，和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的攀登。在这一连串艰苦的然而是胜利的战斗中，毛主席的战士始终“是充满热情与信心的，他们不是只千忧万虑于面前的困难，而是着眼于光辉灿烂新中国无边远景的”。这种动人的情景在小说中得到了比较鲜明具体的描画。《火光在前》同时也比较成功地创造了人民解放军较高级领导干部的光辉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信心，他们对战争的坚定而果敢的部署，还有他们对每一个战斗员的深切关怀和教育。书中的师长陈兴才和政治委员梁宾正是战争和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描写了他们，也就能更全面地更本质地显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在《战火纷飞》中，我们曾经看到作者所刻画的人民解放军的中级干部形象（例如《政治委员》中的政治委员吴毅），而在《火光在前》中，作者是在用简单确切的语言为读者塑造一些较高级将领的形象了。这说明了作者在政治视野上的不断扩大和在艺术创造上的巨大进步；而这样的进步，就在我们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
刘白羽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上，有时还难免概念化的毛病，同时因为人物写得过多，囿于篇幅，又缺乏展开的具体的描绘，这样，就使得有些人物还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在语言上，虽然较之过去作品要朴素浅易一些，但缺乏锤炼和修饰。在结构上也显得散漫和零乱一些。这些缺点的存在，对于作品的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教育人民来说，是不能不有一些影响的。
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可以作为反映抗日时期解放区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来看。它的特点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但给了它以提高）来表现解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斗争的英雄史迹，生动细致地描写出了人民抗日力量的迅速壮大的过程。这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他们的平凡使我们感觉亲热，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崇敬。这无形之间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里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提高自己。这样的长篇在利用旧形式上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用实际的例子证实了毛主席的话：“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一点在我们文学史上是更值得重视的。
以上是本时期解放区小说的一个不完全的叙述。从这个不完全的叙述里，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有了如何空前巨大的发展了。这样一个发展自然是与革命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的，同时它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深入生活、提高艺术的必然结果。本时期解放区的小说呈露了如下的特点：第一，它是与现实生活和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但这个特点从来没有得到像本时期这样充分有力的表现。从揭示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及其深广程度来说，从对于旧的没落的反动势力的摧毁和对于新的发展着的革命力量的培养来说，也从对于广大人民的教育鼓舞来说，本时期解放区的小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小说的取材是非常广泛的，广大农村的土地斗争和各个战场的胜利进军，是它的最主要的题材。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面貌，在小说中得到了真切和深刻的反映。第二，在创造正面的典型形象上，本时期小说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要求作家创造出新英雄人物的光辉的形象，给广大读者提供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一般地说，作家们是不善于在作品中创造正面人物的形象的，抽象、概念的写法成了人物描写中的共同毛病。现在由于作家有了相当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对于英雄人物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和理解，他们在小说中已经开始能够比较成功地塑绘正面人物形象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第三，本时期解放区的小说在语言和形式上，大都具有着“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上，也取得了较上一时期更大的成绩。在语言形式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和特色，在我国文艺普及和提高工作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为新中国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更为辉煌的文艺创作，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三 歌剧和话剧
西北战斗剧社集体创作（魏风、刘莲池等执笔）的《刘胡兰》，是解放战争时期歌剧创作中的一个异常优秀的作品。这是根据女英雄刘胡兰壮烈殉难的事迹而创造的一个剧本。全剧共分三幕十二场，把刘胡兰这样一个人物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主席的挽词）的感人的崇高精神，集中地表现了出来。第一幕共五场，叙述的是刘胡兰的生前事迹，写出了刘胡兰与云周西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写出了她冒着危险和风雪为前线战士服务的无限热忱，也写出了她对于受伤战士和劳动人民的殷切爱护，在这一幕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刘胡兰的主要精神面貌，是相当真切地被描绘出来了。同时在这一幕中，也描写了地主石三海和小恶霸石头与阎匪军勾结、企图杀害刘胡兰和其他革命群众的无耻阴谋。在那里，展开了敌我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残酷斗争，揭露了敌人的卑污阴险，也就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刘胡兰的光荣伟大。第二幕也是五场，写的是阎匪军进村，逮捕和毒打刘胡兰和其他革命群众，强迫他们“自白”，妄冀一网打尽村中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却是刘胡兰和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和控诉，而最后则是刘胡兰以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从容就义。这是戏剧发展的顶点，也是全剧最动人的地方。当刘胡兰就义前，高唱“你杀！你杀！共产党你杀不尽，穷人你杀不尽，你杀了我一人不要紧，千百万人民后面跟”的时候，在观众和读者心中升起的是更炽烈的仇恨和斗争的火焰。第三幕共二场，表现把悲痛变成仇恨，把仇恨化为力量。刘胡兰的壮烈的死，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也在解放军战士中激起了为烈士复仇的普遍要求。县城攻克了，杀人凶犯当场击毙了，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的血仇得到清偿了！在广大人民和战士中响起的是“坚决消灭蒋介石，坚决消灭阎锡山”的惊天动地的喊声！
没有疑问，《刘胡兰》这个剧本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力量，主要在于它根据刘胡兰这个十七岁的共产党员的伟大光荣的事迹，表现了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革命内容，塑造了一个为实现新社会的崇高理想而坚决献身的英雄形象：一个崭新的具有高尚品质的革命女性的典型形象。“从《白毛女》、《赤叶河》中的女主人公……到王秀鸾一直到女英雄刘胡兰，在精神上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啊！在这么一个长距离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多少血！”(14)因此，刘胡兰这个人物在艺术上被创造出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作者把她放在血淋淋的现实斗争中来描写，这一方面十分符合于生活的真实，同时也使得她的英勇坚强的性格产生了更为巨大的感动力量，这是《刘胡兰》这个剧本的重要成功所在。整个剧本的艺术结构是安排得恰如其分的；第三幕在修改过程中，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而增写了“大报仇”一场，也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合理愿望和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作者之一的刘莲池在《写在〈刘胡兰〉前面》中说：
原来第三幕的十一场中，只表现了现在十一场的前半截的内容，十二场是在刑场上军民举行了一个悲壮的追悼会（也就是现在十一场后半截的内容），企图把复仇的怒潮印在观众的脑子里，激发斗争热情。……但今年（一九四八）屡次演出后，观众总是感到不满足，各方纷纷来信或当面提议，要求增加“大报仇”。开始，我们还认为这是戏剧效果的强烈反映，后来，才渐渐认识到，观众的这种要求，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今天的形势与去年的形势已经根本不同了，敌我力量已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敌人已到处溃败，接近死亡，人民力量空前壮大，正在猛烈前进。复仇已成为现实的事情，所以观众的要求是完全对的。于是决定把原来的十一场和十二场并为一场，加写了现在的十二场。修改后屡次演出中，每次演到这最后一场，观众都兴奋到齐声高呼，掌声不绝。我们过去思想上对现实的发展认识不足的毛病，在群众教育下得到了改进。
正是尊重群众的合理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使得《刘胡兰》这个剧本获得了更高的教育群众的艺术效果。
剧本在细节描写上，因为过度追求“逼真”，而不适当地着重刻画了脱离主题需要的刺激观众的残酷情景（例如铡头一节），这自然是一个缺点。但这个缺点，当作者对剧本作进一步的修改时，已经有所改正了。
柯仲平的《无敌民兵》（共十四场）是一个反映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比较优秀的歌剧。它是根据一九四六年六月陕甘宁边区边境上的一个真实故事，加以创造和加工而成的。剧本描写了游击小组组长王登高的鲜明的形象，通过他和其他组员们保卫边区的革命活动，展示了在当时边区边境上所发生的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尚未展开，地主阶级的威风虽然在减租减息的说理斗争中初步地被打垮了，但是他们仍然与白区蒋介石匪军暗中联系，阴谋颠覆革命力量，并勾引匪军到边区地界来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边区的人民和自卫军与八路军紧密配合，终于粉碎了匪军的进袭，匪军队长和地主特务全部就擒。这样一个故事，在剧本中是描写得相当细腻生动的。从其中可以看见边区人民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是多么强烈，他们的子弟兵在保卫边区的斗争上又显露了多么高度的坚决、勇敢和机智（当然它也指摘和批判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麻痹大意）。剧本对于匪军队长和地主阶级的两个人物（何国昌和宋廉伯），也尽量暴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与日暮途穷的命运。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上，显得十分自然而合乎情理。这个剧本，对于正在向着胜利迈进的解放区人民来说，无疑地是具有着相当大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马健翎又写了另一重要歌剧——《穷人恨》。同《血泪仇》一样，《穷人恨》也是依据西北民间流行的一种歌剧形式——秦腔——写成的，但作者给了它以改造、提高，使它更能充分地表现人民的新的生活。剧本所表现的，是本时期许多作品所共同采用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的战争，是彻底解放灾难深重的我国农民的主要力量和斗争方式，因此，他必然要取得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援和他们在各方面斗争的配合。《穷人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抗战时期被敌伪蹂躏、日本投降后又遭蒋匪政权摧残的地方。在那里，蒋匪帮、日伪汉奸、地方上的封建地主，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对广大农民进行层出不穷的剥削和迫害。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终于在武工队的帮助之下，“自动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配合着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了自己”。这个故事的本身，应当说是具有相当广泛的典型意义的。作者说他的主观目的，是想使“观众看后，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是为解放中国最大多数受难的同胞而斗争”(15)。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阮章竞的歌剧《赤叶河》表现了与《穷人恨》同一的主题，但它记录了更为长远的农民受难的历史，也给了农民的翻身斗争以比较详尽的描摹。全剧共分四部，前三部写的是抗日战争以前“赤叶河”一段惨痛的岁月，第四部写的是“赤叶河”解放两年后农民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进行的剧烈斗争。在第三部与第四部之间，穿插了一节“闲话”，借牧羊人老宋的沉郁悲愤的独唱，插叙了抗日时期国民党军占据赤叶河时一片更加荒凉残破的景象，和在农民心里生长起来的复仇希望与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殷切期盼。因为作者对于赤叶河农民是那样热爱而且熟悉，同时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又是本时期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所以这个剧本就具有了这样的特点：它含有异常饱满的抒情诗的性质和力量。例如《闲话》中牧羊人老宋的唱词里就这样活画出了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灾难：
荒蒿长在门坎边，
狼窝扎在炕头上。
刨地三尺瓮底干，
百姓饿死满路旁！
在这样的诗句里的确浸满了作者深厚的阶级感情。剧本人物的刻画也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特别是女主人公燕燕，作为旧中国一个农村劳动妇女形象来看，作者赋予了她以真实生动的典型性格。她贫困而勤劳，年青而美丽，爱在自己的想象里描画着自己的生活远景——多么卑微、善良然而在当时却是多么缥渺的一些天真的想望！残酷的现实撕破了燕燕的希望，地主阶级不仅榨干了她全家的血汗，而且玷辱了她的身体。她是穷人家的女儿，她恨透了“烂心烂肝的狗财主”，但是“周围一片黑洞洞”，她找不到报仇雪恨的道路，活着又“吃不下这坏名声”，结果是投身在滚滚奔流的赤叶河中，做了“这个野蛮社会的殉葬者”。燕燕的死亡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是不可遏抑的愤怒。中国的女性，特别是农村中的劳动妇女，该是走了多少年的黑暗道路，流下了多少血泪，才达到现在这样幸福自由的亮堂堂的天地啊！
晋冀鲁豫文工团的《王克勤班》是本时期反映部队生活的比较成功的小型歌剧。王克勤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位模范人物，在他所领导的班里，他号召大家发挥“革命靠互助”的阶级友爱精神，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把落后的新战土教育成为了战斗英雄。《王克勤班》写的就是这样的真人真事。在人民解放战争正在长足进展的时候，这种“描写部队中落后战士转变的作品，是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它们反映了我们的部队所进行的阶级教育、民主教育的卓越成效，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部队的教育”(16)。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解放区歌剧创作的一个概略叙述。
在抗日时期，解放区话剧创作的数量还不很多。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是一个反映敌后人民斗争生活的相当成功的剧本，“以它所描写的内容的新鲜和它的艺术的力量，以及它的大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17)，赢得了观众和批评界的重视与好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好的剧作逐渐增多了。伴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展，以及剧作者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剧本所表现的题材既丰富又广阔，在艺术形式上也逐渐摆脱了从“五四”以来就严重地存在着的洋教条的束缚，而开始取得了为人民所乐意接受的新的民族风格。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国现代话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进。
李之华的独幕剧《反翻把斗争》是一个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奖励的作品。它把东北农村中农民为了反对地主阶级“复辟”（“翻把”即“复辟”的意思）阴谋而进行的胜利斗争，很成功地再现在舞台上。在土地改革以后，如何巩固农村中的民主政权和革命秩序，是与加强农民团结、提高农民警惕、严密防范反动阶级破坏活动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反翻把斗争》所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道理。
鲁易、张捷的《团结立功》和杜烽的《李国瑞》（五幕剧），都是描写我军中比较落后的战士在党的教育下觉悟立功的转变过程的剧本。《团结立功》中的裴振刚，《李国瑞》中的李国瑞，都是由于坏蛋的挑拨引诱和班长的不正确的领导方法，而产生了落后情绪与离队思想。后来经过他们的连指导员的说服和鼓励，这两个战士都认识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裴振刚成了全班的积极分子，在进攻敌人碉堡的战斗中，英勇向前，夺取机枪，成为全班战斗情绪的鼓动力量；李国瑞则完成了除奸任务，又在部队“坦白运动”中，成了“分区坦白模范”，在战斗中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李国瑞》一剧，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据作者在《〈李国瑞〉写作前后》一文中说，初稿写就后曾读给李国瑞本人听，经他提了意见，又作了一些修改），素材真实丰富，屡次演出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团结立功》一剧，在剧本的结构形式上也作了改进：“全部采用‘全本连台’形式，二幕前后的戏交替着，克服一般话剧幕间等待时间，从开始到剧终，可以毫不间歇地一直演完。”(18)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的尝试。
林扬等作的《九股山的英雄》（五幕剧）与胡丹沸、白艾等作的《胜利渡长江》（三幕剧），都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出现的，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争面貌和历史特点。《九股山的英雄》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七年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掩护中央党政机关从延安撤退，而在延安附近九股山所进行的动人心魄的顽强战斗。作者赋予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以比较鲜明的形象的描画。《胜利渡长江》表现的是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我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乘胜挺进的时候，在这个剧本里响着的正是历史的壮阔雄健的步伐。
在反映解放战争的剧本中，我们应该着重介绍的，还有胡可等集体创作的《战斗里成长》一剧。
四幕剧《战斗里成长》虽然发表的时期较晚(19)，但初稿完成却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从主题思想的丰富深刻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明朗来说，它都应算是本时期为数不多的优秀剧作之一。这个剧本最大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出色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阶级本质。剧本的第一幕展开了旧中国农村中阶级斗争的血淋淋的现实，具体地说明了赵钢（铁柱）和他的儿子赵石头（黑蛋）参加八路军的经过。在第二幕中，作者一方面通过通讯员四海和双儿的争论，生动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人民的武装，就是人民的希望”，在我们战士的心头都深深刻上了难忘的阶级仇恨；同时又通过营长赵钢，这个从无数战斗里锻炼出来的优秀干部口中，庄严地阐明了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任务：不仅保卫全家、全村、全边区、全中国，而且还要保卫全人类，“咱们将来还要建立共产主义呢”。这样的战士，他们“想着自己的家也想着别人的家，把自己跟天下受苦人拧在一块儿，谁的仇也要报”。第三幕表现了革命部队是一个大熔炉，许多战士在这里受到教育、考验，经过千锤百炼，都成了钢铁战士。在这一幕中，作者给了赵石头这个人物以突出的描写。第四幕写出了人民解放军是广大人民的真正解放者，是人民真正的子弟兵，因此他们是无敌于天下的。赵钢的家庭刚刚团圆，但他还要战斗下去。他对他的妻说：
革命就是这个样子，敌人不彻底消灭，我就要继续战斗到底！还得坚持。……你等了我十三年，可是我还不能放下枪。……枪杆儿是好东西，早先咱爹打官司那会儿，吃亏的是穷人没有枪杆儿。这会儿有了枪杆，就不能放下。……
作者在这个剧本中异常鲜明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人民解放军是由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组成的，他们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无限忠勇地为全人类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而进行战斗的。这是人民解放军最本质的特征。应当说，这个特征，在剧本中是得到了相当充分、具体的艺术塑绘的；而且这种塑绘，因为有了关于反动派军队的本质的描写的强烈对照，而更加显得光彩夺目。
其次，《战斗里成长》这个剧本的深刻意义，还表现在它写出了农民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而且在赵石头这个人物身上相当真实地体现了一个农民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锻炼和提高的过程。作者创造了两个人物（赵钢和他的儿子赵石头）来代表这两种觉悟程度，并且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是怎样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赵石头开始时只记得他的家庭的仇恨，他缺乏更崇高的理想和目的，也不懂得军队纪律的重要性。但他在赵钢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终于觉悟了：“打仗是大家的事，这么些同志帮咱们报仇！咱们也得帮大家报仇！”这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觉悟，但它在一个战士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成长过程上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把这个进展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形象的刻画，对于观众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最后，在剧情的安排和发展上，也显示了作者的优异的艺术才能。它所表现的题材范围是相当广阔的，但赵钢一家人的生活遭遇始终是贯串在其中的主要线索。它所写的是一个巧合的故事，但却显得自然而使人信服。绵密紧凑的结构，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这个剧本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对赵钢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缺乏比较明确的交代，第二、三幕关于战士思想情况作了不必要的过于详细的描写，教导员应起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表现等。这些缺点对于剧作的完整性自然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
随着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开始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心，于是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剧本也逐渐地增多了起来。在这里，首先要提起的，是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一剧。陈其通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具有长期斗争体验，又从未放弃过文艺工作。这个剧本的创作，是东北军区政治部交给作者的任务。他曾到鞍钢和北满的兵工厂去搜集材料，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领导上的具体指示和修改。因此他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政策，密切结合当前运动，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并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剧本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和本位主义为其主题的。它通过一个刚刚被解放的城市里的炮弹厂从残破状态中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实，说明：“从农村转入城市，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过程中，正如毛主席指示的，我们熟悉的东西有许多已经闲起来，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过去在农村和在部队中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在今天的农村和部队中已经不完全适合了，拿来搞工业建设，就更不合适。这是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建设运动中的本质的矛盾。”(20)剧本中王仁方厂长与工会主任老赵对于何总厂长与工程科长所进行的斗争，在实质上就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显示了：只有坚决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是克服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搞好生产建设的首要关键。这个剧在当时演出，曾经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与它本身所具有的较强的思想性是分不开的。
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的《红旗歌》是一个以产业工人的生产斗争为题材的剧本。它的初稿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冬天，以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它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都曾获得一定的好评。主要原因固然是这个剧本在生活内容上给人们带来了新鲜有益的东西，而另外，它的比较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也是使它受到欢迎的因素。批评界对于这个剧本的意见是颇不一致的，周扬在《论〈红旗歌〉》（修订本《代序》）一文中给了它以十分恰当的评价：
必须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都通过了活生生的个性的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这就是为甚么这个剧本具有教育人、感动人的力量；不管它还有某些缺点甚至比较严重的缺点，我们要给予这个剧本以较高的评价。
《红旗歌》以纱厂的红旗竞赛为主要线索，比较突出地刻画了马芬姐这样一个人物，从她的前后思想发展过程的细致曲折的描绘，说明了党在进入城市以后教育落后工人的重大意义。马芬姐是一个具有七八年工龄的老工人，有“一个被旧世界的剥削、压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她对旧的工厂和管理人员怀着深深的仇恨。解放以后，她不了解在她的面前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她还在用旧的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她不相信工厂“能向着咱们穷工人”，她认为红旗竞赛“还不是哄你们多干活儿”。她在群众的竞赛热潮中感到孤立。她旷工、跑车甚至扔白花，直到最后离开工厂。但是由于彭管理员和群众通过各种方法耐心帮助和启发，她到底认识了新旧社会的本质上的不同，觉悟到从前的错误，而成为了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积极分子。这样一个人物及其思想发展，是具有比较充分的现实性的。从剧本可以分明看出：在马芬姐身上所存在着的那种落后思想与执拗性格，乃是她在旧社会里长期受压迫损害的结果。作者批评了它，也就是对于旧社会罪恶进行了揭露。对于马芬姐的教育、团结的过程，也就是对于某些积极分子（例如张大梅）的个人突出、骄傲自大的不正确的思想习惯和工厂管理的不民主的作风（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的纠正和改变的过程。作者把这些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出来，应当说是相当本质地反映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乡村转到城市时期在工业生产上的重要矛盾和斗争的。
剧本关于工人们在红旗竞赛中所显露出来的劳动热情也是描写得鲜丽动人的。而对于工厂中党的领导与工会活动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表现，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解放区话剧创作的一个概略叙述。
总起来说，本时期的戏剧创作（无论是新歌剧或话剧）是有了相当丰饶的收获的。这是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认真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向，与工农兵群众密切结合的胜利成果。从它们所反映的题材来说，其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农村中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生活和胜利进军，与党在进入城市后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上所进行的艰巨斗争，这些都在剧本中（正同在其他文艺样式中一样）得到了真切的反映。有不少的剧本，还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这是因为在前线上和在农村中，涌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重要的业绩。这些新人新事大都为广大人民所熟悉和热爱；描写和表演了他们，就能使群众受到更为亲切和深刻的感动。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物构成了本时期戏剧创作的气象万千的画幅，显示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远景。新兴的歌剧，在形式和语言上，都大量吸收了民间文艺中的优良成分而又大胆发展和提高了它们。话剧的进展是更其显著的。工农兵的形象开始走进了话剧的天地，而且立刻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艺术形式上，也开始突破了“五四”以来的洋教条的束缚，一种朴素的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风格正在形成着、发展着。话剧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改进，大大地扩大了它的读者和观众的范围，加强了它的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这是话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个重大的进展。
四 通讯报告
在本时期，通讯报告成为了报导战争情况的主要样式，这一方面是因为迅速改变着的战争局势和时代面貌，要求及时的准确的反映，而同时也因为这不失去艺术的匠心和规模而同时又能正确地显示事态真实的文艺样式，特别适宜于负担这样一项任务。因此，我们在本时期的通讯报告中，就更能够看到无数为祖国自由与解放而挺进在战争的炮火里的英雄的形象，就更能理解人民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特点，懂得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总是所向无敌、取得伟大胜利的真正原因。重新温习一下本时期的一些报导文章，在我们内心里激荡起来的将是最真诚的崇敬与感激的心情，也将是一种巨大的忘我的战斗和劳动的力量。
曾经写了许多重要报导作品的作家刘白羽，当他在一九五三年把他的作品重新编排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他在书的前面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一九四六—四九，那解放战争的年代离我们并不远。当我整理着当时我写的各种战地通讯的时候，那些风雪下、炮火下的生活又跃现在我的眼前。不久以前，我到朝鲜前线一个团指挥所，那是在山谷的密林里，人民从山石底下凿出巨大的坑道，在我们洞门口外，榴霰弹常常飞啸着，把茂盛的树林斫断炸伤。就在那种轰隆——轰隆炮声中，我听到一段非常令人神往的对话。那是一个政治委员和一个刚刚从火线上负伤下来的排长，他们说着说着忽然谈起过去。
…………
一种英雄的历史的声音，从那普通人的普通言语里透露出来，从他心里透露出来了。我听着，我也回忆起他们所谈的一九四六年严冬那一段生活。我知道这种谈话，在这炮火下是多么宝贵，它是怎样的鼓舞人，往年的战斗的火炬又闪耀起来，——这意味着历史的胜利前进。
想一想，一个战士，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曾经为土地、为生存、为自由而战，他解放了祖国。他们一心一意要在走完万里长征第一步之后走第二步，他们要建设家园、祖国，他们告诉我：“我要把日本烧杀的无人区变成良田”，可是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引到我们的边疆。他们有的已经复员还乡，又带着身上的伤疤，向家人告别；有的就在一个黎明报了名，走向朝鲜。他们用血肉创立了祖国，又用生命来保卫它。他们和万千新的人，年轻的人一起，英迈的走上战争的烟火里去，他们又一起创造震动世界的新胜利。这时他们回头想到那历史的往日，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充满火光一样的胜利自豪感啊！“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不管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打出一条路来，这面前的美帝国主义能制不住它？我才不相信呢！”在火线上无数新的人，年轻的人都为这种胜利信心所鼓舞。我明白，战士这种朴素的话、可爱的话，也就是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考验当中得来的。历史斗争中的勇敢、顽强，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下来，我相信，无论在战斗火线上或生产建设战线上，今天，这种历史的精神都在闪着火花。(21)
刘白羽在本时期所写的一些报导文章，就正是英雄历史的确切见证，历史的精神在里面闪亮着耀眼的光辉。收在《时代的印象》第二辑中的十一篇文章，是刘白羽一九四六年春天随军调部执行小组来东北访问后写下的，原名《环行东北》，在上海出版后旋遭国民党特务的追禁。“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人民八年奋战之下虽已垮台，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勾结了美帝国主义，拼命用战争，用新闻，用邮电检扣，封锁东北，一时之间阴霾四起，谣诼纷兴，使关内人民无从得到真实情况，判断是非。”(22)刘白羽这些文章的发表，把东北人民的真实声音，突破层层封锁，带到世界人民的面前。
《光明照耀着沈阳》（收在《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七篇文章，是刘白羽参加部队工作后亲历了多次战役的忠实报导。在其中，东北的几次伟大战役，如四平街的保卫战，沈阳、锦州的解放，都有着非常翔实的记载。它出色地表现了我们的人民和军队的勇敢和力量，以及他们为了争取祖国自由解放而付出的重大牺牲。作者的笔端燃烧着多么强烈的激情！下面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落雪的夜晚，在烧着柴草的篝火前，我靠着一个战士蹲了下去，——我望着他，他那样贪馋的喝着水，而后把碗递到我手里，而后又赶紧背了枪赶队伍去了……从他的容颜、姿态，我清楚他是一个多么单纯的人物，而今天在他手里多了一支枪。
…………
就是这些人，在世界上他们都是苦人。他们在世界上，因为自己的饥饿，或是因为自己父亲病死，而曾经侵犯过或者压榨过那些恶霸，统治者，帝国主义者们的一个铜元吗！？不，——他们在世界上是最苦的人，也是最干净的人。
他们的勇敢是无比的，这绝不是由于谁的煽动与诱惑，是由于他们为自己而战。
王喜亲自告诉我：“我自己要求从地方部队补充主力，就是想上前方消灭反动派。”
不应该流血的人今天还在流着血，这是谁的罪恶呢？(23)
正因为我们的战士是为自己而战，为祖国而战，我们打的是世界上最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能够“从战争中生长力量”，能够赢得战争的巨大胜利：“日本人在我们面前倒下，现在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呢？——用你们愚蠢的行为来结束你们愚蠢的命运吧。祖国是不会被谁毁坏的，胜利是为祖国而战的人们的。”这就是人们从刘白羽的报导中所能够看到的事实，所能够领会到的真理。
刘白羽后来出了《为祖国而战》一书，除收了《环行东北》与《光明照耀着沈阳》中的文章而外，还有作者在一九四九年写的三篇通讯：《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和《火炬映红了长江》。在这三篇充满着欢乐和力量的文章中，作者给予了在胜利中行进的伟大时代以光彩照人的描叙。新中国首都北京的解放，中原地区的复活了的土地和人民，映彻五月天空的长江之滨的胜利的火炬，都借着艺术语言带给了读者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力量。
华山的《英雄的十月》（《人民文艺丛书》）共收报告五篇；除《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两篇是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反映敌后人民英勇抗日的史迹外，其余三篇全是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惊心动魄的描绘。作者是用着多么饱满的热情和准确的词句来歌颂我们无数英雄所手创的业绩的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着怎样巨大的如实地记录生活的艺术才能。下面是题名《英雄的十月》文中的一段；
胜利解放的召唤使得初上战场的新兵也变成无畏的勇士。锦州人民永远忘不了爆炸英雄梁士英。他在西北角巷战道路上单独冲到地堡跟前，把爆破筒塞进两挺重机枪正在向外射击的枪眼里。正要回身跑出爆破威力圈，敌人却把爆破筒推了出来。铁筒上的导火索已经吱吱冒烟，他一把抓过来又塞进地堡，用双手死死顶住不放。连长命令他赶快转回，他却干脆拒绝说：“回去就完成不了任务了！”为了炸开前进道路，他慷慨地和地堡同归于尽。而在城外，突破的捷报一经传出，空虚的战场顿时黑压压的，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许多队伍，两路纵队，四路纵队，从北山公路上抢奔突破口的是好几个并肩滚滚前进的部队。飞机在头顶轰炸扫射，堵击的炮火落到身边，而冲进城去的行列没有谁爬下隐蔽。机枪手刚刚栽倒，助手抢上去就捞过他的枪，一眼不看便继续前进。……曾经在四平直捣敌人核心工事的第八连，就这样单独打了七里路的巷战，一路上连夺三座核心地堡群，从城墙冲到市中心，一直冲到敌人兵团司令部的几十个人，又用沿途缴获的一色冲锋枪突然猛攻，完成了该师预定的巷战任务。
没有问题，华山的这些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感人力量，就因为它是英雄的战士和战绩的实录。这些战士以他们英雄的行为摧毁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又在千千万万的读者心中激起了模仿和学习的愿望。《英雄的十月》中的战地特写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主要就在这里。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报导了我华东野战军的一个重炮连队深入敌人鲁南沂蒙山区，“指挥敌人，制造敌人弱点，继续的大量歼灭敌人”的真实经历。在这篇用日记体写出的报告中，作者亲切地描写了人民部队的英勇顽强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无情地嘲笑了走在灭亡道上的敌人的垂死挣扎。当孟良崮的歼灭战胜利结束以后，作者这样写道：“这个蒋匪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被歼灭了，这个骄横一时的蒋匪军的‘楷模’，在孟良崮找到了自己的坟墓了，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铁军’和其他被歼蒋匪军一样全军覆没了，歼灭得多么彻底、干净啊。从师长到马伕无一漏网。让蒋介石老贼去哭泣吧！”
韩希梁的另一长篇报告《六十八天》，是关于淮海战役的比较全面的描写。作者在《后记》中说：“……战役中的英雄们的英勇行为，比我所写下的要更加英勇。敌人的狼狈也是空前的，狼狈的敌人给予人民的残暴行为，也是超过我所写下来的。”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规模巨大而且具有决定性胜利的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因为作者是这次战争的亲身参加者（他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炮兵指导员），所以他的记述相当详尽确切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当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连队的军人大会上，政治指导员沈树原这样说明了我军伟大的新的胜利：
今天，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的结束了，战役的规模是空前的。从战役开始到结束总共我们苦战了六十五天，加上战役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的三天行军时间，总共是经过了六十八天。六十八天不停的战斗，我们歼灭了敌人六十多万。我们的敌人，被歼灭得多么彻底，从司令、军长到火伕、马伕全军覆没了。我们杀得敌人片甲不回。让蒋介石这个卖国贼去哭吧！让援助蒋介石卖国贼的美帝国主义去发抖吧！让全中国人民来高兴吧！
这种响亮雄壮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悲惨的灭亡，也显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更巨大的胜利。
关于描叙解放战争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支援的特写文章，应当提及的还有：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洪林的《一支运粮队》，和董彦夫的长篇报告《走向胜利的第一连》等。这些作品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摄取了我们的永远前进、无往不胜的英雄人民和英雄部队的真实形象，并从而叙述了他们的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重新温读一下这些文章，对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战斗力量是有很大助益的。
————————————————————
(1) 郭沫若：《〈王贵与李香香〉序》。
(2) 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香港版）后记》。
(3)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载《文艺报》第1卷第6期。
(4) 此书原名《天晴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为《死不着》。其中最后一首《接喜报》写于1949年11月15日。
(5) 《〈天晴了〉序》。
(6) 康濯：《还在学习的路上》，载《人民文学》1952年第6期。
(7) 冯乃超：《评〈我的两家房东〉》，载《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
(8) 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载1951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0) 见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一文。
(11) 《江山村十日·前记》。
(12) 《写〈原动力〉的经过》，载《人民文学》第2卷第6期。
(13) 陈涌：《刘白羽近年的小说》，载《人民文学》第1卷第4期。
(14)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15) 马健翎：《写在〈穷人恨〉的前边》。
(16)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17) 周扬：《〈把眼光放远一点〉序言》。
(18) 《团结立功·附记》。
(19) 它刊载在《人民文学》第1卷5、6期（1950年3、4月号）上。
(20) 孙泱：《〈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序》。
(21) 《〈为祖国而战〉序》。
(22) 刘白羽：《〈时代的印象〉序》。
(23) 《为祖国而战·谁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