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告文学
我们曾经指出，报告文学在我国的产生，与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报告文学更有了空前的发展。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战争改变了时代的面貌，社会生活有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它不能不要求一种能够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的文艺样式来作为这种变化的忠实记录；第二是，战争也改变了作家的生活面貌，他们走出过去狭小的生活范围，跨进了一个广阔丰富的现实天地，复杂强烈的生活感受和内心激动也“勒逼”着他们采取了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单纯而有力的表现形式；第三是，具有爱国热情而又爱好文艺的青年，在战争起后，纷纷投入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能够读到真实地报导战争和人民生活的文章，而同时，他们也尝试着把自己在实际斗争中的见闻和感受用报告形式传达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抗日初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现象。一般性的杂志或报刊的文艺一栏，满载着报告文学，文艺刊物更用大量篇幅（往往达十分之七八）来刊登它，许多著名作家也大都写过几篇报告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以其数量的众多越过了上一时期，同时也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比较清晰地看见了抗日初期的社会面貌。
但是，在这时期的报告文学中，也还存在着“两类弱点：一类是以幻想代真实。写游击队生活却着重描写草野月色。写日本女俘虏却象在写《红楼梦》中人物。一类是形式主义倾向，以外国某些作品的花样来填补其内容之不足”(1)。这些弱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时的作者虽然进入了一定的生活，而生活到底还是不足的缘故。
在国统区，后来因为政治逆流逐渐抬头，作者投入生活既受到了无理限制，而报告文学本身也因为它对现实生活的不加粉饰的揭露而受到了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与压迫，于是它不得不走向冷落和消沉的境地。据《文艺阵地》的声明，它在一九三八年所发表出来的许多“令人摇头”的报告，仅及投稿的三四分之一。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报告作者对于黑暗现实的战斗的精神，另外，也可以知道报告文学在当时国统区为什么会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刻和迫害的理由了。何其芳说：“抗战后期这个旧中国的报告文学的消沉，这笔账首先是要算到政治逆流的头上的。……在只能就说诳与沉默两者来选择的时候，沉默也是好的。”(2)在这段话中，我们很清楚地听见了作者当时的愤激的声音。
报告文学在解放区有了更巨大的发展。这原因首先是在于组织和领导上的重视与培植，其次是斗争生活的丰饶，作家往往是战斗的积极参加者。因此，这就不仅保证了解放区报告文学在数量上的繁荣，而且也保证了它在生活内容上和在表现艺术上的真实动人的力量。在解放区，报告文学也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一样，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壮丽画幅，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
下面是本时期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作品的极不完全的介绍：
丘东平是抗日初期报告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写过不少的报导文章，但有些已经散佚，没有办法找到了。譬如，他后来参加新四军活跃在江南原野上的时候，就写了一本《向敌人的腹背进军》，都为军中见闻散记，文字虽有时失之繁芜，但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日初期进入敌后的一些英勇斗争的史实，无论作为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看，都是很重要的，但这本书现在就很难看到了。丘东平有过多年军队工作的经验，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又参加了军队工作，活动在沪宁线上。他的有名的报告作品《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便是在这时写的。这两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第七连》的副标题为《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的副标题是《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写的。它们真切地报导了当时战争前线上的一切：战士们的沉着勇敢、不畏牺牲的精神，由于战略和部署的失策而造成的重大损失，还有作者的激动而愤怒的声音。特别是《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沉痛地叙述了江阴炮台在没有发过一炮、打中过任何一条敌舰以前就失陷了的事实，使读者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误国罪行真正无法抑止自己满腔的悲愤。这些报告后来都收集在《第七连》一书中。从一九三二年起，丘东平就发表了许多短篇作品（他的《通讯员》在《文学月报》上出现的时候，曾经受到批评界的重视）。本时期的作品，除报告文学外，也还写了不少小说。当他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尚未完成的时候，他就英勇地仆倒在为挣脱奴隶的锁链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血泊里了。
刘白羽的《逃出北平》，报告了作者自身的流亡生活的经历，也表现了一个不愿作奴隶的知识青年的坚强的意志。刘白羽是一位最值得称述的报告文学的作者。他在本时期除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而外，其余差不多全是通讯报告一类的作品。他认为“这样工作对现实作用更及时更有力些”，而且还“坚决认为与时代斗争同呼吸，是文艺最需要的特色”(3)，这就概括地说明了他的报告作品的重要特点。报告集《游击中间》的五篇作品，虽然作者说它们是“匆忙中的急就篇”（见《后记》），但也记录下了我们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下打击敌人、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收在《时代的印象》第一辑中的许多报告，是描写一九三八—一九四三这几年中解放区生活的生动具体的优秀作品。在《序言》中，作者这样叙述了这些报告产生的原因：“《时代的印象》所集，都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中间累积下来的稿子。第一部分，是抗战中在重庆写的，那时全国人民是仰望着延安这一领导抗日战争的灯塔，但由于边区长期遭受封锁，除了少数人轻易相信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外，抱同情态度的人也有个别的说那里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友情，有的也只把边区想为山沟旷野。一九四四年我随王若飞同志至渝，与胡绳兄共编《新华副刊》，他要求我针对这种情况，写些介绍边区生活的稿子，前后便编写了这么七篇。”因此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发表为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发挥了战斗的作用。其中如第一篇《世界的新面貌》，通过“从前”和“现在”的鲜明对比，有力地说明了边区人民在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迥异从前的富裕快乐的日子。从作者的细致而明快的叙述里，读者能清楚地体会出边区“人们生活真正的意义：快乐与痛苦，痛苦是过去的日子，而快乐的是今天；跟随着丰富的生活到来，人也在改变着自己啊”。又如第二篇《家庭》，非常亲切地报导了边区的所有家庭都充满了由于生产、学习而带来的繁荣和幸福的声音。“在劳动中，人们向集体互助的关系上发展，他们更有力量，可以战胜自然了。现在，家庭成为劳动的人民和蔼可亲的家庭了，就因为家庭充满劳动的和谐的感情。”诗一样明丽的句子写出了边区人民的诗一样欢乐的岁月。其余五篇也都从各个不同方面描写了边区人民的民主的战斗的生活。“太阳是光明而温暖的，雾是阴暗而潮湿的，人们都爱太阳，——边区正是在这种可爱的风气里生长，人民和土地都光明。……问题的决定在人民，谁都知道：雾遮不住太阳。”——这种响亮的声音，无情地揭穿了反动统治者对于国统区人民的蒙蔽与欺骗，在太阳与阴雾之间，人们是会有所选择的。
周立波的《晋冀察边区印象记》，以流畅明快的笔调叙述了在北中国原野上进行着的残酷的战争，从各个方面记录了人民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游击队英雄抗战的史实，同时敌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其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作者的报告特写，都是反映的真人真事。他说：“描写真人真事，我以为应该运用历史科学的笔墨，不能虚构，不宜空想，夸张添改也是不好的。不用这一些，真人真事的本身就能够显出他们的绚烂的光彩。”(4)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的特色，同时也保证了他的报告作品的高度真实的性质。
沙汀的《敌后琐记》和《随军散记》(5)，也是本时期两本有名的报告作品。《敌后琐记》记叙的是作者在晋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人民军队英勇抗日的事实，和广大人民为了解放自身而进行的火热的斗争，在这本书里都有着很真实的描写。《随军散记》是一本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作品，它描写了人民所敬爱的抗日将领贺龙将军的“阔大不羁的精神”，“不可摧毁的自信的力量”，还有“他那种浓郁芬芳的人间的温暖和喜悦”。笔墨亲切生动，从“指挥若定”和“从容谈笑”的生活各个方面，那么鲜明耀眼地描摹下了贺龙将军的“坚定而朗爽的风貌”，叫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大大鼓舞了他们对抗战和革命的胜利信心。
周而复本时期的报告作品，部分收辑在《歼灭》一书中。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见了在八路军的勇敢和有部署的包围之下，日本法西斯强盗阿部规秀中将和他所带领的一千五百多敌军遭到了全部覆灭的命运（《黄土岭的夕暮》）；看见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为了支援前方将士的军粮而掀起的干劲冲天的开荒运动（《开荒曲》）；也看见了在我军的英勇打击下面敌军不断遭到失败和毁灭的最后结局（《侵略者底最后》、《消灭》、《一只农民的哀曲》）。反映在这里的，虽然如作者所说，不过“是战争生活的一鳞片爪”，但读者从这些文章中的确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蒂虽然顽强，却露出必然灭亡的命运；人民武装纵然简陋，却昭示出灿烂的远景。”(6)周而复的这些作品无疑地是抗日战争生活的一幅真实的剪影。
周而复执笔（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等集体创作）写的《海上的遭遇》，是一支非战斗的干部队在海上英勇抵抗敌人的真实记录。这是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共产党人崇高的品质，凛然的气节，生动具体地表现在着墨不多的篇幅里。周而复还有一篇《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记述的是尽瘁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博士的动人的事迹。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的断片，但白求恩的不朽的精神风貌却也得到了明朗而完整的表现。两年后（一九四六年），作者又在他的长篇创作《白求恩大夫》中给了这个值得学习的伟大形象以更高度的艺术塑绘。
二 散文
本时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也是中国人民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一种战斗武器。如果说上一时期的大部分散文还涂抹着忧郁和伤感的色彩，缺乏勇猛战斗的气氛，这种情况，到本时期是显然已经有所改变了。个人抒怀式的作品在数量上已大为减少，大多数的作者都具有着明显的目的、意识，自觉地运用散文这项武器来为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服务。鲁迅散文著作中的战斗传统，在本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国统区，因为要坚持暴露和抨击黑暗，杂文的盛行成为了必然的事实。当时如《鲁迅风》（上海出）、《野草》（桂林出，以后收有《野草丛书》）等，就都是专门刊登杂文的期刊，而许多重要报纸（例如重庆出的《新华日报》）的副刊，也不断地刊登了一些尖锐悍泼的短文。虽然这时期作者大都感到“应当写的实在太多，而被准许写的又少得可怜”(7)，但在这方面的收获还是相当丰饶的。（例如《野草丛书》中的许多杂文集子，就在当时起过较大的政治作用，帮助了它们的读者更清楚地认识现实。）记事和抒情的散文，虽然产量不多，但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的，它们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实斗争。在解放区，散文作品产生得比较少，因为火热的斗争和民主的生活要求更直接更明朗的反映，而通讯报告正是非常合适的写作体裁。因此，同通讯报告比较起来，散文的产量就要显得稀少一些，但是，在我们所能读到的不多的散文作品中，也是充满着对于新的生活的欢乐的歌颂，对于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某些片断的记录，依然是有相当强烈的战斗性质的。
以下是本时期散文作品的一个简要评介。
郭沫若在抗日时期的散文作品，大都收在《羽书集》、《今昔蒲剑》和《沸羹集》里。《羽书集》收的是抗战初期作者刚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奔走在前后方时所写的作品。对于战争前途的乐观和信心充溢在作者所特有的奔放恣肆的文笔里。《今昔蒲剑》是《蒲剑集》和《今昔集》两个集子的合集。其中有关于文艺和学术的论著，有讲演的稿子，也有不少犀利的短文。纵然这些文章是写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阴谋日趋显著、作者在言论行动上都受到多方限制的时候，但战斗的气势仍然是相当猛烈的。例如《笑早者，祸哉！》一文就对“比钢还坚固地安全无恙”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愈战愈强”的苏联，发出了热烈的颂赞；而对于那些为了纳粹兽军的一时猖狂而发出“过早的笑声”的反动论客们，则投出了辛辣的嘲讽。又例如在题为《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一则短文里，作者就说：“我是决不相信中国会亡、中国的民族会灭的，因而我也就可以自行预言：我断不会和屈原那样跳水自杀。”这样坚强的信念，不用说是与作者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和革命前途的正确估计联系在一起的。又例如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讲演稿《活的模范》里，作者一方面引用高尔基《鹰之歌》中的句子——“在勇敢者和精神雄壮者的歌颂里，你永远是：活的模范，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号召！”——来作为永生的作家和战士的礼赞，另一方面则对于那些出卖民族利益、“活着而已经死去了”的所谓“文人”们（例如汪精卫之流的东西）的“卑鄙无耻的物象”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作者是反对“温柔敦厚”的伪教条的，他有的是“彰善阐恶”、“除恶务尽”的革命意志。而这正是《今昔蒲剑》集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沸羹集》收的是郭沫若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这几年中的散文作品，在其中依然保持着作者一贯具有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有对于“指鹿为马”的赵高之流的人物的讽刺（《驴猪鹿马》），有对于文艺本质的阐释和对于法西斯文艺论调的驳斥（《文艺的本质》），有对于民主运动的坚决而鲜明的主张（《文化界时局进言》），也有对于在斯大林领导下英勇抗击着法西斯强盗的苏联人民和红军的满腔热忱的歌颂，在纪念二十七届红军节的时候，作者的洪亮的声音传达出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的祝贺（《人类的前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在郭沫若的散文里，正如在他的诗歌里一样，成为了最耀眼的光辉。
茅盾在抗战时期也写了不少散文：《炮火的洗礼》中收辑的是抗日初期的作品，《见闻杂记》是一九三九年从新疆回来后所作，《生活之一页》中所追叙的则是日寇攻陷香港时的情景，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所写的散文则收辑在《时间的记录》一书中。在这些散文集子里，最受人称道的是《见闻杂记》和《时间的记录》两书中的一些散记文章。其中有祖国土地上明丽如画的自然景物，有坚毅战斗的新的人物和生活的速写，有发国难财的“魔术家”和劳动人民之间两种不同生活的尖锐对照，也有对于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曲折的讽刺。强烈的爱憎、深刻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使得这些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和教育读者上收到了相当巨大的效果。下面举他的题名《风景谈》的一段文章为例：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这是一幅描绘解放区幸福生活的细致而逼真的工笔画：来自各地的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们正在这里以巨大紧张的劳动改变着自然的面貌，同时也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里，人是自然的主人，是构成自然的如画风物的灵魂和主体。这样的文章洋溢着诗情和画意，它在读者的心灵中唤起了对于这个崭新世界的向往和追求的愿望。
散文集《星火集》收辑的是何其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这几年中在成都、延安两地所写的文章。《画梦录》和《刻意集》中的“空灵的思想”和“忧悒的低唱”已经消失，《还乡杂记》中“粗起来的感情”在现实生活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充实。其中有着对于旧的世界的严厉的鞭挞，也有着对于新的世界的热烈的歌颂。许多带有议论性质的散文，分明地呈露着很强烈的战斗性和科学性。文字也很素朴而犀利，在分析事理时，往往能入木三分。但在作者一九四五年所写的《后记》中，仍然不满意于这个集子中的作品。他说如果“对过去的思想感情加以严格的考察，则更适当的书名应该是《知非集》。也真曾经想到过这个名字”，因为在它里面的第一辑中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而那时“并不懂得如何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尤其不懂得如何投身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而到延安后又因为没有“接触真正的战斗生活”，“旧的情感就越来越抬头了。挂包里的日记本上也从客观材料的记录变为了个人情绪与感想的抒写”，“在这集子里的第二辑中的报告实际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写的。其余关于华北人民与军队的报导，都是回到了延安，翻开材料簿，硬把它们写出来的。……在当时，从文艺见解到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大体上自有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方法，自成一个系统。这种立场与方法，这种系统，当然是和客观真理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符合的。这是由于出身，生活，教育（对于我，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的影响）所构成”。
作者的自我批评，概括地深刻地说明了《星火集》的缺点和造成这种缺点的根本原因。
《星火集续编》收的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这些文章，在文字风格的朴素坚实上，也在战斗性的旺盛强烈上，较之《星火集》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收在第一辑中的《重庆随笔》，写在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运动日益开展的时候，作者锋利的笔端主要是朝向蒋介石的黑暗王朝的。当时反动派鹰犬们对于进步言论的控制是异常严密的，“凡是被他们的鼻子嗅到了一点于他们的主子不利的气味，他们就不准发表或者妄加删改”。为了使“那些被豢养的蠢才们无法挑剔”，有的文章是写得“比较隐晦曲折”的，而有的文章则经过删改后，“不加解释恐怕现在的读者已不知何所指了”(8)。第二辑《回忆延安》中许多短文，据作者说，“是企图用中国过去的笔记体来写新事物”，语言简洁，形象明朗，的确具有着我国记事散文的传统风格。在短短篇幅里叙述的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实，而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就宛在读者面前。我们试读其中《差别》一文：
今年一月，我从重庆回延安去。车子开进边区以后，一位押车的武装同志向车上的人说：“你们进边区后，看见有什么不同吗？”还没有人回答他，他又说：“你们看，在边区以外，你们哪里看见老百姓有这样多牲口呵。猪呀，鸡呀，都被他们的军队吃光了。但是咱们边区，你们看，牛，羊，猪，鸡，到处都有。”
的确。草野里是白色的羊群。牛在草窑外面。猪在院子里。鸡在村庄里跑着，有的站在窑顶上。
今年九月，我又从延安出来。车子开出边区以后，一个女同志向车上的人说：“你们出边区后，看见有什么不同吗？”还没有人回答她，她又说：“你们看，这两边都是荒山。在咱们边区，哪里看得到一块荒地呵。”
的确，我又在我的想象里看见了那些我曾经歌颂过的“象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
多么朴素明净的文字，又是多么丰裕美妙的生活！此外，如《记王震将军》、《记贺龙将军》、《朱总司令的话》等文，也都以平淡的质朴的文字写出了人民将领和革命领袖的动人的风范。第三辑《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写出了吴玉章同志的艰苦奋斗的一生，也写出了中国革命的漫长曲折的道路。文字翔实而简练，具有我国古典传记文章的传统风味。这种文章，如果我们把它和《画梦录》、《刻意集》中那些文章比较起来，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进步，真是惊人的巨大啊！(9)
李广田本时期的散文产量是相当丰富的，计有《雀簑记》、《圈外》、《回声》等。抗日战争给作者带来了一份流亡奔波的生活，也使他对于社会人生有了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也就不能不逐渐地出现了愤怒和战斗的声音。有一篇多少带有点自叙性质的散文《一个画家》中，作家这样地写道：“最近，听说我们这位画家变得更厉害了，从前是只画自然界的景物的，现在却喜欢画‘人’了，喜欢以社会生活作为对象了。这当然很好，我记得那个从下层社会中站起来的大作家曾经对诗人说过：‘把对于生活的趣味扩大起来好了，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那是不行的。’我愿意把这句话转赠我们的画家。何况我们的画家，你，你不是喜欢在风雨中工作吗？那末，恐怕再没有比这时代的风雨更大的了，这实在是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我想你不但要在这暴风雨中工作，还应当为了这暴风雨而工作，为这时代留一些痕迹，为这时代尽一些力。”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和服务于暴风雨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变化，因为它使作家的作品逐渐有了健康的战斗的内容，有了新的更绚烂的生命。李广田本时期的散文，虽然还没完全摆脱忧悒的气息，但已经显示一个新的发展道路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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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载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
(2) 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载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
(3) 刘白羽：《时代的印象·序言》。
(4) 《周立波选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 最初题名《我所见之H将军》，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时，又改名为《记贺龙》。
(6) 《歼灭·后记》。
(7) 茅盾：《时间的记录·后记》。
(8) 上引均见《星火集续编·后记一》。
(9) 以上评介系根据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过作者重新编排过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