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与文学概况
本时期包括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战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的这一段时间。
本时期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攻我国驻防北平以南的芦沟桥地区的守军，我国守军立即实行英勇抵抗。同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强盗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我国上海守军也给予了坚决的抗击。于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人民奔走呼吁所努力争取的全国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抗日力量，坚决反对妥协退让。在芦沟桥事变发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其重要论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中，就郑重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芦沟桥事变第二日，党即向全国发表抗日宣言，认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并主张“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党的宣言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的支持和拥护。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集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些主张成为抗战期间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指导方针。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卓越的军事论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些伟大论著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使得全国人民深刻地理解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同时也认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走向彻底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路线。蒋介石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才在七七事变后起来抗日的：“第一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压迫，使他不能不起来抗日，否则全国人民和许多有组织的抗日力量都将自动起来抗日，他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全国的进攻直接地危害着他的政权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此时已无法调和；第三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英美当时虽不愿意直接得罪日本，却愿意中国和日本打着，拖住日本。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就表现他具有反革命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抗日，也要其他势力积极抗日，在战争初期也曾表现了他的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并希望能够速胜；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人民，继续压迫人民，不愿人民起来抗日，特别不愿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势力动员人民起来抗日。他要包办抗日的领导，但他拒绝实行任何为抗日所需要的真正的民主改革。”(2)
因为这样，所以从一九三八年武汉陷落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就一方面对于抗日战争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希望通过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调停而与日寇妥协，有时候更想直接投降敌人，最后则完全把胜利希望寄托在美帝的“援助”上；另一方面，则对抗日的革命政党和爱国人民采取仇视和打击的态度。在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蒋介石反动政府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并进攻山西西部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和山西东南部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反动政权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袭击从安徽南部北渡长江的新四军部队，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就是有名的皖南事变。一九四三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袭击陕甘宁边区。但这种无耻阴谋，事前就被共产党揭破了，全国人民一致响起了反对的呼声，这次反共阴谋，才被迫中止。与军事上的反共阴谋相适应，蒋介石对国统区的抗日人民和与抗战有关的进步组织和言论，采取了极端高压的政策。进步书刊被禁止发行，进步作家随时有被非法逮捕和进集中营的可能。军事上是望风而溃，节节败退；同时指使他的大批将领率领军队投降敌伪，以伪军名义配合日寇在解放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政治上则是贪污、腐化。人民生活日益沦于贫穷，而财富却大量地集中到“四大家族”的手里。苦闷、消沉的空气笼罩了蒋介石所统治的整个区域。
这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时期执行反对人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政治路线相反，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开始起就坚决地彻底地实行了人民战争或“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首先，代表抗日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是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因为，人民要求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败日寇，所以，一方面既需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定的联合，来推动蒋介石部下的军队抗日，同时也要和蒋介石的反动的两面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以便保卫和动员人民力量起来争取胜利，粉碎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党坚持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当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政治诱降的时候，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动的措施和趋向作了英勇的斗争。
其次，党在洛川会议中决定，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广大解放区内，党实行了洛川会议的英明的决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符合于人民利益和抗日利益的改革与建设。在政治上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并号召和领导国统区的人民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在经济上普遍而深入地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克服了解放区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遇到的困难。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战斗、生产、教育，是解放区的三大任务。各革命大学在残酷战争中始终坚持了培养革命干部的艰巨任务。群众识字运动经常热烈地进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再次，党在抗日期内采取了整风运动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全党干部和党员认识并克服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这两种倾向表现的形式——党八股，而这一切是常常以伪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姿态出现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作了三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号召全党“整顿三风”。一九四二年四月，党中央宣传部又颁布了决定，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发布的整风文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学习，从此开始了。而且不久，这个运动还扩展到了全解放区的军、政、民各级干部中。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了”(3)。
特别应当提起的是，在整风运动当中，文艺工作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革命的新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最正确、最深刻、最圆满地解决了我国革命文学史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号召之下，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了群众生活，改变了思想感情，创造了大量真实而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鼓舞广大人民革命情绪的优秀作品。我国革命文学从此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了为工农兵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道路。“整风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革命，在文艺的领域内来说，又是一个伟大的文艺革命。”(4)
因为党在抗战开始后就坚决实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所以在抗日军事上，与蒋介石军队的望风溃败相反，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巨大的胜利。在敌、伪、蒋三方面的全力夹攻之下，党领导解放区的军民，多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惨无人道的“扫荡”，打退了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建立和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军队成为了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武装力量。全国人民热爱和拥护党与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了全国走向胜利和光明的灯塔。
在抗战的最后两年，当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溃退、日失地千里的时候，党领导人民武装，展开了局部的反攻，给予了日寇以巨大的创伤。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人民解放军积极消灭日伪军，解放了日伪所占领的大量的中小城市。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上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形势的一个总括叙述。在这个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下面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进行抗战、争取胜利的唯一领导力量。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地也表现在文化上。我国抗日时期在各个方面所获得的伟大的胜利和成绩，都是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分割不开的。第二，党是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不要人民抗战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党把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作为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先决条件，并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条件而坚决奋斗。第三，党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且是要“以斗争求团结”的，因此，党既需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定的联合，而对于蒋介石所执行的妥协投降路线和反动政策，则又坚决地予以揭露，并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是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来的。
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就是在上述的政治情势之下进行着和开展着的。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继承着上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适应着新的客观形势的要求，紧密地结合着抗日战争的需要，成为了党组织和鼓舞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有力武器；同时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措施上，在揭露反动阶级的贪婪腐化的罪恶生活上，在争取民主自由生活的斗争上，担负起了十分巨大的打击敌人的任务。在中国社会历史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面，文学运动呈露了与上一时期不同的新的面貌：
（一）因为面临着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而在国内又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治路线，所以本时期的文艺运动不能不在极端艰苦的政治环境下来争取自己的扩展和胜利前途。中国的革命文学，在上一时期就曾经以前驱者的血写下了自己历史的第一页，来“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这是革命的新文学最光荣的传统。在本时期，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长期斗争中，文艺工作者也作了坚韧和英勇的战斗，有的作家在战斗中甚至贡献了他的血和生命。是因为有了这些作家们的战斗和无畏的牺牲，我们的革命的新文艺才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得到胜利和开展的。这些作家永远值得我们的崇敬和怀念。(5)
（二）新的现实促进了新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形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较之上一时期是显著地扩大了，而这自然地是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的政治要求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的。新的组织在更为复杂和尖锐的斗争中担负起了新的战斗任务：它一方面作为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家的广泛团结的标志，对领导作家们以文艺为抗战服务和领导全国文艺青年从事抗战的工作上，有了相当巨大的实际贡献，并且也使各派作家能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相互接触，相互理解，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另一方面，对于文艺界的违反抗战利益，妨碍进步和团结的思想和言论，也进行了一些尖锐的思想斗争；而这是基本地符合于党所坚持的“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的，虽然这种斗争还赶不上实际情势的要求，有时有强调民族观点而忽略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
（三）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路线，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地区：一是由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抗日的解放区，一是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所控制的黑暗的，不自由的国统区。这两个区域的文艺运动，虽然同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且总的目的也是并无二致的；但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环境形成了文艺运动的两种不同的战斗任务和工作方式：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从一开始起就继承了老苏区文艺的革命传统，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兵士）有了初步结合，文艺生活开始成为了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群众文艺运动开始展开了。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更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群众的文艺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作家们投入了生活和斗争的激流，改造了自己，也改变了文艺的创作面貌。他们反映了解放区的民主自由的生活，塑造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而且也创造了许多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解放区，在党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和加意培植之下，文艺园地上出现了我们文学史上从来未有过的繁荣和兴盛的景象。另外，在国统区，虽然在抗战初期，文艺工作者一度有过“下乡入伍”的机会，在生活中锻炼自己，扩大眼界，也把文艺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不久，政治上的逆流抬头了，国民党的不要人民抗战的反动路线和钳制人民自由的法西斯统治，剥夺和限制了作家走进生活的自由，于是，作家的活动区域不外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如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而且就是在这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内，仍然是在反动统治的压制和迫害之下的。但是，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并没有搁下笔来，他们通过了另外的道路来服务于抗战事业：他们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误国罪行，暴露了后方城市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后方广大农村中农民的苦痛无告的生活和他们的英勇的抗争。他们反对蒋介石匪帮的特务统治，他们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与抗战胜利前途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当时某些作家们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仍是党所领导的整个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作用。
（四）大众化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是贯串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抗日初期，大多数的作家与现实生活有了初步的接触，因为要应用文艺这项武器来教育和鼓舞群众，所以大众化的问题必然地重又被提到本时期文艺运动的日程上来，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从大众化问题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大众化的问题不仅是文学的形式和语言的问题，而主要地是一个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首先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普及的问题，而是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提高的问题。解决大众化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也必须正确地理解普及与提高的科学的辩证的关系。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文艺才能够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才能够使从“五四”以来就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其基本方向的革命文艺向前大大地跨进一步。新文学运动二十多年所不曾好好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到了本时期，由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得到正确、圆满的解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我们文学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阶段，为以后的文学运动指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一直是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给我们的正确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向前迈进的。
以上是关于本时期文学特点的概略叙述。
二 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
从上一时期（一九三六年）起，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之下，形成了初步的基础。抗日战争一爆发，全国文艺工作者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立刻纷纷投入了战争，以他们的笔和生命呈献给了这个关系着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在工作和行动当中，大家都要求一个具有统一目标和行动纲领的组织。同时，在剧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当中，涌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文艺青年，他们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共同的组织，来领导和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力量来为抗日战争服务。因为大家一致的希望和要求，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就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这是党所领导的一次最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发起旨趣》中说：
……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数年来为了呼号抵抗，中国文艺界无疑地尽了广大的责任。但自抗战开始以来，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千百倍的努力。而因中心都市的沦陷，出版条件的困难，文艺人的流亡四散，虽一方产生大量新型的报告、通讯等文艺作品，且因抗战的内容消失了过去与大众间的隔阂，但在一切文化部门的对比上，文艺的基本阵营，不可讳言是显出了寂寞一点。……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过去文艺界虽有几次全国性的组织，但因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良好的成果。现在情势已完全不同了。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敌救亡……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我们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员包罗了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家。各地分会不久也都陆续成立了，同时也发刊了会报——《抗战文艺》。以后为文协委员陆续主编的刊物很多。这些刊物在不同的地区出版，刊行时间的久暂也不一致，但它们都坚持了抗战的利益，登载了许多反映战时人民生活，鼓舞人民抗战情绪的作品，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的倾向及其腐朽罪恶的生活，也作了无情暴露和坚决斗争。另外，在文协成立的时候，也曾号召作家“下乡、入伍”，并在一九三九年派遣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和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有计划地访问了战地生活，参加了战地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除了在解放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抗战文艺工作团，因为它们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协助下组织成的，受到了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所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其余在国民党地区活动的团体，都受到了或明或暗的限制，收获是不大的。
文协的成立，是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上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坚持了抗日的宣传工作，它对国民党在武汉陷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进行了斗争。虽然在它里面也有一些反动的法西斯“文人”们，但是这些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起不了什么重大的作用；（胡风集团当时披着革命的和进步的外衣，也潜伏在我们文艺阵营内，散布主观唯心论的错误思想，阴谋破坏我们的抗战文艺事业。）文协这个团体一直是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所领导的。
当时文艺界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除全国文协外，一九三七年底在汉口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剧协）。这是把原来在上海的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改组而成的一个戏剧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所团结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参加的除话剧工作者而外，还有一切旧剧和新剧的演员、编剧、导演及其他前后台工作者。在成立宣言中，他们提出了以下四点：“第一，我们的团结是为了抗战。……第二，只有抗战使我们团结。……第三，我们虽不是技术至上论者，但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摒弃过去的积习，开拓新的境地。……第四……我们不可忘记把我们的戏剧作为国际宣传的工具。因为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援助而使敌人孤立，实为我们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剧协成立后做了许多工作。本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戏剧界无论在剧本的创作和演出上，都能配合抗战需要，起了暴露反动统治、反对分裂的巨大作用。例如在皖南事变以后，《屈原》的演出，就在广大观众当中发生了非常良好的政治效果。
继文协和剧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协会也都先后陆续成立了，形成了文艺大军的浩荡雄伟的前进队伍。但是这些协会在武汉陷落以后，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对人民的抗日活动百般摧压，都先后停止活动了。只有文协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一直坚持到胜利的时候，成为了文艺界继续团结艰苦作战的旗帜。郭沫若在纪念文协五周年时说：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但这个高潮时代可惜只局限于武汉作战的短暂期间，其后几经迂回曲折，有些组织已在无形中匿迹销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加倍庆贺的事。(6)
本时期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政治要求，它是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而且它也的确发挥了不小的战斗作用；但它的本身由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还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缺点之一是在于抗战初期，在文艺思想上，曾有人只强调民族立场——超阶级的，脱离了社会生活和斗争内容的民族立场，而否定了阶级的观点和立场，否定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阶级意识的认识之必要，这样就自然地削弱了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的力量。缺点之二是在于将思想斗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强调了团结，忽略（有时是故意避免）了斗争，不仅使统一战线中缺少了相互批评，而且使对于反动思想的批评和斗争也有了松懈和消沉的现象，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战线是必须有批评和斗争去展开和巩固的缘故。缺点之三是在于“没有认识文艺统一战线的开展，主要是为了把进步思想的影响扩大到各阶层和广大群众中去，因此它的基础不能不是安置在广大群众的中间；我们主要的力量却仅仅放在团结各个派别的作家这一点上，而这种团结又不是出发于思想上的加强领导与互相批评”(7)。所有以上这些缺点都曾经在某些文艺工作者中间比较普遍地存在过，而这，自然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了本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正确、健康的发展。
三 文学与工农兵结合
中国的新文学，一开始就是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工农大众自身的战斗要求和文化需要的日益迫切而逐步地得到开展和深入。道理异常清楚：作为中国整个革命运动思想战线上有力一翼的中国新文学，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反映在革命发展中的人民的生活及其斗争，指出历史的明确方向，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培育和鼓舞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斗争情绪，这样来推动和加速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进行；这样的文学，不能不紧密地联系现实中的政治社会斗争，不能不以人民生活为其唯一的创作源泉，而且不能不使文艺成为人民自己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斗争武器。因此，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一直是新文学发展和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道理，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可以很显著地看得出来。
一九三七年，民族抗战爆发，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要求文艺为战争服务，于是新文艺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艺工作者走出了自己过去的狭小世界而与广阔丰富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接触。他们（还有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纷纷走向了战场，参加了战时的民众团体，或者走向农村，从事救亡工作。没有疑问，这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一个重大的进展。例如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当上海形势紧张的时候，便立即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队十三个队，除第十一队和第十二队留在上海外，其余都经由沪杭、沪宁各路赴内地做宣传工作。又例如一九三八年九月，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就有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集中在那儿，他们曾经组织大批戏剧艺术人才（包括许多戏剧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简称抗剧队）和五个抗敌宣传队（简称抗宣队），分发到各个战区去作抗日宣传工作。并由第三厅发布了“艺术工作者信条”五项，其中第四项说：“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因而艺术大众化成为迫切之课题。必须充分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苦痛和要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这些队员们只有极其微薄的生活待遇，不辞辛苦艰险在各地巡回演出，收到了异常良好的宣传效果。
除戏剧工作者外，其他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参加战争的还多得很。例如臧克家、黑丁、曾克等就在潢川成立了文化工作团，打一支小旗子从潢川开到商城的大别山中，运用各种文艺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宣传鼓动，成为最先出现在战地上的一支“文艺兵”。
到文协成立的时候，在《发起旨趣》中，强调了作家应当“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在成立大会中，更有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这样，文艺运动便因作家们与抗战有了比较紧密的结合而向前迈进了一步：第一是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生活的初步结合，大大地提高了群众对于文艺的爱好，因此，地方文艺活动、战区文艺活动、游击根据地文艺活动，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较之上一时期有了新的成绩；第二是作家深入群众生活，一方面起了教育群众、组织抗日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作家在生活中也锻炼了自己，教育了自己；第三是作家在群众中生活的结果，初步地理解了群众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而认识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在普及工作中的局限性，而开始认真地追索一种在思想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都完全是崭新的文艺，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也重新被提出来讨论了。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就这样提到这一方面的收获：
……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街头剧、报告剧、墙头诗、街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杀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特别是抗战歌曲，响遍穷乡僻壤，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而且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战地和乡村去实际工作，和人民接触的结果，不特使他们扩大了视野，丰富了题材，同时还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的要求，因而企求追寻新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就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跑到解放区去，而同时，所谓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也被认真地提出来了。
但是，在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是有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的。客观上的障碍，是在反动统治下面作家缺少深入生活的自由；在主观上则是因为当时的作家们大半还没有掌握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缺少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的正确思想武器。因此，他们在生活中的收获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和地区里，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才可能得到它最高程度的发展；而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只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它最深广的内容的。
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就完全不同了。下面引录的沙可夫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中所叙述的情况，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九四二年以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般情况：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随军宣传队到哪里，哪里便掀起人民文艺的活动，歌舞、短剧、活报，短小精悍，富有战斗作风，对当地的文艺活动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一九三八年，农村剧运就开始了萌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解放，减租减息、参军抗日的热潮涌起了，农民要求娱乐，加上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等职业文艺团体的帮助，晋东南创办民族革命艺术学校，继办鲁迅艺术学校，晋察冀联大文艺学院，前后训练了一批文艺工作干部，散布华北各地，华北敌后出现了许多农村剧团，农民集体的秧歌舞及各种新内容旧形式的艺术活动。一九三九年，太行区党委更明确的给太行山剧团的任务：“开展农村戏剧运动，使农民自己来演自己的戏，服务于革命战争。”在晋察冀，同年春天开了戏剧座谈会，也决定要开展农村剧运。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开办农民戏剧训练班，并下乡帮助村剧团工作的开展。辽县一个月中便组织起三十多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农村剧团。晋察冀的北岳，冀中则组织得更多，冀中不少村剧团并有汽灯、幕布，演大戏。到年节，不少区、县、村剧团集中检阅、比赛……有不少的作品受群众欢迎。
一九四〇年以后，农村剧运开始具有群众性的规模，太行山成立了农村戏剧协会，“五四”曾集合了许多剧团表演。晋察冀成立了专门领导农村文化工作的文救会（冀中叫文建会）和剧协。三八节仅平山县的妇女大会，就有几十个村一两千人大表演，冀中规模更大。太行山剧团续办农村剧团干部训练班，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抗敌剧协、冀中火线剧社、新世纪剧社等也都开办乡艺训练班，给各村剧团传播一些编剧、导演、化装、唱歌等常识，大大推动了农村剧运。一九四〇年夏，太行发展到一百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巩固的农村剧团（其他不太巩固的更多，约三百个），冀中则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前，约有一千七百个剧团，北岳区也有一千四百多个剧团。秧歌队、宣传队等。……他们直接服务于当前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动和教育作用。农民们普遍认为村里不闹剧团，没有文化娱乐是很丢人的事。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还曾经创造了几十个模范村剧团。专业剧团编印的各种文娱材料，每年发到各村剧团的，总有数千份甚至上万份。到一九四二年，不仅大道集镇，就是山沟小道的村店，即便没人指导，也都有文娱活动。的确，华北敌后农村的戏剧活动，即在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前，就已经比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
关于解放区抗日时期的部队文艺工作，傅钟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中也有一段比较概括的叙述：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线与文艺战线的结合，大批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参军，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部队文艺工作者，除了在抗战以来参军的——他们是部队文艺可贵的新血液——以外，还有极大多数是完全从部队中培养锻炼出来的。许多过去的“小鬼”，今天已是“音乐家”，“老演员”或者是杰出作品的作者，但无论新参军的或“土生土长”的，都是部队群众性文艺活动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从上面引录的沙可夫和傅钟的报告，可以看出解放区抗日时期文艺运动的一般情况。首先是，因为党和毛主席的重视文艺，所以文艺（特别是戏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得到比较普遍深入的开展了。其次，解放区的文艺活动，是密切地结合当前的战争需要和群众的文化要求的，它服务于群众，服务于战争的需要，所以它能深入人心，收到巨大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因此，最后，文艺活动已真正为人民所喜爱，文艺与人民已经不是漠不相关，而是开始成为人民斗争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了。这种情况，跟国统区的多方阻碍文艺工作者“下乡”、“入伍”，害怕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比较起来，成为了一个异常鲜明的对照。在抗日战争上，解放区与国统区采取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文艺政策和文艺运动上，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8)。这一点，从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的不同情况，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没有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意义，在思想上还存在大量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所以那时的文艺运动，也就不可能是没有缺点的。当时在农村剧运方面，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政治上虽然提出并作到了为中心工作服务，艺术上却没有提倡从农民原有的艺术传统上加以改造、提高，创造为农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有的文艺干部甚至对农民自己改造过的某些旧艺人、旧艺术还看不起，认为落后，而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套去要求农民，于是农村剧团或则模仿专业剧团而演大戏，演知识分子味的戏，铺张浪费，脱离群众；或则偷偷大唱旧戏，不听你的指导；或则只好在战争紧张中沉寂下来，收场不干。”(9)在部队文艺工作中，抗日初期也存在着“一些偏向，使部队的一些文艺活动，产生若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弊病”(10)。这种轻视普及，片面强调提高的现象，在培养文学艺术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也同样地存在着。这些毛病，“都来源于一个根本问题，即艺术为群众与如何为法的问题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解决，还不能在各种艺术问题上都贯串着群众观点”(11)。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指引之下，才在思想上真正明确了这一根本问题，遵循着为工农兵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于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12)，一个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就开始蓬勃地展开，而一种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了。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为了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曾作了极大努力的。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战争，参加了广大农村中的各种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运动。许多在部队中工作的文艺工作者还直接参与战斗，有的就在战场上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虚心诚恳地向工农兵群众学习。除了党的阶级的路线而外，他们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背道而驰的活动。他们在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悉和体验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区文艺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农民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展。农村剧团非常普遍，新年就是他们的艺术节，他们自编自演，演的多半是农村中的真人真事，而且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形式是从旧艺术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农民们非常喜爱这种从自己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作品。正如周扬所曾经指出的：“这些作品对发动农民斗争，推动农村生产，教育与改造农民自己，发生了直接的立即的效果。”(13)一九四三年延安春节发动了新秧歌、秧歌剧运动，出动的秧歌队绝大部分带着业余的性质，他们创造了一百五十种以上的节目，从秧歌剧、秧歌舞到花鼓、旱船、小车、高跷、高台等，各色齐全。这些节目都是新的内容，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产和战斗。据统计，这次演出的五十六篇秧歌剧的主题如下：写生产劳动（包括变工、劳动英雄、二流子转变、部队生产、工厂生产等）的有二十六篇；军民关系（包括自卫、归队、优抗、劳军、爱民）的有十七篇；自卫防奸的十篇；敌后斗争的两篇；减租减息的一篇。其中写生产的最多，也最受群众欢迎。周扬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中说：
这些秧歌并不是哪一个个人创造的，而是一种完全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不仅有诗人、作家、戏剧音乐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识分子、学生，这一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店员也参加了。延安市民秧歌队以他们的规模，音乐，和样式的丰富轰动了观众，他们的节目大都是店员们自编自演的，《二流子改造》且出自铁匠工人的手笔。化学工厂工人们创作的《工厂是咱们自己的家》传达出了他们自己工厂生活的愉快的气氛。延属分区秧歌队演出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剧，是由两位战士口述记录下来的，剧中的角色由他们扮演，他们熟练地运用了陕北老百姓的语言。留政秧歌队的《刘连长开荒》也是由工农出身的战士演出的，演技都不错。有的秧歌队是由机关学校部队与老百姓联合组成的，例如西区军民联合秧歌队与桥儿沟秧歌队就是；老百姓不但演出了，而且也自己编写了新内容的节目。工农群众在这次秧歌创作过程中，做了积极的参加者；他们表现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勇气。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但是凭着他们的本色和聪明，他们完成了自己份内的艺术创造的任务。
艺术工作者及一般学生知识分子在这次秧歌活动中也表现了他们非常有效的努力，他们尽了骨干的和指导的作用，同时也向群众学得了东西。……他们在实际中体验了毛主席指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的正确。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群众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象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广大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
上面的叙述可以使我们了解下列几点：（一）新的秧歌的产生和为群众所喜爱，不仅是秧歌这一独特的艺术样式的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的结果，而更其重要的，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的结果；（二）在新的秧歌的创作和演出中，具体地说明了工农兵群众的惊人的艺术创造的才能，而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工农兵，必须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文艺的水平，这样才可能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三）像这样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文艺方向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文艺大众化是我们新文学史上二十多年来不曾得到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在人民的民主政权之下，是得到正确的解决了。这是我们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重要史实！
部队文艺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也克服了过去存在的一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缺点，而取得了更巨大的成绩和效果。部队党根据部队的需要，根据文艺在部队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重视文艺工作并积极指导开展文艺工作。并且紧紧掌握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基本精神，使之正确地为战争和部队当前各种任务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部队的一般活动，都是有组织的集体的活动。文艺活动基本上也是这样。在部队开展各种文艺工作，除了充分的运用普通的方法之外，还充分的运用组织力量，集体的力量，形成集体活动，因而大大发挥了群众的创造性。在部队中常有所谓“演唱运动”，“枪杆诗运动”或“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运动”等等，几乎要使得人人会唱，人人会写，人人会画，甚至人人懂得演剧了。因为这样，在部队中，一个好歌子就有成千成万的唱手，一种出版物，一个好作品就有成千成万的读者，剧团在部队中轮回演出，也不会愁没有观众的，只愁演不过来。枪杆诗，快板诗，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士中发展最普遍，作品最多，每一节差不多都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这里举一首战士写的诗为例：
手榴弹
别看我是生铁蛋，
我的用处不一般：
不喝水来不吃饭，
冲锋陷阵我当先。
大家好好把我练，
投得准，打得远，
轰隆一声冒黑烟，
能顶几架轻机关。(14)
这么短短的八行诗，很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部队同志的英勇的战斗意志，他对于自己作战武器的热爱，和他对于胜利前途的乐观坚强的信心。从这首短诗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工农群众具有着何等优秀、丰富的创作才能，而这种才能，在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方向之下，是开始得到无限量的发挥了。
以上就农村和部队的文艺运动，极不完全地叙述了一下解放区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情况。当时在解放区，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工厂文艺运动的规模是比较小的，它的广泛的展开是在下一时期各大城市得到解放的时候。关于文艺工作者因为长期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群众有着密切结合后所出现的文艺创作的新的面貌，当留待后面叙述本时期创作的时候，再作较详细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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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3)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4)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前记》。
(5) 在整个抗日时期，在抗日前线或者在沦陷区失去他们的生命的，计有丘东平、蒲风、高咏，陆蠡、郁达夫等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因为受到非法监禁和迫害致死的有杨潮（笔名羊枣）；在国统区坚持文艺工作、死于贫病的，有王鲁彦、叶紫、缪崇群、万迪鹤等人。这是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但已经足够说明新文学运动是抗日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同中华民族一起受难，一起前进的。
(6) 《沸羹集·新文艺的使命》。
(7) 《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荃麟执笔）。
(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9) 沙可夫：《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
(10) 傅钟：《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11) 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载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第二辑中。
(12)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1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14) 以上关于部队文艺运动的叙述均系根据傅钟在文代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