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在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革命就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革命，无论是政治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这个革命，它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觉醒上做了一部分启蒙工作，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性和狭隘性的限制，它不可能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和成功。因此，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是失败了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也是失败了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的革命，就不再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而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了。这个革命，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是以五四运动为其起点的。这个革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所以它能够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完全胜利了的，在文化革命上也是完全胜利了的。这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文化革命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3)由此可见，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的(4)。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夜，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而逐渐扩展开来。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它“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5)。它在思想上为五四运动作了一番酝酿和准备的工作；而同时，当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后，它就和五四运动的主流汇合，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思想战线上有力的一翼了。
新文化运动在其开始的时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有力的一翼，它和五四运动就必然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发生五四运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就必然地是产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之上发生的：
第一，五四运动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之后，而且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日益加甚地走入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境地，反帝反封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普遍的、一致的要求。特别是中国广大的农民，为了摆脱自己身上双重的锁链，从一八四〇年以来，他们曾经举行过无数次大小规模的革命运动，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崩溃。这样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如果得到正确坚强的领导，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6)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胎儿，它依赖帝国主义，同时也害怕群众的力量，它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为了重分世界和抢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次不义的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先后卷入了战争漩涡，暂时放松和减轻了对于中国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得到了一个“千载一时”的发展的好机会。中国的纺织工业、面粉工业和丝织业各方面，暂时都呈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度迅速发展，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它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也就空前地强盛和壮大起来了。当时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一般估计产业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7)。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一般工人阶级所共有的优秀品质，即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因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革命阶级；而且，还由于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特别富于对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反抗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阶级都特别坚决和彻底。历史证明：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很快地变成了一个觉醒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了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因为有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所以五四运动能够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上，能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第二，五四运动又是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七）之后，而且也是直接地受到了它的伟大影响的。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说：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一）它扩大了民族的问题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总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斯大林这一段话，为我们说明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影响。他在同一年所作的《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中，更具体指出：“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这样，就把十月革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了。十月革命展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段话，就更其明确地指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我国五四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才能够胜利地产生和展开的。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照亮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便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强大的同盟军。
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上，特别是在新文学运动上，更可以显明地看得出来。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导师——鲁迅，在其早年的文学活动里，就与俄国文学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自己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接着说：“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8)鲁迅的这段文章是在一九三二年写下的，而文中所说的“那时”却是指的十九世纪末的情况。在这里，就完全可以看出，俄国的进步文学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如何地源远流长了。
为了说明俄国和苏联文学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和其为广大读者所爱好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引录戈宝权的《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9)前《引言》中的两段话：
茅盾先生在《高尔基和中国文坛》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高尔基对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个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三十年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高尔基的作品就被介绍过来了。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从日文重译，从英文、法文、德文，乃至世界语重译。……高尔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是因为它抨击了黑暗，指示了光明，它虽然是为俄国人民而呼喊，但在中国读者（不但是中国，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亦同具此感）看来，觉得都是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而这实在也不足怪，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就不难看出高尔基的作品当年即在中国普遍流行的情况。
高尔基的作品，远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据寒峰在《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见《光明》第一卷第二号，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中说：高尔基的作品之被译为中文，“大约是始于周国贤一九一七年之译《大义》（The Traitor's Mother），后来胡适之译《他的情人》。”但后来《时代周刊》第二十四期（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五日）中所发表的《高尔基与中国》一文（未署名），又指出远在一九〇七年时，就有人译过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直到现在为止，这也许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高尔基作品的中译了。这篇最早的中译，出自吴梼之手，是根据长谷川二叶亭的日译重译的，载《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题名为种族小说：《忧患余生》，原名《犹太人之浮生》，其实这就是《该隐》（Kaин）的中译。……
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高尔基的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了，而且到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中译本就一天天地多了起来。高尔基用他对于黑暗的反抗和对于光明的热爱，也就是用生活的真理教育了中国的读者。这样，我们不就很清楚地看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了吗！经过了震撼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中国人民就不只是从俄国和苏联文学得到愤怒和反抗的启示，而且还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从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了。以新文学运动为其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这原因是丝毫不难理解的。
以上我们说明了一下新文化运动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就是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显著的重要变化，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又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缘故。这个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伴随着五四运动一同展开和深入的。当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以后，新文化运动就和它合了流，获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全国各地澎湃地发展起来。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主编），成都有《星期日》等，都是鼓吹新文化的刊物。有人估计，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中，全国刊行的白话报当在四百种以上。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就可以想见了。
二 统一战线和领导思想
这个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新文化运动，它是由哪些人物所领导的？同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把这个运动引向高涨和胜利的呢？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又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为我们说明了下面一系列重要问题：（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统一战线的运动，统一战线由三部分人组成：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并不是什么“主将”或“领导”；（三）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也就不能不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思想。
当时具有初步共户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李大钊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导师和先驱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布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成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导者。远在一九一六年，他就在二卷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题作《青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又说：
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具体地指出再生的青春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但新兴阶级所特有的那种勇猛创造、坚强乐观的精神已洋溢在字里行间了。除开《青春》这篇文章外，《新青年》的三卷二期（一九一七年四月）上有他的《青年与老人》一文，四卷四期（一九一八年四月）上有他的《今》一文。这些文章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早期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
当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包括它们的鹰犬——中国反动政府）高呼庆祝的时候，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五卷五期）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词）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在《庶民的胜利》中，他说：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革命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又说：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没有问题，李大钊这两篇十分卓越的文章，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他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正在欢呼庆祝的时候，指出了社会主义也就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必然的胜利，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这种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夜的最革命、最先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地巨大的（中国反动政府曾经为了这两篇文章下令逮捕刊物的主编人），它推动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除此以外，在流传到现在的不多的几篇有关文学的文章中，也显露了李大钊对于文学艺术某些问题的正确见解。例如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他就认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思想，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无疑地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这以后，李大钊经常地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期）出版“马克思研究号”，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文章。
毛泽东同志是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又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他在湖南长沙倡导和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一九一九年，创办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他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论文，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观点，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鼓舞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久，《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的中译本也出版了。中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从此就一天比一天地多了起来，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以上我们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介绍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人物和这样思想的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才能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反对和摧毁封建文化而取得辉煌巨大的胜利。
在五四运动时期，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肩作战，而且发挥了勇猛精悍的战斗力量的，是当时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鲁迅在热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10)，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样，从“五四”前夜开始的鲁迅的文学活动，无论是他的小说或杂感，就都呈现出那种前所未有的坚强的战斗气势和力量。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的作品强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打击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国粹主义思想，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除了鲁迅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内，陈独秀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高张着文学革命的大旗，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因此，对新文化运动也起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当时，胡适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盟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封建旧文化进攻的一分力量，起过一点作用。但是，胡适的思想，一方面，始终严格地受着中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软弱妥协的性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深受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坚决的反封建的思想和行动；他那时的文学主张也始终停留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而且不久，他就从新文化阵营里分裂出去，逐渐地站到反动方面去了。
这里简略地叙述了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包括新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和领导思想。这个统一战线是有着它的缺点的：它的组成部分还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但由于新文化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之下发生的，又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它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就能够“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11)，在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文化革命。
三 文学革命的倡导及其主要内容
一九一五年九月，正当袁世凯利用“筹安会”进行帝制宣传时，《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它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批判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猛烈地攻击专制政治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提出了“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并且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2)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也必然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因此，文学革命运动，作为反对封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便跟民主和科学的运动一同发生和发展起来。
一九一五年底，陈独秀即在《新青年》倡导文学改革，主张中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以“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3)。一九一六年十月，胡适在《寄陈独秀》信中表示赞同，并首次公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14)
第二年一月，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将上述“八事”逐一论证发挥；但也明白宣言他的主张只是“文学改良”，意见也仅是“刍议”，态度十分软懦。后来他曾半遮半掩地承认是“胆子变小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15)
当时勇敢地高张着文学革命的旗帜的是陈独秀。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和比较鲜明的主张。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虽然只提出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三个口号，关于这三个口号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详细的说明；但是他的态度和主张，到底要比胡适坚决得多，鲜明得多。第一，他触及到了文学的思想内容。他认为旧文学的内容是“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因此，他把文学革新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新联系起来，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种见解，较之专注重文字形式的革新的改良主义者们，是前进了一步。第二，他的战斗精神是比较地旺盛的。他认为在文学改革“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这一点上，“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6)。这种坚决的态度，也实在不是那种“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7)的改良主义者胡适所能够赶得上的。
陈独秀及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文响应，攻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新青年》又陆续刊载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逐步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接着，鲁迅、郭沫若和其他作者们又以其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作品，充实和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内容，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上最优良的革命传统。
文学革命的具体内容大致包含下列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它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而在中国，由于历史的特殊规定，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是没有方法可以分割开来的，所以实际上，它又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五四运动时期思想革命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这个口号正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文学革命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则主要地是因为新文学是反映科学和民主的要求，而旧文学（封建主义的文学）则是反映封建的旧伦理和旧政治的。封建思想正是科学和民主的死敌。钱玄同在《〈尝试集〉序》里说：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这里所说的“阶级制度”，指的就是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度，而旧文章中的“野蛮款式”则正是反映这种野蛮的等级制度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曾把这个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国的语言、文字之所以相去很远，不能够“言文一致”，原因之一就在于：“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象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因此，文学革命就“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是与反封建主义的根本精神紧密地联系着的。钱玄同在“五四”初期，态度是颇为勇猛积极的。他在这时期的许多文章，都透露了一种比较坚决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但可惜后来就离开了文学革命的战线，躲向故纸堆里去了。
当时以犀利无比的笔锋，给予封建宗法社会和封建复古主义者以无情暴露和抨击的，是鲁迅。他在本时期所写的许多小说和杂感，无不体现着很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关于他的小说，详细评叙，打算留在下章；这里只谈谈他在本时期写下的杂感。他在《热风·题记》中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指一九一八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总起来说，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所写下的《随感录》中的短评，都是以反对封建主义的“僵尸统治”为其主要任务的。
下面引录《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一文说明鲁迅在当时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朽腐的名教”就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僵死的语言”，就是那已不合民众需要了的文言，而这些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屠杀“现在”、屠杀“将来”的主要工具。要用“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来写文章，便是要打倒“朽腐的名教”和“僵死的语言”，而这也就是向那屠杀“现在”和“将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宣战。
与封建主义作斗争，以文艺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是鲁迅毕生的重大工作，而这种工作，他在五四前后便开始了，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得那样的坚决和猛烈。这种坚决、猛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便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两点：一、如我们前面所已经指出的，封建主义乃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坚固的“墙脚”，对于封建主义的攻击，也正是在摇撼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原是紧密地联系着，无法分割开来的。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也是文学革命的历史特点。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反封建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够如此猛烈、坚决，显然地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的。鲁迅是如此，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也是如此。例如在《热风》中，鲁迅曾讲过这样的话：“看看别国（按指苏联），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8)鲁迅和整个文学革命运动那种坚决、猛烈地反封建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十月革命给予人类社会的“新世纪的曙光”的照耀中所获得的。
第二，文学革命又是以文艺大众化的最初倾向为其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的重要口号是提倡白话文，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应当这样理解：白话文的提倡是反映了（在某种程度内）中国人民对于文艺的迫切要求的。它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文艺大众化的最初倾向。
文学革命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就不可能不要求广大的读者，不可能不要求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带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这就规定了新的文学首先在思想内容上，因而也在表现形式上，应该具有着一定程度的大众化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倡白话文和争取白话文的彻底胜利，才有其重大的意义。
这一点，也可以从鲁迅本时期文艺活动上得到非常清楚的说明。鲁迅这时对于文艺的理解和在创作实践上都充分地代表了文学革命的这一正确的倾向。他说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艺运动，原因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可以看到，鲁迅开始创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要唤醒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要把文艺当成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因此，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就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革命要求，而在表现工具和表现形式上也都是服务于这样一个崇高的创作目的的。
本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也有些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为农民抗议的。这也表明文学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大众化倾向。而那时大家所努力提倡的白话文，也就是在文字形式上适应这一要求和倾向的。这是文学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艺大众化，仅仅是一个最初的倾向，是一个起点，并不是说文学革命时期所提倡的白话文，就已经是大众化的文艺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五四运动的缺点，“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这是整个五四运动的缺点，自然也是文学革命运动的缺点。这样的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难以避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缺少坚强正确的领导，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和文化上的革命运动都还没有扩展到工农群众中去，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都还不可能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广泛的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其主要的创作方法，而且是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我国文学的最优良的传统，而这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朴素、勤劳的性格和丰富、大胆的幻想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学革命便是这种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文学革命是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运动，它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进步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之下，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之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作为文学革命实绩的文学创作，就不能不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能不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其主要的方法。
这一点在鲁迅和郭沫若本时期的创作特色上，可以分明地看得出来。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经这样提到他开始创作小说时的动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0)这就决定了他要面向着旧社会的血淋淋的现实，而且还要用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把它真实地描画下来，作为向旧中国统治者进攻的主要武器。但在他真实地揭露不幸人们的病苦的同时，他又热情洋溢地宣扬了中国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理想和愿望。他在本时期所写的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同时也指出了（虽然是不很明确的）中国人民向将来迈进的道路，具有着较为强烈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
郭沫若是中国的第一位新诗人。他以他的激情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的广阔的道路。他在本时期所写的著名的诗集《女神》中，以那样高昂的响彻云霄的声音咒诅了那象“屠场”和“囚牢”一般的旧世界，歌颂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祈求太阳把他“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他说“新中华的改造正赖吾曹”。他的热情是那样喷涌，他的想象是那样葱茏，而他的笔调又是那样的奔放不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郭沫若诗歌的主要倾向。但是郭沫若的诗歌又包含了很显著的现实主义的因素。它是那样真实地反映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在封建军阀宰割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创作倾向。现实主义离开了浪漫主义，往往会陷于自然主义的泥坑；而浪漫主义如果不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也就难免产生浮夸和空喊的结果。在文学史上，真正伟大作家的作品，常常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鲁迅和郭沫若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品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一下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的三个方面，同时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优良的战斗传统。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不可分割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文学革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人民的文学艺术运动”(21)。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也有缺点或消极因素。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说：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来的这个缺点，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特别表现为一般人对于中国旧文学的全盘否定和对于外国文学的全盘肯定。那时期，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是认识得很不够的，还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古典文学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另外，对于外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和各种形式，又往往不问其是否适合我国文学的需要，不加分别地予以介绍和翻译。这种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产生了不良影响的。
四 文学改良主义者的主张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消极因素，我们还需要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文学主张，作一些必要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攻击旧文化。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至第三幕）、《国民之敌》和《小爱友夫》（各第一幕）；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借介绍易卜生的剧作和思想，攻击旧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及家庭、婚姻等问题，提倡个性解放，鼓吹写实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颇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自然，我们也应当指出，其中介绍和宣扬的个性解放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青年思想上也有不良影响，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愈到后来就愈加消极反动了。至于胡适提倡白话，主张“文学改良”，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胡适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中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胡适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使他早在文学革命的倡导时期，就显明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他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主张，也大多是拘限在形式主义和改良主义范围之内的一些货色。
后来，胡适却竟然“不辞汗颜”地自吹自捧，把自己说成是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说：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22)
我们且不提他如何荒谬地将“白话文的局面”来代表整个文学革命，也不提他如何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只举出这位自命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文学革命运动当中所提出来的主张，来看看他的“不用妄自菲薄”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前面已经指出，胡适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根本不敢提文学革命，而且一再表明自己“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连提出“文学改良”也深恐“矫枉过正”，要请别人来“匡纠是正之”。这就充分表明胡适的改良主义是何等地软弱无力了。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所谓“国语的文学”。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说这是他的“根本主张”。应该怎样来实行呢？胡适说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通篇大谈了一通“白话文字”的工具和“文学的方法”以后，结尾说：
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可见胡适的所谓“文学改良”也好，“国语的文学”也好，只不过是文字工具的改革和文学方法的改进罢了，完全是一种讳言文学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论调。
胡适关于文学形式改良的主张，主要地见于他的所谓“八不主义”中。“八不主义”原为“八事”，最初在他的《寄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里仍为“八事”，仅文字和排列有些变动，以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始改为“八不”。“八不主义”中，“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和“不摹仿古人”三条，据胡适自己说，“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23)。在这三条中最主要的要算是第一条——“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所谓“物”指的是思想和感情，但到底是那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他却没有指出来。抽去文学的阶级的、社会的内容，标榜文学的“超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惯于玩弄的一种鬼把戏。现在我们专来看看他在“改良”文学形式上的主张：（一）主张“不用典”，但他又把典分成广狭二义，广义之典不算是典，“可用可不用”，狭义之典，他虽主张不用，但又说“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这样的主张，正如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所说的，“直把‘不用典’变成为不是反对用典，反而主张用典了”。（二）他一面主张“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但一面又说，“即不能废此两者，亦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这样又轻轻地取消了自己的主张。（三）胡适是主张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文学”的，但这个国语文学却仅仅是“不避俗话俗字”(24)。可见他的“八不主义”也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胡适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主张，是以他的“历史进化论”的思想为基础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除了这段文字外，胡适还有一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这些文章宣扬的都是文学形式的历史进化论。大家知道，胡适在提倡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同时，又标榜所谓的“历史的态度”的。据他说，这种“历史的态度”，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他恰好阉割了进化论这一科学学说的革命的进步的精神，把它歪曲为一种庸俗的进化论，用来支持和散播他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历史进化”的原动力是什么，“历史进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他是完全懵然无知的，所以他对于文学“进化”的看法，就不能不专从形式上着眼。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些文学在胡适眼中就只成了一些不同的形式与体裁而已。至于文学与时代真正的关系，胡适不仅没有丝毫了解，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加以歪曲和掩盖。从这样庸俗的进化论出发，所以胡适便不能不歪曲历史，把文学的“历史进化”只表面地理解成为形式工具的变异和革新。他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也正是从这庸俗的进化论出发，胡适歪曲“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胡说“这一次的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25)，而抹煞掉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的思想内容。
其实，胡适这种“历史进化论”的思想，远在戊戌政变的时候，黄遵宪等（他们也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就已经提出过(26)。胡适的见解实在没有超出他们多少。但是必须指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遵宪等的见解，显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而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就只能是和以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文化革命相敌对的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胡适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企图阻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九二〇年底又在《新青年》内部挑起分裂，认为“《新青年》色采过于鲜明”，提出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妄图改变《新青年》的方向(27)。这些，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和驳斥。随后，胡适便退出了《新青年》，另办《努力周报》、《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提倡“好政府主义”，一步步地完全投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成了无耻的买办文人和民族败类。
五 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文学革命不是没有经过斗争就能获得胜利的。当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还握有统治权力的时候，当帝国主义还在通过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进行对中国广大人民的残酷掠夺的时候，封建士大夫阶级在思想阵线上是一定要坚守着复古保守的沟垒，反对科学和民主，反对文学上的一切改革主张的。于是，文学革命阵营，以当时三种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展开了一次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
封建复古主义者曾经采用了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颠覆文学革命的活动：有的人以轻蔑不屑的态度来对付新文学，想让新文学在沉默的窒息中死亡下去(28)；有的人以折衷调和的姿态出现，想把文学革命引向死路上去(29)；有的人出版刊物，作拥护古典文学的运动(30)；也有的人挺身而出，对文学革命运动肆意谩骂，或托为小说，以泄个人的“幽愤”。但是这些反对都没有发生丝毫效果，文学革命运动反而日益蓬勃地开展着。
在当时，第一个跳出来，以卫道自任，反对新文学的是林纾。
林纾（琴南）先在《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妖梦》和《荆生》，痛骂当时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在《荆生》中，他幻想有一个“伟丈夫”如荆生者能够出来以武力消灭新文学运动。林纾写这篇小说是“大有深意”的，小说中的“伟丈夫”荆生，指的就是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31)。他希望当时的封建军阀能够兴起“文字狱”来，把提倡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一网打尽。封建复古主义者如何仇视新文学运动，从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了。
“荆生将军”们在当时虽然拥有武力，但是他们也害怕人民的力量。他们的所谓“国务会议”虽然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但是新思想却仍然如火如茶地扩大着。这正是林纾辈所痛心疾首的事。在这篇小说的附论中，他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荆生不可得，于是只好由林纾本人亲自出马了。他先作过一篇《论古文之不当废》，后来又作《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他说：
知拉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他更不胜感喟地说：
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这简直就是当时复古主义者的无可奈何的哀鸣了。
林纾反对新文学的文章，最有名的要算是他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这书原文很长，这里只举出他的四点主要意见：（一）孔孟不可复，伦常不可铲，西人文字中亦未见有违忤五常之语。——这是针对着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的口号而发的。（二）若云死文字有碍新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这是说古文与科学可以并行不悖。（三）如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是反对白话文，认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的语言不能够用来写文章。（四）《水浒》、《红楼》作者均为博览群书之人，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这是说要做白话，也须要多读古书，多做古文，与他说的“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的话是同一个意思。
蔡元培的答书主要地只申辩了两件事：（一）在北京大学中并无复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二）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这种答复当然显得软弱无力；但是，在当时军阀政府残暴统治、禁锢言论的环境下，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地位，能公开声明并实行“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2)，对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文学革命的发展，起了庇荫与促进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当时给复古主义者以坚决答复的，要算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五》中就这样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主张复古的国粹主义者：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这就是给予林纾之流的最扼要也最坚决的答复；而这答复的理由，正是建筑在鲁迅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在《随感录》的另一则（四十七）中，鲁迅还这样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道理：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鲁迅的这段话，不用说，也正是对林纾之流的人物说的，他们正好是“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这样的答复才真是致敌死命的一击。同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鲁迅具有何等卓越的识力。他认为白话文就是中国广大人民所日常用的语言，而那种“高古品格”的古文，却只是少数所谓有本领学问的人才能做，能懂的东西。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白话文的价值和提倡白话文的重大意义。这样的见解与胡适辈的形式主义的见解是迥然不同的。
除鲁迅外，当时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关于“铲伦常、复孔孟”的话，也作过强硬的答复：
这几条罪案（指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种答复也是比较理直气壮的。林纾之流自然是无话可说，只好说“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了。
继林纾之后，主张古文，反对白话文的还有“学衡派”。
《学衡》杂志出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其中坚人物为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诸人。在《学衡》杂志出版之前（一九一九年），胡先骕辅就写过一篇《中国文学改良论》诋毁新文学运动。后来在《学衡》上，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等几篇文章。他们的论点不外下列几个：（一）反文学进化论——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二）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里说：“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又说，“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三）语文不应合一——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说：“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四）主模仿——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文章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
“学衡派”反对新文学的重要论点，不外以上四个。他们以“学贯中西”来自我标榜，其实都是一些代表封建思想的文人，所以他们的理论与林纾的只是大同小异；他们又都是西洋留学生，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除了地道的封建思想以外，还摭拾了一些外国陈腐的论调。除此以外，实在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关于他们，鲁迅曾有过这样的评断：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33)
这种估价，对于“学衡派”真算得是精确允当了。
本时期的文学论争，基本上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它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的士大夫维护封建文化的剧烈斗争之中产生的。这些封建复古主义者虽然在论争中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力量，但他们的态度是相当顽强的。他们不愿封建文化从此“寿终正寝”，因此起而以“卫道”自任，起而作最后的努力。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留情面的，经过了五四运动浪涛的撞击，封建文化之在中国，也正如封建统治力量之在中国一样，逐渐地走向没落和灭亡，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了。因此，这些封建复古主义者为保卫封建文化所付出的气力，是没有得到多大效果的；他们的言论，只能算是中国封建文化垂死前的挣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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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7)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8)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9) 罗果夫、戈宝权合编：《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年）。
(10)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13) 见《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通讯》。
(14) 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15) 胡适：《逼上梁山·四十自述》的一章，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6) 陈独秀：《答胡适之》，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7) 胡适：《寄陈独秀》（1917年4月9日），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8)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19) 《呐喊·自序》。
(20)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1) 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22)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4) 见胡适的《白话解》。
(25)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6) 可参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卅二《学术志》记日本文学。
(27) 见胡适一九二〇年底答陈独秀书及次年一月致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信。
(28) 《严复书札》六十四：“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29) 如曾毅、方宗岳等在《新青年》上的主张。
(30) 黄侃和北大一部分主张复古的学生创办《国故》。
(31) 见阮无名《新文学初期的禁书》，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2) 蔡元堵：《答林琴南书》。
(33) 《热风·估学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