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收到西德友人送给我一本名为《恩斯特·马赫: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K.D.哈勒教授,西德施波林格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有弗赖堡(西德)马赫研究所所长H.舍尔丁教授的前言,前维也纳大学“马赫归纳科学讲座”教授、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V.克拉夫特的后语。我读过之后,觉得其中有些资料可能是一般人所不知或没注意的。因此,我根据它以及其他有关的资料,写成下列的几段话,以供关心马赫的研究和批判的同好们参考。

马赫本人讨厌别人说他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感觉的分析》中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他说:“没有什么马赫哲学,至多只有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感觉的分析》,特别是《认识与谬误》充分表现了他的主观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且,他对哲学,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兴趣。在十五岁那年,他就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康德的《导论》。这本书给他印象很深,成为他以后批判“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休谟哲学也给他以很大影响。然而,他不那么钦佩巴克莱的感觉论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这两位唯心论者的思想“距离他很远”。不过,这不是实质性的。另外,他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康德是怎样呢?当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的哲学基本观点是要素一元论和反“形而上学”。因此,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兹的多元论以及康德的物自体学说,都是和他的哲学观点相对立的,都为他所反对。

尽管马赫对休谟非常尊敬,而且他的哲学观点与休谟颇为接近,但是从材料记载来看,至今没有发现他对休谟的《人性论》或《人类理解研究》有什么研究的痕迹,甚至于他是否曾经仔细地阅读过这些著作,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工作笔记中,提到休谟的地方微乎其微。

马赫除要素一元论外,主要的哲学观点是思维经济思想。一般地说,他的这个思想是来自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一书。但是根据《恩斯特·马赫》这本书所记载的材料看,马赫的上述观点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马赫在格拉茨大学任教的时候,即1861年至1867年间,认识了一位经济学教授,名叫赫尔曼(E.Hermann)。他们交往很密切。在他们交往过程中,马赫才感觉到思维经济原则在科学理论中的“积极作用”。他在《自然科学认识论引论》(1910)中曾经说过:“通过和赫尔曼的交往,我认识到科学的精神活动可以称之为一种经济的思维活动,这一点,赫尔曼在他职业和工作中已经感觉到了,然而我在科学研究中也同样感觉到了。”

对此,他在《力学》中说:我们所知觉的现象仅是个别的,它们所以一再地反复出现,只能归功于我们的思维的作用,就是说,通过思维把这些个别现象联系起来。一切科学规律的目的就是把自然现象用规律形式简单化,“科学规律的意义是思维的经济功能”,例如我们对许多折光现象的观察,应用折光法则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看,而无须一而再地把个别的观察写成数据,而且根据那个法则还可以简单地期待未来折光现象的发生。“自然规律”仅仅是一种指示(Anweisung,Indication)。“我们用这个指示如何去期待未来的自然事物的产生。如果我们对此还有其他的要求,那是做不到的;自然规律是帮助我们如何对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描述,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于1909年出版之后,马赫是否知道这部批判他的名著?如果知道,他有什么反应?《恩斯特·马赫》一书答复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成立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中有一批以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用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论的认识论基础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列宁觉察到这种修正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非常危险。于是,他博览群书,从17世纪的伽桑狄,经过18世纪的巴克莱、休谟以及康德到现代德国哲学都予以精心研究,在此基础上,列宁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经典名著,挽救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政治理论基础。

1909年,即这本名著在彼得堡出版的两个月之后,马赫就知道了这本批判他的哲学观点的书。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奥国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活动家阿德勒(F.Adler),也是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他的妻子是个俄国人,她把那本书译成德语,一部分是笔译的,另一部分是她口译给马赫听的。就这样马赫才了解到列宁对他的批判。

马赫有什么反应呢?一方面,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如果没有阿德勒妻子的介绍,他简直不可能知道还有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本书完全是“党派争论的著作,而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去甚远”,因此,他对该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不过,根据《恩斯特·马赫》这本书所谈及的问题来看,马赫在1909年维也纳《自由报》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对他的政治观点作了一些说明。他在这篇论文中是否就列宁对他的批判作过什么表示,因没有看到有关的材料,故无法加以说明。

谈谈马赫的哲学观点对于维也纳逻辑实证论和其他当代分析学派的影响问题。马赫的实证主义在二十年代的英国剑桥和奥国维也纳影响都很大。例如,英国的罗素就是著名代表之一。他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心的哲学》都是以马赫的感觉论为出发点,并根据当时数理逻辑的发展写成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卡尔纳普的名著《世界的逻辑构造》,也是应用数理逻辑方法,企图发展马赫的现象主义。他的“构成论”是马赫的要素论加上数理逻辑的论证理论而形成的。至于其他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成员,如纽拉特或弗朗克等,就更不必说了。但无论是罗素,还是卡尔纳普或其他的实证论者,他们挽救马赫主义哲学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这个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更明显了。总而言之,当代各种各样的分析哲学学派,都放弃或部分放弃了马赫的主观主义的实证论观点,而倾向渊源于休谟的经验主义原则。就以“逻辑实证论”的名称来说,这是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所不愿意听的。“逻辑经验主义”是他们常用的名称。总而言之,当代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各流派都以经验主义代替马赫的实证论了。

但是,以上所说的不等于说马赫在资本主义学术界中没有什么市场了。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赫倒比以前更为人所注意了。人们对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在科学发展史方面对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我们知道,他的主要著作,如《力学》、《热学》、《光学》等,都是从“史”的角度写成的,所以,人们认为马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史家。其次,人们继续研究他过去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例如,他对牛顿力学的批评,有人称“他是广义相对论理论上的先驱者”;还有他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的成绩,人们认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气体动力学和生物物理学。可惜,马赫由于受他的感觉论的影响,对于原子物理学持对立的态度。这一点大大减小了他在“原子时代”的影响。还有,关于研究马赫的社会政治态度问题,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在搜集和分析材料的阶段。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论观点,确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展起了不利的作用。但是,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社会活动,根据已有的记载来看,也还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具体分析,再作出结论可能比较好些。

去年,我到维也纳时,才知道西德有一个马赫研究所,专门搜集马赫各方面的资料——主要是关于科学方面的资料,并对他的科学和哲学观点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东德科学院哈罗克教授,也是专门研究马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大学,马赫在那里教学多年。据说,这个大学正在整理和搜集马赫在学术活动方面的资料。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哲学家马赫》译后记

石里克这篇《哲学家马赫》是一篇讲演稿,发表于1926年12月12日维也纳的权威性报纸《新自由日报》的副刊。我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设立的、在默尔特教授领导下的“维也纳学派档案”保藏的原稿中复制出来的,同时还附有有关这个讲演的报道,可惜我把这一复制品丢失了。不过我仍恍惚记得,石里克是在1926年6月12日在维也纳市政府为纪念马赫建立的铜像揭幕式上作了这个演讲。参加这个揭幕式的似乎还有爱因斯坦,他也作了讲话。所以石里克在这个讲稿中也曾经提到了爱因斯坦的讲话。但是,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已经记不清了。

必须指出的是,这篇讲稿不能代表石里克对马赫的全面的看法。我敢说:马赫的现象论和思维经济原则与石里克的科学经验论以及整个逻辑经验论是不很相容的。石里克在“前维特根斯坦时期”在他的《现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1)一书内,强烈地批评了马赫的实证论思想。石里克在“后维特根斯坦时期”,在他的《实证论和实在论》(2)一文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指出马赫的实证论和普朗克的实在论的论题,同样都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论题,都必须从“科学经验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

卡尔纳普对调和马赫的现象论和逻辑经验论之间的矛盾,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在他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后,不得不从他的“方法论的唯我主义”转向“语义学的实在论”。纽拉特和弗朗克自从他们建立所谓“第一个维也纳学派”以来,积极而坚持地通过他们提出的“物理主义”或“统一科学”,宣扬马赫的实证论观点。但是到了最后,纽拉特不得不转向“整体论的约定论”。而弗朗克则把马赫和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联系起来,从而企图标榜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的科学性,保持中立的一元论。

但是尽管如此,马赫的实证论观点,从各方面来说,对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马赫“给科学以新的精神”,没有马赫这样的实证论的经验论传统作为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如石里克、汉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是无从借助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创立所谓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用马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般文化发展的产物”。无可讳言,马赫对这种一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当他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是应当特别提出并称道的。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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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Schlick:Space and Time in Contemporary Physics,1920年英译本第一版,1962年重版。译者为H.I.Brose,Oxford.

(2) M.Schlick:Positivism and Realism,载他的《哲学论文集》II,1979年英文版,译者P.H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