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史上經過魏晉南北朝一段中衰時期，接着又是隋、唐復興之盛運，西元五八九至九〇六前後三個世紀，在這時期裏，經濟文物，較之秦、漢時代，似乎尚有過之無不及。論其疆土，唐代極盛時，北逾大漢，南統安南，東北視漢稍狹，而西境較漢猶廣。那時的四夷君長，羣尊唐太宗爲「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由唐下詔册立其後嗣，這儼然是當時的一個世界聯邦，而唐爲之宗主。唐人因於四邊設六都護府，以護理歸化諸異族。安東都護府在朝鮮，安西及北庭都護府在新疆，安南都護府在安南，安北都護府在科布多，雲中都護府在蒙古，可見唐代立國規模之宏闊。
論其政治，依然還是秦、漢傳統規模，王室與政府分立，君權與相權互濟。那時的相權，劃分爲三機關執掌：
一：中書省，司發命之權。
二：門下省，司審覈之權。
三：尚書省，司執行之權。
但中書、門下兩省，依慣例常合署辦公，共同掌握發布命令之權。尚書省則綜綰全國行政事宜，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轄四司，共爲二十四司，成爲全國行政之總樞紐。此後宋、元、明、清四代的尚書省，大體沿襲唐制。這一個組織詳備的行政系統，實爲漢代所未有。
有名的唐六典，成書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周禮全書共分三百六十官，把全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武事，一切在一個理想的制度下支配職掌，這是中國戰國時代的一部「烏托邦」。他把極高玄的理想，在極繁密的制度中表達。這可説是中國民族對於控制人事能力創造政治理想具有一種極優越的天才之具體表現。此下如西漢末年之王莽，北周時代之蘇綽，皆多少依據周禮來做變法之張本。隋、唐政治制度，本沿北周而來，故唐制中，本來有不少依照著周禮書中規模的。即如尚書省六部，便沿周禮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來。但周禮到底是一部理想的書，只是先秦時代一個不知名的學者胸中的一個理想國的描寫，唐六典則大體根據當時事實，雖亦有幾許理想的成分羼雜，我們不妨認此書爲當時一部政府組織法典，或可説是一部成文的大憲章。唐代政治大體上依照此書之規定而推行，此後宋、元、明、清四代，亦都遵奉此書爲行政圭臬。理想的周禮，實現爲具體的唐六典，這又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絕大的成績。
其次如唐律，匯合先秦、兩漢以來，歷代法律菁華，爲中國法系成熟之結晶品。其法律全部之用意，重人品，重等級，重責任，論時際，論關係，去貪污，定主從，定等次，重賠償，重自首，避操縱，從整個法律精神中間，透露出中國傳統文化之甚深意義，不僅爲後來宋、元、明、清四代法律之藍本，而且順適行使於國外，東起日本，西達葱嶺，北方契丹、蒙古諸族，南方安南諸邦，全都是唐律廣被行使之地。
現在再論到唐代一般國民負擔，如賦稅與兵役等，似乎亦較漢代爲輕減。漢人三十稅一，稅額已極輕，但唐代更輕，實際只合四十稅一之數。唐代的「租庸調」制，沿接北周「均田」制度而來，全國農民均各計口授田，因有授田始有「租」，壮丁的力役爲「庸」，地方土產之貢獻爲「調」。庸、調與田租配合徵收。依理論，全國没有一個無分田的農民，因此也不應該有一個農民負擔不起他應向國家繳納的租、庸、調。漢代只做到「輕徭薄賦」，唐代則進一步已做到「爲民制產」。先使每一國民有他普通水準以上的生活憑藉，再繼之以輕徭薄賦，國民經濟自然更易繁榮。漢人的眼光，常注意於裁抑兼并，如董仲舒主張限民名田，即限止每一國民最高額的土地私有量，直到王莽主張把田畝收歸國有皆是。唐代則進一層注意到田畝之平均分配，使下級農民皆有最低額之田畝，則上層豪强之兼并，自可不禁自絕。
對於商業方面，漢、唐政策亦相隨而不同。漢代對商人開始即採一種裁抑政策，唐代則頗採放任主義。故在漢武帝時，鹽、鐵由官家專營，不許商賣，而唐初，則不僅准許商營，而且還全不收稅。我們可以説，漢代的經濟政策，尤其是漢武帝時代，常偏在壓抑高層經濟，而對低層的則忽略了。唐代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唐初如太宗時代，則注意在培植低層經濟，而對高層的則較爲寬大與自由。因此唐代社會富力，亦較漢代增高。
再論到兵役，漢代是「寓兵於農」的，全國壮丁皆須服兵役，這是通國皆兵的「兵農合一制」。唐代則寓農於兵，只是一種「選農訓兵制」。在國内挑定幾百個軍事區域，把那些區域以内的某些處農村特別武裝起來，使臨時負戰鬥，平時負保衛的責任，這叫做「府兵制」。全國大概有五六百府，最多時達七百餘府。全數只有四十萬軍隊。這些府兵，一樣由國家授給田畝，自己耕種，因此在國家可省養兵之費。只在農事外，由國家特設將領即折衝都尉施以長時期的軍事訓練。此制較漢制有幾個優點。
一則：漢代一個國民受軍訓與軍役的時期，不出兩年，唐代府兵則常在軍訓中，因此其訓練易於更精熟。
二則：漢代凡屬窮苦大衆皆須服兵役，唐代府兵則挑身家殷實者充之。當時分國民經濟爲九等，府兵家產須在六等以上，即中上之家。下等人戶不得充府兵，因此軍隊素質易於提高。
三則：漢代全國軍力普遍平等，唐代則於需要處設軍區，更需要處得多設，不需要處得不設，較爲活動。
四則：漢代全民皆兵，那時丞相的兒子，亦都在壮丁時期荷戈戍邊。唐制則大多數國民皆可避免兵役。依照中國人傳統和平觀念與其文化理論，要强迫全國人民都學習殺人打仗，究竟不是理想的好境界。現在雖不能完全達到人類全體和平，但大多數的民衆，則已可以畢生不見兵革了。
二
但在唐代更重要的一個進步，則爲當時新創設的一種「科舉制度」。中國政治在秦、漢以下，早已脫離了貴族政治與軍人政治的階段，全國官吏，由全國各地分區推選，這早已是一種平民政治了。不過漢代的選舉，雖説是鄉舉里選，其權實操之於地方長官，即太守，僅由地方長官採納鄉里輿論，而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地方長官手裏。因此雖則全國政治人員均來自民間，而漸漸不免爲來自民間之一個較狹小的圈子裡，這樣便逐步在民間造成了一種特殊階級，此即東漢末年以下之所謂「門第」，我們現在則稱之謂「變相的新貴族」。待到三國魏晉，兵亂相尋，地方政治解體，選舉無法推行，乃有臨時創設的所謂「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由各地方在中央政府服務的大官吏中，遴選一人爲「中正」，使其代表各本地方人之一般意見，把其鄉士人才分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造爲簿册，上之政府。政府則根據此項簿册，以爲用人之標準。
此一制度，用意仍與漢代之鄉舉里選制相差不遠。只是漢代之察舉，由地方長官執行，而魏、晉以下之九品中正，則爲中央官吏之兼差。彼等因在中央服務，自然更不易知道地方輿論之真情實況，而那時的門第勢力愈來愈盛，因此中正的九等表，終不免即以門第高下爲標準。如此則九品中正漸漸成爲門第勢力之護符。
直到隋、唐，再將此制改進，成爲一種公開兢選的考試制度。地方人士有志在政治上活動的，皆可向地方官吏親自報名應試。地方官即將此等應試人申送中央政府，由中央特派官吏加以一種特定的試驗。凡中第合選的人即無異取得了一種做官從政的許可狀，將來可在政治界出身。其不中選的，則失卻政府任用的資格。如此一來，其中選權皆由公開的考試標準而決定，無論地方官或中央官，都不能再以私意上下其間。
漢代的察舉標準，大體不外兩項：
第一：是鄉里之輿論，大體以偏於「日常道德」方面者爲主。
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務成績」，因漢制應選者必先爲吏，故此項亦居重要。如此則漢代所得，自然偏於才德篤實之人才。魏、晉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與鄉里遠隔，不易採取真正的輿情；又因九品簿册，不限於服務爲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實際才能。如此則真實的「才」與「德」兩方面俱忽略了，只依照當時門第貴族盛行的莊老清談，即一種帶有哲學意味而超脫世俗的幽默談話，用作高下的標準。
唐代科舉，由中央公開考試，亦不注重鄉里輿情，但應考資格有「身家清白」一條，便把道德上消極的限制規定了。只要其人實有不道德的消極缺點，便可剝奪他的應考權。唐代考試，亦不限於做吏的人，則注重實際服務成績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進士中第，依然要照實際的吏才成績遞次升遷，則此條亦可兼顧。
因此唐代的考試制度，實際所重，似乎只是一種「才智測驗」。只要其人道德上無嚴重的大毛病，而其聰明才智過人者，便讓他到實際政治界去服務，然後再依他的成續而升進，這是唐代科舉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舉，所重者專在一種文字的考驗。其先亦曾注重考驗其對於實際政治問題之理論方面，亦曾考驗其對於古代經籍之義解方面，但這兩種考驗，皆易陳腐落套，皆易鈔襲雷同，因此以後考試，遂專偏重於「詩賦」一項。一則詩賦命題可以層出無窮。杏花柳葉，酒樓旅店，凡天地間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題。二則詩賦以薄物短篇，又規定爲種種韻律上的限制，而應試者可以不即不離的將其胸襟抱負，理解趣味，運用古書成語及古史成典，婉轉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題目下表達。無論國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論，一樣在風花雪月的吐屬中逗露宣洩。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學必兼有品。否則才儘高，學儘博，而情不深，品不潔的，依然不能成爲詩賦之上乘。唐代以詩賦取士，正符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注重的幾點，並非漫然的。
三
唐代科舉制度，同樣爲宋、元、明、清四代所傳襲，沿續達千年之久。這是建築中國近代政治的一塊中心大柱石，中國近代政治全在這制度上安頓。同時亦是近代中國文化機體一條大動脈。在此制度下，不斷刺激中國全國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標而進趨。中國全國各地之優秀人才，繼續由此制度選拔到中央，政治上永遠新陳代謝，永遠維持一個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遠向心凝結，維持著一個大一統的局面。
魏、晉以下的門第新貴族，因科舉制度之出現而漸漸地和平消失於無形。自宋以下，中國社會永遠平等，再没有別一種新貴族之形成。最受全國各級社會尊視的，便是那輩應科舉的讀書人。
那輩讀書人大體上全都拔起於農村。因爲農村環境是最適於養育這一輩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學並秀的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會，便不是孵育那一種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農村轉到政府，再由政府退歸農村。歷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們驚天動地的一番事業之後，往往平平澹澹退歸鄉村去，選擇一個山明水秀良田美樹的境地，卜宅終老，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種文藝薰陶的影響。即在城市住下的，也無形中把城市鄉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園林建築，帶著極濃重極生動的鄉村與山林的自然天趣。他們的弟姪兒孫，一個個要在這公開競選制度下來自己尋覓出路，自己掙扎地位，他們絲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獲的光輝。直要等到他們屢代書香，漸漸把一個最適合於孕育文藝天才的自然環境隔絕了，富貴塵俗，把他們的家庭逐漸腐化，而另幾個優秀天才的家庭又開始，從清新幽靜的鄉村裏平地拔起，來彌縫了那幾個破落舊家庭的罅隙。
中國是一個傳統農業文化的國家，憑藉這一個文藝競選的考試制度，把傳統文化種子始終保留在全國各地的農村，根柢盤互日深，枝葉發布日茂，使全國各地農村文化水準，永遠維持而又逐步向上。幾乎使無一農村無讀書聲；無一地方無歷史上的名人古蹟。農村永遠爲中國文化之醱酵地。不得不説多少是這一個制度之功效。
再從此滲透到中國人傳統的家族宗教「孝」，與鄉土倫理「忠」。若依近代術語説之，「孝」的觀念起於「血緣團體」，「忠」的觀念起於「地域團體」。中國人所謂「移孝作忠」，即是「由血緣團體中之道德觀念轉化而成地域團體中之道德觀念」。惟中國人又能將此兩觀念，巧妙而恰當地擴展，成爲一種「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基本道德觀念，以及自然哲學「天人合一」與和平信仰「善」的種種方面去。
我們只須認識到中國文化之整個意義，便不難見這一制度在近千年來中國史上所應有之地位。我們不妨説，在近代英、美發育成長的一種公民競選制度，是一種偏重於「經濟性的個人主義」之表現。而中國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則爲一種偏重於「文化性的大羣主義」平民精神之表現。偏經濟性的比較適宜於工商競爭的社會，而偏文化性的則比較適宜於農業和平的社會。
四
現在讓我們把唐代社會，再回頭作一概括的瞻視。唐代的武力是震爍一時的，再不患外寇之侵凌了。唐代的政治也已上軌道，帶有傳統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正在逐步上昇。唐代的社會經濟，也可説一時没有問題了，一般的平民，各有他們水準以上的生活。唐代社會早已到了一個内在安富外觀尊榮的地位。試問那時的人生，再需要往那裏去？在這問題的解答下，正可指出中國文化前進之終極趨嚮，讓我此下再慢慢道來。
中國文化是一種傳統愛好和平的，這已在上文述過，因此中國人始終不肯向富强路上作漫無目的而又無所底止的追求。若論武力擴張，依照唐代國力，正可儘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時，一般觀念已對向外作戰表示懷疑與厭倦。中國人對國際，只願有一種和平防禦性的武裝。唐代雖武功赫奕，聲威遠播，但中國人的和平頭腦始終清醒。在唐代人的詩裏，歌詠著戰爭之殘暴與不人道的，真是到處皆是，舉不勝舉。中國人既不願在武力上盡量擴張，向外征服；同時又不願在財富上盡量積聚，無限爭奪。在唐代的社會情況下，無論國外國内貿易，均有掌握人間絕大財富權之機會與可能。但中國人對財產積聚，又始終抱一種不甚重視的熊度，因此在當時一般生活水準雖普遍提高，但特殊的資產階級，過度的財富巨頭，則永不產生。
根據唐人小説，只見説：許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國境内經營財利積資鉅萬，但中國人似乎並不十分歆羡。詩歌文藝絕不歌頌財富，這是不需再説的。這不僅由於中國政治常採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不讓私人財力過分抬頭，亦由中國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這一方面奮鬥。否則儻使中國人大多數心理，羣向財富路子上去，則政府的幾條法令，到底亦防不住資本勢力之終於泛濫而橫決。因此唐代社會雖極一時之富强，但唐代人之内心趨嚮則殊不在富强上。只因憑藉了唐代當時這一點的富强基礎，而中國文化之終極趨嚮，在唐代社會裏不免要花葩怒放，漫爛空前的自由表白了。
我所説的中國傳統和平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强追求，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實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應説是富有哲理的「人生體味」。那一種深含哲理的人生享受與體味，在實際人生上的表達，最先是在政治社會一切制度方面，更進則在文學藝術一切創作方面。
中國文化在秦、漢時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礎，即政治社會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礎。在隋唐時代則更進而完成其第二基礎，即文學藝術方面一切人文創造的基礎。這在孔子書裏特別提出的「仁」與「禮」之兩字，即包括了此一切。「仁」是人類内在共通之一般真情與善意，「禮」是人類相互間恰好的一種節限與文飾。政治社會上一切制度，便要把握此人類内在共通之真情，而建立於種種相互間恰好之節限與文飾上。文學與藝術亦在把握此人類内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節文表達之。全部人生都應在「把握此内在共同真情而以恰好之節文表達之」的上面努力。
中國人理想的和平文化，簡言之，大率如是。政治、社會種種制度，只不過爲和平人生做成一個共同的大間架。文學、藝術種種創造，才是和平人生個別而深一層的流露。政治、社會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園林，文學、藝術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陳設，園林裏的花木布置。中國人的家屋與園林已在秦、漢時代蓋造齊全，隋、唐時代再在此家屋襄講究陳設，再在此園林裏布置花草。至於全部設許，則在先秦時代早已擬成一個草案了。
五
現在要開始敍述唐代文學藝術之發展，卻須搶先約略插説一段唐代「佛教之蛻變」。佛教來自印度，其本身帶有一種極濃重的厭世離俗的思想，尤其是初期的小乘佛教，更顯得如此。正值三國、兩晉中國大亂，人心皇皇一時無主，相率由道士、神仙、莊、老玩世的不嚴肅熊度下轉入佛教，悲天憫人，蘄求出世，這亦是一時的不得已。不久中國佛學界即由小乘轉進大乘，這已是由宗教出世的迷信，轉到宇宙人生最高原理之哲學的探求了。那時尚在東晉末葉，南北朝開始的時代。但佛教精神無論大乘、小乘，要之有他一番濃重的厭世離俗觀，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到底有所不合。因此一到隋、唐時代，世運更新，佛教思想亦追隨演變，而有中國化的佛教出現。最先是陳、隋之際開始的天台宗，他們根據人類心理，兼採道家傳統莊、老哲學，而創生了一套新的精神修養與自我教育的實際方法，他們雖未脫佛教面目，但已不是小乘佛教之出世迷信，也不是大乘佛教之純粹的哲學思辨，也並不專在一切宗教的威儀戒律上努力。他們已偏重在現實人生之心理的調整上用工夫，這已走入了中國傳統文化要求人生藝術化的老路。再由天台轉入禪宗，那個趨勢更確定，更鮮明了。而且也更活潑更開展了。
唐代禪宗之盛行，其開始在武則天時代，那時唐代，一切文學藝術正在含葩待放，而禪宗卻如早春寒梅，一枝絕嬌艷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開出。禪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現實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認取，他們一片天機，自由自在，正是從宗教束縛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現實人生來的第一聲。運水擔柴，莫非神通。嬉笑怒罵，全成妙道。中國此後文學藝術一切活潑自然空靈脫灑的境界，論其意趣理致，幾乎完全與禪宗的精神發生内在而很深微的關係。所以唐代的禪宗，是中國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與「文藝復興」。那時中國文化，還是以北方中國黃河流域爲主體。但唐代禪宗諸祖師，你試一查考他們的履歷，幾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是在長江南岸的人。乃至在當時尚目爲文運未啓的閩、粵、嶺南人，也在禪宗中嶄然露頭角。
禪宗實際的開山祖師第六祖慧能（西曆六三八至七一三），他本是一北方人，而流落粵南，見稱爲南方「獦獠」的。當時的禪宗興起，實在是南方中國人一種新血液新生命，大量灌輸到一向以北方黃河流域爲主體的中國舊的傳統文化大流裏來的一番新波瀾新激動。單就宗教立埸來看，也已是一番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從此悲觀厭世的印度佛教，一變而爲中國的一片天機，活潑自在，全部的日常生活一轉眼間，均已「天堂化」，「佛國化」，其實這不啻是印度佛教之根本取消。但在中國社會上，在中國歷史上，如此的大激動，大轉變，卻很輕鬆很和平的完成了。只在山門裏幾度瞬目揚眉，便把這一大事自在完成。我們若把這一番經過，來與西方耶教的宗教革命作一個比擬。他們是流血殘殺，外面的爭持勝過了内面的轉變。我們則談笑出之，内裏的飜新勝過了外面的爭持。這豈不已是中國文化最高目的之人生藝術化一個已有成績的當前好例嗎？
從唐代有禪宗新佛教之創始，一面是佛教思想内部起革命，直影響到宋儒道學運動，把中國思想界的領導權，再從佛教完全轉移到儒家的手襄來。這一層都屬思想史上的問題，此處不擬詳述。另一面是中國社會之日常人生，再由宗教廟宇裏的厭世絕俗，嚴肅枯槁，再回到日常生活自然活潑的天趣中來，這便闢開了文學、藝術一條新道路，當在下面逐次序述。
六
文學、藝術在中國文化史上，發源甚早，但到唐代，有他發展的兩大趨勢。
一：由貴族階級轉移到平民社會。
二：由宗教方面轉移到日常人生。
大體説來，宗教勢力本易與貴族特權結不解緣。只要社會上封建貴族的特權勢力取消，宗教的號召與信仰，亦將相隨鬆懈。古代中國的宗教勢力，已隨春秋、戰國時代封建貴族之崩潰而失其存在。東漢以下，新的門第產生，變相的封建貴族復活，印度佛教適亦乘時東來。隋、唐以下，科舉制興，門第衰落，佛教勢力亦漸次走上衰頹的路。因此唐代的文學、藝術，遂很顯著的有此從貴族到平民從宗教到日常人生的兩大趨勢，亦是相隨於當時的歷史大流而自然應有的。
現在先説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必溯源於詩經三百首。但那時還在封建貴族時代，雖則三百首詩經襄，有不少平民社會的作品，但到底那三百首詩是由政府收集而流行在貴族社會的，不好算他是純粹的平民文學。戰國時代的楚辭，亦似由平民社會開始，但到底還發育成長在貴族階級的手裏。漢代的「辭賦」，沿襲楚騷而來，大體上還流行在宮廷王侯間，成爲一種寓有供奉上層貴族消遣性的文學。那時的「樂府歌辭」，亦還和古代詩經一般由民間採上政府，同樣不脫上層階級之操持。但到「五言詩」逐漸發展，純粹平民性的文學亦逐漸抬頭。一到魏、晉、南朝，五言歌詩更盛行了，那時是古代的貴族文學逐漸消失，後代的平民文學逐漸長成的轉變時代。但魏、晉、南朝的詩人，多半出身於門第新貴族中，還不能算純粹的平民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純粹平民文學之大興，自然要從唐代開始，那是與政治、社會一應文化大流的趨勢符合的。唐代詩人之多，詩學之盛，真可説是超前絕後。清代編集的全唐詩九百卷，凡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可以想見其一斑。唐詩之最要精神，在其完全以平民風格而出現，以平民的作家，而歌唱著平民日常生活下之種種情調與種種境界。縱涉及政府與宮廷的，亦全以平民意熊出之。那五萬首的唐詩，便是三百年唐代平民社會全部生活之寫照。唐代文學始普及全社會全人生，再不爲上層貴族階級所獨有。
中國文學，除卻詩歌以外，便要輪到散文。先秦諸子如論語、孟子、莊子、老子等，後世所稱爲「諸子」的，莫非中國極精美的散文作品，但這是一種哲理的論著。其次如史書，在中國發達最早最完備，如古代之尚書，先秦以前的左傳，與西漢時代的史記等，亦爲中國散文家不祧之鼻祖，但這些到底是史傳，不稱純文學作品。其他如戰國時代策士之游説辭，以及兩漢時代政治上有名的奏疏等，雖亦多精美的結構，但依然是屬於政治上的應用文件，亦非純文學作品。若要説到平民作家之散文，用來歌詠日常生活的那一種純文學性的散文，我們不妨稱之爲「詩意的散文」，或竟可稱之爲「散文詩」或「無韻詩」的，那已開始發展在魏、晉之際了。這亦和詩歌一樣，要到唐代始爲極盛。清人編集全唐文一千卷，凡文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中間雖夾有不少非純文學的作品，但我們説歌詠平民社會人生日常的散體文，要到唐代始爲發展成熟，這亦無可懷疑的。
古代的文學，是應用於貴族社會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藝術，則應用於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貴族社會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變了，文學、藝術全都以應用於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爲主題。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顯著的大進步。
現在説到藝術，中國藝術中最獨特而重要的，厥爲「書法」。書法成爲一種藝術，亦在魏、晉時代。一到南北朝時代，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南北雙方的書法，顯有不同。南方擅長「帖書」，大體以「行草」爲主，是用毛筆書寫在紙或絹上的，這算是一種比較新興的風氣。北方則擅長「碑書」，大體尚帶古代「隸書」的傳統，是把字刻在石上的，是一種較老的傳統。大抵南方的帖書，更普通的是當時人相互往來的書信，這已是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風味了。北方碑書，則多用於名山勝地佛道大寺院所在，或名臣貴族死後誌銘之用，或埋在墓中，或立在墓道上。這還是以貴族社會與宗教意味的分數爲多。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漸漸合流，但南方的風格，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氣味，到底佔了優勢。從唐以後，字學書品遂爲中國平民藝術一大宗。而帖書佔了上風，碑法幾乎失傳。南派盛行，北派衰落。這雖指書法一項而論，但大可代表中國一切藝術演進之趨勢。
中國藝術，書法以外便推「畫」。中國繪畫發達甚早，但據古書記載，秦、漢時代的繪事大體還以壁畫與刻石爲主，那些都應用在宮殿廟宇墳墓，依然是在貴族和宗教的兩個圈子内。繪事大興，亦要到魏、晉以後，那時用紙和絹作畫之風開始盛行。南北朝時代，畫風與書法一樣，同有南北之別。大抵無論書畫，南方是代表新興的平民社會與日常人生的風度，北方則代表傳統的貴族與宗教的氣味。而繪事尤以在南方者爲盛，北方視之遠遜。一到唐代，雖亦有南北合流之象，但如書法一般，唐人風氣也還以南方作風爲正宗。一樣是平民意味與日常風格漸占上風，而貴族與宗教的色彩則日見淡薄。因此仙、釋、人物畫漸轉而爲山水、花鳥，壁畫與石刻漸轉而爲紙幅尺素，在平民社會日常起居的堂屋與書房中懸掛起來。這是一個很顯明的轉變。
我們只要一看書法、繪畫兩項，在南北朝到隋、唐一段如此般的轉變，便可看出中國人的藝術如何從貴族與宗教方面逐步過渡到平民社會與日常人生方面來的一大趨勢。再把這一情形與文學方面的演變相聯合，再旁推到佛教史上禪宗的創立，便知中國文化史上平民社會日常人生之活潑與充實，實在是隋、唐時代一大特徵，這自然是中國文化史上應有的進嚮中一重要的階程。
七
詩、文、字、畫四項，全要到唐代，纔完全成其爲平民社會和日常人生的文學和藝術。而唐人對此四項的造詣，亦都登峯造極，使後代人有望塵莫及之想。
舉要言之，詩人如杜甫（西元七一二至七七〇），文人如韓愈（西元七六八至八二四），書家如顏真卿（西元七〇九至七八四），畫家如吳道玄（玄宗時生，卒年未詳），這些全是後世文學藝術界公認爲最高第一流超前絕後不可復及的標準。這幾人全在第八世紀裏出現，只韓愈稍晚，下及第九世紀的初期。在西元七五〇年左右，第八世紀恰過一半的時候，正是唐代社會經濟文物發展到最旺盛最富足的時期。此下即接著大騷亂驟起。在那時期，社會人生精力，可謂蘊蓄充盈，而人類内心又不斷受到一種深微的刺激，這真是理想上文學藝術醱酵成熟的大時期。
無怪那時的禪宗要搶先在宗教氛圍裏突圍而出。禪宗便是由宗教回復到人生的大呼號，由是一切文學藝術，如風起雲湧，不可抑勒，而終成爲一個平民社會日常人生之大充實。
我們要想了解中國文化之終極趨嚮，要想欣賞中國人對人生之終極要求，不得不先認識中國文學藝術之特性與其内在之精意。要想認識中國人之文學與藝術，唐代是一個發展成熟之最高點。必先了解唐人，然後瞻前矚後，可以竟體瞭然。漢代人對於政治、社會的種種許劃，唐代人對於文學、藝術的種種趣味，這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之兩大骨幹。後代的中國，全在這兩大骨幹上支撐。
政治、社會的體制，安定了人生的共通部分。文學、藝術的陶寫，滿足了人生的獨特部分。中國後代人常以漢、唐並稱，這亦是一個主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