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觀念，淵源甚古。尚書、左傳、論、孟書中，這一類的理論，到處可見。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之創建，與社會思想之勃起，二者並行，這是不足爲異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會，那時可説只分貴賤，不分貧富。農民受田百畝，繳什一之稅，大體上是在一種均產狀況下過活。封建社會漸次崩壞，農民遊離田畝，工商人自由的新生業出現，一般經濟，逐漸走上貧富不均的路，這已在上章約略説過。同時封建地主，亦希望稅收增加，又希望手續簡單。授田制度漸廢，認田不認人，只收田租，不再派分田畝。一面獎勵多耕，開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舊格子，如此則農戶中間亦漸生兼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兼平民軍隊興起，那時各國定制，殺獲敵方一甲士，可封五戶，成一小地主。井田制度破壞，農村均產狀熊消滅，這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一原因。
同時因郡縣國家興起，春秋以來支離破碎的幾個小諸侯，各自關閉在他們底封建格子裏的，到戰國時代，單只剩七個乃至九個大國了。那時國内和國外的商業驟盛，大都市興起。各國首都所在，全成爲當時的大商埸，尤其著名的，如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縣；趙國邯鄲今河北邯鄲縣；魏國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楚國的郢今湖北宜城縣，這些都是當時極繁盛的商業集散地。因政治集中而商業集中，因政治擴大而商業擴大，這又是古代東方封建社會崩潰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間内，統一政府穩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遂成爲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點。
現在先述及當時一般農民的經濟地位。農民在當時，依照國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經濟實況言，則殊不盡然。每一個自耕農，須向國家繳納地租，這是極輕額的。依照法律規定，是十五稅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額，實等於三十而稅一，並有時常常全部免稅。田租以外較大的負擔，則爲人口稅與兵役。兵役分三類，一赴中央，作衛兵一年，這是由政府資給的。一赴邊疆，作戍卒三天，這是沿襲古代封建慣例而來的。古代封建諸侯疆域狹小，戍邊三天，速往返也不過六七天。現在則國境遼廓，戍邊三天，實際無異於充當一個長時期的兵役。不願去的，許出錢免役。第三作地方軍一年。又須在地方政府服勞役，每年三十天。其不服勞役的也許出錢免役。就國家立法言，這些負擔不算得很重。但就當時一般社會經濟情形而論，則頗已於農民爲不利。
遠在戰國初年，錢幣的使用，已見開始，下迄漢代，又有黃金盛行。黃金一斤，抵當銅幣一萬文。金幣與銅幣的比數，相差甚遠。一般農民在使用銅幣的經濟狀況下，自然是不能寬裕的，經不起大地主與大商人之盤剝與壓迫。只要遭遇水旱天災，或家人疾病死喪，便不免要典押田畝以濟急。若把田畝典押，即失卻自耕農地位，變成一個租佃。佃戶須向田主繳納近於百分之五十的租額，田主向政府仍納三十之一的租，其餘的是他底利剩。如此則佃戶底經濟情況將更見惡劣。但在國家的法律地位上，雙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戶依然要按年繳納人口稅，及充當兵役與勞役。若他擔荷不起這些項目，就國家法律上看，他是一個逃避責任不盡職分之違法者。如此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遊離本鄉，逃脫了國家戶口册的稽查，成一亡命者。二：是把他自身出賣爲奴，奴隸的人口稅由其主人代繳，視平民加倍，他可不再負責了。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賣爲奴，則在屢屢不完口稅與勞役後，亦將爲政府没收充爲官奴婢。這是漢代奴隸最大的來源。
西漢人口，根據末年統許，约爲六千萬。當時的奴隸數，則史書未有精密記載，但大體計量，恐怕全國官私奴婢絕不致超過二百萬之數。在全國人口數中，該佔三十分之一左右。較之西方希臘羅馬時代的奴婢數，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中國文化，始終站在自由農村的園地上滋長。在一般自耕農之外便是租佃農與雇耕農，他們的經濟狀況雖較差，但在國家法律上，一樣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民。至於在西方社會上的農奴制度，在中國是未曾實現過的。至少在有歷史詳確記載的時代下，並無大規模的農奴制度存在之跡象。在西漢的長安，雖有公開賣賈奴隸的市面，那時雖有家僅八百人以上的富戶，雖有一輩學者高唱重農主義與恤奴政策，但到底我們不能説漢代也有像羅馬般的農奴制度。
在國家統一的卵翼之下，商業繁柴，是不難想像的。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裏，他們之所謂商人，與我們現社會之一般商人，實有很大異點。只看史記貨殖列傳，他把採冶、製造、種殖、畜牧、運輸，種種新的生產事業，只要異乎以前百畝之家的封建農業的，全都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説，這些在當時是都被目爲商人的，因此養豬種橘，一樣的爲商人。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栽種千樹橘的一個大企業家，倘使一樹產百橘，每年便收橘十萬。在江陵是無法推銷此十萬橘子的，而那時亦並没有專銷橘子的商人或水菓行。那位種橘翁勢必自己想法，把十萬橘裝載車船，自己運輸到長安或其他大都市去。而且他的推銷，亦並不重在市埸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貴族與大地主。這一個種橘商人，他不僅墾地種橘需要奴隸與勞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萬橘子裝入車船以後，如何向各地貴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運銷，勢必仰賴於更聰明更能幹的奴隸，所以當時有「連車騎、交守相」的「桀點奴」，又有「轉轂以百數」的大賈人。這是相因並至的。因此漢代的奴隸，在田莊耕作的比較少，而在都市或舟車道路活動的比較多。奴隸農業遠不如奴隸商業之重要。而一般奴隸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許較普通農民爲優越。農民中的活動份子，儘可因爲没有資本憑藉而自願爲奴的。政府對於奴隸，徵收人口稅，要比平民增額一倍。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隸需二百四十文。這些全歸收養奴隸的主人們負擔。但因工商生業利潤較厚，因此在當時，仍禁不得蓄養奴隸風氣之盛行。
漢代另有一種變相的奴隸，稱爲「賓客」的，在當時社會上，亦極重要。戰國中葉以下的貴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嘗君、信陵君等，這一風氣流傳到西漢，便成爲「任俠」。當時一般農民社會，因受經濟壓迫，出賣爲奴，其情形已如上節所述。亦有不願出賣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與口稅，則只有亡命，亡命是流亡異地，因此逃脫政府戶口籍貫之調查而獲得非法自由的一種行爲。但在那時，雖説有熱鬧的大都市，卻並没有像近代式的旅館與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尋寄居與窩藏他的家庭。那些窩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但他們卻寧肯冒犯國家法令，窩藏流亡罪人，這便成其所謂「任俠」。當時有些大俠的家裏，往往窩藏到幾百個亡命者，在當時則只稱「賓客」，不稱奴隸。那些賓客，寄居在此窩藏者的家裏，爲實際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幫助此窩主共謀生業。這是一個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團，因此他們經營的生業，也往往是幾種不公開的犯法事業。最普通的如私鑄幾幣，入山開礦，採伐森林，甚至掘墓盜塚，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們所慣爲。那一輩任俠，一面擁有徒黨，肯爲他出死力，一面擁有財富，可供他行贿賂。因此這一輩人，在當時社會上亦佔有極煊赫的地位與橫暴不可當的權勢。
我們可以説，「商賈」與「任俠」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新興的兩種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而起的兩種「變相的新貴族」。嚴格言之，他們不是貴族，而是富人，但富人與貴族一樣擁有徒黨，一樣可以超然一般羣衆之上，憑藉其特異地位而干犯國家法令。其背後的原因，則爲社會貧富不均，驅使一輩貧苦民衆投奔他們身邊來造成他們的權勢。要剷除這種特殊權勢，首先應該著眼在經濟的平衡上。但漢代儘不乏寬恤農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輕，力役亦不重，待遇農民方面已算十分優厚，再要想法，自然要從壓制富人方面下手。任俠本來是犯法的，雖得社會上一般勞苦大衆無識的稱譽，但在政府方面，竟不惜首先採用一種嚴厲手段來對付。在漢景帝時代，各地的大俠，已爲政府絡續摧破。到武帝時代，政府目光便轉移到商賈們的身上。
三
當時獲利最厚最大的商業，首推「鹽」、「鐵」兩項。鹽爲人人佐膳所必需，鐵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這兩項商業的，擅利最厚。當時的政府，便創出一個「鹽鐵官賣」乃至「國營」的政策來。政府的理論是，鹽鐵爲天地間自然的寶藏，其利益應該爲社會大衆所共享，不應由一二私家獨擅。因此政府在鹽鐵出產地特設官經營製造、運輸與銷售等事，免得爲商人所霸佔。鹽鐵以外爲政府所專賣的便是「酒」，酒爲人人所喜，但是一種奢侈的飲料，因此政府收歸專賣，帶有「寓禁於售」的意思。
當時對於幾種特定的商品，收歸政府官賣以外，又對一般商人，設法增徵重稅。當時增徵的標準，不許其貿易之利得，而只計其經營業務之成本與資財。各商人各自對其資本財產，由自己估價呈報，政府即據報抽收。儻商人呈報不實，由旁人告發，則其全部資財得由政府没收，而許報告者以半數之酬。此一政策，在當時曾引起絕大騷動，對於一般富商大賈極爲不利。但在政府的理論上，是依然根據於「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則而來的。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並不盡於上面所舉，我們只藉此説明當時一輩人對調整社會經濟的意見。漢武帝此種經濟政策，其背後有很深厚的經濟理論做他的背景。在小戴禮記的禮運篇裏，有一段描寫當時人理想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説：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壮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這是秦始皇到漢武帝時的一種理想社會主義。這一種理想，在中國儒家思想裏，本有一貫甚深之流衍。直到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還屢屢提出近於此類的理論。他説：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
這是一個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這一個均產論，有兩點極可注意。
第一點：此所謂均產，並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中國傳統的均產論，只在有寬度的平面上求均。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
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線，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中國人認爲大貧大富，一樣對於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因此貧富各應有他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於個人行爲及社會秩序者以爲定。
中國人的經濟理論，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論，同樣根據人生理想爲出發，歸宿到人類内心之實際要求上。並不曾就經濟而論經濟，結果乃致經濟與人生脫節，如目前世界之形勢般。中國儒家傳統經濟理論，其實仍只是一個「禮治主義」，此在荀子書中發揮得最透徹，西漢學者的一般見解，大概都由此而來。
四
但漢武帝的經濟，在當時並不收效，而且流害甚大。漢武帝雖則引用了許多好理論，但當時的政府，實際是括削富人財力來支持撻伐匈奴以及開闢各邊疆的兵費，甚至是用來彌補宮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到漢武帝末年，社會均產的理想，幾乎變成普遍的破產。但武帝以後的一般學者，大體上依然贊成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只主張由一個節儉的政府來實施。這一種意見，逐漸醖釀，而促成王莽的變法。
王莽由禪讓的理論代替爲天子，他應該變法，一新政治。政治的終極目標爲民衆，民衆的基本要求在經濟。先要經濟均等，不使社會有大貧大富，然後再好講教育與其他。因此王莽變法的最大目標，便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他一方面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一方面要裁抑富商大賈的資本勢力。他最重要的幾條法令：
第一：是田畝收歸國有，再公共分配，這是要恢復西周時代井田制度的。在此制度下，可使永絕田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不再有佃農與雇耕人。
其次：便是廢止奴婢，受解放的奴婢，各向政府受田，重過自由獨立的平民生活。
其三：是繼續漢武帝時代的政策，厲行專賣制度，鹽、鐵、酒、錢幣及銀行五項，均不許社會私人經營。
其四：是對富商大賈施以各種重稅與限制。譬如養一奴婢，便需出錢三千六百文，較漢制增十五倍，較普通平民的口稅則爲三十倍。
其五：則王莽並主張根本廢絕貨幣制度。
在當時人的意見，認爲社會貧富不均，由於富人之剝削，而剝削之根源，則由於商業與貨幣制度。若將貨幣制度取消，使民間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狀熊，則農民庶可永保其經濟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這一個見解，也並不起於王莽時代，在漢武帝以前已有這種理論了，不絕的傳衍下來，直到王莽時代，始見諸實施。
王莽的經濟政策，因種種原因而歸於失敗，但繼續王莽以後的，也還依然依照著這一個理論，不過在推行上則比較的弛緩。解放奴隸的命令，在光武時代屢次頒佈，重農抑商，控制經濟，不使社會有大富大貧之分，這是中國自從秦、漢以來兩千年内一貫的政策。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此兩千年内，可説永遠在政府意識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國，始終没有產生過農奴制度，也始終没有產生過資本主義。
五
經濟生活，只是整個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層，若没有相當的經濟生活作基礎，一切文化生活無從發展。但經濟生活到底只是經濟生活而已，若過分在經濟生活上發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一切文化生活之前途。我們不妨説，經濟生活是消極的，没有相當滿足是絕對不成的，但有了相當滿足即該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學藝術之類，則是積極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緊，但這一類的生活，可以無限發展，没有限度的。中國傳統人生理論，似乎正是認定了這一點，對經濟人生總取一個消極熊度，對其他文化人生則取了積極熊度。
古代的封建貴族，秦、漢以後是没有了。由軍隊打仗出身的新貴族，自漢中葉以後也漸漸告退了，這已在上章裏説過。社會新興的商賈富人以資產爲貴族的，現在也由政府法令不斷裁抑而失勢。無論在政治法令上，以及經濟權力上，全社會常逐漸走向平等的道路，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理想。
但我們要注意，中國人此種理想，並不在只求經濟生活之平等，而在由此有限度的平等的經濟生活之上，再來建造更高的文化人生。因此中國人一面看不起專以求財富爲目的的商人，一面又極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爲目的的讀書人。把握此種理想而想法子來實現的這一責任，便在這輩讀書人身上。若説在秦、漢以下中國社會上比較像有特殊地位的，也便是這一輩讀書人了。現在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漢代讀書人的一般境況。
六
漢代的讀書人，大體上都由農業社會裏出身，他們都先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涯。譬如漢武帝時代的朱買臣是一個樵柴者，公孫弘是一個牧豕的。像此之類，前、後兩漢書裏儘可找出許多例。農業社會有他一定的休閒期。一到冬季，便可乘暇讀書。那時的經學，所謂「玩經文，通大義」，並不像後來般煩瑣。按照當時情形，每年以一冬讀書，三冬便可通熟一經。在十五歲以前，先習爾雅、孝經、論語諸書。十五以下，開始讀正經，三年通一經，十五年便可通熟五經，那時還不過三十歲。漢代常有命地方官察舉「孝子廉吏」及「茂才異能」之士的詔令，鄉村學者儘有被舉希望。公孫弘在晚年察舉賢良，對策稱旨，不數年即爲丞相，晉封侯爵。那時郡縣地方政府，屬吏都由長官自辟。只要鄉村有大儒碩學，地方官亦常辟召爲掾屬，不久便可升遷。自漢武帝以下，文風漸盛，社會競知嚮學。一方有名儒，學者四面而赴，所在結集。往往一個學者，其先後來學著弟子籍的，多逾千人，少亦數百。如此之例，愈後愈盛，到東漢爲更甚。因此，一個學者，即不出仕，在其壮年以前，可以躬耕自給。在其中年以後，體力漸衰，聲聞日廣，亦可仰給於來學者之束脩甘旨，以爲仰事俯蓄之資。他們粗淡的生活既易解決，而社會的榮譽，又使他們有無窮之慰藉。因此一輩高尚澹泊之士，常願終老村社，不受朝廷之招聘，與郡縣之徵辟。如此則更增加了一般學者之地位。
西漢政府，是與鄉村息息相通，並無隔閡的。政府官吏，幾乎全都由鄉村學者出身，因此他們共通的經濟見解，常求繁榮農村，裁抑商業。漢代又有一種禁令，凡仕宦爲官的，即不許兼營商業。此乃漢武帝聽從董仲舒意見所定。而政府又有種種限制，使商人雖有財富，不得從事奢侈誇耀的生活。此在漢高帝時，已有「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之禁。生前的屋宇，死後的墳墓，皆有規制，不得踰越。此是中國人傳統之所謂「禮治」。因此經商爲富的人，雖富而不榮；耕讀傳家的，雖貧而尊。一旦顯揚，遠爲富人所不及。政府的政令以及社會學者的提倡，積漸成風，使一般人相率捨棄「經商服賈」的賤業，而轉換到「通經服古」的路上來。在西漢晚期，有一句名言説：「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這是説，與其把滿筐黃金傳給你的兒子，還不如付他一部經書。因通熟一部經書，可以成名立業，安富尊榮。若滿筐黃金，雖可作爲資本，經營發財，但上爲政府所裁制，下爲社會所卑視，縱有多金，無所用之。因此一輩商人，只要家境粗給，也便急於改業，讓他們的兒子離市埸，進學校，遠道從師，學爲儒雅。因此漢武帝與王莽種種禁抑商人的律令，雖到東漢時代未能嚴厲執行，而東漢的商人卻遠不如西漢般活潑。東漢社會，既不是貴族中心，又不是軍人中心，亦不是富人中心，而成爲一種士人中心即讀書人中心的社會了。其原因便在此。
但在西漢時代，舊的貴族與軍人的勢力，尚未完全摧毁。新的富人與讀書人的地位，尚未明白確定。因此西漢二百四十年的社會，時在動盪，因而格外顯得有一種强健的活力。一到東漢時代，社會中心的領導地位，已確定落在讀書人手裏，因此社會漸趨安定，而一種强健的活力也漸見萎縮，不如西漢般虎虎有生氣。
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從事政治事業是最尊榮的。只做一縣令，所轄土地逾百里，所屬人口逾萬戶，縣廷掾屬，有多至千人以上者，這些全都由縣長自由辟署。這已儼然像古代一小諸侯。若爲一郡太守，轄地千里，屬戶百萬，更可多所展布。漢代又獎勵官吏久任，在職數十年不更易者有之。其升遷又甚速捷，由縣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轉九卿而躋三公。往往有由屬吏察舉十數年，四五轉即至三公之尊。一爲三公，則全國事務，無所不當預聞。天下安危，繫諸一身。因此中國的讀書人，無有不樂於從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爲做官可以造福人羣，可以發展他的抱負與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羣，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書立説，依然希望他的學徒與讀者，將來得依他信仰與抱負，實際在政治上展布。至於經商致富，最多不過身家溫飽，或澤及鄉里而止。有大才智的，寧願安貧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經商自污，爲一時私家經濟打算而有累清名。這恐是中國社會上特有的一種觀念，配合於其政治、經濟各方面狀熊而產生的一種極關重要的觀念。這一種觀念，在異社會、異文化的人看來，自覺有奇異之感。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國歷史之真熊與其文化精神之根本託命所在。
但如我們用純經濟的眼光來觀察，則這裏便又是另一番景象。只要你服發月俸二千石的官職，外官自郡太守起，内官自九卿起，達十年二十年以上，無論你是出身農村社會的一個平民學者，無論你居家如何清廉，但是你在當時的社會上，自然是居於翹然特出的地位了。郡守九卿的屬吏，皆由他們自己拔擢援用，自己察舉推駕。將來這些屬吏各自在政界上有出身，有地位，便是你的門生故吏遍滿要津了。那時書籍寫在竹帛，竹重帛貴，頗不易得。流傳難廣，一個仕宦家庭的子弟，自然有他讀書與從政的優先權。而且讀書家庭間聲息相通，這裏邊不免要相互幫忙。在國家法律上，讀書從政是公開的，平等的，國民人人可得；但在社會實際情形上，則這兩種權益，容易在少數家庭中永遠佔到優勢。因此東漢時代頗多由「累世經學」的家庭而成爲「累世公卿」的家庭。那時雖已没有貴族世襲的制度，但終不免因爲變相的世襲而成爲變相的貴族。那種變相的貴族，便是所謂「士族」。這種端倪，早起於西漢末葉，到東漢而大盛，下及魏晉南北朝，遂成爲一種特殊的「門第」，我們無以名之，只有名之曰「郡縣國家文治政府下之新貴族」。這種新貴族形成之後，中國社會又自走上一個新階段，造成一種新形態，這是我們要在下一章裏述説的。
七
現在我們先把本章要旨，再概括述説一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新的軍人貴族並不能代之而起。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爲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但因中國傳統人生理想，不容許這一種富人中心資本主義的社會產生，因此在文治政府之不斷控制下，商業資本終於短命，而新的士族逐漸抬頭，成爲貴族軍人與富人以外的另一種中心勢力與領導階級，這便是東漢以下之所謂「士族門第」。這一種士族門第，他的立埸，並不站在古代血統傳襲的觀念上，亦不憑藉後世新起的軍人强力與商人富力來支持其地位，他們的特殊地位，乃由另一憑藉而完成。他們是憑藉在國家特定的法令制度上，在他們自身的教育上，換言之，是在他們的智力與道德之特別超詣上。
在西方歷史上，除卻貴族、軍人與商人外，其在社會上佔有特殊地位的尚有教會中的僧侶或教士。此在中國則因宗教不發達，因此僧侶一派從未佔有特殊地位。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則五經便是中國儒教的經典，那些東漢以下的士族，便相當於西方中古時期之僧侶。
我們不妨稱儒家爲一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在現實社會與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爲「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預聞政治」的，而中國宗教則是「以政治爲生命」的，這是雙方的不同點。但是無論如何説法，中國社會在東漢以下新士族門第之形成，這是中國文化歷史衍變中一種特有的形熊，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史上並無相似或同樣的形熊可資比較。這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們所應特別注意的。